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之外｜酒吧、电商与农舍：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与社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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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高考和中考是社会建构的人生闸口。教育，在闸口后不再是普遍的权利，而是选拔后才能获取的资源。备考的大量投入和焦虑也就有了当下合法性，并吸引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注意力。在这种注意力经济里不断重述的教育轨道上：竞争激烈的中考之后是决定命运的高考，本科211，硕博985，清北毕业生愈七成考公。可当我们津津乐道北京幼儿园的高度竞争和哈佛毕业生就业于街道管理岗时，甚少有注意力投向这一轨道的脱轨者，和他们奋力和苦痛并存的人生。事实上，每年中考后能进入高中的学生只有五到六成，而18岁适龄人口中仅有一般左右能参加高考，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本科录取率都低于五成。
这一背景下，关注升学考试之外的教育和人生经验格外有意义，一方面打破狭隘的升学教育想象及其必然导致的内卷教育选择，一方面揭露了制度性的不平等如何让诸多青少年早早成为“底层”，另一方面，他们的主体经验、文化实践与社会探索是进一步社会工作的必要指引，并给社会的教育和人生想象力赋能。针对这一主题，让我们聊聊升学之外。“所在”的这一次讨论邀请了哈佛大学的向芯博士进行分享，香港中文大学的凌旻华老师点评。两位老师都长期关注并助力底层青少年学校内外的生活实践。
请多关注“所在”公号上的“观看教育的十三种方式系列”，也请关注结绳志之前关于升学经验内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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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电商与农舍：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与社会探索
向芯
受到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反学校文化”——即文化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流派的影响，国内很多学者将这类底层坏孩子和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这小子们”进行对比，来探讨我们中国的底层青少年中是否出现了反学校行为和反学校文化。
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更加积极的方面：其实一直都有一小部分的底层青少年是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的，是在学校里获得了比较高的教育成就。像前几年出版的程猛老师的《读书的料》，就是发现在底层青少年群当中也有一小部分，一些老师说法这是“制度性的自我选择”；程猛老师的理论则说这是基于道德化的思维，即认为学习是一个道德事务，还有学校化心性品质的一种积极的亚文化构建，而这种亚文化实际上促成了他们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最终实现了阶层跃升。
这说明在底层青年亚文化研究领域，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更多元的声音，但是我们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其实都还是被一种比较狭隘的教育观所局限。
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往往想象的就是主流学校体制里的教育形态，而在学校之外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没有被纳入到观察和研究的视野中。同时，这些研究往往关注问题和缺陷多于关注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而这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很多研究都过于纠结底层青少年群体是否在接受学校体制的规训，他们是否又构成了“反学校文化”，是否形成了对社会体制和学校体制的洞察和批判、或是反抗的行为，反而忽视了底层青少年更丰富的社会实践。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反抗或是自我放弃、自我选择的视角来解读底层青少年时，很容易会把能动性都归于个体，是个体在反抗、抗拒学校。这些研究往往掩盖了学校及学校里的各种成人在青少年亚文化生产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他们在青少年塑造亚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能动性。有时这种负面的导向会加重社会本就已经存在的对于底层青少年的行为、文化形态的误读和污名化问题。
基于这些问题，在过去这几年的研究中我也关注到底层青少年自主文化实践的问题，今天我的分享也是基于过去这几年开展、参与的两个田野研究项目。
第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项目，用时一年多，在国内选了四所背景非常不一样的学校，一所是云南贫困县的乡村学校，还有县里的公办学校，在广州也选取了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一所重点初中。
在这些学校里进行了三到四个月的课堂观察，以及校内外各种各样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包括关于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当时的研究目的是想要全样态地去描述城乡不同阶层的儿童所处的教育生态，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学习模式问题。
第二个研究是和青草公益团队的伙伴一起合作研究流动青少年的亚文化。我们在广州的三所打工子弟学校里面进行了初步调查，逐步聚焦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里面，注意到被学校认为是坏孩子的一个圈子，对这个圈子的核心成员进行了两年左右的追踪，这里面也涉及到校内外的参与式观察，还有学生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
在这两个研究当中，我得出了两个方面的主要结论：
其一，学校在底层青少年亚文化的生产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所处的是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这是学校最为核心的特征，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底层学校的课堂是非常应试、压抑的。
而底层学校的老师相对来说流动性很高，职业倦怠感很强，专业度也比较低，因为他们往往会认为所教的学生其实都是被选剩下的，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是被选剩下的老师，而能力强一点的学生和老师都往更好的、更加城市化、层级更高的学校里去了。还有在这些底层学校里，普遍升学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升学的期望也会相对低一些。
这些学校大多数都采取了基于成绩的、比较严格的分班分层管理。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这些学校对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往往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待，而且对于成绩差的学生很多时候有比较强的暴力排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当一个青少年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所说的那种“混”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生存策略，很难说它是反抗。
同时我们会发现，基于成绩的区别对待，甚至对差生的暴力排斥，其实是学校在积极主动地制造、筛选和逐步地剔除坏孩子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并非本身就是坏孩子，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跟学校体制的互动当中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甚至是被慢慢地推离出学校主流的文化和话语环境。
其二，底层青少年的文化实践是充满了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并且也有很多我们可以行动的空间。
在这一方面，虽然学校体制内的实践看起来都是令人非常压抑的，但是在特大城市中的这些打工子弟，他们深深地嵌入到了大城市的消费社会和互联网经济中，体现出非常丰富多样的娱乐消费，甚至尝试彰显自我和格调的符号消费；他们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作为劳动者去参与一些灵活的日结劳动，甚至有学生开始进行电商创业的尝试。基于特大城市所提供的环境和社区的资源，在这些活动当中，青少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人脉，这对于他们日后在这个环境中发是有积极作用的，为他们日后应对城市新兴不稳定阶层（the precariat class）的生活提供了一些支持。
而在乡村，我们也会看到，青少年依托于当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济，在学校以外有非常丰富和农业、家庭生活密切嵌套在一起的实践，十来岁的年纪时就已经在为家庭生计做贡献，在承担着很多我们认为成年人才开始承担的职责，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只是这些在农舍、酒吧、电商空间当中所进行的学习，既不被我们主流的教育体系所承认，也不会被以城市为中心的劳动力市场所认可。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田野工作当中遇到的非常具体、鲜活的孩子，和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来阐述我前面提到的两点结论。
故事一：打工子弟学校里打工、创业的“坏孩子”
第一个故事是与青草公益的调研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
