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不摸鱼】国际刑事诉讼亲历者们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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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涉嫌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或战争罪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的复杂性,往往只有直接参与到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中才能充分理解。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一途径几乎是难以企及的。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其他特别法庭,以及由1998年《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中工作的大门只对少数人敞开:这些人有足够的资质和资格得以调查、分析和起诉最高级别的罪行。然而,通过阅读法院核心人员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国际刑事法院创设者们的回忆录,我们可以间接地与国际检察官、法官和刑事法院活动家们共同工作。通过阅读的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那(如《圣经》先知阿摩司在公元前8世纪所说的那样)使正义 "如水般倾泻而下",落在那些摧残人性、毁灭无数个体与群体的罪大恶极之人头顶上的任务是多么地十足艰巨而又万分重要。
最近出版的两本回忆录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使读者感受到那些致力于确保国际机制将大规模犯罪者绳之以法的人在法律方面的胜利、失败、障碍、难题、失望和喜悦。这两本回忆录,即瑞士前司法部长、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第三任检察官卡尔拉·德尔蓬特(Carla Del Ponte)所著的Madame Prosecutor: Confrontations with Humanity's Worst Criminals and the Culture of Impunity,以及法学教授、第一任美国战争罪行问题无任所大使戴维·谢弗(David Scheffer)所著的All the Missing Soul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War Crimes Tribunals组成了非常有趣的配套书籍。前者由法庭内部人士所撰写,而后者是由对美国政治有深入了解的法庭外部人士所撰写的,这两本书对如何将被指控的战犯、种族灭绝者和危害人类罪的犯罪者绳之以法提供了十分不同的看法。在这两本书中,德尔蓬特的书对这些法庭的探讨从思想上更深刻,更客观,也更复杂;而谢弗的书则窥探了如迷宫般繁琐的政府决策,其中的政治目标和取向既磨砺又扭曲了普遍正义的规范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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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拉·德尔蓬特曾于1999年至2007年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第三检察官,1999年至2003年担任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她的回忆录检视了起诉那些有史以来最可怕罪行的历史和挑战。这些罪行包括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中广泛屠杀平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其间近百万人在三个月内被残忍地屠杀,大部分死难者死于大砍刀之下;以及90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同样大规模的罪行,在那里,处决、强奸、绑架、拘留和强迫迁移的行为非常猖獗。德尔蓬特书中的各个章节依次在卢旺达、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以及科索沃等地的情景之间来回切换,讲述了对被指控的战犯、种族灭绝者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者进行调查、起诉、审判、定罪和宣判等程序的发展。她深入、清晰、坦率地(且常带着一种揶揄式的幽默感地)讲述了她在这一自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以来第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中组织和开展调查、起诉被指控战犯的许多奇勇经历。在《纽约时报》记者和作家查克·萨德提克(Chuck Sudetic)的协助下,德尔蓬特编写了回忆录的英文版,在其中提供了翔实的记录,有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其中的魅力。
德尔蓬特在她的十三个具体章节、序言、后记、一些法庭相关章节、地图与图表中不断交织贯穿的主要论点是,那些不愿让国际法庭调查和审判其领导人或其亲信的官员们所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操纵,往往会阻碍国际司法。其中一个例子是在2003年,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决定限制检察官的职责,并将她降为只负责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德尔蓬特非自愿地放弃了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检察官职位。尽管这表面上是为了加快在卢旺达进行起诉的进程,德尔蓬特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在教唆卢旺达政府保护图西族主要官员(包括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总统)免受调查和可能的起诉。德尔蓬特的论点一如既往地令人信服,政治压力在她的论述中占有很大比重,也凸显了为调查和审判被指控的战犯和涉嫌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的人而设立的国际法庭坚持独立性的必要性。
德尔蓬特为调查和起诉许多参与非洲和东欧大屠杀的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工作给人带来许多有益启发。很多时候,起诉的阻挠和干预来自于被指控侵犯人权的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人物,有时也来自于希望维护特殊商业关系或权力平衡的国家。德尔蓬特多次遇到她所说的“橡胶墙”(“muro di gomma”),政治家和其他人在拒绝(“反弹”)其不想听到的观点或请求时,往往公然撒谎("拒绝被伪装起来,因此不会被视为拒绝")。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堵巨大的“橡胶墙”围绕着领导人,他们的行为有时会更多地保护战犯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际犯罪者,而鲜少保护人权,对正义的追求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成功。德尔蓬特在尾声中非常有效地总结了关于国际责任、普遍管辖权和司法的重要教训。
