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 郁达夫：进入体制内，再到体制外去

郁达夫：到体制外去

文 | 余世存 （微信公众号：yuge005）

进入体制内，再到体制外去

郁达夫是现代史上的大文人，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卢梭”。这个少年时代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过医科、政治学科，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过几千部西方的小说。1921年，25岁的郁达夫出版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轰动文坛。

第二年，郁达夫回国，为生计故，他到安庆法政专校、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教过英语、统计学，如果按大学教授的路子走下去，他的生活不成太大问题。但郁达夫很“任性”，有人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郁达夫也对别人说：“谁高兴上课，马马虎虎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至极！”

青年郁达夫

后来教文学的郁达夫也没有好好教下去，他的心性已经不适合体制工作了。用他的话：“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1924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就这样，他从体制内一步步退到边缘。从日本回国工作，仅仅四年，他就辞去教师工作，到上海加入创造社，做起专职作家来了。

离开体制也做了一个“文学青年”

其实，郁达夫是知道文人命运的。1923年，20岁出头的沈从文想“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离开湘西北漂到北京，想考大学，梦想破灭后，又做起文学立身的梦。学历太低，没有资历，想以文学来养活自己，也几乎成了梦想。处于绝望中的沈从文给京城的几位名作家写信，这其中就有郁达夫，郁达夫抽时间按照地址找到了这个冒昧的文学青年，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他看到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作。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给了沈从文。时近中午，郁达夫请沈从文到外面吃饭。两人在小饭馆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沈从文

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其时郁达夫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在北大只是讲师，薪水并不高。加上时时帮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当晚，在激愤之余，他写了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一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他为文学青年们指出了上中下三策，“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上策不行，他的结论就是做贼，或去革命。

郁达夫劝别人在行，但这并未阻止沈从文继续文学的梦想，也未阻止他三年后离开体制也做了一个“文学青年”，虽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20多岁。郁达夫和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做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虽然成名作家的收入不低，郁达夫的稿费标准是跟鲁迅、茅盾等人差不多的一等，即千字七八元，当时的二等作家稿费则为千字三五元，三等作家二三元，四等作家一二元，辞去体制工作的郁达夫第一年即1927年的收入约2000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几万元。但他的花销太大，生存的压力太大了。在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里多处可见其对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问题的关注，有时令他寝食不安。他好酒，日记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我们知道，郁达夫的文人心态、孩子心态、浪漫气质、质疑型人格，让他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他有家累，但在外又不断地陷入吃花酒、恋爱事件中。生计压力之大，加剧了他的敏感、神经脆弱、暴露癖和愤世嫉俗。他在日记里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为了挣钱，他写了大量的游记，以至于“跋山涉水”写游记成了他的职业。有一段时间每日至少需要创作5000字。他曾说：“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闹米荒。”

富春江上神仙侣

但他的生活过得不如意，他想过好，却把自己过成了民国文人最多“绯闻”或“家丑”的人之一。他移情别恋，跟杭州美女王映霞的爱情闹得举世皆知。但几年后的1932年，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家人督促郁达夫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予王映霞。

郁达夫答应并照办了。一年后，郁达夫迁往杭州。朋友们或者摇头，或者劝阻。鲁迅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郁达夫的“任性”让人见识了一个文人的品性。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有三间住屋两间书房，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4 000元，据说这笔钱是一个小他很多的女学生提供的。郁达夫在此屋内仅居住三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郁达夫与王映霞

跟王映霞热恋时的郁达夫把他们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把跟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做了详细记载。但“风雨茅庐”建成后两年，即1938年，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郁达夫谨启。”

郁达夫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人生、世界的看法无论多么深思熟虑，都是感性的、孩子气的。同样感性的弘一法师曾对郁达夫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他对金钱的看法也相当孩子气，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他的说辞是：“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还有一次，郁达夫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踏。房东老太太看了，说他真是发神经了！

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当他终于顶不住生存压力，而想到体制内求职时，机会已经很少了。1935年夏，郁达夫拟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王世杰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由阻止了对他的聘任。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想重用他，招他去面谈，结果陈仪大失所望，他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我们今天看郁达夫，除了他的浪漫而坎坷的人生让人唏嘘外，他的文字仍给我们美的真的和善的享受，因为他的关怀少在世俗层面，从而铸造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极致之境。他的个性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仍是我们的高标。如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而引起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但“革命意志衰退”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今天看到，郁达夫贡献的文化遗产远胜过许多革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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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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