我们在过去这三年追踪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里，一群经常去打工创业、但是被学校认为是坏孩子的一群青少年的故事。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大多数主角的父母是从事低端服务业，或者是个体户，而且好几个孩子都有在老家和城市之间反复迁徙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在广州流动儿童中看到的比较典型的状态。
校园日常：混日子
他们所在的学校，也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学校里比较典型的一个课堂，是2020年六月份的901班，也是这个学校的非重点班，他们称之为“非中考班”。
当我们去听这堂课的时候，教室座位的前四排有1/4的学生一开始跟着老师翻书，在课本上写写画画，两到三个人趴着睡觉，三到四个人聊天打闹；但过了几分钟，趴下睡觉的学生就已经增加到六个，写笔记的只剩一两个了，剩下的学生要么互相打闹、交头接耳，要么就玩手机，或者是发呆。
这是这所学校、尤其是初二初三的非重点班中主流的状况，也就是很多学者都谈到过的“混日子”现象。在阿光的访谈中，他也说得非常直白：“后面两排打麻将的打麻将、玩王者的玩王者，还有在用手机看小说的……干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数学课，没人听的，几乎就班主任的课有人听，其他课都是没有什么人听的。”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初三的非中考班了。
压抑无聊、脱离生活的应试课堂
那么这些课堂上老师在干嘛？
在非中考班的一节职业规划的政治课中，对应政治书的最后一章，在我们的调研员看来是对学生当下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马上要中考，中考之后很难读普高，要选职校，而政治书上跟职业规划相关的内容是他们与生活建立联系的比较好的机会。
虽然政治老师拿着书站在讲台上翻PPT，但PPT的内容不是专门设计的职业规划指导，而是课本上的原装知识点，他指着学生让他们将书本翻到相应的页码，然后用线画出PPT上的知识点。学生的工作就是把问题抄下来，并且在对应的知识点上划线，写上序号。莉莉说老师从来都不讲，就让他们抄，老师说反正大家也都听不懂。
这也是我们在这所学校看到的课堂常态。
流动性高、倦怠感强、专业度低的教师
跟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位语文老师，兼任901班的班主任，同时也担当八年级的级长，特别忙。
这位老师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最有事业心和最有教育理想的一位老师，他说他当级长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天大的事儿都不能打扰老师上课，而且他很希望能自己跟学生去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但在我们的观察里，为了提高效率，学校往往是让所有的老师都教固定的年级和固定的科目，比如一位初三的数学老师就永远都教初三数学，每年都教不同的学生。所以这位老师对这点也非常不满意，他说每次都是刚刚建立关系，就要换一批学生，根本没有办法和学生建立关系。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热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每天早上起来我都问自己，你以后还会像今天这样激情满满吗？我觉得太累了，做不下去了，现在我自己也快30岁了，父母那边也是有压力的。”这位老师在我们田野的第二年也离开了这所学校。
老师的这种状态，学生都是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得到。安逸就是这样，当我们询问起她和学校老师关系的时候就说，“老师他们平时就只是讲课，感觉每个老师都跟完成任务似”；亦菲也曾经有过很喜欢的老师，“七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说我数学很好，那个老师我贼喜欢，是真的很喜欢，但他突然就结婚了，然后就走了。都快气死我了，好烦，那时我成绩还好的，后来就越来越不好了。被别的老师教了之后，搞得就不想学了，他好烦，什么都要管。”亦菲的经历在我们访谈过的孩子中也很普遍，很多“坏孩子”一开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学习或不够聪明、学不好，相反，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过至少在一门科目上特别出色、被老师看好、自己也想好好学的阶段。但是出于换老师或者转学的原因，连接一旦断裂，他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都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低升学率与低期待
当他们到初二、初三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已经意识到上高中很难了，因为本来在广州作为非户籍生考上公办普高的门槛就比户籍生要高很多。
我们在他们初二时对安逸进行访谈时问她想象的毕业出路，她说了几种，但是里面没有高中。我们的访谈员就问他：“那有没有想过你可能会上高中？”她说她在初二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成绩不好，分数达不到，在这里是考不到高中的。回家也不一定考得到，因为老家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读，也都在这里考，回老家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家也没有多少初中学校。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所学校采取的分班和分层的策略进一步使这些成绩靠后的同学们感受到升学的希望很渺茫。比如莉莉，她在初三的时候被分进了非中考班，当我问她学校对不同的学生会不会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的时候，她很直接地说：“当然会，隔壁班就是让他们考上好点的高中，我们班别搞事就行了。”
同样在2021年我们访谈21届初三生的时候，那一届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不再区分中考班和非中考班了，取而代之的是采取“分层教学”——所有的课都会按照学生水平来进行分层指导，然而很夸张的是连体育课都进行了分层。老师的说法是按照体能好和体能不好来进行分组训练，但实际上就是按照成绩好坏进行分组。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几位主角，如果学生的成绩在初二、初三的时候不太好，学校里基本上就很难获得认同感。所以到初二、初三的时候，这些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就开始“混日子”，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这所学校里的主流。依据上述分析来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混日子”其实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和应对的策略，可以缓解在这种结构性压迫之下的剥夺感。
课外“找乐子”
当这些孩子在学校里总是觉得很无聊，得不到认可和成就感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向外去寻找在学校体制中所欠缺的东西。
我们追踪的这五个孩子都是“课外找乐子”的专家，在小学阶段，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学校附近商业园区中的小吃店、服装店、篮球场，或者他们生活的城中村里的奶茶店、夜宵店，还有许才——也是这个圈子中的一位成员——他家开的洗衣店。洗衣店里面有几张麻将桌，他们就经常聚集在这个同学家里去玩儿。
随着他们年龄长大，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开始扩大，会去麻将馆、美甲店、纹身店，去桌球馆、KTV、酒吧等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会去尝试去这些地方，他们说：“主要是觉得很新奇，想去尝试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他们在这些场域当中的感觉和在学校是截然不同的：学校是无聊的，没有什么生气的；而在这些地方是新奇的、刺激的、快乐的、好玩儿的。
稀缺的家庭陪伴
当他们这些活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家庭也是有介入过的。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是做保安、保洁、司机，还有自己开店的，共通点就是工作都特别忙，家长能够陪伴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会比较少，当他们尝试管教之后还管不住，很多时候就没办法了。
安逸说：“小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因为他们要上班，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玩儿，有时候我妈接我到她上班的饭店，我就坐在那里玩手机。”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家长对于孩子的变化是后知后觉的。
安逸说：“之前晚回家的时候很恐怖，回家就被骂，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经常不回，她就不骂了，但会打电话，然后现在电话也很少打。”
孩子们的圈子也是在这种不断一起结伴出去玩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
比如高恒和阿光都是在打游戏，就是在学校里打游戏的圈子中结识的；亦菲、安逸和莉莉是小学的时候开始一起出去买夜宵，偶尔还在上课的时候逃课，翻墙出来去逛街，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慢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他们在有共同的需求，并且共同去探索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而且稳定的核心朋友圈，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还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外延群体，比如高恒、阿光两个男生，他们去酒吧有酒吧的圈子，打篮球有打篮球的圈子，玩王者有玩王者的圈子，打麻将有打麻将的圈子，去KTV有去KTV的圈子……往往也是因为这些外延圈子和核心圈子的互相作用之下慢慢地拓展了他们参与活动的范围。
彰显自我的消费文化
除了前面这种娱乐性的消费之外，更重要的是彰显自我的符号消费。比如亦菲纹身，就是在刷快手的时候看见别人纹身，觉得人家好潮，想去尝试一下。第一次纹身是跟她的男朋友高恒一起去做的情侣纹身。
在他们眼中，手机也是一种符号消费。当看到高恒换了新手机时，许才就在念叨：“那我一定要换个iPhone13，我今年不买鞋了，我攒钱买手机”。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孩子们的理由也很直接——有面子。他们跟Woronov那本书里面写到的那个年代的上海职校学生——很多是为自己能买到廉价的产品感到沾沾自喜，而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他们觉得“我”就是要花价钱买真货，让别人都看得起“我”。
