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出身的实务工作者为什么要学人类学？人类学、心理学、戏剧如何在行动中融合？人与人的相遇可以变成一种“疗愈”吗？知识与实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期“教与学”访谈对象是毕业于英国金匠学院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项目的陈彬华。彬华目前于一家公益基金会从事研发与培训工作，他对戏剧、叙事的探索让我在学科边界之外看到了人类学的另一种可能。我们从他求学的经历聊到他当下的行动观，不同于学院里的陈腐呆板、条条框框，彬华身上有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对于坚定投身实践的他而言，知识是凿开行动场的手边利器，只有延伸出文本、迎面与现实相撞，它才能发挥照亮之力。也希望这份勇气可以鼓励到正在阅读的你。“教与学”栏目是一档试图探索人类学通识教育可能性的栏目，试图让讲台上的人类学老师和和（曾经）坐在人类学课堂里的学生交错发声。如果你有与人类学的“教”与“学”相关的选题、疑问、感悟，也欢迎留言建议或来信分享！相关阅读参见：弗雷勒的地平线：一次集体纪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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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工作走向应用人类学
和彬华的相识源于他的公众号“彬华同学”，在他讨论临床咨询、叙事治疗和戏剧方法的文章里，福柯、特纳、格尔茨都是频繁出现的名字，以至于我一度把他当作一个“野生人类学家”。直到年初这次期待已久的连线，我才得知他如何摸到人类学的触角，又如何从人类学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聊起自己的求学之路，彬华坦然地承认自己“起点并不高”。本科阶段，他就读于福建江夏学院的社工专业，这里没有不接地气的精英氛围，大多数年轻人是一样的普通，一样的彷徨。对于这所籍籍无名的学校，彬华并没有什么遮掩，反而对我强调，来这里读“社会工作”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他感恩自己从这样的环境里“长”出来：平凡的校园虽没给过他什么“高级”的学术洗礼，却不会让他脚不沾地，系所里虽没产出过什么明星泰斗，却着实在他心里埋下了“助人”的种子。
大一开始，彬华喜欢去隔壁的大学蹭课，一门社会学课上开列书单让他误打误撞地摸到了一些人类学文本。之后的一个假期，他参加了一个口述史和生命故事方法的培训课，讲师之一夏一红拥有历史学、社工、人类学的多元背景，这是彬华第一次在明确地在知识上“看见”人类学。在日后的工作反思中，彬华发现，不同学科、知识脉络间往往有着奇妙的呼应，比如叙事方法里常常强调“把故事丰厚起来”；而让故事变丰厚（thick）的理念正是来自于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观念”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趋近和理解世界的谦卑态度吸引着他，让他产生了在这个学门里继续深造的念头。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英文原版。
与学院人类学的第一次迎面相撞是决定考研。然而彬华的考研之路并不顺利。复试时他向考官们直言，社工出身的自己之所以想读人类学的研究生，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人”，让自己的实务工作更加行之有效。然而这样的坦诚多少被面试老师认为“太社工了”。彬华自己并不认同这话背后的预设——毕竟以案头“学术”为志业的学生是少数，对大多数研究生来说，更重要的，难道不是把自己在人类学里获得的洞见带到不同领域中去吗？
考研失利后，他选择申请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硕士项目。他原本就有投身实践的期许，对他来说，这个由人类学系与社会、治疗与社区研究系合办的项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平台。他无需刻意把知识“放回”行动场，因为“应用”本就是这个项目的题中之意。因考研失利而来到英国，彬华反而觉得“更加解放了自己”。
