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不可分割的：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女权主义问题
Justice is Indivisible: Palestine as a Feminist Issue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 Society Vol. 6, No. 1, 2017
当全美妇女研究协会（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NWSA）在2015年11月的年度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以下简称BDS）（译注4）时，巴勒斯坦学者活动家拉巴布·阿卜杜勒哈迪（Rabab Abdulhadi）谈到了“机构中的棕色人种化（browning of the organization）”，这一人员结构变化发生在全球北方最大的、致力于性别研究的主流学会（引自Redden，2015，第7段）。阿卜杜勒哈迪认为，这种人员结构变化是投票结果的背后原因，这一投票结果不仅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被压迫，而且赞同、支持ta们提出的结束这种压迫的策略。BDS是巴勒斯坦人发出的全球团结呼吁，呼吁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直到它遵守国际法，结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侵犯。BDS呼吁是在2005年7月发出的，十年后，曾经只限于各种进步团体边缘的轻声细语，已经变成了大合唱，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其占领土地的原住居民的恶劣对待。这种话语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BDS决议引发的辩论造成的， 它代表了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以色列“民主”和脆弱的神话的破灭——所谓的以色列在充满敌意和侵略的地区环境中的脆弱性。随着各个社群逐渐认识到以色列不是一个受困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暴力的种族主义定居殖民国家（settler-colonial state），人们普遍希望要求它对其罪行负责。的确可以说，BDS运动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功，就是公开讨论了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在每一次由市议会、合作社、教会或专业协会进行的抵制和撤资投票之前，都必然要进行这样的讨论。这些讨论、辩论和公开论坛，已经撕裂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这种叙事只能通过沉默和审查反对性的历史叙事来维持。
在NWSA的投票之前，，亚裔美国人研究协会（AASA）、美洲原住民和土著研究协会（NAISA）和美国研究协会（ASA）等全国性的专业学术协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投票（这些投票都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其他一些组织也已经通过了支持BDS的决议，还有许多组织，如现代语言协会，正处于组织决议的阶段中。
然而，尽管自1977年成立以来，NWSA的成员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不能假设“棕色人种女权主义”是铁板一块，也不能假设它一直支持反殖民斗争，至少在涉及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不是这样。本文的引言中引用的纳贝尔恳求一致性的话，就证明了即使在激进的女权圈子里，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也经常被忽视。是的，在巴勒斯坦和别的有色人种激进分子之间是存在一些长期同盟的。例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有色人种妇女资源中心（Women of Color Resource Center），在历史上一直坚持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执行主任琳达·伯恩哈姆（Linda Burnham）的有力领导下，早在2020年就将犹太复国主义认定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有色人种妇女反暴力组织INCITE!（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在成立后不久，就发布了“巴勒斯坦团结要点”【译注5】——尽管经过了很多内部辩论，但这证明了联盟是经历锻造争取来的，而不是即兴产生的。
然而，很多巴勒斯坦女权主义者都曾在有色人种社群、甚至是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社群内经历过某种程度的怀疑、误解或公开的敌意。而且，我们越深入（尽管是近期的）历史，情况就越发如此。尽管对一些更激进的全球北方的活动家来说，我们的斗争与任何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对解放的渴望却被许多人误读为反犹太主义，而不是珍视自由、尊严、自决的有机冲动。（作者注1）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2016）所说：“巴勒斯坦人争取自由和自决斗争中的重要问题，被那些试图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种族隔离的抵抗等同于恐怖主义的人有意淡化，从而被消失不见”（第34页）。这种情况今天不太常见，但肯定不是过去的事情，也不是只在白人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观点。事实上，这些“重要问题”对于那些不刻意寻求真相的人来说，是看不见的，甚至一些知名的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也未能将巴勒斯坦问题理解为一个去殖民的问题。（作者注2）
巴勒斯坦历史性地被排除在进步议程之外导致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缩写——PEP（Progressive Except for Palestine）综合征：除了巴勒斯坦之外的进步。可悲的是，PEP不是今天，也不是过去，也不是一个只有白人才有的问题。因此，虽然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欢迎NWSA的投票结果，认为这是对于巴勒斯坦的正义作为一个女权主义问题的、重要且早该得到的承认，但是许多人不同意这是“组织的棕化”的结果，而是PEP在黑人、原住民、拉丁裔以及白人社群中终于被削弱了。而且，要是假设在巴勒斯坦问题、或者在任何种族主义问题上，棕色人种之间有一种不受阻碍的有机联盟，那不是愚蠢也是太过天真。这是因为种族主义的本质是将我们分开，使我们互相对立。可悲的是，许多巴勒斯坦人，以及数百万其他阿拉伯人，也吸收了主流话语中对有色人种社区的负面刻板印象，并经常对原住民、黑人和拉丁裔抱有种族主义偏见。此外，“受压迫奥运会（Oppression Olympics）”，即证明自己的社区或社会团体是最受压迫的竞争，对于从一开始就应该是共同反对总体结构性压迫系统的斗争是有害的。