打工赚钱
因此他们的娱乐符号消费都需要非常大的花销，而以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是无法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的。
因此他们从初二开始就出去赚钱：最开始是在商业街打日工发传单，也有在餐饮店端盘子，还有去酒吧当气氛组的——气氛组就是酒吧会雇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在晚上把蹦迪的气氛带起来。
我们问到他们当时是怎么了解到有这样的工作，说是之前遇到了酒吧气氛组的主管，就介绍她去做了这些工作。他们从事的很多工作在成年人看来都是相当危险的，酒吧气氛组往往要（工作）一整个晚上，或是上半夜、下半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圈子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互相保护和自我保护的作用。
他们有一个很基本、并且牢不可破的原则——晚上出去一定是三个人一起，至少要两个人一起。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同伴落单，值班也会一起值，哪怕是只排上一个人的班，另外两个人也会在门口等着她，最后再一起回去。
在成人大多数时候缺位的情况下，他们是靠着互相的支持在自我保护和互相照顾。
电商创业
初三的时候，恰好遇到了疫情。
他们都在家里，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上学，虽然没法出去玩儿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商机——电商。亦菲最先做过两三个月的微商，那个时候她在微信上看到别人发布关于微商群的朋友圈，就扫码进去看，之后她就一个一个尝试，卖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多都没有赚过钱。后来亦菲拉着高恒一起做微商。在跟着亦菲发了各种微商朋友圈之后，有一个女孩在做电子烟的生意，问高恒做不做，于是高恒也开始做电子烟的生意。他们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赚钱，赚了钱就可以逛街、吃饭、买东西。之后安逸也加入进来，高恒又拉了阿光一起，整个朋友圈子后来都参与到了他们创业的尝试里。这个事一直持续到学校复课之后，他们被抓回学校，节奏才慢下来。
走向不稳定阶层
他们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当我们问他们希望五年以后自己在做什么时，高恒就说：“我22岁的时候希望能操控好几家店铺的运营，就是这种网上的店铺。打工好累，客服运营也比较适合我。”亦菲说并没有跟父母聊过，但是她妈妈是做美容的，她也想做美容，这不是出于觉得学美容简单，而是因为她觉得这个行业以后应该也能有所发展，“我不知道十年以后这个行业还发不发达，我只能说，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红吗，所有人都整成了一张网红脸，都是高鼻梁，丰满的唇，我就感觉这个行业可能可以走下去。”
当他们在谈论自己未来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一方面意识到通过所谓传统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是不大的，但他们也无法接受像父辈一样，做保安、保洁或者进工厂打工这种传统的底层体力劳动职业，他们会觉得累，觉得太无聊。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他们所接触的娱乐和消费的行业。
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虽然放弃了通过学校考学的期望，但是并没有产生传统的反学校文化，并没有产生很清晰的对体制的洞察或者说对学校所代表的这种阶层秩序的反抗。
这几位同学对大学其实都是很向往的，自己也希望如果能上大学也想去读，但是他们接受了自己可能在主流的学校体制里很难有上升的机会，然而他们也没有像威利斯的那些小子们那样看不起那些好好学习的同学。
成为被排斥的“坏孩子”
但是相反的，我们看到学校对于他们是越来越排斥的。
我们访谈了这所学校的一位主任，后来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副校长。当我们问起学校学生状况的时候，她就说：“我们中途招了个别孩子，然后带进来很多不良的习性，让我们老师也觉得非常不可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也遇上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孩子都不是那么好学，就这样玩儿手机，或者去那些夜场……存在着这些自暴自弃的情况。”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点名，但她所指的主要就是我们追踪的这两个所谓坏孩子圈子的同学们。
当老师们看到他们纹身、染了头发、做了美甲，出入酒吧这样的场所的时候，学校对他们的态度和管制方式是具有强烈排斥性的。
对“坏孩子”的区别对待和排斥
我们访谈的同学都会提到，学校明显对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学生在纪律管束上是有区别的，这是亦菲分享的一个具体的故事：
她在七年级的时候和一个同学一起走，那个同学的姐姐是重点班的学生。那天她校服湿了，就穿了带有重点班姐姐校卡的校服。跑下来的时候，恰好被主任给抓住了，然后主任就质问亦菲为什么不穿校服，已经做出这个动作要扣分了，但是他又看了一下她的校卡，说：“你一班的，赶紧回去换。”这让他们感觉是有区别的，他们主要抓成绩差的（学生的）纪律，如果是成绩差的学生，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格外严厉的惩罚，而成绩好的学生是能够获得豁免。
他们感觉到的不公平对待并不是空穴来风。阿光在初三的时候，有一次他放学的时候跟我们的调研员一起约了去附近的篮球场见面聊天。但是恰好那天在篮球场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阿光当时并没有参与，但因为当时有老师看到阿光在篮球场附近，主任就认定阿光是打架事件的肇事者，当天就打电话去他家里说要处分他，还找到他家里去和他爸爸谈，说你这孩子我们教不了。虽然官方没有直接说是开除，但事实上就是把他开除了，要他爸爸带他去办退学手续。
打架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主任打电话过来问阿光这个事儿，阿光说：“不是我打的，我打他干嘛？我真的就是去打球的，真的，我打球的不骗你。”主任说：“现在问题是昨天打球的时间，为什么你们在同一个站下车，你怎么就刚好在那儿？你也是同一个站，你也在篮球场，就真的那么巧？”
可以看到，主任其实已经有非常强的预设。因为阿光和其他几位核心受访者一样，都是长期被挂在这所学校的公告栏上，所以很多时候学校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只要稍微沾点边，老师就会认为一定是他们干的。处分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恶性循环。其实当时我们都非常着急，都在帮阿光想办法要怎么跟主任去澄清这件事情、说明真实的情况。但是阿光反而不在乎，他说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子，也不愿意去跟主任解释，无论是主任说他或者要开除他，他既不争辩也懒得争取。他接受，因为他意识到争辩是没有用的。
阿光被开除后，借助他非常强大的同辈圈子，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外一所价格更加便宜的打工子弟学校“挂着”，后来他也没有真正去上课，只要拿到毕业证。这个也凸显了他们怎么动用自己朋辈圈子的社会资源，解决在他们的位置所必须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故事总结概括一下就是，他们在校内基于成绩与户籍的升学制度，以及市场化的民办打工子弟教育的机制之下，他们所经历的无聊的应试课堂、流水线的教师及师生关系、普遍的升学率、以及很严苛的基于成绩的分班分层制度，都在不断地催生着这种普遍的校内“混日子”的文化。
另一方面，大城市蓬勃的消费社会、迅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多不仅是娱乐的机会，还有彰显自我的符号消费的机会，也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找乐子”到后面非常积极主动和有创造性的进行社会实践，也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之外再找出路。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离学校所期望的那种传统的、好好学习的孩子越来越远。他们的圈子里是有自己的一套非常清晰的是非、道德的观念原则，还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
他们的这种文化实践是不被强筛选性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学校管理机制所接受的，所以他们一旦开始向外探索，学校的区别对待和排斥性的机制就开始把他们推得离学校越来越远，最终给他们贴上“坏孩子”的标签，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去。
故事二：在农田与厨房里劳作的乡村学校D班差生
这个案例来自于我当时在云南一个贫困县的乡镇学校内所做的田野观察。
这所学校是西部相当典型的一所乡中心学校，学校教学楼是国家前几年才拨款重新修过的。但非常讽刺的是，校长说上面只给他们拨款修楼的钱，没有给修操场和铺路的钱，所以这个崭新的教学楼是建在这种沙石地上面的。操场大部分是碎石头，很多地方都还是泥地和泥路，是完全没有经过铺设的。
这所学校周围群山环绕，有小部分的学生是住在学校门外的街道附近，但是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散落在周边山区的山村里面，（一般是）住校并且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这所学校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个很强的共同点，就是它的分班和分层机制，以及它的升学率都非常低。虽然老师的群体不一样，但是状态也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尤其是在我做调研的那一年，他们对初一年级八个班级进行了四个层级的分级，其中A班是全年级排名的前60名，B班是第60名到大概130名左右——70多个学生；后面还有四个平行班，即C班——所谓的普通班，成绩（排名）中后的那一群学生是随机打散分成四五个班；最后全校年级（排名）最后的70多名学生集中在了他们所称为的D班，也就是学校所谓的“素质教育实验班”。
