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迈克尔•扬的知识观：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

迈克尔•扬是当代教育社会学尤其是课程社会学领域中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学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与控制》一书中，摆脱了传统实在论的桎梏，提出了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开启了教育社会学发展的“ 新教育社会学” 时期。在新近出版的《把知识带回来》一书中，他又针对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又一次引领我们走出了社会建构主义所包含的现象学主义、相对主义与霸权主义，开辟了教育及课程领域中社会实在论的新视野。
本文选自谢维和教授与文雯副教授为《把知识带回来》一书所作译序，译序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扬的这一思想转向，收入本文时作了适当删改。
《把知识带回来：教育社会学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的转向》

[英]迈克尔·扬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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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尤其是课程社会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使教育社会学走出建构主义的泥沼，以社会实在论的观点对待知识与教育。作为一位具有年轻人一般活跃思想的老一辈教育学家，迈克尔•扬总是不断挑战着社会和学术界中那些非常时髦和流行的观点，以及一些既定认识。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敏锐和不断反思，使他一直处于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包括课程研究的前沿。他的文章，不论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跨越了认识论与社会理论的边界。而这本《把知识带回来》，则是这种前沿性和引领性的又一次体现。
迈克尔•扬在其早期著作《知识与控制》 一书中，极力倡导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提倡对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教育中的既定范畴、既定概念进行深思。 他认为，知识并不是从既定中获取的(taking)，而是被社会性、历史性地生产出来的(making)。然而，随着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他逐渐认识到这种知识和课程的社会建构主义在现实中包含了非常大的“ 危险”，甚至可能导致“ 灾难”。在《把知识带回来》一书中，他对过去所倡导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超越和进一步的修正，进而提出了社会实在论。

迈克尔•扬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论蕴含了两个非常致命的危险。

第一，它将直接地导致知识的随意性，进而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基础。

这种随意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象学的知识观点，即认为生活经验和课程知识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暗含着高度情境化的生活经验不需要经过结构化的加工和去情境化过程，便可以随意进入课程和课堂。 二是知识化约论，即认为知识可被化约为利益、立场或“知者” ，暗含着所有人/群体的、所有类型的知识的“解放” 的可能性。这类理论抓住了至少一部分真实，即知识本身的确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与人们的主动建构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建构，或者将知识的社会性夸大到不合理的程度，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建构，其后果是将彻底否定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显然，如果将知识简单地归结为它的生产情境与利益相关者，无疑是否定了所有的知识和科学。而究竟应该教给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什么东西，将成为一个大疑问。

第二，这种社会建构理论的相对主义也必然导致一种强势的知识导向。

如果不加限制地放大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一种社会的建构，进而将教育中的学校知识和课程内容简单地化约为立场、利益和特定群体的某种偏好，那么教育或学校知识体系的确立依据以及课程内容的选择，都必将归结为具体社会环境中那些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由于他们在社会文化的场域中占据了更加优势的地位，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因而，也必将对教育知识的建构和选择具有更大的优先性与权威性，同时否定或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迈克尔•扬提出要“ 从强势者的知识转变为强有力的知识”。

迈克尔•扬在批判社会建构主义的内在弊病的同时，也力图解决理性和知识的客观主张与它们不可摆脱的情境性和历史性特点之间的张力，即课程知识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进而针对教育社会学和课程理论的发展，提出了“社会实在论的知识观”。

学校的知识体系和课程内容本身包含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一方面，这种教育知识本身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观性。否定和无视教育知识与课程内容的这种客观性，将直接导致对教育教学的否定，以及对真理性知识的否定。另一方面，这些知识也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生产有一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历史性。看不到知识的这种社会性和人在知识发展中的建构作用，必将陷入传统的机械实在论的泥沼。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也是教育学理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迈克尔•扬对这种教育知识和课程内容的“客观与社会的二重性” 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并且非常智慧和成功地超越了这种知识的二重性，超越传统实在论，提出了社会实在论。他认为，在这种“ 社会实在论” 中，所谓的“ 社会”，指的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人类能动性，反映的是教育知识或课程内容与特定情境的联系；而所谓的“ 实在”，则是强调知识本身的客观性，以及教育知识或课程内容相对于特定社会情境的独立性。而这也就是迈克尔·扬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课程中知识与常识的不连续性”，或者说，是教育和课程知识与日常经验的不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迈克尔·扬十分敏锐地指出了教育和课程知识与日常经验和常识知识的分化和不同，而这常常是我们忽视的地方。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课程知识与日常知识之间的分化是教育和课程的基础。因为，如果否认了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就否认了学校教育和课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实在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关系，他又指出，“社会实在论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形式，只不过它认真对待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以及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知识的实在性，同时，这种知识又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或既定的，它只是我们现有的最佳知识；不论多么困难，它总是开放的，时刻接受挑战与改变”。显然，这种观点也超越了传统的实在论，为解决知识发展中社会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当的思路，既防止了知识的相对主义，又避免了知识的绝对论。它不仅为教育学提供了新的知识基础，同时也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赋予了新的更加广阔和深厚的基础和空间。

迈克尔•扬的这种教育和课程知识的“社会实在论”，对中国当前的教育和课程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当前中国教育和课程改革中强调学校课程知识与社会实际经验的结合，并且要求将学生的日常经验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等，是无可厚非的，也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是，如果在这种结合和重视中，忘记甚至否认日常经验与学校和课程知识的差别，看不到学校和课程知识本身的客观独立性和“浮现”/ 超越性，以至于力图以这些日常的社会生活经验取代学校和课程知识，那就不能不说是“过分”了。将学校和课程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混为一谈的做法不仅将导致对客观知识本身的轻视，对教育和教师的轻蔑，以及从实质上对学校和教育的取消和否定，更具危害性的是它将耽误一代儿童和青少年。

文章来源于《把知识带回来：教育社会学从社会建构主义到社会实在论的转向》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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