在金匠这个项目的课程体系里，应用人类学的“应用”有两个层次的体现：一是发展人类学的知识主轴，二是知识与实践的结合。除了由人类学系负责的“当代社会问题”、“人类学研究方法”和“人类学理论”课程之外，该项目最大的特色在于三门共需380小时实习、20小时田野观察的田野报告课（Fieldwork Report）。这三门课分别从底层价值、批判性实践和组织制度维度为切入点，要求学生在实践中达成对一系列核心问题的理解——什么是青年问题，如何发展社区，怎样让艺术为社区服务等等。这种课程内置田野并不同于派驻式的社工实习，学校把机构选择的自由交给了学生，也考验着学生的联络能力。
金匠学院应用人类学项目网站介绍。图源：https://www.gold.ac.uk/pg/ma-applied-anthropology-community-development/
不太走运的是，2019年下半年来到英国后，彬华的学业一直遭遇着外部的干扰。起初持续不断的校园罢工潮之下，教师通过规律性停课的方式来给校方施压，课堂学习只能在这种情形下断断续续推进。开始寻找田野机构后，原本对戏剧兴趣满满的彬华联络了伦敦的两个戏剧团体，却不巧都遭到了拒绝。他最终在一个社区参与研究中心和一间临终关怀机构里找到机会。然而开始实习后，身为一个漂泊异乡的华人学生，他明显感受到，这些组织、项目里极具本地色彩的议题并不那么贴近自己的关切。这种“疏离感”时常让他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已然成熟发展的组织里真的有自己的行动空间吗？或者说，作为一个华人学生，该如何在这样的社会里探索出自己的行动空间呢？
在遭遇中行动，在情境中创造
真正的行动场往往伴随未曾预料的情境浮现。临终关怀院的岗前培训刚刚结束，彬华才拿到印有自己照片的名牌，新冠疫情就来了。关怀院只允许医护人员进入，而彬华的工作只得转成线上个案研究。而此时，封控潮之下的伦敦留学生们也开始拉群互助。彬华参与了一个叫做“英伦方舟”的志愿者小组，为一些在封控期间有健康状况的留学生提供物资互助、医药咨询服务：“既然大家不知道如何采购物资，我们就整理主流商超和各地中超的订货渠道；既然大家不知如何就医，那我们就整理各类电话和网页……”伴随着伦敦持续的封控，网课变成了许多老师头疼的任务，对于求学期间也一直没离开实践领域的彬华来说，自己开展的个案咨询、带领的小组活动也不得不转到线上。现实境遇提出的问题鼓励人尝试新方法，彬华称之为creative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创造性的情境回应）。他没有把“被迫线上”看成纯粹的困难，在他看来，客观的身体距离恰好可以迫使人们反思：我们为何需要共同在场？我们能否以另一种方式共同在场？在自己带领的线上小组活动中，他试着通过各种各样的“在场感练习”为无法身处同一空间的人们创造联结，引导参与者的想象，比如让大家通过共同触摸一张面巾纸形成身体共识，或是邀请参与者在一个“想象的共在空间”里与身边的人打招呼。出乎意料的是，参与者们似乎真的在透过屏幕注视着另一端活生生的人，也感受到自己仿佛在被他人注视。虚拟空间里发生了奇妙的相遇。彬华带领的一场线上工作坊，最后要求大家拿出手边的一本书。图源：彬华这种创造性地利用手边条件的工作方法并不是人类学教导的结果，而是来自即兴戏剧（improvisational theatre）[1] 的启发。由于其训练涵盖许多扯开想象力的小游戏，即兴戏剧也常常被应用在一些疗愈式团体活动中。在自己的工作里，彬华常常借鉴这类手法来“破冰”，比如让参与者们在自我介绍环节用身体把自己的名字“演出来”，或是抛出主题词要求参与者们进行故事接龙，这种调动肢体和想象力的“即兴”方式既是一种技术上的“暖身”，也是彬华的行动哲学，他称为“冒险”——“不是想好了才去行动，而是在行动中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彬华参与的一场戏剧工作坊。结束后线下与线上参与者一起合照。图源：彬华“冒险”是彬华在“民众剧场”里的所得。广义而言，民众剧场是一种属于民众、为了民众、由民众出演的剧场。这个范畴之下形式众多，其中之一便是playback theatre：这是一种由观众分享故事、演员即刻演出故事作为“还礼”的戏剧形式，民众剧场大师莫昭如将其引入中文世界，称为“一人一故事剧场”。2018年，彬华看到“一人一故事大师班编作剧场”工作坊的宣传，便毅然决定透支生活费报名参与。活动中他认识了工作坊的导师、莫昭如的学生Banky。Banky把这种要冒着理解不到位、表演不精彩风险的无排练演出称为“集体冒险行动”。事后彬华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道，参与这样的工作坊虽然狠狠突破了舒适圈，但自己“还是爱上了这种相信直觉、身体先行，又能分享彼此故事的方法”。奥古斯都·波瓦出身巴西，长期投身于通过剧场改变社会、为底层发声的行动。波瓦反对当权者的“独白”，力图让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和故事都有讲述的机会。戏剧在他那里不是迷惑观众的障眼法，而是激发被压迫者自觉的武器：每个人都是社会舞台上的演员（actor），也是一名可以反抗日常身体规训的行动者（actor）。彬华参加黑人历史月的被压迫者剧场工作坊。图源：彬华