学校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学业基础太差，一方面我们需要进行分层教学，另一方面他们上普高的机会可能也确实非常低，这样可以给他们实施更多的、更加创新的素质教育。”但是实际上这所学校和绝大多数乡村学校一样，师资非常紧缺，老师老龄化也比较严重：要么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师，要么是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实习的老师，所以老师即使知道学生的数学水平可能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但还是按部就班地讲初一的内容，只是放慢了速度，减少了讲的内容。
另一方面是，虽然学校不允许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说实验班是差班，甚至包括在学生的面前都不断强调这是我们的实验班，但是实际上老师们私下的态度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老师知道我在这个班听课就会说：“你不是研究学习的吗？你去那个班能研究什么学习？那个班的学生都不学习，他们都是学不好的学生。”也有很多老师悄悄过来跟我说：“这个班是没有办法的了。”而这个班恰恰集中了这所学校里面最多的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显然是有学习障碍或者认知障碍的、甚至是有一定残障的孩子，但更多的是来源于家里条件最差、兄弟姐妹数量最多的那些孩子。所以我后面要分享的就是这些同学，因为这个班的同学在课外其实也同样有非常丰富的劳作，但是因为跟前面提到的广州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相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以他们从事的社会和文化的实践内容也不同。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C班成绩靠后、随时有可能被排进D班的同学。她有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
当地的留守率非常高，因为当地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太少，所以大多数成年人都选择外出打工，而她父母都留在了这个村里，这在当地是比较少见的。她的父母主要是依靠种植蔬菜和到附近的镇上卖（菜）来营生。我和她回家恰好是在快放寒假的时候。当时他们在房子后山上的坡地种土豆，他们家有十几个人都在那儿种，除了有她的父母、一位婶婶，其余七八个都是孩子，最小的七八岁，还在上小学，大一点的和她差不多，上初一、初二。
她白天跟着父母在田地里面劳作，四五点的时候她妈妈就把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喊过来让回去做饭。田里干活的十多个都是亲戚家的孩子和大人，是过来他们家帮忙的，那么他们家就得负责准备好帮忙的人的晚饭。于是这个任务就被交到这三个女孩子身上。
我跟踪的那个女孩子是三个女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也是这家的女儿，就带着这两个——一个八岁、一个九岁的表妹，开始在家里张罗着做饭。开始是先削土豆，然后收拾锅碗瓢盆，最复杂的一项工作是她妈妈给了她们大词典大小的一块猪肉，上面还连着猪皮，“我们今晚人多，你们把这块肉给搞一下，然后晚上我们把这块肉炒了来吃”。当时我非常惊讶，我大概知道这个肉要怎么处理：需要先处理猪皮——在他们当地一般是用火烧，烧完之后要去毛，再轻轻洗干净。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序，一般是家里的成年人负责。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几个小孩儿被安排来做这件事，她们也跟我说，虽然以前跟着大人一起做过，但从来没有自己做过。
意外的是，她们三个人对此似乎也并不像我一样感到惊讶，就是觉得爸妈交给我做了，那我就去做。
她一开始是在模仿她们见过的大人是怎么做的：先把火生起来，然后用手拿着这块肉在上面烤——我看着很紧张，因为那个火苗随时都有可能会烧到她自己的手，但是她操作起来看上去非常熟练——刚一开始这个肉有一个角已经烧糊了，另外一边还是硬的，毛还在上面一直都烧不到；后来她就换了别的方法，用火钳把已经烧红了的煤块拿出来，直接在肉上面烫，或者直接拿烧热的火钳来烫，之后又把肉放在水里面洗，洗完了就用刮土豆的刮子刮它。基本试了我所见过的当地处理猪肉的大部分的方法，但还是做不好。
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几个孩子也非常着急，很担心吃不上饭，“他们那边种地都快要回来了，他们回来要吃不上饭肯定要说我们”，然后他们就开始想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办法——最后他们用相较于土豆刮子摩擦力会更大一些的钢丝球来刷这块肉，刷了十多分钟，勉强把这个肉给处理好了。
用钢丝球的方法就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点，毕竟谁会用钢丝球来刷肉呢？但是她们又觉得既然钢丝球能刷碗，为什么就不能用来刷肉呢？我今天之所以会专门拿这个例子出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认为的农作就是干农活，那从这个例子我们能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动用了非常多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另外一个就是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描述的农耕社会里的传统学习样态，虽然主要是基于观察和模仿得来的策略，但是当遇到新的问题时，她们其实是在不断地尝试用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尝试用一些一般用来解决其他问题的工具，将它运用到现在新的场景里面。
其实这和这个女孩平时在学校里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数学，令她自己非常头疼的一个学科，甚至连数学作业都不想带回家。她看着数学题就会说这题我不会，哪怕她知道相关的概念，只需要想一想就会想到的，但她在学校里并没有这种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但是当她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时，就有非常强的领导力和合作能力，还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到很多农村的孩子在参与家庭劳作的过程当中，都有过类似的积累和展现，但是这些东西在学校里是得不到承认的。我感觉到非常可悲的一点就是，现在的农村家庭，家长和孩子自身甚至都不愿意去认可这种学习经历的价值。比如我当时访谈的另一位同学也是在家里干各种各样的农活，他有一天在家里说：“我会这些我特别骄傲，我会种土豆，城里的孩子是不会的。”但是他妈妈就站出来说：“这些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成绩给我搞上去考好，那以后我才佩服你、我才为你骄傲……你再怎么会种土豆，以后还不是吃土，也是一辈子吃苦的命。”
其实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是学校不承认在所谓的边缘空间里学习的价值，而且由于我们社会所存在的分层和地位差异体系，导致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些家庭，还有孩子自己也会认可了主流的这一套价值判断方式，从而不再去关注自己经历过程中的价值和闪光点。那么那些少部分说“我认识山上每一棵树，我知道怎么捉蚯蚓玩儿，我知道怎么种土豆”为自己这些能力感到骄傲的孩子，往往也会不断地遭受到身边成年人的打击和否认，会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当然这个背后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他们学会的这些知识技能的经济价值确实不是很大，相比于我们前面讲到的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学生）通过卖电子烟还有可能会发家致富，但是可能很难再靠这种传统耕作的手艺去获得比较好的生计。
这也是我们这些关注底层青少年群体教育的学者和实践者所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他们这些能力得不到承认，可能很难直接进行经济上的转化，但是这些都是扎扎实实的、非常鲜活的学习经历，以及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能力和素养。
那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在主流体系里不被认可的东西转化为成长的机会和改变的机会，在这种边缘空间里创造更多新的教育可能性和更公平的社会可能性，这是我最后留给大家一起去思考的问题。
评议
凌旻华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把对制度和结构再生产的关注转到对青少年个体能动性的观察。
因为在国家和制度层面上，对于农民工子女也好，底层青年也好，从命名到整个政策，关注点都是他们的劳动力，忽略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欲望和对身份认同的需求。所以我们作为教育者和研究者就更需要用实际的田野调查，用能够贴近个体主观体验的方式，去挖掘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经历，然后才能更好地将这些信息反馈给政策决策者和教育者。
关于能动性（Agency），作为人类学者对这个话题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特别关注个体如何即使在结构中遭遇巨大的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压迫、仍发挥其能动性的现象。因为每个个体都不是机器人，都有感情，都有判断和行动的能力，所以刚才那些案例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在近年中国电商发达的环境下，平台经济中有很多青少年，尤其是中职生和打工子弟二代，确实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给自己赚到所谓的“第一桶金”，再用赚到的钱去实现他们的消费欲望，并构建自身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和他们在社会和学校里一直作为一个坏学生、被指指点点的标签差别是很大的，也给了他们一种很强的自尊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最后一次Follow自己的访谈对象是在2017年——那时也是电商比较发达的时候，我的不少访谈对象都像向芯讲到的学生一样利用平台赚钱，不管是开滴滴出租，还是在微信上做微商，都还做得不错，好像生活有一些希望。不过，访谈时已经有听到他们说，这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滴滴平台已经不怎么给补贴了，所以他们意识到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曾经能够一个月赚1万块钱的情况已经开始消失了，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光靠电商是非常不稳定的。同时他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身份了，他们面临的来自于社会、家庭和父母的压力开始变大，所以他们觉得压力山大，对自己的这种不稳定性不得不有强烈感知。