所以我的文章将从概述开始，介绍巴勒斯坦的离散活动家以及我们的盟友，在与别的全球北方女权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交流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团体和个人，我们认为ta们理应认可我们的情况与ta们的交叉，但ta们却未能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是一种严重的不公正和对一个民族的人权侵犯。本文接着追溯了我们在全球北方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中所取得的进步，因为活动家和组织者终于意识到，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斗争是一场为原住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而女权主义实践就是要与去殖民斗争进行团结。最后，本文呼吁巴勒斯坦人继续我们在近年来建立或加强的联盟，以便我们在实现自决和原住民主权的目标后（而不是“如果”实现），可以反过来为其他被污罪化的社区的斗争做出贡献。
2015年11月25日，全美妇女研究协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BDS（“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聚焦性别的主流学术协会。全球北方的女权主义已经走了太长的路：在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国际妇女会议上，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曾粗鲁、无知、自命不凡地试图让著名埃及女权主义者纳瓦尔·萨达维（Nawal al-Saadawi）闭嘴。弗里丹在萨达维走上舞台准备发表演说时，对她说：“请不要在你的演讲中提到巴勒斯坦，”弗里丹接着说，“这是一个妇女会议，不是一个政治会议。”（引自萨达维，2006，第二页）。
这种试图进行审查的行为发生在三十年前的1985年。当然，如果弗里丹对萨达维的了解不仅限于她是一个脾气火爆的阿拉伯女权主义者的话，她就会知道她的要求会被无视。萨达维是不能被噤声的，她按原计划发表了演讲。她后来写道：
纳瓦尔·萨达维：埃及女权主义作家、活动家、医生和精神病专家。
然而，弗里丹和萨达维之间的交锋揭示的不仅是某一位具体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当时最杰出的阿拉伯女权主义者之一的无知；这还是、且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女权主义的理解存在非常多问题的一个生动例证。这一方法往往积极寻求将全球南部社区的情况去背景化——只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就好像她们在自己的空间里运作，不受殖民主义、占领、军国主义、跨国劳动、国际贸易、“发展计划”或其他外国干预形式的全球政治宏观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一种继续将全球北方的妇女置于全球南方的妇女之上的方法。就像萨达维指出的那样，弗里丹和这次会议上的其他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自己的演讲和分析中可是非常自如地“提到”政治问题，比如当她们谈到与南非黑人的团结，以及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方法时。换句话说，白人妇女可以讨论政治，包括其他国家的政治，但全球南部国家的妇女不能分析全球现象，而只能谴责其社区内的父权制。然后，全球北方国家的妇女会伸出团结之手，来”拯救“她们不幸的姐妹。
借用弗里丹的同伴鲁宾·摩根（Robin Morgan）编辑的文集的标题，这样的“全球姐妹情谊”，不允许我们处于平等的地位，也不会容纳全球南方妇女的主体性。1984年，摩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创立了全球姐妹情谊协会（Sisterhood is Global Institute），该机构没有支持巴勒斯坦人的BDS呼吁，也没有理会我关于就NWSA投票发表评论的请求。（作者注3）尽管大多数巴勒斯坦妇女和女权主义团体，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大联盟（GUPW）和巴勒斯坦妇女行动委员会联合会（PFWAC），都参与了2005年BDS的发起和签署——这一呼吁以美国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出的团结南非黑人的呼吁为参照，呼吁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这一非暴力运动呼吁对以色列进行广泛的抵制和撤资行动，直到它履行其被国际法要求的义务，即：
这些目标实际上没什么“激进”的，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只是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国际法。因此，拒绝将巴勒斯坦妇女问题作为女权主义问题来处理，以及对巴勒斯坦妇女反对残酷占领者的团结呼吁的无视，表明全球北方的女权主义仍然没有能力处理一个谴责殖民主义、而不只是任何可能影响我们自己的本土父权制的妇女议程。然而，根据巴勒斯坦学者纳德拉·沙卢布-科沃尔基安（Nadera Shalhoub-Kevorkian）（2014）【译注6】的说法，就巴勒斯坦妇女而言“女权主义需要理解与被剥夺者团结的性质和意义，这是全球女权主义、国际法和以色列女权主义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做到的”（第4节，第2段）。
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全球北方的女权主义方法长期以来将以色列排除在任何批评之外，因为它持续审查任何对该国压迫性政策的讨论。全球北方的女权主义者，就像许多全球北方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不想“提起政治”，特别是涉及以色列的问题。然而，当涉及到批评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的其他公开的政治方面时，ta们却没有这样的顾虑。讽刺的是，那些主张“个人即政治”这一20世纪60年代白人女权主义（或者通常在主流话语中被称为“第二波女权主义”）口号的活动家，却否认政治对个人有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各种压迫结构交叉中的全球南方妇女。然而，尽管有色人种妇女的更激进、更全面的分析是同时（而不是后来）存在的，这种“霸权女权主义”一直到最近才没有继续占据主流话语。如果苏珊娜·特鲁斯（Sojourner Truth）“难道我不是女人”的演讲仍然不足以证明有色人种妇女一直被霸权女权主义所疏远，并且从一开始、而不是后来就对其提出质疑；那么贝基·汤普森（Becky Thompson）（2002）的《多种族女权主义：重塑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年表》无疑是对认为有色人种女权主义是在白人女权主义之后出现的观点的一个很好的纠正。然而，即使在有色人种女权主义内部，也有一些人从未把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视为一个关键的去殖民女权主义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主流的信念，即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有错。