英文封面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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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谢弗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第一任战争罪行问题无任所大使。在他由十四个章节(有些随意地分为四个未命名的部分)、引言、照片、图表组成的回忆录中,谢弗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审判他所说的 "暴行罪 "(atrocity crimes)的创新机制的信息和见解。谢弗详细介绍了他在1993年至1996年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博士(Dr. Madeleine Albright)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期,担任后者的高级顾问和法律顾问的经历,接着讨论了他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手下的大使工作。和德尔蓬特一样,谢弗在卢旺达和南斯拉夫法庭等主要犯罪情景之间来回切换,提供了国际刑事司法成功(或失败)之要素的宝贵经验。谢弗以一种积极的行文方式,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只有少数人有幸享有的实践经验,即设计并施行确保最具破坏性的罪犯受到惩罚的方法。他的回忆录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一项原则,即要坚持不懈地为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寻求正义。
谢弗的叙述提供了关于政府、外交和国际法院运作方式的重要信息,其中夹杂着许多卢旺达和东欧的人名和事件,比德尔蓬特的叙述更具可读性。谢弗也对政治干预、短视和优先事项冲突给国际法院和法庭造成削弱的程度感到惋惜,但偶尔他也会显得像是在流下鳄鱼的眼泪。谢弗承认,他有时行动不够迅速或有力,让许多暴行受害者失望。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最严重的时候,谢弗没有要求华盛顿的决策者进行有效的联合国干预以阻止种族灭绝,在这个错误上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有时,谢弗的回忆录还习惯于贴标签和进行指责,这种做法与一个肩负着高级别外交使命的法律人不相称。同样,他的回忆录也被俯拾即是的花言巧语和 “外交辞令”(“diplo-speak”,许多外交官和高级政府官僚特有的行话和高高在上的态度)所损毁。此外,谢弗将自己描述为五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者,以此来吸引人们对他自己的过度关注,这也使得他的书大失魅力。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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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缺陷,谢弗和德尔蓬特的回忆录各自都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近年来在国际刑事法庭的创建和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的独特经历和观点。有趣的是,虽然他们的叙述趋于一致,彼此之间也有过交集,但两位作者对对方的评价都不高。他们的回忆录出色地界定了在建立一个能够对付想象中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的国际法院系统过程中所需要克服的重大挑战,这些法院迄今已对数百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犯罪者进行了起诉、审判和定罪。这两本回忆录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努力伸张正义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今天叙利亚、乌克兰、土耳其、伊拉克、中非共和国、缅甸和许多地方的局势所不幸地表明的那样,正义仍然常常得不到很好的伸张。德尔蓬特和谢弗的回忆录对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文献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无论对法律学者还是人权活动家、法学教授还是学生都有裨益,特别是对那些有兴趣努力纠正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确保大规模的危害人类罪不会重演、犯罪者得到惩罚的人。
// 书籍作者简介//
卡尔拉·德尔蓬特(Carla Del Ponte),作为瑞士司法部长在处理西西里黑手党案件时赢得了国际认可。1999年,她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担任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在新的岗位上,德尔庞特直面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努力将应对卢旺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大规模暴力行为负责的最高级别人员绳之以法。卡拉·德尔蓬特的回忆录Madame Prosecutor: Confrontations with Humanity's Worst Criminals and the Culture of Impunity 讲述了她八年来努力伸张正义的过程。
戴维·谢弗(David Scheffer),1953年9月18日生,美国律师和外交官、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曾于比尔·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中担任第一任美国战争罪行问题无任所大使,于2006至2019年间领导国际人权中心。谢弗的回忆录All the Missing Soul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War Crimes Tribunals是对国际社会为起诉那些对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为纠正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血腥的人权暴行而进行的国际博弈的引人入胜的内幕描述,是也为持续不断地争取国际正义的斗争提供了新的见解。
// 书评作者简介//
芭芭拉·A·莱克贝格(Barbara A. Lakeberg),在布朗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专业是比较和国际政治。她是2003年至2009年活跃于伊拉克北部人权非政府组织Concordia的创始主席和前主任,曾在挪威和荷兰的人权机构进行研究,在国际发展非政府组织工作,并在美国大学、普罗维登斯学院和费城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莱克贝格博士目前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任教,作为人权活动家与伊拉克人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其他人一起工作,并加入了国际法协会、英国皇家律师协会、美国律师协会、荷兰国际法学会、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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