我自己也还没有想清楚，他们的这种能动性以及电商经济给他们带来的创造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在成年阶段实现阶级的跨越。这似乎比较困难，尤其是现在的电商经济中，资本的介入及操控越来越明显，而他们只能靠个人的积蓄和朋友联合去做一些小生意，这样的个体商贩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在新闻报道中有很多这种电商的工作远不止996，因为是给自己打工，就需要长时间在网上挂着去应付那些客服需要克服的问题。随着电商经济从突飞猛进到慢慢平缓，这一批比较底层的青年，他们会经历什么，这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第二个是关于青少年的亚文化。我之前也写过无法参加中考而上中职的学生文化，也是我认同向说法的一点，当时我在文章中写到，这不是一个反学校的文化，不是一个真正抵抗学校权威的文化。
我们不能套用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针对西方迈入后工业社会文化转型的阐释。在中国当下，很多学生仍会羡慕大学生的好收入，会抱怨老师不管他们、对他们很粗暴、分班处理，但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如果能够有更好的老师一直跟着他们，可能就会更好。所以他们对于学校权威和正规教育的态度其实是更加模棱两可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抵触那些同期在学校里功课好的学生，也并没有很强烈地批评那些成绩好的人的文化，甚至可能会羡慕那些能够去上大学的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学习好本身是没有批判性的，是因为受到了一种结构性的挤压和排斥，甚至是不公平对待，自己选择了不好好念书，去寻求别的一些方式“混日子”。
但当我们在考虑中国这些在校青年的亚文化时，要怎么走出支持学校或反学校的二元解释框架？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民工子女，当时是2008年，我在初三年级也观察到这种天花板现象，也就是对于学生的学习动力及学习表现非常明显的打压机制。
此外，我的很多美国老师会问，这个亚文化里的sex在哪里，drug在哪里？因为在西方社会如果谈到青年的亚文化，sex和drug是非常常见的，甚至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往往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在大部分发表的英文或中文研究中，除了一些犯罪学相关的研究有涉及这个，在亚文化方面我们还很少讲到这些。那青年人他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是他们没有接触，还是我们没有去问？或是我们的研究方式未能够真正深入到那一层面？我自己在田野的时候，就有些初三的女孩子私下跟我说她们其实有开过房。有没有发生性关系对于这些女生男生来说，尤其对于他们在小圈子里的个人形象和地位，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在这方面讨论比较少。我个人觉得数据不够也就没有写。我在北京六环外的民工村做田野的时候，也有明示、暗示地提到关于drug的问题，还有关于帮派、火拼的事，但这些事很难去追踪，而且因为他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件事往往已经发生了，只能听到一方的意见，所以我没有写进论文。
从一些犯罪学的文献来看，在广州青少年涉及到drug或群殴打架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人可能还没有越界，虽然他们去酒吧，但还是比较小心地保有一定的界限没有跨过去。我们作为研究者，要怎么进一步去探索亚文化里一些深层的东西，尤其是他们对于性和暴力是怎么看待的，这些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接触这些被访者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公益机构的服务，或是在公办的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所以我们接触的对象还是有一定的选择偏差。因为那些愿意去公益机构或留在学校拿一个文凭的学生，他们多少还是比较看重老师或研究者的身份，也更可能认同一些比较主流的观念。那么要怎么去接触一些抱有更为非主流观念的群体，这是我们作为教育学者和社会研究者所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年初有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叫《杀马特，我爱你》，它关注到了那些直接从农村初中毕业或辍学去珠三角打工的群体,以及他们通过染发、服饰和网络语言对自己完成形象的塑造和身份的认同。这种尝试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校园的环境，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更为黑暗。
纪录片在最后其实有一点伤感，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弄这种奇装异服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像刺猬一样。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除了这些奇装异服，他们参与到什么样的组织或活动中，又怎么对待自己的性别、身体和欲望？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后一点，学校在底层青少年文化的产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向芯提供的那些案例中，我们也能看到那些老师或许是出于无奈，或是已经内化了以应试教育为纲的道德经济。所以他们对于学生会做出一种类似膝跳反应的反射，也就是学生成绩不好，那就是一个坏学生，如果有坏事发生理所当然就是坏学生做的。
作为学校，很多时候是为了产生成绩，而不是为了培养一个人，培养一个有某种素养、品德或能力的人。其实，中国的教育包括整个中国社会，“成绩好”确实仍是一个主导的话语和行事的准则，很多老师也都内化了这一准则。在校友聚会时，大家常常会说：“你看，成绩最好的反而赚得最少，混得最差。”老师也会说：“你别看这些以前成绩差的学生，现在都是在社会上混得最好的，而且对老师说不定都还挺客气，逢年过节还会想到回来看看老师。”很多老师一方面用成绩去衡量学生，但是很多时候在私下感叹时，他们又会承认，很多在外面混的学生的社会能力其实很强，他们在未来的发展可能不比好学生差，甚至可能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现在的学术探讨还不多。在我们主流的阐释中，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很大的制度，老师作为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划分了很多标准化的条件去参与社会再生产。但其实老师有他们的矛盾性，很多也观察到这个制度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何况，很多毕业生还是可以跨越学校的这种道德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取得经济上的成就。
一些家长身上也有这种矛盾。“考大学”是大部分家长在口头上表述出来的欲望，我在访谈时大部分人在意识上都会认同教育和学历的重要性：他们会愿意让学生上学，如果能上，肯定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会发现很多家长在作出一定努力和尝试之后，如果发现成绩不行或希望不大，可能就会转变想法，觉得那就算了吧。就像刚才那个妈妈，她不认为那些生活上的技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孩子成年之后，当他们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孩子无法靠读书这条路走出来后，他们又会用另一种话语去理解或重新给予这种生活技能一种价值或判断，会说那个孩子至少做饭很好或生活能力很强，或在外面有很多朋友混得开。
这是中国社会内在的一种张力。一方面，从宏大的话语，到个体家庭的投资，都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因为能够升高中的学生本就只有50%以下，而能够考进大学的孩子只是10-15%左右，所以在走出象牙塔后，社会上还存在着另一套认同体系。
在这套体系中，像刚才向芯老师讲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够主动用电商发展商机、混酒吧，也知道哪些名牌东西穿上去有面儿，能够区分哪个平台卖假货。要如何更好地了解这种社会上的张力？我们作为研究者，是否会因为我们长期受高等受教育，有时候就会更倾向于聊教育的重要性。
现在的教育存在问题，老师也会内化，进而忽视了其实有些学习很差的学生也能够在生活或其他领域做得很好。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矛盾的价值体系之中。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讨论，尤其在师范学校对老师的培训中引入这个讨论？老师可否能够公开或更有意识地去理解这件事，去思考成绩为准的评判标准和在社会上的那套体系是否可以交叉，或许还能够进行一些有趣的讨论和实验。这样，那些学生在学校里就不至于被一种单一的话语平面化、边缘化。
回应
向芯
其实不仅老师和家长具有这种矛盾，学生自己也有。尤其当我们看乡村教育的时候，农村那么多底层的家庭想将孩子往衡水这样的学校送，这个背后体现的其实就是孩子自己也想去这样的环境，高度认可“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以及对它背后阶层秩序的认可。像我跟踪的这群孩子就体现了这种矛盾性，他们依然认可这个价值，但如果不太可能通过这条路来过生活了，他们自己就会做出其他的选择。我觉得这种矛盾性一方面是基于分数的道德经济的主导地位；但一方面，机会又是有限的，很多人需要在某个时刻接受在那个体系中是无法获得很大成功的。我认为这个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这里。