数十年来，西方一直存在着包庇以色列、使其免受批评的现象。它的结果是，大多数全球北方的活动家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压迫巴勒斯坦妇女的罪魁祸首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犹太复国主义，它使巴勒斯坦人成为一群被放逐、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以色列每天都在侵犯ta们的人权。因此，我们持续看到反战活动家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但不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好像不知道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就在2012年，在西雅图的一个进步非裔活动上，我收集签名，要求西雅图市从那些在以色列非法占领中受益的公司撤资，一个自称是犹太裔美国人的白人女性试图说服我放弃，她居高临下地说，我试图将压迫联系起来是“幼稚”的，说如果我明白以色列发生了什么，肯定不会这样做。当我解释说，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巴勒斯坦活动家，我对局势有第一手的了解，不会把自己描述为“幼稚”的时候，她转而称我为反犹主义者，并试图把我从活动中被驱逐出去。
西方女权主义者一直并且仍然不假思索地谴责说，阿拉伯妇女受到压迫是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占领，而且ta们似乎对占领以及军国主义中性别化的表现加剧了巴勒斯坦妇女的处境——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女权主义学者渴望分析其他经历战争蹂躏国家中的性别问题，如贫困女性化、武装组织支配社会使妇女失去权利、战区性工作和性奴役的暴力，以及经历过武装冲突的社区中性暴力的总体增加等。然而，当涉及到以色列时，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批判性分析却崩坏成一种简化的二元对立，将以色列视为“西方的”、“现代的”、“文明的”，而将巴勒斯坦人视为“落后的”，因此无法抓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中性别化的方面。这种短视的视角只看到了微观环境，即阿拉伯社会，而完全忽视了宏观环境，即以色列的占领、其严厉的歧视措施，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侵犯。
当考虑到巴勒斯坦妇女的处境时，通常是对“在哈马斯统治下的生活”的谴责。然而，巴勒斯坦妇女已经解释了几十年，和受到巴勒斯坦男性的压迫相比，她们受到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压迫至少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在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记录到，正如卡米尔·奥德（Camille Odeh）【译注7】告诉纳丁·纳贝尔的，巴勒斯坦妇女联合协会（United Palestinian Women’s Association）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举办过讨论工作坊，讨论巴勒斯坦作为激进的反殖民活动的一部分。许多离散的阿拉伯女权主义者写了文章解释，与巴勒斯坦妇女的团结意味着需要谴责并组织起来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这一定居殖民工程。
在我自己的文章《代表的负担》（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中，我说巴勒斯坦妇女的行动自由、受教育的权利、投票的权利、工作的权利、自由定居的权利、出生的权利、在自己的祖国享有足够的食物、干净的水和医疗治疗的权利，都不是被她们的巴勒斯坦同胞而是被非法占领的权力方，即以色列所剥夺（埃利亚，2011）。对于虚伪的自由主义者们来说，这个最基本的现实似乎似乎太具有挑战性了，他们更喜欢关注着装规范和“解放”的外在陷阱，并坚持用关于“伊斯兰式的”父权制或原教旨主义的反驳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的。最近，巴勒斯坦酷儿组织Al-Qaws（阿拉伯语为“彩虹”）的负责人哈尼恩·迈基（Haneen Maikey）（2016）在一篇Facebook帖子中，捕捉到了许多巴勒斯坦女权主义者的挫折感，她写道：
试图用规范和传统的视角来框定性/别问题，不仅是种族主义的和偷懒的，而且也远远不能捕捉到对在巴勒斯坦的LGBT群体实施的、无尽形式的暴力。
在理论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过度军事化、占领和定居点殖民主义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性别暴力。我们用来指代土地占用行为的语言反映了这种暴力的结合。例如，“渗透到处女地”，这种说法在欧洲征服非洲大陆的时代里很常见；或者“加沙的强奸”，这是我们在每次以色列对被围困的地区进行攻击时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的。这些都是这种心态的历史和日常的标记。那些土地被征服的男人被认为是“被阉割的”，他们保护土地的失败显然显示了他们是“女性化的”。这都是统治和暴力的高度性别化的语言。当然，我们也对“强奸、掠夺、烧毁”这样伴随着征服的表达感到令人悲哀的熟悉，我们知道妇女是“战争的战利品”。无论我们看哪里，性别暴力都是征服和定居点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一个残酷的军事占领力量，不断扩大其非法的定居点，也不例外。具体来说，当这样的权力将一群人——这片土地上被放逐、被剥夺公民权利、被占领的原住民——视为“人口威胁”的时候，这根本上来说是种族主义和性别化的。
而且，种族主义的人口控制特别依赖于对妇女的暴力。所以，从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转为学者的莫德凯·凯达尔（Mordechai Kedar）会理直气壮地建议“强奸巴勒斯坦战士的妻子和母亲”能阻止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攻击（Mezzofiore，2014，第1段），这并不令人惊讶。同样的，以色列议员艾莱特·沙基德（Ayelet Shaked）没有试图将对巴勒斯坦儿童和ta们的母亲的谋杀描述为不幸的、不必要的附带损害；她公开呼吁杀戮，声称巴勒斯坦妇女也必须被杀，因为她们生下了“小蛇”（引自Abunimah，2015，翻译后的帖子部分，第5段）【译注8】。然而，巴勒斯坦母亲，就像世界各地的母亲一样，有一个压倒性的关切：保护她们的孩子免受伤害。在巴勒斯坦，这种伤害来自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定居点。许多母亲评论过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们很难避免在早期就被政治化，因为ta们无法躲避周围来自以色列的暴力。还有一些人实际上希望ta们的孩子能够理解局势的严重性，以便更好地面对它。还有一些人，比如法特梅·布雷杰（Fatmeh Breijeh）【译注9】，鼓励为解放而抵抗。布雷杰来自伯利恒附近的阿尔马萨拉（Al Ma’sara），她解释说:
布雷杰决定教给孩子们的抵抗，这首先是一种由原住妇女的顽强坚持所构成的抵抗，一种根植于了解每一片草的抵抗，而不是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只知道携带武器和偷窃”的行为（引自Naijar，2014，第637页）。
“姐妹情谊是……”选择性的吗？
