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译” | 国际手语日
美国手语中，双手交叉（如图所示）意为“朋友”。图源：R.A Olea/Flickr
设想一下以下情境：
一位聋人在参加以听人为主的派对时，带来了一位关系要好、会手语的听人朋友。应这位聋人的需求，听人朋友成为了那个不时协助ta与他人交流的帮手。
一位听人手语者和他的聋人朋友逛到了一家博物馆。购票时，讲解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接下来的导览。聋人朋友看了看她的听人朋友。这位朋友点点头，表示乐意帮忙翻译。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友译”的例子。我们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发随意、对话式互动中，听人或聋人手语者在另一位听人或聋人朋友面前（通常也是手语者）所扮演的促进沟通的角色。
自1990年《美国人残疾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通过以来，为残障人群提供无障碍服务已日渐成为社会规范。虽然违背该法条的行为依旧存在，但越来越多组织和企业认识到他们法定的责任与义务，为残障人群提供全方位便利。同时，他们也逐渐将残障议题融入其多元、平等、包容的倡议行动中。虽然合理便利形式多样，所需要的投入也不尽一致——例如，建坡道和提供盲文是不同的；但这些制度上的改变意味着，在美国，聋人看到手语译员出现在大型正式活动或者小型专业会议上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可在活动间隙中、日常交流里，专业译员并非最理想和实用的首选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再来想想以下场景：一位在外玩了一晚的聋人大学生正跌跌撞撞地走进学校食堂。此刻，和假想中能够随叫随到的手语译员相比，日常交流策略——如使用手势、在手机上打字，抑或我们这里讨论的“友译”，看起来像是更好的选择。
“友译”，既不是专业手语翻译，也不属于标准、制度化的无障碍框架——但它却是聋人与世界的互动中多彩又复杂的一部分。这种日常交流方式有着一个更学术的名称：“非正式翻译”（informal interpreting）或“手语中间人”（sign language brokering）。
但“友译”这一复合词更强调情感与人际关系，也正是这些纽带促成了互动，甚至让互动本身变成一大乐事：这是聋人和听人朋友们一起创造的共同经历。
友译的乐趣
既是学术伙伴也是朋友的我们，共同完成了本文章的写作。作为听人人类学家宇乐（Tim）和聋人文学学者瑞秋（Rachel），我们对聋、听、语言和交流的政治有着相同的兴趣。我们的学术研究指引着我们一同质询语言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如何塑造聋人在不同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下探索世界的可能。
过去30年里，美国聋人和译员的关系变得愈发标准化与专业化，这也意味着这种关系与正式、制度化便利提供中的申请流程更紧密相关。美国手语译员（ASL interpreters）大多为听人，他们的服务确实有助于弥合语言和文化差异。但也有人指出——主流大众对美国手语译员的过度关注，反而会喧宾夺主，使人忽略了聋人自身在创造沟通桥梁时做出的贡献。这种忽略也会导致额外的障碍与隔阂。
2021年，一位美国手语译员在宾州州长汤姆·沃尔夫（Tom Wolf）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翻译。关于听人手语译员的网红化与娱乐化，可见结绳志之前的编译《灾难新闻中的手语翻译》。图源：Ben Hasty/MediaNews Group/Reading Eagle/Getty Images
语言学与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提出，教学场合下美国手语译员的翻译服务可能造成一些无心之失。例如，它会使公立学校的某些聋人学生长期处于语言剥夺的状态，也会无意中降低聋人学者的影响力。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Michele Friedner）的研究表明，美国手语职业译员的种种行规，会与聋人在宗教场合下对精神社群与精神超越的追求产生冲突。
诚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聋人获得正式、合法的翻译服务尤为重要。但我们也希望拓宽对聋人与听人如何在正式场合之外构建关系的理解。如果无障碍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表现形式本身呢（a form of sociality in and of itself）？
在这健全中心主义（ableist）的世界中，“友译”恰恰展现了聋人和听人朋友为探索对彼此的责任所采取的多种复杂方式。通常，这更像一种“聋生活窍门”（deaf life hack, 指提高生活生产效率的技巧或方法）——即，聋人和听人伙伴共同协作，作出“友译”这自下而上的决定。与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样，“友译”有利有弊。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里，人类学家玛拉·格林（E. Mara Green）称它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妥协”。这篇论文主要关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个使用非正式美国手语翻译的酷儿社群。