而老师的矛盾性又不太一样。我在生活中也接触过您所说的这种老师，他/她自己会意识到成绩差的孩子有可能有很多别的优点，而我看到这种情况反而更常出现在更好的学校里。我自己博士论文调研了四所不同的学校，这其中最好的那所重点初中里老师的评价就是很多元的，虽然成绩也很重要，但很多时候哪怕是对那些很调皮捣蛋的差生，那些老师也会看到他们的聪明、很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些老师会赞赏学生有抗争精神、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而在乡村学校里，这种矛盾性往往会隐藏得更深，那里的老师们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面貌是完全内化了主流的道德经济。因为老师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也很尴尬，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农村教师在同龄人中都是受教育水平相对高的，但是从经济收入上来讲，在我调研的地方，他们在当地做老师的收入是比不上人家去沿海城市打工或自己做个体户的收入的。所以老师自身也经历了这种矛盾体，他们在工作中要去执行这种道德经济，要让学生和家长都相信读书才有出路；但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地位又是非常尴尬。我觉得老师的矛盾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面对学生的时候，他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了那种判断，而矛盾性则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中。
关于性、drug和暴力，我觉得这确实是欧美亚文化研究里必不可少的主题。说实话，我在这两个研究中都遇到了这些，虽然我在农村学校做的研究会存在“选择偏差”问题——那种搞帮派的学生我会相对难接触到。但在广州打工子弟学校的研究里，我们接触的这些孩子确实就是那所学校里老师们觉得最“坏”的那群孩子，尤其男生是有参加过帮派打架，案例中打架被冤枉的学生之前也参加过其他帮派的打架，所以老师才会一看到这类事情就立刻想到“肯定也是你干的”——虽然他并不经常去干这样的事情。
关于“性”这一点，在今天讲到的这两所学校的初中阶段，发生“性”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比如那些去酒吧的女孩子，“性”其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气氛组”可能还相对安全，但像陪酒这类工作就非常的边缘且危险，但是研究中会发现这些女孩在性观念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的小圈子和规则。她们自己在性方面的态度也是她们筛选朋友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案例中的这两个核心成员，他们就觉得可以发生性关系，但不能“乱搞”，可以和男朋友发生关系，但是不接受在酒吧里拿人家钱去跟人睡；她们也知道在酒吧里需要注意安全，虽然她们安全意识仍然非常的不足——比如她们曾经会很轻易地搭乘陌生人的车回家。
在田野中，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也存在着伦理问题。比如我们第一次知道她们去酒吧陪酒时，就讨论了很久要不要报警。而我们考虑了很久后，最终并没去举报那个酒吧，一是因为我们自己去踩了点，确认她们去的酒吧还算是一个相对正规的酒吧；而那些学生找钱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如果我们举报了这个酒吧，她们就可能会去更不安全的酒吧，无法完全断绝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后来采取的介入方式是给她们做性教育，而她们自己其实也会有一些朴素的观念在保护她们，包括像前面那种朴素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能落单，女孩子一定要一起出去，男孩子要保护女孩子。很大程度上，她们之所以能还没出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应该也要感谢这种比较朴素的观念。
还有一个例子是后来这个圈子有一个女孩某种程度上被“踢出去”了，按照留在圈子里的女孩子的说法，是因为她“乱搞”，因为别人给钱就去跟人睡。这虽然只是一面之词，我们无法去验证，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价值观。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这个环境中表现出的“创造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帮助他们实现“阶层跃升”——像做电商、网红、电竞选手，这些梦想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现实，我觉得答案肯定是很不乐观的。因为现在关于这种新经济形势之下的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都表示这个新经济形式存在不稳定性的问题和系统的剥削，甚至这种剥削可能比传统模式下的剥削更加精密，更为深重。
所以我在这里想说，他们表现出的创造性肯定不等于他们一定能通过这个实现阶层跃升，包括做电子烟生意，其实也就是高恒和亦菲赚到了一些钱，但这个钱可能连第一桶金都不能算——因为转手就是几顿饭或者一双鞋，很快就用掉了，他们还没有那么强的规划意识。但我还是想强调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不管是主流的公众媒体还是学界，在基于那个以成绩为主的道德经济所形成的视角去看他们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他们在学校体系里的失败，但我们要尝试用一个更积极的角度去探讨，看到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后基于这些积极的有力量的东西去想，怎么支持他们去探索更好的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而从教育者和公益实践者的角度，当想要去寻找介入的机会时，我觉得他们这种生命力和创造力是非常宝贵的。如果单靠他们自己，成功的几率肯定非常低——既没有很强的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时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和经验能力也是非常有限。
但如果我们作为公益机构，能够更好地看到他们的生命力，把它当做一个机会去支持他们，去尝试滋养这些机会，而不是把这种探索行为直接当作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表现，进而把他们完全排除出去，那其实是在把他们推往暴力与帮派的方向。相反，我觉得对于这种所谓的边缘探索行为，非常需要在学校体制之外有更加包容的第三空间的帮助，需要有负责的成年人走到他们身边去帮助他们把这种创造力更好地发挥起来，同时也要帮助他们去建立这个过程当中对人对己的界限。
就像前面说到的，不是完全不能去酒吧，但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包括在电商的案例中我们也想跟他们去探讨的是，假如要做电商生意就真的要卖电子烟吗？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卖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而是否知道电子烟可能会对家人、朋友的身体带来伤害吗？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非常需要有人去引导他们去想的。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非常宝贵，因为很多人的这些东西都在学校体制内被扼杀了，而正是因为他们处于学校体制的边缘，所以他们还保有这些很宝贵的东西。但璞玉是需要雕琢的，这些东西想要转化为真正改善自己生活的行动，还是需要更好的环境和更多的支持。
凌旻华：
向芯的回应我都非常认同。
第一个是城乡老师们的认知差别。有可能在城市的重点学校里更为明显，那里的老师可能能够采取更多元化的评判价值，因为现在反而是中产的精英阶级更知道怎么用非正规的教育标准发展学生，而身在资源更丰富的重点中学的老师确实有可能更容易采纳这种多元化的标准。反而乡村老师能做到的比较少，因为他们的资源最少，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当地的农村也非常尴尬。
城乡差异体现在老师的价值观念取向和对学生的评判标准的现象，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我们要（思考）怎么去干预，怎么帮助这些乡村老师去争取更多的资源，去改变这种评价体系，或者至少让这种评价体系松动一点。我之前参与一些公益组织的活动时，很多人也都提到现在乡村教育的整个课程，包括教课本都是用城市的课本，教学内容都是以城市体系为主，所以他们对于农业的耕作技能和生活技能非常欠缺，因为对于城市编写教材的人而言，这些（技能）都不重要，在农村也看不到什么实践课。因此，教材的设置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要怎么去解决，这会是一个很漫长、很难的过程。
第二个是创造性。聊天栏里也有讲到创造力，到底多大程度上算是“创造”？我们又要怎么去开发？创造力就是可能性，但是对于“创造力”我们是否过于美化？我们要怎么去理解？比如那些学生开淘宝店或做微商，这其中的创造力很朴素、原始，但这个创造力能够转换的价值又很低，在市场经济中是非常容易被淘汰或异化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再进一步进行干预？我虽然在上海有长期介入一个帮助那些农民工子弟的NGO，但我发现这一块很困难。我们要么是帮他们介绍资源比较好的中专，或者让他们跳过中国的教育体系——出国，让他们用奖学金的方式去接受国外的教育，是有成功的例子。但是，怎么扶持他们在本土经济中创业，或是以某个形式去做生意，我们尝试了好几次一直都不成功，因为非常难，它需要资本。
提问（Xiaowei）：阻止创造力成为现实的，是个人才能吗？还是缺少文凭和金钱？
回应
向芯
聊天区有朋友说，开网店可能并不是多么具有创造力的想法。
我澄清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开网店、卖电子烟是一种特别有原创性想法，我所强调的很朴素的创造性，指的是这些孩子在面对这种结构性压迫的时候，他们其实不仅是发挥主观能动性追寻自己需要的东西，也在追寻他们无法在主流体制内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所说的创造性，描述的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作为一个“人”的创造能力。
例如在烤肉的案例中，那几个孩子抱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目标，但当她们发现连我平时看到的方法都无法去实现这个目标时，他们就开始动用环境中所能够动用的其他资源，这就是我所说的这种创造性。一方面它是非常朴素的，非常依赖于这个人当时所在的具体情境的，像那个烤肉的女孩在面对数学题的时候她的这种创造性就完全没有发挥不出来，看到一个题目她没有马上想到答案，她就觉得自己不会做、就放弃了，如果她能像烤肉的时候那样把她见过的方法都试一遍，我想她的数学成绩一定会好很多。作为学校老师，你看到她数学成绩那么差，面对数学题目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可能就判断她逻辑思维和发散思维都不行了，甚至觉得她畏难、被动都不愿尝试， 但如果你同时去看到她在家的场景里所做的事情，就会发她其实是有创造力有主动性的。
那作为教育者就必须要去反思，我们的教育场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她的这种创造性发挥不出来？我们作为教育者要怎样保护这样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把ta往更多积极的方向引导？我觉得这是作为教育者在面对青少年时需要有的视角和需要考虑的问题。