总体而言，全球北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看法往往基于种族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然而，许多被剥夺权利的、进步的、全球北方的有色族裔妇女也吸收了霸权话语及其潜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也长期未能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一个殖民语境中的问题。正如西蒙娜·沙罗尼（Simona Sharoni）和拉巴布·阿卜杜勒哈迪（Rabab Abdulhadi）（2015）在2015年历史性的NWSA投票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道的，此时距萨达维与弗里丹的交锋整整30年了。
多年来，全球北方的女权主义者未能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妇女坚持将她们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结果，巴勒斯坦妇女一直在接收善意但误导的倡议，这些倡议无视了她们的主体性、需求和韧性，而只关注了对“妇女问题”的狭隘理解和对父权制和民族主义的批判……ta们缺少的是对巴勒斯坦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认识，即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非法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权的侵犯，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类似种族隔离的政策（第654页）。
的确，几十年来，全球北方的霸权女权主义一直由欧洲裔中产阶级妇女主导，她们一直在与大屠杀带来的无尽创伤作斗争。这当中包括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宣言之一《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作者，她曾试图在国际妇女会议上审查纳瓦尔·萨达维（Nawal al-Saadawi）；鲁宾·摩根（Robin Morgan），《姐妹情谊是强大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一书的作者，以及全球姐妹情谊研究所（The Sisterhood Is Global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女士》杂志（Ms. Magazine）的创始人；舒拉米特·费尔斯通（Shulamit Firestone），《性别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一书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作者；以及其他这样的卓越女性，她们要么是在大屠杀之后很快被作为犹太人抚养长大，要么是被教育去谴责反犹太主义（以及少数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作为终极的邪恶。对于这些白人女性来说，欧洲的话语和欧洲的苦难是一类，而且高于任何其他的苦难。因此，在霸权话语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承认，欧洲的帝国主义导致了非洲大陆本身数千万人死于暴力，还有在欧洲和美洲被奴役的数百万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试图在她的畅销小说《宠儿》（Beloved）中，将这一可怕的事件刻入美国的民族意识，她将这本小说献给了“六千万以及更多”在奴隶贸易中丧生的被奴役的非洲人，但是这个提醒在全美关注个人而不是集体的浪潮中被推到一边。尽管有大量文件记录了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在刚果犯下的暴行，但这位比利时君主从未被列为与波尔布特、伊迪·阿明或成吉思汗等非西方人一样的暴君。因此，尽管欧洲人在近代历史上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唯一被一致承认为邪恶的欧洲人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受害者主要是欧洲人。换句话说，当欧洲人掠夺非欧洲国家时，他们的罪行不被视为罪行，而是被错误和泛泛之辞合理化，比如作为“发现”（比如西班牙征服美洲的例子），“委托”（就像英国轻率地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或者“文明使命”（诸如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毁灭性的殖民）。美国甚至创造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委婉语之一，将其对数百万非洲人及其后代的残酷奴役描述为“特殊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在北美，即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哥伦布到来后的150年内，90%的土著人被屠杀。然而，哥伦布被赞美为一位发现者，而不是一位征服者和残杀者。不知何故，像哥伦布对北美土著人民发起的，或者是欧洲奴隶贸易对非洲人所做的这样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就因为受害者不是欧洲人，这些罪行并没有像欧洲人对欧洲犹太社群的种族灭绝那样被记录。事实上，人们经常说六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或许更正确的说法是，人们忽视了几乎相等数量的别的人群（无论是什么样的偶然使ta们诞生成“他者”）也在大屠杀中丧生这一事实。这证明犹太人的苦难被置于其ta人的苦难之上：罗姆人、双胞胎（译注10）、同性恋者以及非洲人。然而，希特勒也意图在欧洲“清洗”那些“不需要的人”，这些人却往往被遗忘。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封面
在这样一个洗白（whitewashed）的背景下，至少可以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am）的话是令人惊讶的：她说她自己的女权主义一直受惠于黑人女权主义。她在2015年12月的一次采访中说：“我学到的女权主义不成比例地来自黑人女性”并补充说，在她看来，女权主义一直是交叉性的，因为它一直都意识到阶级和种族问题。她甚至说黑人女性“发明了女权主义”（引述于Tisdale，2015年，第1页）。但我们即使承认斯泰纳姆的女权主义的确意识到了阶级和种族，仅仅承认白人受惠于黑人，并不能被理解为对有色人种所经历的结构性压迫的批判性理解。这种做法往往不过是那种虚伪的“多样化”的嘴皮子工作，试图通过宣称自己已被“影响”而非剥削有色人种的经历，来减轻白人的内疚感。这在音乐产业中最为明显，音乐产业承认非裔美国人对摇滚乐、爵士乐、嘻哈乐、说唱乐的开创性贡献，然而继续不成比例地奖励那些剥削黑人音乐类型的白人艺术家，而不是表演它们的非裔美国人。
打破审查：犹太复国主义即种族主义
