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创办影视公司，曾为协和医院拍摄纪录片 | 影视人在武汉
这是鲜喵的第 1223 篇吐血原创
编者按
疫情至，灾难袭。
或许，未曾有人想到。进入2020年之后，影视行业不仅没有走出“寒冬期”，反而进入了更加彻骨的“冰封期”，整个行业被“冻结”。
而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武汉的影视人。
他们不仅面临着财务的危机，更直接面对着生命的威胁。
烹小鲜（pengxx01）始终在关注着他们的安危，为此，策划了「中国故事·影视人在武汉」专题。
我们采访了数位疫情期间在武汉的影视从业人员，有导演、演员、制片人、公司老板等等，请他们分享了在疫情各个阶段的感受。
他们之中有的人生于武汉，也有的人第一次来到武汉。而有的人，亲戚朋友已不幸被感染。
但他们仍以最坚强的心态去应对，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武汉的支持、对病毒的抗争。这同样也鼓舞着艰难的影视行业。
本专题，我们将保留受访者最真实的自白，每一篇都将以自述方式呈现。
今天的主人公，是武汉天堂映画的创始人董松岩，十余年来，他与武汉共同成长。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叫董松岩，1983年出生于湖南衡阳，目前在武汉经营一家影视公司，名为天堂映画。
2002年，因为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我来到了武汉，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武汉，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
我带着沉甸甸的行囊，从老家坐了七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武昌站。迎接我的，是武汉的夜。
那个时间点，已经没有校车接新生，我只能和朋友先去一位老乡那儿暂住，第二天再回武昌站，等候迎新的师长。
次日早上，我乘着538路公交车返回武昌站，然后在武昌站换乘校车，去到余家头校区。
这一路上，校车穿过武昌老城区，沿江而下，武汉的半数风光尽收眼底，我当时既兴奋又有些失落，一切和想象的不太一样。这座城市虽然很大，但是非常破旧，难怪被调侃为“中国最大的县城”。
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后会扎根于此，成家立业。
不同于老城区的市井杂乱，学校里绿树成荫、苏式建筑大气漂亮，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好，热情，就像武汉9月的天气。见到他们，我兴奋异常。后来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爱人、挚友和事业伙伴。
我是个喜欢表达的人，所以选择了动画专业，也正因如此，大学的时候，经常和三五好友一起拍短片，我们都热爱电影。
毕业那年，我们拿到了湖北一家媒体的投资，拍摄了一部长片，之后核心团队就自筹资金成立了天堂映画公司。我一边经营公司，一边做编剧、导演，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公司发展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
而我读书创业的这十几年，正好是武汉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十几年。我眼看着它的城建全面启动，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地铁通达三镇，看着它一点一点变得更繁华，“米”字型高铁网络更是四通八达，我回老家的时间也从七小时缩减到两小时，真正体会到了“九省通衢”的便捷。
期间，我和我的团队拍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作品也频频登陆央视等主流平台，拿到了很多国内外的大小奖项。我个人经历了创业、结婚、生子，可以说，武汉见证着我的人生重要节点，我与武汉共同成长。
今年，公司有三个重点项目，第一个是全程在武汉取景、由我自编自导的电影，计划于年内公映；第二个是发起策划的长江青年影展，已完成作品征集和初选；第三个是在武汉的文艺地标昙华林打造一个电影主题空间，原定于3月正式开放。
一切本来都在稳健有序地进行。然而，一场灾难，给项目、我、公司以及武汉，按下了暂停键。
最开始的时候，没想到会这样严重。
我的信息算比较灵通，一些朋友提醒过我多注意，但是当时的舆论氛围并不紧张，新闻媒体也没有宣传，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
直到1月11号前后，公司合伙人的母亲因为肺部病重住进了ICU，是什么肺病，并未确定。哪怕现在已痊愈出院，也依然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的合伙人非常紧张，怀疑母亲患病和坊间的信息一样。我只能安慰他，不会有事的，工作上也不要担心，其他同事会分担。再来公司，他戴上了口罩。
大概13号左右，合伙人就不来公司了，需要的时候就在网上联系，他比较警觉。与此同时，合伙人的父亲也开始出现和母亲一样的症状，咳嗽、高烧不退、肺部CT图样相似，只是面积较小。
他把妻儿安排在了另外一套房里，自己在家照顾父亲，随时洗手，且戴着口罩。还好，后来他的父亲经过吃药后自愈，他及妻儿未出症状。
因为他家里的事情，公司内部开始重视起来，大概在1月15号，我听到一些医疗界的朋友说，未知肺病的情况要比想象中严重很多，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很多大型活动没有停，也不戴口罩。
我心里愈发觉得不对劲，尽管不清楚传染途径，但还是建议同住的岳母不要外出散步，不要去菜市场，更不要买活鸡鸭，连鱼都不要买。即便必须买菜，那就在附近的超市买，卫生条件比较好。
公司的年会在1月16号，我们旗下还有一个少儿艺术教育品牌叫映悦，人比较多，年会定在1月20号。往年我都会带着儿子参加，但是这次没有，整体也只是简单办了一下，还临时通知了映悦外地团队，不让他们来武汉。20号早上我买了几包口罩，给每个人都发了，在映悦年会上特别强调了未知肺病的问题，让大家多注意。