提问（Z）：两位老师如何看待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在这些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数字媒体是否为他们校园外的生活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媒体是否又更多地刺激了他们娱乐消费的需求，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
回应
向芯
其实我观察到的很多农村孩子也在看抖音，也在玩王者荣耀，当然比例会比城里少一些，因为有些孩子并没有手机或村里没网。而我在农村学校里几乎没有看到这些孩子成为深度参与者，他们在这些平台上基本是消费者，刷抖音是因为无聊，会自己上传视频的人其实很少。虽然被放弃的那个班级里有好几个女孩子会说想要当网红、当明星，想学唱歌，但会发现这些平台带给学生们的信息塑造了他们的想象，让他们了解到了这个世界有多大，但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往外走的渠道。比如那个想当明星的女孩，她有时还想学画画，想学很多东西，但是她身边没有任何人学过这些，她生活的村子连唱歌跳舞的培训班都没有，学校里连专门的音乐老师都没有，而她的成绩也不太可能支撑她去一个更好的中学或大学去学习这些。所以这些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给孩子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对于更多的农村孩子，就是让你看到了很多东西，让你生出了很多的向往。虽然我也看到过少量的案例，比如男孩子王者玩得特别好，通过代打、直播给自己带来了收入和很大的成就感。但整体上这种个案还是非常少。
凌旻华:
现在的数字媒体虽然一方面在数量呈现上看似内容非常丰富，但如果仔细看，它从类别上其实越来越出现类别化、单一化的倾向，也就是如果喜欢刷一个类别的内容，那同一类型的抖音视频就会不断地出现。所以作为内容的创造者，即使这些青年能够开自己的账号吸引到一定的流量，但是他们一定程度也是在遵循现在这个算法推算出的视频类型和表现方式，更多的是在进行模仿，虽然在模仿的基础上可能有一些个人化的调节，但这很难说是真正的创造性。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个人作为一个观察者的担心，因为我觉得当消费的方式越来越模式化时，那他们是否也会被带进那个模式里，最后也被数字媒体同化。
提问（曾毓坤）：能否和我们讲一讲怎么具体地帮助这些学生，怎么和一些社工组织合作等。
回应
向芯
打工子弟学校这个调查项目，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和我们公益团队的伙伴们一起去做，和我们自己的公益机构项目实践也是密切相关的。这其实恰好也回应了前面有朋友提到的，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教育目标？是要赚钱还是要快乐就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至少对于我和我所在的青草公益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就是有机会去创造一种对自己有意义、对他人有贡献的生活。这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一些经济成分，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可持续的生计，那谈别的都是虚的。但我个人觉得，不是以阶层跃升为唯一的目标，这个问题也不能单一地从个体来看结果，其实每一个教育目标背后都有着更深的期望，就是我们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在不改变社会的情况下，有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那就有人会有向下流动的机会，总会有一大群人是在底层，是生活没有保障、得不到尊重的。而我们在谈教育，谈对个体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尊严，能够创造对自己有意义、对他人有贡献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让这个社会能够允许我们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背后必然要去挑战这个社会目前过于单一的价值体系，以及一些分配利益的方式。
具体行动方面，青草公益这几年观察到到很多孩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同学们最痛的点还是升学和生计的出路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项目体系都还是围绕个人的升学和职业发展展开。包括用夏令营的方式帮助学生建立更清晰的自我认知，认识自己，建立信心，建立那种我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生活的信心和意愿。尤其是成绩差一些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遭受了很多打击，而这些负面信号背后的否定所造成的最大伤害，往往是打击了一个人的信心和改变自己生活的动力。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夏令营这种方式，创造一个“第三空间”，让他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认可、被看到闪光点，同时有机会去认识自己，包括自己的喜好，来建立这些信任基础。
初一初二阶段我们会组织很多的职业探索课程和活动，希望孩子能够突破只有网红、电竞选手的职业想象，因为这些平台虽然有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但它们也非常不稳定。对于大多数孩子，他们需要更丰富的想象，而不能以这种商业化的娱乐平台作为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所以我们会带真实的、各行各业的人走进学校，去跟同学们交流。疫情前我们也会带学生们走进各种实际的工作场景。我们尤其努力地挖掘和他们有着类似背景，不一定受过精英教育，可能是中专和职业教育体系出来的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比如机场排班员。将各行各业的、丰富精彩的生活放到孩子面前，让他们感觉到，我有可能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哪怕我不一定符合主流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如果去找一个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来跟他们讲人生故事，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节点是他们的初三，真的要面对毕业的时候。
因为在广州，职业教育的选择还是比较多，基本上对非本地户籍的学生也很开放。但是这个体系非常鱼龙混杂，政策变化很快，学校类型也很多，很多孩子就会被骗，根本没搞明白这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就已经进去了，进去之后才发现跟自己原来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在初二、初三的阶段开始给学生和家长开展相关信息的科普，希望孩们经过这些培养，可以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晰一点的想象。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些学生在面临具体选学校时，（经常）整个圈子里会有十来个人报同一所学校，就是为了跟朋友在一起，除了为首的那一两个人是自己去看过那个学校之外，其他人没动脑子就跟着报了。而我们不希望大多数同学是以这样子的状态去面对自己非常关键的分水岭的选择，所以青草会做很多相关的研究和和科普，希望大家能在做选择时能稍微多一点对自己的掌控。
现在在研发的项目针对的就是这些在主流体系中基本不被注意、甚至被认作失败者的同学。其实在进入中职后，很多人还是拥有这种朴素的创造力和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往往孤立无援，所以青草希望能够研发在中职阶段的支持性项目，希望真正地走到这些孩子身边去，陪伴他们自己去尝试订立一些更加具体可行的目标，再支持他们去做出来，一步步真正地建立自主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我们今天在案例中看到的一点点可能性，变成更能落地的行动能力。
凌旻华:
我自己参与或观察的一些针对打工子弟的公益机构，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和青草公益差不多。
我觉得他们做得好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点：让这些学生被看到，被听见。给他们一个活动的空间去诉说，让他们能够被看到。这个“看到”不仅是指他们小的行为，而是他们做的事情，那些老师和志愿者能够给予一些反馈或互动，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这对学生特别重要。
第二点做得好的是提供信息。有很多打工家庭，因为他们父母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有限，社交圈也比较小，不像中产群体的父母能够积极地用电脑、人脉去查资料。公益机构能够去辅导这些学生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好，了解这个专业收多少人，能进行一些辅导。这种辅导在普通初中基本是没有的；（初中）一般很粗暴，到三四月份要报考中专的时候发个表，很多家长和学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就随便填填。而公益机构能很好地介入，去提供学校所不能提供的，虽然这应该是学校提供的。所以这也是教育改革要做的事。但是，因为现在老师的考核标准完全没有考量到学生毕业后中专和就业的去向，所以老师们也就没有这种意识，即使学校可能设有所谓的就业和招生办公室，他们也不做，因为没有必要，因为老师的最终考核指标全都是中考成绩以及区统考的成绩。
第三点，例如现在北京有一个比较成功的职校，它会提供两年比较专业的职校教育。虽然它也是通过很多方式拿到了教育认可，可以颁发证书，但它跳出了现在公办或私立的职校系统，自己建校园、提供职业培训，再去联系相关的企业和机构提供实习机会，甚至是就业推荐。现在他们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有了分校。如果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或者与当地的其他公益机构能够合作的话，这也是一种出路。因为如果等政府去改革中职教育，虽然已经喊了十多年了，钱也投进去了，但往往是打水漂的现象，所以有些公益机构已经直接在做，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尝试。