在全球北方长大的有色人种女性，如果没有刻意去寻找来自全球南方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分析，就会同化白人主流对巴勒斯坦人民抵抗的表述，将其视为又一件暴力反犹主义的事件、延续了(即便其实是欧洲的)对犹太人的古老追杀。随着《这座桥叫做我的背》（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哈西恩达卡拉》（Hacienda Cara），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与女权主义的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等开创性选集的出版和广受好评，白人女权主义的霸权在80和90年代开始崩解和消散（作者注4）。最终，一种更加细微复杂的分析开始出现，并渗透到大多数女权主义社群中。现在的年轻女性仍然会阅读斯泰纳姆和波伏娃的作品，仿佛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她们也熟悉了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就像历史课本只围绕男性冲突和领土战争一样，曾经专属于白人的“妇女研究导论”课程开始包含一两篇有色人种女性的论文。但这些论文往往仍是“对立的”，甚至是可选的，宣扬并强化了白人的元叙事。“双重压迫”（double-jeopardy）和“多重压迫”（multiple jeopardy）等概念，尽管对中产白人女性的受害感造成了打击——她们在舒适的房子里因无聊而受苦——但这仍然被视为“少数群体”的困境，而不是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困境。
尽管对于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分析，许多有色人种女性仍相信那些对巴勒斯坦的霸权呈现。具体来说，许多有色人种女性，包括土著女性在内，相信的是主流对巴勒斯坦人的诋毁，将ta们视为犹太人古老的敌人，而不是新近的犹太复国主义受害者。随着全球“反恐战争”的兴起，东方主义式的迷恋——带着面纱的女性、奥达丽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宫女）、哈里姆（伊斯兰世界的后宫）——让位于肆虐的伊斯兰恐惧症，将所有巴勒斯坦人（女性、男性和儿童）视为潜在的凶残恐怖分子、觉得他们都怀着将“犹太人投入大海”的邪恶意图。以色列所谓的女权总理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扬言：“和平将在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爱ta们的孩子胜过恨我们之时到来。”尽管这一指控无法直接查证，但它在犹太复国主义圈子中的广泛流传明确展示了一种心态，即指责巴勒斯坦人——一群被殖民、被剥夺的人——“恨犹太人”，而不是ta们在寻求推翻占领者。
尽管无论是在种族上还是在宗教上，巴勒斯坦人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社群，数百年的欧洲反犹主义被嫁祸到了巴勒斯坦人身上。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受害者叙事的成就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已经打了几个世纪”，这种说法根本不能得到证实，而且这个地区已经有非常详尽的有记载的历史了。有人说“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是古老的”，这完全是一种非历史的声明，因为以色列在1948年才建立。自从巴勒斯坦人了解到要执行这一计划（以色列建国）以来，ta们就在抵抗剥夺和强占。尽管有人（错误地）声称“那个地区的人们一直在彼此争斗”，这样的指责却总是指向非犹太社群，以此来延续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和历史性的苦难。没有人承认的一点是，其实就多样化社群而言，巴勒斯坦人民实际上是很特殊的。直到犹太复国主义撕裂ta们并优待其中一些人（巴勒斯坦犹太人，后来是其ta阿拉伯犹太人）之前，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参与过内部争斗。接着，来自别的地区和欧洲的犹太人，作为非原住民，成为了巴勒斯坦的新殖民者。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其实并不是基于宗教，而是基于一个事实：ta们被新定居的移民社群剥夺、驱逐、取消公民权和许多最基本的人权，这个移民社群【译注：犹太人】却拥有了特权和优势。当然，犹太复国主义没有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仍授予来自特定社群的定居殖民成员特权，而这些特权是非犹太人的原住居民所不能享有的，后者现在被认为是“外人”。即便在西方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圈子中，也很少有人质疑这一叙述。当然正如上文所述，也有例外（作者注5）。然而，总的来说，许多阿拉伯裔美国女权主义者在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时经历的是疏离和隐形，而且通常带有公然的敌意（作者注6）。
在《被遗忘的‘主义’》一文中，旧金山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Arab Women’s Solidarity Association）的成员们突破了数十年的出版审查制度，勇敢地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一种压迫性和暴力的种族主义体系，任何质疑其正当性的行为都会遭到猛烈攻击。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勇敢地写道：
尽管一些开创性的有色女性选集开启了交叉性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和分析的大门，但阿拉伯女性仍然受到审查，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她们最为谴责的恶行——被主流媒体误传、“美化”，就像历史上许多由欧洲人犯下的罪行一样，被描述成一种“文明的”（如果不是文明化的）使命，遭受敌对攻击者围困。《被遗忘的‘主义’》是旧金山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的一个集体项目，由纳丁·纳伯(Nadine Naber)、伊曼·德索基(Eman Desouky)和莉娜·巴鲁迪(Lina Baroudi)作为主要作者，最初由有色女性资源中心（Women of Color Resource Center）出版，并在《暴力的颜色》（The Color of Violence）中重印，该书由INCITE！有色女性反暴力集体（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 collective）编辑。INCITE!尽管起初并未完全理解巴勒斯坦问题，但当一些成员将其引入全国指导集体（national steering collective）后，从2000年代初期起就将其[译注：巴勒斯坦问题]置于分析的中心地位。实际上，INCITE!已经要求全国各分会认可“巴勒斯坦团结要点”(Palestine Points of Unity)【译注11】，并制作了关于巴勒斯坦的普及教育材料，多年来一直促进或赞助有关巴勒斯坦的研讨会。人们无法低估离散阿拉伯活动家研究和撰写《被遗忘的‘主义’》，有色女性资源中心以及后来的INCITE!出版它所需要的勇气和正直。即使在今天，公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少人具备这样的勇气，而且它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针对巴勒斯坦权利组织者恶毒的个人和职业化的攻击，呼吁解雇同情巴勒斯坦的教职工；实际上一些教职工因此被解雇；以及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和教师完全合理的被解雇担忧。在美国有超过30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监控那些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教师的教学大纲、讲座和出版物，而最近成立的金丝雀任务（Canary Mission）专注于学生组织者，并试图影响潜在雇主不去雇用他们。随着这些麦卡锡主义组织的增加，一些联盟和法律辩护团队正在组织起来对抗它们。但是将近三十年前，大多数人选择不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人性和受压迫的事实。并且，很少有未直接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人这样做。
