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不掩瑜、东施效颦和自知之明

2018年夏有幸到芬兰考察教育，文德教授接待了我们，向我们多角度地介绍了芬兰的文化、历史和教育，也为我们安排了相应的考察。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跨文化与教育研究”方面的客座教授，所以就芬兰教育和中国教育的话题，我们有过不少交流。读到他的这本专著，首先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学者的理智与担当，为了芬兰教育和有意向芬兰学习的人们，这本书提供的思想和指引均体现出了难得的科学精神。《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译成中文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芬兰教育、反思中国教育，厘清我们开放、学习的思路与心态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人从以往过度关注美国到聚焦芬兰，起转变作用的就是2000年以来的PISA测试。由于在语言、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水平测试芬兰稳稳地排在前列，且两次位居第一，所以想去芬兰“朝圣”的不只是中国教育界，关于芬兰教育的“神话”或“奇迹”的传布也使不少困惑生发出来，需要有一本这样的书为人们做真实和负责任的解读。我的感受可以用三个成语——瑕不掩瑜、东施效颦和自知之明串联起来。

一

推进PISA测试的国际组织除OECD外，另一重要机构——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早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就开始与中国密切接触，在宣传其理念的同时也曾希望中国参与。中国之所以迟迟没有参加这一测试，主要是因为中国以往教育的发展基础薄弱，内部差异较大，发展不均衡。即便是后来上海“代表”中国参加并曾夺得第一（2009），但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代表性是不充分的。

众所周知，PISA的测试是局限于智力水平的，对体育、德育、美育、生存和发展能力等其他方面的水平没有涉及，所以仅以此就判断教育第一或教育取得巨大成功是不全面和不理智的。

从多方面考察，芬兰的教育的确办得很好、很出色。但好在什么地方？什么是它的思想和制度保障？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也存在问题与危机？芬兰与我们的国情有何差别？什么是可以效法和学习的？没有这些方面的思考与追问，仅在表面仿效是难得“真经”的。

根据文德先生的调查研究，来自不少国家的考察者都“发现”或认为：现在的芬兰教育基于福利国策，政策法律明确稳定，教师准入门槛高（硕士学位、从事过教育研究、经过一年多次的专门实训，录取比为几百比一，而非仅有2—3门资格考试），教师可以选择教材，没有教育督导，没有教师评价，教师的收入不受学生成绩的影响，教育均等，师生均有“自主性”，课程少，放假多，学生一般能掌握三种以上语言，没有社会分层，教育体系建立于信任之上，教师的地位和权益保障有“强大的工会联盟”为其做主等。这些明显都是芬兰教育的过人之处或亮点，而其中的部分认识文德先生认为是与真实情况颇有出入的，但在传媒上看不到这类反思。

在书中文德教授列举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芬兰教育问题与危机。如：私立学校已经出现（已有80所），为表现教学水平而出现“表演课”，父母对教育的期待多元且不现实，早期教育花费昂贵且已向中国等国家输出，学校间（芬兰语与瑞典语，南部与北部，一般学校与国际学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一些学生通过测试确定优先入学权，整个教育利于女生，商业或企业思维（把教育当作商品，为宣传品牌而隐去存在的问题，部分教师收入的提升与教育输出或国家品牌的项目有关）的渗入，校长的作用越来越像公司的老板，一些教师从公务员变为雇员，特殊教育师资缺乏，存在校园欺凌和吸毒等不良现象，移民子弟教育水平低下，学校排名岀现副作用，狭隘的民族主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胸怀，高中阶段的激烈竞争和简单化的精英主义正在销蚀先前的教育成果，商业炒作及暂时的获利已在腐蚀教育的纯洁性，过度关注智育已使道德人文素养的教育弱化等。另外，在一般学校中，学生不听讲、玩手机、放任自流的现象与教师缺勤、教学重点不明的情况屡见不鲜；在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成就趋势研究）和PIRLS（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等类似PISA的基于样本的标准化评估中，芬兰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

应该看到，能清醒地分析来自各方面的过誉或恭维，善于洞察和认识问题与危机的存在，而不是一味地“兜售奇迹”，也是芬兰学术界、教育界成熟和优秀的体现。根据起码的理智和常识，现在全世界还不可能有一块纯而又纯的净土能完全消除社会差异和商业的腐蚀，在真实的社会之中有这些问题或危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并不会掩蔽芬兰教育取得的优异成就，反而能为芬兰自身的反思和外来的学习者提供真实可靠的芬兰经验。因为在大环境几乎同样的世界中，芬兰全方位的努力和教育的成效的确难得且令人钦佩。

中国人从理论上似乎早就知道，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应适时运用恰当的对策，而芬兰的教育实践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芬兰，督导似乎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的发展中，他们的督导确为今天的教育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书中，文德教授列举了芬兰督导（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双重督导，以及督政、督学和审计；不做僵化的体系规定和“终结性”评价，重在帮扶和解决问题）的历史和皮尔科•哈特曼女士的个人督导经历，说明曾经的督导非常重要。他们的督导不是定期大张旗鼓地去做简单的优劣判断和奖惩，而是努力帮助学校和教师发现问题或不足，并参与改进的过程之中。我记得2000年中国的教育部也曾探讨过督导的作用和发展问题，我当时鉴于中国督导的走形式、无权限、无法为据的现象，提岀了“主动督导”和“参与式督导”的概念与想法，并一直坚持呼吁和推进中国的学校法（明确学校责、权、利的基本法，终止学校发展中的乱象）岀台。但是时至今日，这些有助于教育规范与合理发展的基础工作还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正是由于有了前期严格依法、因校制宜、重在帮扶的督导，芬兰教育才会有今天良好的文化积淀。显而易见，如果仅看到芬兰目前没有督导就照猫画虎地忽略督导的作用，想要通过简单模仿或跨越督导阶段进行追赶，都是幼稚和不实际的，势必会落入“东施效颦”的窘境，误读了芬兰的前车之鉴。