波瓦的“被压迫者剧场”深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启发，也是一种以戏剧为方法的启迪、教学。在中国，从早年的“识字教育”开始，革命者们便认为，学习是对人的一种“武装”。然而在方法上，人们往往过于相信阅读、言说、写作的学习传统。“被压迫者剧场”让彬华认识到，人的学习原本就有不同的风格，它并不一定要通过言说、讲述、写作达成，而是可以在“做”中实现。在实践中达成理解，通过身体认识世界，是人类学家们在许多文化社群中的发现。相似地，彬华也把戏剧视为一种“具身”（embodied）的学习；相比于读和写，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效地帮人们“进入”被压迫的体验，演绎自己的故事，摆脱施加于自身的霸权叙事。戏剧的力量曾无数次在实务工作中得到见证。2022年春天，彬华要开展一系列主题工作坊。为此，他发起了一个内测活动，在各个社群里招募到了背景多元的参与者。活动中，大家把来自分享者的故事形构成一个“场景”，再让这个场景“动起来”，去拆解它、改变它。彬华发现，只要场域到位、台阶合适，好像日常生活中稍显拘禁的中国年轻人也开始变得善于运用自己的身体。短短六个小时里，参与者们已经从场景精炼、发现核心矛盾，到开始操作改变，走得十分深入。
彬华带领的一场工作坊内测。图源：彬华
在中国大陆，相较于更为人所接受的教育戏剧和应用戏剧传统，被压迫者剧场的信徒并不算太多。不少团体和个人曾在参加工作坊的过程中受到感染，然而除了“HOPE学堂”为代表的少数组织外，很少有人把这种方法带回社群中进行系统性的实践。另一方面，被压迫者剧场的传播也日益面临现实困难。受审查环境的压力，这类工作坊有时不得不在宣传时“挂羊头卖狗肉”，改写为“戏剧疗愈”。然而在彬华看来，让在“独白”里被噤声的普通人拥有自己的舞台，让不同的故事能够被讲述，或许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2022年4月，当东方卫视打算在静默的上海举办抗疫晚会，彬华则邀请“我们剧团”众筹了一场线上一人一故事剧场。他在公众号里清晰地写到：“人们知道同舟共济里的彼此慰藉，与自上而下的安慰有着天与地的区别。”
彬华在伦敦带领的一场被压迫者剧场工作坊，大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合照。图源：彬华
彬华如今回想起来，自己对戏剧的热爱，与对人类学里诠释、实践、身体的兴趣，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呼应，这种同出一源的兴趣动力也把他推向了另一个领域：叙事。
高中开始，语文老师就发现他喜欢用第二人称写作文，像是在对人诉说什么。或许是出于难以融入群体的孤独感，少年的他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话，也渴望自己能够被理解；成年后，讲述和聆听生命故事自然地成了他长期实践的工作方法。
他在本科社会工作的入门课堂上接触到了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艾普斯顿（David Epston）。这两位叙事疗法的创始人深受福柯、贝特森、特纳、布鲁纳、格尔茨等人类学家的影响[2]。怀特和爱普斯顿曾借用布鲁纳对北美原住民的田野调查来说明人们如何编排事件来获得有不同意义的叙事：
1930-1940年代期间北美原住民倾向于将过去构建为光荣，将未来构建为“同化”，因循这一故事脉络，人类学家和原住民自己都把当下的生活认定为处在向着“同化”的“崩溃”、“解组”之中。这种诠释产生的效应是正当化了主流文化对原住民文化的干预。到了1950年代，一种将过去构建为“剥削”、未来建构为“复兴”的新故事出现。在新的故事脉络下，日常生活不再意味着“崩解”，而是代表“反抗”。这种叙事同样引发了一系列现实效应，其中之一就是对抗主流文化的土地权利运动的兴起。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大衛‧艾普斯頓（David Epston）：《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心靈工坊出版。彬华推荐。