和我们一样，格林强调从类似“友译”的共同经历中所产生的乐趣。
“友译”一例
“友译”，是我们选择共同参与的事。
就拿我们二人一起去看电影的那晚来说吧。宇乐对瑞秋说，他在马塞诸塞州剑桥市某教堂遇见了一群充满活力的人，而瑞秋正好在新冠疫情第一年搬到了这个城市。对瑞秋而言，过去在没有手语翻译的情况下去教堂参加活动是件充满焦虑的事，但现在她想见见宇乐提到的这群朋友。因此，后来二人驱车前往活动现场，和那里一些不太会手语的本地听人朋友见面、闲聊。
但这并不是这次聚会活动真正的开始。
这次活动，或者说二人的共同参与，几天前就已经展开了。收到宇乐邀请时，瑞秋就知道这个教堂没有聋人信徒，所以现场也不会有美国手语译员出现。她还知道电影会在傍晚开始放映，光线昏暗，人们都戴着口罩交流——这些都让瑞秋无法通过唇读来理解现场的情况。因此，在知道宇乐会使用手语的前提下，瑞秋拜托他作为中间人，和她一同探索、理解当时的情况，给她提供所需信息。他欣然同意。
宇乐参加活动时并没有承担职业手语译员的角色，瑞秋也不是他的聋人客户。二人是朋友，并以朋友的身份达到首要目标——互动交流、享受那个夜晚。
在去现场的路上，宇乐问瑞秋她是不是原本计划着在听人朋友面前表达自己想用手语沟通的需求，或是手口同声（simultaneous communication，或sim-com，即，在口语和手语有着不同的语法与句法的情况下同时说话、打手语）。瑞秋清楚地知道，为“照顾”聋人而扭曲谈话或手口同声反而更加糟糕；她告诉宇乐，她选择的沟通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话人和当时的情形。她还说，他可以随意飘走，在她不在时和碰到的人聊天。他欣然同意。
我们就这样事先安排了当晚的交流节奏，讨论了我们想使用怎样的语言模式。但我们做的事不止于此：我们沟通所依赖的不仅仅是手语，更是我们的友谊——这是一份双箭头的心意，愿意让彼此自由地按照各自的步调去理解、参与这场聚会。
在这一整晚里，我们都保持着这种交流节奏，并适时进行调整。在场的一些朋友注意到了我们，加入了谈话，时不时地打一些基础手语。其中有人说，“噢，我可以用手指给你拼出我的名字”。瑞秋向那个人点了点头表示乐意。同时瑞秋也意识到，这些非正式的手语交流正自由地以不同方式进行着，而她对此欣然同意，虽然她决不允许职业手译做类似的事情。她想要与新朋友建立不依靠中间人的直接关系，即使他们只能用最基本的手语交流。
剩下在场的人则没有试图通过“手语游戏”加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宇乐承担起了更直接的翻译角色，打出听人朋友们所说内容的手语、将瑞秋的手语转为口语。有时，宇乐也会加入谈话，虽然这可能在美国手语译员看来是非常不专业的。在“友译”之中，对话变得更纷繁、细碎、参与性强。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回顾了当晚的体验：有哪些对话进展得不错？哪些不太顺畅？有我们任何一方感到不舒服的情况存在吗？我们下次又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无障碍”作为一种关系
虽然一起看电影的那晚比我们其他的社交聚会更加复杂，但它并不是“友译”的唯一情形，我们有过很多不同的协商经历。我们也会继续“友译”下去，作为有着不同身体、感知方式、沟通方式的朋友一同体验这个世界。
正如近期学界的一些讨论所展现的那样，无障碍是件复杂的事。随着残障相关的权益与规定越来越正式，无障碍反而只能通过越来越狭窄的具体方式来获得。对于美国的聋人来说，它被等同于提供拿到专业证书的美国手语译员，这些译员自视为传递信息的客观中介，只负责转述其他人说了什么。
我们觉得，作为聋人和听人朋友一起探索社交场合可能会很混乱——但同时充满着意义与乐趣。图源：urbazon/Getty Images
但如果纯粹的“客观”并不总是语言互动的目标呢？如果有时候，社会关系中固有的混乱可以被优先考虑到，而不是一味遵从于形式化的无障碍服务呢？
“友译”丰富并拓宽了“无障碍”的定义。通过呼吁聋人与听人朋友间的亲密感和责任感，“友译”凸显了双方如何从一段共同创造的经历中获益，少了任何一方的参与，其中的乐趣都会大大减少。
也请读者朋友们不要把本文解读为反对为聋人或其他残障人士提供正式无障碍服务。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无障碍是做出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正义行动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在此邀请读者们，去超越僵化的、机构化的无障碍服务，做出更为宽广的想象，思考无障碍的多个面向，设想其多面性所带来的复杂性。
经验教会我们，无障碍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定，也不是表格上需要打勾的框。它是从我们日常生活里、他人关系中浮现出来的动态过程。
作者介绍
瑞秋·科尔布. 图源: 原文
瑞秋·科尔布（Rachel Kolb）是一位英文文学学者，同时也是哈佛学会的青年研究员。受聋人与残障的文化内涵启发，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美国十九至二十世纪中期声音和言语的书稿。她的作品出现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杂志、TEDx斯坦福等多个公共平台。
罗宇乐. 图源: 原文
罗宇乐（Timothy Y. Loh）是麻省理工大学科学与技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民族志式研究探寻约旦、新加坡、美国聋人社群及手语世界中的社会性、语言、宗教。
译者介绍
心澈，一只乌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