1月20号之前，武汉街头戴口罩的人极少。当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了钟南山院士的采访和电视新闻，这个时候才了解到新冠病毒的真实情况，相当于我们得到确切消息的时间，是和全国同步的。
按照每年的安排，我们一家人在开完公司年会后，第二天去湖南老家过年，我爱人也是湖南的，在益阳，两家会轮流待上几天，今年先去岳母家。
1月21号早上，我开着车载着家人从武汉出发，一路上畅通无阻，到了岳母家的时候，还有邻居来串门，我们立刻把他们赶走了。
我之前还想过，要不我一个人回去衡阳老家，让妻儿留在益阳。后来一想，还是干脆不回去了，感觉情况越来越严重。
然后我就给母亲打电话，和她讲，现在我回去，别人也担心，会害怕，对大家都不好，我们尽量不移动，那时还没有通知封城。
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正式封城，当天，公司的大部分人该回老家的已经回去了，家在武汉本地的基本留在武汉，个别外地人因为放假在武汉多留了几天，最后就被滞留了，总体一半一半吧。
我们一家从到岳母家那一刻，一直在益阳隔离，到现在20多天了，始终没有出门。
其实最开始提醒亲戚和邻居，讲我们从武汉回来时，问他们不害怕啊，他们都笑，都没有重视。过了一两天，大家才注意。邻居们都蛮好的，会送菜到家里院子前，然后喊一声。
因为村子小，门户之间沾亲带故，大家的氛围很好。我觉得我很幸运，第一是周围很温暖，第二是家里人和员工目前没有人有问题。
封城最初，大家都非常关注疫情，不停地刷朋友圈和新闻，很焦虑也很恐惧。慢慢地，心态稍微平复了一点儿，在家该干嘛干嘛，物资有一些储备，尽量少出去。
我还有位合伙人去做了志愿者，加入了民间志愿者车队，大年三十接送医护人员，后来武汉私家车限行，加上有队友感染，车队解散了，现在也在家隔离。
公司原计划在初十上班，现在这种情况，只能在网络上交流，主要是学习和分享，以半天为单位，每个人讲一个主题，目前为止，所有人轮过了一遍，包括疫情感受、故事、音乐、哲学、礼仪、艺术等等，甚至还讲PS修图。
之所以这样安排，首先想把大家摁在家里不出去；其次想给大家一个交流和宣泄的渠道；第三还有一些业务层面的沟通和准备。
有一些老客户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复工，可以启动一些前期的策划、文案等工作。虽然在业务上，整体影响比较大，但是也没有太慌乱。
我会把困难想得很充足，也算苦中作乐。趁这个时间，也正好停下来，思考一下公司未来更长远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创作规划。
2016年，公司曾为武汉协和医院拍摄过150周年的纪录片和形象宣传片，除了他们，也为武汉市第四医院、襄阳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做过视频和广告服务。
我们放假前还在为武汉同济医院做一个项目，本来是计划年后交片，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继续。
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素质很高，办事严谨。老实讲，我压根没想过会在新闻上，见到现在这样的他们。对于他们，我觉得说再多好像显得矫情，但确实很感动，也很心疼。他们是真正的勇士，而我们现在只能干着急。
除了配合疫情防控，组织一点捐赠，我们也在制作公益类的小视频，网络协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客户，但是我们这种小的文创企业能够发展起来，真的离不来武汉当地的各个层面地支持。
所以之于武汉，我们有很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想因为这次疫情，很多人对武汉会有些许误解。有时候在一些微信群里看到有人指责武汉人，我都会直接开怼。
毫无疑问，武汉人的心理，会因这次疫情受到重大的打击，大家真的很无辜，承担了很多。
这很让人委屈，武汉本来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啊！
这里是九省通衢，五湖四海的人都会到此停留；这里高校众多，培养了一批批的大学生，输送到全国各地；这里江湖环绕，码头文化深厚，所以这里的人很讲义气。
武汉既市井又文艺，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大都市。
通过这次疫情，我对武汉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好我们是一家影视公司，我和团队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认为后面新开发的项目必须有足够的意义，沉得下来，留得下去。
当下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人文社科建设，普通老百姓的精神和心理建设，依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个体的力量虽然很渺小，但是大家都不去做不去努力的话，那就没有机会，历史会不断的重演。
我们科技和医疗发展很快，科研和医护人员都很努力，疫情出现后，如果第一时间还能从人性角度多一点思考，从民众心理出发，做一些疏导，那么地域歧视也好，瞒报也好，各种负面的事件很可能大大减少，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撕裂和牺牲。
或许我没资格这么说，但是这是我之前作为半个武汉人的真实想法。
为什么说之前呢？因为经历这次之后，我认为自己就是真正的武汉人。如果提前知道武汉封城，我想我不会离开，现在感觉自己背叛了它。
我在武汉的时间比老家还要长，在这里，我从一个刚成年的学生变成了“大叔”，武汉的空气早已融进了我的骨血中。
只盼能够早日回到武汉，再度拥抱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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