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叙事疗法的实践：与麦克持续对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彬华推荐。
怀特和艾普斯顿并没有从诠释学派走向庸俗版本的认知心理学，而是试图以叙事本身为武器，来对抗权力。他们的《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一书开篇便提到了福柯的权力观。放在个人生命境遇中，他们认为，尽管主流话语给了个人诠释自我生命的框架，但很多例外的故事并没有被编排进来。第一次听到这种观点时，彬华兴奋不已，他意识到这条路径既契合自己对“故事”的兴趣，又触及自己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关切。在怀特和爱普斯顿的引领下，彬华开始阅读福柯。
人类学家笔下的福柯通常显得过于冷峻，从抽离主体的谱系到没有具体面目的生命政治，福柯似乎一直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历史旁观者。然而彬华读到的是一个有着实际关切的福柯：他笔下有现代人普遍的苦难，有自身的性/别议题（Sexuality and difference），有他对监狱生活和街头运动的观察；尽管他并不通过具体的人来切入批判，可他的批判其实都与自身生命经验相关。那些“声名狼藉的边缘人”既是他自己，也是他撬开历史表象的一条路径。从这个角度出发，彬华坚信，自己也一直在一条受福柯启发的脉络中行动。
艾普斯顿和怀特。图源：https://therapie-narrative.fr/therapie-narrative在彬华看来，叙事是一个融合了“疗愈”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他觉得做叙事咨询的自己有时就像是一个民族志工作者，正如后者常常把田野视为与当地人/对话者（interlocutor）一起进行的知识生产工作，彬华也喜欢把自己的叙事咨询视为与来访者一起发现某种“意义结构”的过程。他特别强调这种“一起发现”的重要性——一场好的对话里，咨询师不能单方面灌输自己的逻辑，他们不但要聆听诉说，还要把自己的发现的分享给来访，与之共同确认这种逻辑的存在。这种一起梳理的叙事，就像田野工作者和当地人共同进行的一场“合作民族志”。在这个过程中，“展演（performance）”与“介入（intervention）”是并行的。彬华喜欢用一个人类学家常用的词——encounter（相遇）来描述来访和咨询师之间的关系，相遇开启了叙说和对话。波瓦和弗莱雷也强调"平等对话"的重要性，认为对话可以帮人们觉察自身的位置和处境，厘清在自己的生命中，到底哪些社会力量在起作用，哪些是个体能动性可以干预的层面。戏剧带给他的启发是，个人社会处境的外显本身就是一种疗愈，进而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前提。放在咨询的场景中，找到、觉察、并放弃那种关于自身遭遇的“主流/霸权叙事”是一个起点；迈过去，人们可以寻找书写自己故事的力量，发展出一套关于自己遭遇的替代理解。或许可以说，这种咨询也像是一场教学式相遇（pedagogical encounter）。但彬华强调，这种“教”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场好的对话绝不是要抽取对方叙事中的素材，而是能促进彼此之间的学习和滋养。他也将这种理解带进了团体和社群发展的工作中。在这种微观的方法论层面，学院田野工作者的反思却常常显得不足。
彬华在职高带领的一场工作坊留影。图源：彬华
彬华的学习经历横跨人类学、心理学、戏剧等多个领域，但他从未执着于单一的知识系统。对他来说，求知的动力始终源于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因为学社工的关系，他从大一开始就在城中村当志愿者，早在找到自己能够抓住、依从的理念之前，他就已然被抛入行动场了。“跨学科”从未困扰过他。相反，他喜欢把从各个知识脉络中汲取的营养安排在道、法、术的不同层次，在实践中揉成一股绳。这种串联整合对实务工作者来说尤其重要。在彬华看来，一个好的实务工作者不但要有自己坚信的立场、价值，也要借助特定的方法来达成，还需在现实情境中不断磨练技艺、应对各种具体的情况。比如，批判理论让他认识到社会压迫的形成，戏剧手法教给他如何通过体验的唤起来促成人的改变，而故事的调动，引导式想象的技术等又让他抓住了唤起体验的技巧。在实践中对知识进行编织、整合方面，结合了大团体（large group）和心理剧手法的夏林清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示范。然而彬华并不会从任何师长那里照搬套路。“反思性实践”才是他最为理想的工作方式。这是一个在“知识”与“行动”之间往复穿梭、相互翻译的过程。他无法接受单纯的案头思考而不去观察这些道理能否被人理解、可否被人应用；也没办法一味只在行动场里打滚，毕竟机械地把任何一种“道”移植到实际场景中都会导致知识的“去脉络化”。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彬华称这本书为自己的社科知识启蒙，在高中时期奠定了他的知识品位，启发他在欧洲的镜像参照之下更好地理解中国。