提问（曾毓坤）：学生的反抗是否一定需要亚文化或者越轨行为？提问者自己也在做相关田野，发现很多孩子是通过超越学校系统，在工作和家庭间建立自己的斗志（morale），但这种策略反而要依靠主流的美德来保卫主流话语对他们的污名化。
另一个问题也是和亚文化相关，提问者说自己依然在沿着威利斯的路径探讨学生们的学校生活和未来进入社会的生活样态，当然也结合了消费社会一些新职业的诞生，不局限于威利斯。但想要提问，在学生们探索他们的学校生活以及未来进入社会的生活样态的过程中，这些学生的家庭与父母到底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观察？讨论文化的时候，家庭场域中的这些关系、Value会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回应
向芯
首先，提问者提到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看到学生通过超越学校系统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认同感和个人价值。我前段时间看程猛老师《读书的料》这本书时就觉得很有启发，它所讲的就是这种底层的农村学子，也就是寒门学子，是怎样基于这种非常朴素的吃苦精神、刻苦精神、觉得读书是对父母的回报和一种道德责任这些信念，去支撑着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所以我觉得这种家庭和原生社区中的资源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自己做的研究中，家庭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你看到的高学业成就的那些孩子和书里写的可能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这些在学业上没有走那一条相对传统的循规者道路的农村孩子来说，家庭往往是他们很重要的实践场域，他们在其中有很多关于道德、关于怎样做人的学习。在城市中，在打工子弟学校的研究中，我们很难进入他们的家庭，因为我们在这个研究中优先选取了朋辈视角——我们要跟这些孩子做朋友才能更好地进入他们的亚文化世界。但是这群孩子恰好都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小时候的流动和留守让他们和父母的情感是比较疏离的，甚至很多孩子跟父母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冲突。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们做朋友，他们就不想让我们去见他们的父母，而且父母很多时候也不在场，都在外面忙，哪怕他们有时候带我们回家，父母也不在家里。但有一个孩子是例外，就是那个想学美甲的女孩子，她妈妈知道她去酒吧、去做美甲，但是没有反对，甚至当她想学化妆时，是妈妈教她化妆的。从中就可以看到父母自身的职业世界对孩子所直接产生的影响，他们所处的职业环境以及所对应的观念习惯和知识经验，会直接影响到环境。但在我今天所讲述的这种场域中是否有其他形式的家庭影响，我觉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局限，还了解得不够透彻。凌旻华:我研究的时候也是先接触学生，但是对于一些走得比较近的学生家庭会以走访和做家教的形式去接触家长。从2007-2008年开始，2011-2017年之间也有间接回访。从大约四五十个比较深入的个例中，我能看到的是家长对于学生的影响确实蛮大。那些比较成功跨越教育壁垒的案例，如进一步考成人大专或终止学业后靠父母的资源去开店，这些案例基本都有比较强大的父母支持，而且这些父母中往往有一方，主要是爸爸那一方，会是初中成绩比较好，或是有高中毕业的学历，或在各方面比较能争取资源。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对于他们看事物的视野和孩子的日常都有影响。
比如我在那些家庭吃饭时就会发现那些父母会对小孩反复强调，要对那些做公益项目的志愿老师客气，那些家长做事也很周到。那些小孩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往往比较知道怎么和老师处理关系，去找实习的时候怎么和上级处理关系，所以那些留在上海，或通过公益机构的帮助出国的学生，发展得都不错。所以说，父母对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不是说辅导功课，而是那种精神上的关注，还有对一些伦理道德的强调，比如要会做人、尊重长辈、对老师要客气等等。如果有父母的言传身教，即使有一些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但他们的小孩成年之后的工作方面也会相对比较懂得这方面的处理。这种父母对于子女的情感支持，对底层学生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就像道德的支柱一样会有训规的作用。包括向芯老师讲到的那些学生，即使他们会去酒吧、会去追求一些消费，可能不被主流好学生接纳，但是他们还会有底线，甚至会有自我道德规范，例如如果跟人家乱搞或太看重钱，那我们就不和他玩之类。以我在上海看到的情况，如果父母稍微关注孩子一些，他们的底线就会比较强，社交能力也会比较强。
向芯:
刚有一个问题提到威利斯，当然，如果是从整个文化生产视角来看问题的话，都难免会是基于威利斯的基础再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但我觉得和威利斯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威利斯所描述的小资的文化生产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继承中再创造男性主导的工人阶层——shop floor culture。
而因为社会环境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变动特别大，在经历大转型的社会，所以不管是农村还是打工子弟的孩子，我们会看到很多青少年的亚文化，其实和他们父母的职业或原生社群的文化差异非常大。比如我们调研的几个孩子，他们的家庭可能是做保安、保洁，他们在自己的圈子中所进行的这些探索，更大程度上并不是通过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复刻或重新创造父辈的文化。他们在新的环境中创造出了一些其实挺新的东西，当然这个新也不是完全的新，它依然处于这个框架之中，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框架之下诞生出来的文化形态，处处都在整个结构性限制之下，而且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继承了父辈相对较低的阶层地位。虽然从这点上看，它是有优势和劣势的，但是在文化上，它其实是存在着比较多的生产新文化的现象。
分享人
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理事长，哈佛教育学院院长特聘博士后。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哈佛教育学院（教育专业）博士，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公平、农村教育、青少年亚文化。著作见于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Nature Human Behavior, 《流动儿童蓝皮书》等。
评议人
凌旻华
社会文化人类学者，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201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现为副教授并担任副主任。研究以移民和城市化对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主。研究以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探索个人与社区如何在宏大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力量下体验、塑造和理解各种形式的流动性与现代性。专著《难以安放的一代：上海打工子女边缘成长记》是首部关于中国打工子女从学校走向劳动力市场的深度纵向研究，揭示了日常实践中的包容与排斥及其暗含的城市治理政治。目前正进行第二本专著的研究，从饮食文化和卫生角度探究中国农村在经历了数十年大规模劳动移民和国家主导城市化进程后的社会生态转型。
主持人
审核：向 芯
编辑：毛雪婷 黄林伊杉
校对：史思源
以乡土为学院：走向一种共同教育
2021社会美育国际工作论坛暨实践者会议
Education on the Side/Site: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tioner Forum 2021
如果教育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共同教育是共同富裕的必然指向。
在传统的教育公平议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教育问题框定在现行的体制教育经验当中，忽视了这之外的实验性教育路径探索过程中的非标准经验。而恰恰是这种经验正在同构中国的城乡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将视野投注在教育的全面性上，关切具体人群教育问题所嵌入的社会处境，寻找并发现教育参与新一轮城乡关系变革中的最大动能，以期让教育实践在乡村振兴这一历史变局中成为积极的创造性力量，走向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教育。
相关议题
·乡村教育的历史脉络与思想谱系
·诸种“非标准”教育的型态及其和乡村的关系
·城乡共同教育的愿景与现实困境
·乡村场景下对教育实验和教育改革得失的
重思与再讨论
·以乡村社区为场域的教育实践及其历史、现状、问题
·如何从“非标准“教育和乡村场景入手，
思考超越课堂的“大教育”？
·聚焦儿童教育可以改善乡村实践的处境吗？
如何实现？
·教育可以为乡村振兴带来什么？
乡村场景可以为教育提供什么？
·屏南乡村文创给本地教育带来了何种创新发展？
此次会议将分为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观看教育的十三种方式；
第二板块：以乡土为学院：走向一种共同教育；
第三板块：融入“附近”：观乡村美育现场。
2021年11月—12月
线上／腾讯会议
线下／中国美术学院乡土学院 · 宁德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前汾溪村）
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承办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美术教育系
屏南县文化和旅游产业指挥部
协办
屏南县屏城乡人民政府
屏南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支持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
屏南在地社会美育研究所
宁德市千乘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总策划
陈子劲
召集人
曾毓坤、姜珺、文思
策划统筹
史思源
工作团队
毛雪婷、黄林伊杉
所在 PROXIM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