二

人类的教育发展至今，都会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切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应妄自尊大，必须要对如何向外学习，以及对自身的现状做出合理、准确的判断。否则，我们丢掉的可能是最宝贵的，学来的可能会颠覆我们自己优良的传统。

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所学校担任校长，那时西方的教育评估刚刚传到中国，在精细化、数量化方面的确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使我感觉到，过于细化的（评价一堂课的指标多达40个，甚至涉及教态、语调、表情、服饰等）评价往往会使最为重要的教育教学原则被忽略。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引进“效绩工资”的做法，理由是多劳多得、有效多得，试图改变平均主义的消极影响，但最直接的后果是教师们开始斤斤计较，那些属于公益、不易量化、没有明确奖励的工作没人去做，管理者期待的“效率”被逐渐强化的商业（买卖）意识所腐蚀，原先形成的良好校风、教风受到瓦解。文德教授在书中担忧的芬兰教育的某些变化，如芬兰有些学校已按考试成绩给教师发奖金，有些学校将教师获取社会或经济资源的能力当作留任与否的理由等，从中国的教育经历中也可以找到某些印证和教训。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芬兰教育取得的成就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应有自己的逻辑。作为福利国家和以常年稳步发展做基础的芬兰教育，其可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并不都浮在表面，而需追溯其发展的过程及积累的经验教训。如在教师入职的标准和身份、教师的管理和评价、学校办学的标准与督导、校长和师生的自主权、公立学校（主要指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和主导作用等方面，中国不仅要努力向芬兰学习，也要努力向做得规范合理的日本等国学习，更要从本国的诸多探索和经验中挖掘适合自身的做法，并在认定原则和方向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不能轻易被商业炒作和思想风潮所左右。

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人类对教育的认识基本可凝结成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包括以人（学生、教师）为本、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教师作用和素养提升、学习者的主体意识、师生互动的价值）、学思结合（思辨、质疑、自主学习）、知行合一、三教（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会生存、学习作为发展模式）等。在上述许多方面，芬兰的教育实践不仅践行了这些思想和原则，还在精细化、制度化、法制化、人性化等方面做了诸多具有主动性、创新性、合作性及参与积极性的探索，使理想的教育在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面均有广泛的共识与民众基础，并在操作层面下了很大功夫。

比如在芬兰的学校，校长的自主权力很大，但称职的校长也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有坚定的职业坚守和方向把握。如按常规要听所有教师的课并与之交流改进想法和策略；与所有教师定期谈话（年度个人面谈是教师评价的制度化要求，也是人性化的沟通方式）；关注每位教师的教育教学状况和生涯规划，在听取各方面（家长组织、地方政府和民众、地方主要产业等）意见后调整和改善学校的发展策略，并赢得广泛认同和信任等。这些都是真正想学习芬兰经验的人需要认真、细致和深入探究的，并要看到其背后的制度与文化支撑。

三

文德教授在书中多次质疑仅凭PISA成绩就总体判定芬兰教育优秀的方法论和道德问题，而把芬兰教育变成全球市场上的商品，有意识地“神话”芬兰奇迹具有“投机性”，属于“测试结果的滥用”，而国内外的“官方”推销者所看重的也往往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他提醒全球教育界，今天“芬兰教育奇迹”的神话可能会很快变化为“上海奇迹”“新加坡奇迹”“日本奇迹”“韩国奇迹”的神话，商业的价值追求正在扭曲我们对教育的基本判断，也会误导我们对芬兰经验的正确认识。为此，他特别真诚地指出：“在许多报告中，我不仅感受到了某种自负、民族中心主义，而且还感受到质疑精神的缺失，甚至是令人担忧的盲目附和——不仅为我的芬兰同事、朋友担忧，也为外国的同行担忧。”

文德教授的担忧是有道理、有责任感的，可以让我们通过学习芬兰经验的鲜活案例获得诸多重要的启示：绝对完美的神话都会离真实甚远，有瑕疵的经验才更接近实际、更适合学习；学习他人或别国的经验（成功或失败）非常重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均有价值；关键要用正常的心态对待自己的问题，能够挖掘岀现实背后的制度与文化原因，并努力改善。而且特别要意识到，被多方面大力炒作的教育商业化或品牌化、评价的精细化及其与奖惩的对应性、对学业测试和成绩排名的过度关注等，都很难说是利大于弊，其可能或潜在的巨大消极作用需要被充分认知。

中国是拥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国家，相关的教育思想、教育经验极为丰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开展过“教育本质”的大讨论，系统反思了过往的教育问题，对后来的教育发展影响至深。而现在，我们也在热心制造各种神话，在各类媒体上报喜不报忧，对许多显而易见的教育问题及背后的思想和制度障碍等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致使不少教育问题积重难返或走向歧路，带给国家、民众的损失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从文德教授的研究中得到的启发不应仅是学会如何向外学习，更应该学会正确、理智、负责任地认识和剖析自己。

文德教授的书并非皇皇巨著，但给人的印象是深刻、务实、选材精当、鞭辟入里和直入主题的。对于关心芬兰教育、中国教育和普遍教育问题的人们而言，这是一本含义深刻丰富、值得一读的好书。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章节选自《破解神话——还原真实的芬兰教育》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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