未来，彬华计划前往欧洲读博。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实务工作者要放弃行动、投身学术了。他把读博当成是一个对过往实践进行密集反思的契机，借这个机会，他也可以继续自己一直热衷的“社会变革取向的行动研究”。这些年一直身在行动场的他其实也从未中断过自主学习，在伦敦时，他就在繁忙的学业之余参与艺术治疗课程。工作后如果看到感兴趣的工作坊、读书会，他也挤出时间精力加入其中。从诠释人类学、激进社区发展，到集体叙事，从心理剧、被压迫者剧场，到迈向解放的行动研究，他的知识地图一直在向外延展，这也是他身为实务工作者的“技能发展自觉”。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听课、参与工作坊培训、做个案，都是他们保持技能“手熟”的方式。专业领域内往往用“考评”和“督导”的形式来保障这种技艺磨练，但像彬华这样有明确关切，又企图探索创造性路径的实践者，技术性的督导已然无法满足。他自嘲这种状态像是提前进入了“读博”期，只能独自在摸索中一点点突破现存知识的边界2020年，彬华和共学弗莱雷的伙伴一起开始经营“行动研究所”这个公众号，译介了许多参与式行动研究、解放性行动研究、女权主义知识转化等领域的名篇。2022年，“行动研究所”开了的播客，邀请不同领域的行动者们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个社群聚集起来的行动者们从各种角度对行动本身发问：我们为何要行动？如何才能更好地行动？如何突破行动中的诸多障碍和困局？组织一个以行动研究为核心的共学社群对彬华来说并不意外。他在金匠的毕业论文就以“互助共学，彼此疗遇（Working and Learning Together toward Healing Encounter）[3]”为题。但他告诉我，这篇文章的切入点其实是“创伤”。这是一个在西方已经变得相当“日常”的词汇，但纵观中国的精神-社会史，尽管百年以来个体命运一直被社会风暴裹挟，许多攸关生命经验的议题（如性少数身份认同）依旧找不到表达的出口。人类学家凯博文在1980年代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经历的集体创伤诉诸于躯体化的表达。而如今滥觞于大众话语中的创伤容器则是“原生家庭”。彬华认为，单单抓住原生家庭一词容易导向对心理创伤的过度个体化理解，也忽略了家庭之外的因素对个体经验的影响。正如夏林清认为，“家”内的互动往往承载着时代烙印与社会张力。一个人童年承受的伤害或许来自一个暴戾的父亲，而一个暴戾的父亲背后可能是一个充满欺压与不公的工作环境。关注精神健康的人类学家也致力于强调一个人身上具体的苦痛（suffering）如何折射社会结构的压迫。彬华在自己的咨询经验中发现，当他帮助一个人用类似“深描”的方法还原、丰厚自己的生命历程，“社会之力”的作用总会自然浮现、无法回避。彬华认为，如果不触碰创伤背后的社会脉络，咨询师就很有可能被动地再生产这种压迫性的秩序；但同时，他也警惕一种简单粗暴的结构性归因。不只是因为“政治性抑郁”这样的词汇太过含糊，更重要的是，“个人vs.社会”、“压迫者vs.被压迫者”这类的二元对立很容易把力量有限的个体摁在一个被动无力的位置上。他试图在应对个体创伤时权取平衡：“既要让个体有力量对引致伤害的人生气，也要让个体有力量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同时他也愈发意识到，那些让坚固的秩序得以松动的小“行动”往往发生在个体与结构之间，在人与人切身的相遇中。“既然一个人是在与他人具体的交往经验中受伤的，那么他/她的苦痛本身也需要在人与人相遇、共在的场景中解决，从而达成集体性的疗愈。”在2020年作为“英伦方舟”志愿者期间，彬华与来自另一个组织的志愿者在对接的过程中产生了嫌隙，过后反思，他意识到当时自己因疫情忙得焦头烂额，对方的急切也源于持续志愿服务中的耗竭。然而在当时的状态下，彼此都无法给对方以理解。两人之间的摩擦也变成了彬华自己一次不小的“创伤”，但也是这样的经历开始让他思考：为什么一群关心社会的人聚在一起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呢？为什么目标一致的人无法理解彼此的处境呢？