女性的处境，在当下的阿富汗困局中令人尤为揪心。之前，小结推出了一份《阿富汗人类学书单》，其中推荐了几本与阿富汗女性相关的民族志。
本周通讯（Newsletter）分析了关于阿富汗女性的两极化媒体呈现，并分享了玛拉莱·卡卡尔的故事。顾名思义，Newsletter就是通过邮件的形式，把精选的信息发到订阅者的个人邮箱。结绳志建立的初衷，是追求高质量、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Newsletter的方式，不仅会提供不同的跨学科视角，也使得我们能够把精心挑选的内容，再做一遍梳理，直接发送到你的邮箱。另外，如果你会担心错过往期的内容，Newsletter也能帮助你更高效地浏览这些内容。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期待你加入结绳志Newsletter的订阅者社区！具体订阅方式可参考《和结绳志保持联系》。www.getrevue.co/profile/tyingknots/issues/newsletter-issue-17-724799结绳志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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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说，眼见为实。摄影，作为现代知识体系中一种重要见证事实的方式，却往往令人产生更多问题。
在看到以上这张没有图源、没有注释的图片时，你看到一位身穿蓝色罩袍的女人，她举着枪，手臂平稳，正瞄前方，背景是一堵没有任何装饰的墙。不知道此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惊讶？恐惧？不适？还是好奇？说实话，在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以上这些感觉都有，因为当时，这张照片是通过以下方式出现的。2014年，澳大利亚参议员杰奎·兰比 (Jacqui Lambie) 在脸书上分享了这样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空白处写了两行字，用红色标出（从上至下）：图上方，兰比写了一行小字：“罩袍是一个安全隐患，你同意吗？” 很显然，这张图片在参议员兰比的眼中，代表了穆斯林女性——尤其是穿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作为潜在威胁的最好证据。如果不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可能不少人都会以为这就是事实。然而，就在兰比发了这样一张图片后，摄影师本人拉娜·斯莱兹奇（Lana Šlezić）站了出来：“我震惊了……我无法相信，玛拉莱的形象竟然被杰奎·兰比在脸书上这样被亵渎。”玛拉莱是谁？为什么一张被用于宣传禁止罩袍的照片，会受到摄影师本人的如此反对？作为一位加拿大的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斯莱兹奇于2004年第一次去阿富汗拍摄。在初步了解当地女性的境况后，她开始为这些女性拍照，讲述她们的故事，玛拉莱就是其中一位。玛拉莱全名玛拉莱·卡卡尔（Malalai Kakar） ，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她出生于警察世家，父亲和哥哥都是警察。她在阿富汗南部塔利班的所在地坎大哈协助成立了妇女犯罪部门，曾是阿富汗国内最受瞩目的女警察。虽然女性警察的数量在阿富汗少之又少（截止2009年，男女比例为185:1），但她们在日常工作中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个空间和社会关系深受性别区分影响的国度，女性警察能进入男性不被允许进入的空间，加强调查效率，并且能在获得被调查女性信任的基础上，及时发现当地女性受到的不公问题，尽力帮助解决。玛拉莱就是这些为数极少的女警察中的佼佼者，而罩袍也是她单独工作时的保护服。她在对抗强奸、家暴、绑架、谋杀和反对塔利班的问题上，都以其果断和高效知名。然而，在2008年9月28日，她在家门外受到伏击，被AK-47射中后死亡，当时的目击者中还有她的一个孩子。事后，塔利班对此事件宣称负责。玛拉莱留下了六个深爱的孩子及其家人，还有无数怀念她的女性姐妹。玛莱拉与孩子们在一起，摄影师Veronique de Viguerie，图源Getty Images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时隔六年，成了澳大利亚反对阿富汗移民的参议员口中的威胁。而澳大利亚，不仅于9·11之后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还于2001年底启动了”拖鞋行动“，直至2014年才结束，期间伤害了许多玛拉莱等阿富汗女性旨在保护的平民。这样的对比无疑令人感叹，但其反应的落差无疑是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正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夏奇拉·侯赛因博士 (Dr. Shakira Hussein)在其著作《从受害者到嫌疑犯：9·11以来的穆斯林女性》指出：“在性别和伊斯兰议题上的东方主义谈论，长久以来都在两种形象之间摇摆——一边是不幸的受害者，需要拯救，另一边是外国意识形态下的危险分子，需要惩戒。自从9·11事件以来，这种模式变得日益明显。随着塔利班于2001年从喀布尔撤退以来，大受热捧并能赚钱的媒体镜头都聚焦在‘被解放‘的阿富汗妇女如何脱掉她们的罩袍之上。”这种两极摇摆的媒体呈现，显然忽略了当地妇女所遇到的实际困局，而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性别观，从本质上反而成为了美国持续向阿富汗派兵的理由之一。这种误解，哪怕在像玛拉莱这样在阿富汗和国际都享有盛名的女性身上，都无法抹除，甚至在她被塔利班杀害后，其图片依然被政客歪曲利用，而丝毫不顾及其背后复杂交织的多重故事。胡赛因作品《从受害者到嫌疑犯：9·11以来的穆斯林女性》无论是照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还是民族志、小说、电影、民间传说、甚至谣言，如何创造一个故事，呈现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都是达成理解至关重要的一步。尼日利亚作家、小说家和女性主义者奇马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曾在其TED演讲和著作中都反复强调单一故事的危险性：“……将一群人一遍又一遍地呈现为一个事物，并且只是一个事物，时间久了，他们就变成了那个事物。而说到单一的故事， 就自然而然地要讲到权力这个问题。每当我想到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一个伊博语中的单词， 叫做“nkali”。它是一个名词，可以在大意上被翻译成 “比另一个人强大”。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界一样， 我们所讲的故事也是建立在 nkali的原则上的。这些故事是怎样被讲述的、由谁来讲述、何时被讲述、有多少故事被讲述， 这一切都取决于权力。所谓的权力，不单单是讲述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的能力， 而是将那个故事转变为关于那个人的决定性故事。巴勒斯坦诗人Mourid Barghouti曾经写到：如果你想剥夺一群人的权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讲述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并且从“第二点”开始讲起。从印第安土著人的弓箭讲起， 而不是英国人的侵占， 整个故事将变得完全不同。讲述一个故事，从非洲国家的失败谈起，而不是殖民者瓜分创建这些非洲国家的过程，整个故事将变得完全不同。 ”正如阿迪契所说，故事如何被讲述、怎样被讲述、通过什么渠道被讲述，都有关于权力。只有对故事构成背后的权力保持警醒，才有可能打破某些单一故事制造的假象，更加接近复杂、不断变化、但又必须被了解的真相。希望玛拉莱的灵魂得以安息，也希望我们能从更多角度，听到阿富汗女性的故事，尊重并支持她们为了更好生活而作出的不懈努力。更多推荐内容，可直接扫码以上图片中二维码进入newsletter阅读，或见本期链接🔗：https://www.getrevue.co/profile/tyingknots/issues/newsletter-issue-17-724799，或点击本文下方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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