近期发布于INCITE!主页的声援解放巴勒斯坦海报
在他2004年的纪录片《和平、宣传与应许之地》（Peace, Propaganda, and the Promised Land ）中，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传播和文化研究教授（Sut Jhaly）解释说，多年来，他定期调查本科一年级学生对国际事务的总体知识。这些调查显示，75%的学生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占领了以色列，而不是相反。这一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它揭示了在其它方面享有特权的人群有多么无知，并可能反映了美国国内对犹太复国主义这一谎言的普遍接受。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总是被迫防守，总是被预设有罪的、种族主义的、反犹的。由于我们被视为攻击者、侵略者、占领者，我们的抵抗自然被解释为恐怖主义，而不是去殖民的斗争。即使在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在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国家话语中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进步人士（而不是保守派）赞同对以色列“过度反应”的谴责，却几乎没有意识到ta们在强化这样一个谎言：以色列仅仅是在“回应”巴勒斯坦的挑衅，而不是作为占领者、侵略者、压迫者而发起挑衅。
随着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剥夺并诋毁整个巴勒斯坦群体（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不是几百或几千战士），那种简化的东方主义视角下作为被阿拉伯父权压迫的群体，不再适合用来描述阿拉伯和穆斯林妇女。此外，巴勒斯坦妇女及其盟友正在积极重写那种东方主义叙述，解释她们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压迫比伊斯兰教更甚。这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谴责保守的阿拉伯社会，而是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她们社群造成的伤害。她们在挑战白人/犹太复国主义霸权女性主义的同时，公开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即使她们在有色人种女性圈子中仍然是隐形的。乔安娜·卡迪（Joanna Kadi）是《给我们祖母的食物》（Food for Our Grandmothers） （1999）一书的编辑，这是第一本关于阿拉伯美国人和阿拉伯加拿大人女权主义者的选集。卡迪称阿拉伯美国女性主义者是“最隐形的隐形人”。我在自己的论文《家庭中的白羊》（发表在《我们称之为家的桥梁》）中，也谴责了有色人种女权主义把我们排除在外（Elia，2002年）。就在这本选集即将出版之前，阿拉伯美国女性作者在与其他贡献者的讨论的过程中，遇到了极端敌对的环境。这揭示了许多所谓的激进有色人种女性仍然在散布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的仇恨。令人悲哀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安萨尔杜亚（Anzaldua）和基廷（Keating）支持审查而非支持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从而加强了霸权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作者注7）
但失去一切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力量。在被剥夺了家园、自由、尊严和自决权的情况下，巴勒斯坦妇女持续发声。她们希望其ta女权主义者、活动家、学者和组织者不仅要“看穿面纱”，更重要的是要“看穿宣传”（‘hasbar’a为希伯来语中“宣传”的意思）。除了我们从1980年代就开始参与的工作坊和大众教育活动，一些人组织并带领全球北方的活动家代表团前往巴勒斯坦，让大家亲眼看到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下的现实生活：在自己的家园被围困、被剥夺权利。这些代表团成员返回全球北方后发表的声明，证明了在犹太复国主义统治下生活的严酷性，以及巴勒斯坦人民保持毅力、抗争和推翻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决心。例如，内费提·塔迪尔（Neferti Tadiar）在2012年写道：
塔迪尔参与了美国学术和文化抵制以色列运动（US Campaign for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Boycott of Israel）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还有别的有色人种女性加入了另一个由巴勒斯坦学者活动家拉巴布·阿卜杜勒哈迪（Rabab Abdulhadi）组织的代表团，她们在返回美国后，也发表了和所有被剥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声明。基于我们在各种激进社区取得的多重进展，不可阻挡的变革终于在酝酿之中。
结束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去殖民实践
尽管偶尔会感到来自潜在盟友的背叛之痛，巴勒斯坦人向世界解释ta们对自由的渴望并非来源于某种非理性的、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情绪，而是源自于非常人性的动力：渴望自由、主权和有尊严的生活。巴勒斯坦人知道ta们是被殖民主义剥夺的，这是一场去殖民的斗争。我在本文开头论证，NWSA的投票并不一定反映了组织的“棕色人种化”，仅因为这样的说法会暗示“棕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一直都在巴勒斯坦去殖民斗争中。数十年来，美国的行动主义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巴勒斯坦人及其盟友努力拆解霸权犹太复国主义叙述，那种叙述将我们——而不是我们的占领者——描绘为暴力的种族主义恐怖分子。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有色人种女性中，但它肯定不是自发的。
然而，尽管我们在全球北方取得了进展——主要是打破犹太复国主义叙述，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每天变得更加暴力（2015年10月和11月平均每天有三个儿童被杀害）。每一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攻击不仅夺去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也导致了巴勒斯坦女性流产、早产和死产。内盖夫（Negev）的巴勒斯坦妇女有世界上最高的死产率、分娩中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这些死亡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行动的限制以及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妇女获得医疗服务直接相关。
