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知识人是很少会用好钱的

文 | 余世存 （微信公众号：yuge005）

六年前，我回北京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担心我的生计。有些人为我提供工作信息，有些人问我还可以写哪些市场欢迎的题材，我一度厌倦了这种朋友的关心，对各种聚会一再辞谢。有一位修行者听我说当今之计守静读写为要时，批评我说，你现在是要动的，你不出来哪有出路？但出门交往，朋友们三句话不离挣钱。一个在好几个单位做顾问的法律学者说他懒得写文章，写文章至少一个字要一块钱吧，问我一个字是多少钱的稿费。另一个作家则说他的书起印数是多少，问我的书销量如何。一个台湾的学者逼问我需要多少钱可以生活，我嗫嚅地说出一个数字，一百万；一百万？他大笑起来，你开玩笑，一百万在北京能买一个书房？哎呀，你真是单纯。

我当时不好意思说的是，一百万于我都是多的。我已经很羞愧了。多年前，朋友就有批评我俗，说我有“求田问舍”的思想。但在我们这个社会，不谈钱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时移世异，对钱的谈论也不太一样了。

成都某楼盘开盘现场

2015年6月28日开盘的成都某楼盘，住宅均价12500元/㎡。据相关报道当天成交820套，成交额12.3亿元，其中住宅9亿。

十几年前，我曾跟吴思先生、王力雄先生三人谈过钱。我们谈的话题是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就够了。吴思说是一千元足够，读过他“血酬定律”等书的人都知道他是明于计算的，他说的一千应该是实情，那时的吴思兄到哪里聚会都是骑自行车，连公交、地铁交通费都省了。雄哥则说他需要的多一点，一千五左右，原因是他资助有大学生，每个月要有支出；如扣掉这个支出，他的生活费比吴思的还少，因为他没有什么应酬。轮到我说，我就说了我比两位还要多一些，两千元左右，因为我年轻，花销多一些。

无论如何，当时我们在谈论钱时，我们是轻松的。我们守着自己的生活。但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老辈知识人舒芜先生就劝过年轻时的我要找一个吃饭的饭碗，他还论证说，有了这个饭碗，读书就不会心慌。有一个朋友则说，人不能靠文章谋生活，那样写不好文章，著书都为稻梁谋。大概有很多人对此是认同的，我就知道不少诗人都去挣钱去了，比如炒房子了；还有一些人去傍大款去了，曾有一个作家痛心地对我说，互联网把文人跟商人联网了，他知道的文人身边都有几个商人。

时代变化太快，我们已经不能免俗。有一个时期，海外的华人媒体繁荣起来，有些朋友给它们写稿，能够比较哪家媒体给的美元多；后来，国内市场化的媒体繁荣起来，海外的稿费很快就比不上国内媒体开的稿费了。但即使如此，文人谋生谋事业仍是艰难。

孙仲旭（左）

2014年8月28日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在广州自杀，年仅41岁。据他文章中记载，一个优秀译者的翻译稿酬仅为千字50-70元。

作家老威多才多艺，他妈妈在我们面前唉声叹气，说他有生活稳定的机会；这大概是真的，他妈妈是“老一代表演艺术家”，曾在我等几个朋友面前表演过变钱的魔术。但老威说，他不艳羡别人，他挣他的口粮，吃他自己的劳动所得。我见过老威的劳动，他采访过两三百人，录音磁带成百上千，整理一个人的采访录音往往要听七八遍以上，这样的劳动，实在非常人所能忍受。但老威仍坚持做下来了，他的采访发表，所得稿费是对他工作的报偿，他也会请我们喝酒，请我们听他吹箫、朗诵，他还导演过电演，一人自得其乐地职尽他的才华。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一个做NGO的朋友曾经自豪地对我说，到他们团队的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不谈钱的；但我想，这能持久吗，这能给我们的社会空间以健康的力量吗？果然，过了几年，这个朋友再也不谈年轻人的理想了。这方面，钱理群先生更是一个例子，他后来从大学退出，从中小学退出，退回到养老院里，因为他无法面对今天的年轻人了。今天的社会已然一统，拜金主义、拜物教等大行其道，它是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什么职业、什么事业、什么年龄的人，最大的公约数在于他拥有了多少物质财富。

在上个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人们生活的标准是“足够”，这符合德尔斐神庙的另一则伟大的神谕，“凡事勿多。”在“足够”的标准方面，像凯恩斯等人就不求人们的收入平等，而是强调要适合社会特定角色。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一个思想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就“足够”了。小说家伍尔芙认为，一名作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这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即可。如果以今天的购买力来算，5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小十万元人民币。以我对生活的理解，这对一个知识人确实已经“足够”了。

那么，超过十万元人民币，知识人能做什么用呢？我不知道，除了买书、除了周济亲人和年轻的朋友，还能做什么。曾在美国遇到一个在基金会工作的朋友，他感叹，有些国内知名人士申请基金救助，理由居然是赤裸裸的物价太高，买房需要花钱。这让我听来惭愧。我们知识人有了钱，不过也是给自己改善物质条件。看来我们的眼光太有限了，我们是不会用钱的一类人；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专注于自己的知识生活就足够了，至于创造出来的附加值如果过多就应该散给周围或社会，而不是加入甚至追逐于物质生活的升级换代。

这现象让我一度观察周围，我发现，钱在有创造冲动的企业家手里是多多益善的，钱在无欲的大修行者手里是多多益善的，这些人能用好钱，能把钱的价值最大地体现出来。反而知识人是很少会用好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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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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