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 我们应该重新寻回我们的汉字

我们应该重新寻回我们的汉字

文 | 余世存 （微信公众号：yuge005）

“当代再无大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的现实。

这一是因为当代启蒙教育的缺失，另一个原因是民国人是“富家子”，他们的文化底蕴是富有厚实的，他们背靠中国文化，天然富有，既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又能接触西方文明，因此“中西汇通”。当然，民国从教者的人格独立性和学术独立性，也都比当代人踏实得多。

很多民国大师都曾在小学和中学进行过基础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比如陶行知、钱穆、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等。

而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气质、文化上是穷困的，我们是从零起步，是“穷人教育”。从“富人教育”到“穷人教育”，其中有历史的进步，但教育变得“粗浅”、民粹、意识形态化，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异。现在的文盲肯定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何为“有文化”，何为“读过书”，这在东西方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常说“知书达礼”，读过书的人应该是讲道理的。我们现在都不是文盲了，但很多人也都不懂礼节、不讲道理、不知廉耻、更无法无天了。所以要两方面看待问题，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问题比以前更多。

不拿远的说，就拿当代教育和八十年代相比，我们也是远远不如的。这一是和政治因素有关，二是八十年代是民国的大师们最后一次站在历史舞台上。比如现在的“五零后”们是在八十年代上的大学，他们的老师都是受过传统民国教育的，这些人的眼光和学识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等。而他们去世之后教育就断层了。

所以十几年前，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李慎之、钱理群等，都有在退休后去小学和中学做教员的愿望，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而现在完全颠倒了。

2004年，从北大退休的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大附中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不到一个月，上课人数就只剩二三十人。有学生写信给钱教授说：“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我们的基础教育跟文明的源头结合得并不好，不开玩笑地说，现在一些大学生都赶不上当年小学毕业的那批人，尤其是对于文字、文化、历史的领悟和理解。

当代语文教育和民国语文教育的主要差距，是教育宗旨。如今的教育并不是在真正贯彻教育理念，而是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很重，或者可以用“时势权力”这个词来概括。这并没有回到教育本身，即把人培养成一个全面的人、丰富的人、对自家文化有历史感的人、对外来文化有开放眼光的人。

如今，学生和家长也是“恶性循环”中的一分子，也参与了对教育的扼杀。我的一个八零后朋友，他的太太前不久坚决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她觉得应试教育“让人窒息”。这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仍有很多人往“绞肉机”里挤。

但最近几年，我们的教育有重新走上正轨和复兴的趋势。我们的主流教育是“官学”，现在处于一种很糟糕的状态，但在民间和一些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的朋友圈，如今都在进行一种“救援”工作。一些“私学”的兴起也是很好的补充。

近年来，讲解汉字本源的书籍层出不穷。图为流沙河先生讲解汉字。

溯回文字的本源，便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及古文献研究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套用王国维的理论就是“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都有巨大发展，但这些新的发现没有融入现有的蒙学课本里。

但遗憾并不等于缺憾。例如美国的一些大出版社，每隔五到十年就会请一些编辑和作家重新编写战争史，就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材料、证据和观点产生，这对于历史才是一种客观补充，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再也不要树立唯一的“历史权威”，我们永远需要新的解释和声音。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确实在重新寻回我们的文字，如流沙河先生著的《白鱼解字》。

中国文字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不单用来表情达意，更有哲学、心理学、医学的韵味在其中。例如我说过，忘记的“忘”和忙碌的“忙”，都是把心丢了，所以才忘事，才会忙乱得不能安顿下来。中国文字是一座富矿，哪怕你只研究透几十个文字的来源和用法，也远比读当代几十部学术著作更有趣味，对人生有巨大增益。

溯回文字本源是一种进步，只要能把这些字的源头弄明白了，以后就可以自我学习，乃至自我修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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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老子传》《人间世》《家世》《大时间》《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时间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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