但问题是，不仅仅是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承受这些）。即使我们专注于妇女和儿童，我们也需要问题化这一观念：“妇女和儿童”才是作为值得接受怜悯、同情、帮助和团结的人，与不应得到此类帮助的男性不同。正如玛雅·米克达希（Maya Mikdashi）2014年在她题为 《巴勒斯坦男人能成为受害者吗？》的文章中精辟指出的：
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在1990年代提出的“谴责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表达，使人不禁要问，男人是否能成为受害者。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也经常评论我们不断听到的“女性和儿童作为受害者不成比例地高”的事实，所以我问“适当受害者的年龄和性别比例应该是多少？”实际上，每一项以色列政策、每一次以色列攻击、每一次屠杀，都可以被称为“杀光所有人的行动”：男性和女性，儿童和老人，异性恋和LGBTGNC，基督徒和穆斯林。女权主义不应如此狭隘地关注人群中的某一部分以至于忽略了别的受压迫群体。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以色列压迫。在越来越多的交叉性、有色人种女权主义分析中，这样的理解终于成为了中心。
正义是不可分割的。在北美的离散社群中，一位有色人种女性作为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的形象十分突出：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塔布曼决心释放尽可能多的奴隶。她从没有说，“如果你认同非暴力，跟我来。如果你从未犯过罪，跟我来。如果你信仰我的上帝，跟我来。”她知道奴隶制是错误的，她释放任何她能释放的被奴役者。她知道正义是不可分割的，自由是所有人的权利。
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同样，我们需要理解，当整个民族都被剥夺的时候，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团结不可能是带有选择性的。2016年，哈宁·迈基（Haneen Maikey），作为巴勒斯坦同性恋团体Al-Qaws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她和西方酷儿团体时表达地非常简练：“如果你们只支持我们，那我们不需要你们所谓的团结。你们必须与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
即使我们专注于以色列政策如何影响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和酷儿人群，我们也必须记住，交叉性女权主义不仅仅是改善某些人的境遇。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受到以色列的占领之苦，正如所有的美洲土著都受到欧洲对这片土地的掠夺，以及所有的非裔美国人都受到奴隶制的折磨，并持续受到制度性种族主义和结构性暴力的影响。
结论：交叉，而非平行
总体而言，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与各种进步的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和激进的反殖民社群建立了许多联盟。直到最近这些联盟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当“黑命攸关”运动选择在全美范围内打破常态，并坚决公开残酷的警察部队经常在以色列进行训练的暴行。由于巴勒斯坦人在全球北方几十年的组织工作，犹太复国主义叙事被打破，这也使得人们更多地理解定居者殖民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性别面向，这让许多全球北方的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为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和原住民主权而斗争确实是一个女权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和那些多年以来支持着我们甚至视我们为家人的联盟，正在建立新的联结，这些联盟迫在眉睫，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因对交叉性更深的理解，这些联盟需要有意识地了解彼此的历史，在策略上有轻重缓急，在一些人处在前线的时候展现互相团结。我们从未像现在一样深刻意识到，我们的斗争不是平行的——这暗示它们将永不相遇——而是交叉的，并在各种节点上汇聚。我们希望这样互相的团结是一个长期的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时刻”。
今天，围绕着监禁、执法暴力、移民权利、边境暴力议题，巴勒斯坦人和别的被种族化、被污罪化的社群正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反对性别暴力，也反对军国主义和定居殖民主义。对于反殖民活动家和学者来说，我们今天庆祝的团结不是新近的，也不是一个时刻。相反，它是一个长期的运动，总是处于变动之中，随着我们社群的情况发展和变化而起起伏伏，但始终存在，始终与更大的压迫者：种族主义的殖民的异性恋父权制度交战。有了这种理解，并认识到我们正在对抗的制度是全球性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到，被剥夺权利、被污罪化的社群之间的团结不是自利的，而是互惠的。
从全球角度看，我们作为BDS（“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组织者建立的联系也非常重要，一旦（而不是如果）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能放弃它们。正如有色人种女性和原住民女性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后在声明中写道：
在1997年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团结日(International Day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上发言时，南非伟人、诺贝尔奖得主约翰逊·曼德拉说：“但我们深知，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从加沙到弗格森”(from Gaza to Ferguson)【译注12】不仅是一个合乎时宜的声明，它是对长远的相互联系的洞察。正如资深的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活动家们今天与我们建立团结一样，有一天，巴勒斯坦人会说“我们深知，除非所有被污罪化的社群都自由，否则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原注：
作者注1：我在这里使用“全球北方女权主义者”来指代那些居住在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一全球北方叙事的地区的女权主义者——通常是在全球北方地区——不论她们的种族，令人难过的是，很多有色族裔的女权主义者也落入到了这个分类当中。