他意识到，面对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仅要有集体行动；如何展开行动、行动者之间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也同样重要。如果行动者之间无法相互支持、滋养，行动本身也会受害。彬华自己是一个精神健康、性/别、残障等许多社会议题都有兴趣的人，但他最终选择站在了一个“支持前线行动者”的位置上，他称之为“与行动者一起工作（work with the activists）”。他喜欢用“战地医院”的意象来描述这种关系：一场战斗里，一些人荷枪实弹地冲锋陷阵，一些人要在后方承担生产和治疗。他把自己比喻成“在战地医院里帮战士养伤”的人，虽然没有带头“革命”，但他也在用手中的方法、资源支持着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与这些前线行动者站在一起。这样的定位让他走在了一条与大多数心理工作者不同的道路上。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心理工作的典型形式不过就是“一对一临床咨询”。然而彬华在一本行动研究论文集里接触到了“解放心理学”。解放心理学将压迫性的环境视为心理苦痛的根源，认为心理学家的角色应当是在边缘群体解放、变革的历程中提供陪伴和协助。这种对变革行动的心理支持正是彬华的认同与坚持。他强调，经历了事件之后的社群需要疗愈，集体性的创伤也需要见证和支持。有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社会层面的伤害性表达往往层出不穷，每当这个时候他都忍不住要写文章来回应。他把自己的心理实践取向总结为“疗愈正义（healing justice）”，这不但意味着承认历史性、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创伤，也把处理创伤的后果视作追寻社会正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解放心理学代表人物伊格纳西奥·马丁·巴罗（Ignacio Martín-Baró），他深受解放神学影响，被称为拉美社会心理学之父。我想请咨询经验丰富的彬华对那些“前线”受伤人说点什么。他想想说，希望邀请行动者们试着“允许自己感觉不好，也允许自己感觉好”。他解释说，一个人的痛苦和快乐都需要被表达，需要被合理对待。然而当我们承受事件冲击时，尤其是当行动的同伴身处困境，开心和愉悦往往给自己带来负罪感。如果权力对人的戕害就是制造这种失语、压抑，那么疗遇——尤其是和他人相遇、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疗愈，也是一种解放和反抗的政治行动。彬华希望大家不要拒绝一切可以帮到自己的东西，尤其不要在苦痛中执着于某种立场或姿态。“不要让过度的自我审视阻止我们前进，以慈心对待自己”，这也是“战地医院”里的他目前最想分享给其他行动者的话。
[1] 即兴戏剧是一种人人皆可参与的大众戏剧形式，演员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自发自然地进行表演。
[2] David Epston本科就读于奥克兰大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之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项目，1977年取得社工证。他深受格尔茨影响，之后将其推荐给了Michael White。
[3]疗遇（Healing encounter）出自余德慧教授的《台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一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凯博文在台大精神科与文化精神病学者合作，对乩童的疗愈作用与精神科治疗进行了比较研究。受凯博文和其他人类学、心理学师友的启发，余德慧开启了对“牵亡”的相关研究。余德慧教授采用“疗遇”一词则直接受到了宋文里教授的启发，强调healing的重点在于encounter，而不是“愈”的结果。
【受访者简介】
陈彬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硕士，现于一家公益基金会从事研发与培训工作，“互助共学，彼此疗遇”的持续探索者，在精神健康、助人从业者发展等领域有着长期的行动/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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