作者注2：我有记录一些在有色人种妇女圈层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见：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When Palestinians Speak Out”, in Rabab Abdulhadi, Evelyn Alsultany, and Nadine Naber, eds, Arab and Arab American Feminisms: Gender, Violence, and Belonging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作者注3：我通过脸书和官方网站下的“联系我们”按钮两种方式联系过全球姐妹情谊研究所，我最后的尝试是在2016年5月。
作者注4: 《这座桥叫我的背：激进有色人种女性的写作》（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编者：雪莉·莫纳佳，格洛丽亚·安扎度拉Cherrie Moraga, Gloria Anzaldua，厨房餐桌：有色人种女性出版社（ Kitchen Table/Women of Color Press），1983年第二版；《造面孔，造灵魂/哈西恩达·卡拉斯：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的创意和批判性视角》（Making Face, Making Soul/Hacienda Caras,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Feminists of Color）, 编者：格洛丽亚·安扎度拉Gloria Anzaldua, 鲁特阿姨出版社（Aunt Lute Press）1990年出版；《第三世界女性和女权主义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编者：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安娜·卢梭(Ann Russo), 和路德·托瑞斯(Lourdes Torres),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作者注5: 对于旧金山有色人种女性研究中心与阿拉伯移民女性主义者之间长期联盟的深入分析，请参见纳丁·纳伯(Nadine Naber)的《阿拉伯美洲：性别政治与行动主义》(Arab America: Gender Politics and Activism), 纽约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注6：我已在《代表性的负担：当巴勒斯坦人发声时》(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When Palestinians Speak Out)收录了这些带有敌意的案例，收录于《阿拉伯美国女性主义：性别，暴力与归属》，由拉巴布·阿卜杜勒哈迪(Rabab Abdulhadi)，纳丁·纳伯(Nadine Naber)和埃夫林·阿勒苏尔塔尼(Evelyn al- Sultany.)编辑，雪城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作者注7：我在《代表性的负担》（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中讨论了这一让人伤心的事件。
译注：
译注1: 根据维基百科，瓦法·伊德里斯Wafa Idris (Arabic: وفاء إدري ）是巴以冲突中的首位女性自杀式爆炸袭击者（2002年1月27日），时年28岁，离异的红十字会志愿者，曾经生活在拉马拉（约旦河西岸城市）的Am’ari 难民营。
译注2：纳丁·纳贝尔（Nadine Naber）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性别与妇女研究项目和全球亚洲研究项目的教授。其研究兴趣在跨国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妇女和有色人种酷儿理论、去殖民女权主义、帝国研究、批判种族研究、中东研究和阿拉伯裔美国研究的交叉。
译注3：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20世纪60年代是全美国著名的活动家和激进人士，美国共产党和黑豹党领袖。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退休教授。
译注4：BDS即“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运动的缩写
译注5：巴勒斯坦团结要点（Palestine Points of Unity）: https://incite-national.org/palestine-points-of-unity/
译注6：纳德拉·沙卢布-科沃尔基安是一位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支持者。“作为一个耶路撒冷老城居民，她运用直接行动和批判性的对话来终结凌驾于巴勒斯坦儿童生命、临终空间、产妇身体和生命的权力。”（来源：希伯来大学官方页面）
译注7：卡米尔·奥德，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师。她从巴勒斯坦运动中开始组织与行动，曾是国际巴勒斯坦妇女联合组织主任。关注领域包括社区发展与领导力、社区组织、青少年正义、女性和难民，并在非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从事相关工作超过25年。
译注8：考虑到蛇在犹太教传说中的象征意味，此意为新一代的敌人和恶魔】【译注9：法特梅·布雷杰是伯利恒附近的阿尔马萨拉村第一位女性议会领袖，同时她也是一位有机种植者、社会创业者。有关更多她的故事：https://buildpalestine.com/2020/04/22/buildx-highlighting-bethlehems-social-entrepreneurs
译注10: 德国纳粹医学官员会把集中营里的双胞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进行遗传生物学和人类学等研究，导致许多双胞胎死亡，其中臭名昭著的人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1979)。相关研究见：《门格勒：揭开“死亡天使”的面纱》（Mengele: Unmasking the "Angel of Death"）；《兹维·斯皮格尔的历史：大屠杀和其余波中的门格勒双胞胎和其保护者的经历》（The History of Zvi Spiegel: The Experience of Mengele Twins and Their Protector During the Holocaust and its Aftermath）等。
译注11：巴勒斯坦团结要点: https://incite-national.org/palestine-points-of-unity/
译注12：“从加沙到弗格森”是指巴勒斯坦人和美国黑人社群建立的联结。2014年8月9日，美国黑人青年迈克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被警察杀害，激起了当地和全国性反对警察暴力和反种族主义的抗争，这一抗争很快和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暴力和种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加沙和西岸地区的行动者很快表达了支持和建议。这一事件推进了美国黑人社群和巴勒斯坦社群的进一步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