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不摸鱼】联合国翻译能否保护家人免遭屠杀惨剧？
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作者：唐玮晨
编辑：黄蓬北
01
影片简介1995年7月10日，波黑内战仍在持续；在被联合国划为“安全区”的斯雷布雷尼察小镇，驻扎在此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斯雷布雷尼察镇长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谈判。女主角艾达作为联合国的翻译也参与了这场谈判。此刻，收音机里传来塞尔维亚族武装部队对小镇进行轰炸的消息。面对民众的担忧，带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荷兰军官托姆·卡里曼斯（Thom Karremans）上校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已向塞尔维亚族武装发出了警告，如果塞族武装不在早晨6点前撤回所有重型武器，北约将派飞机轰炸他们所有的阵地。对于卡里曼斯上校的承诺，艾达和谈判代表都流露出了不信任的神情。三天前塞族武装入侵时，联合国也做出了同样的保证，而两天前武装部队已然围困了小镇，联合国却依然毫无作为。面对镇长与民众代表的质疑，联合国维和部队却不置可否，双方不欢而散。
而事实也正如艾达所预料的那样，第二天，塞族武装进驻斯雷布雷尼察，开始对平民进行屠杀。镇长很快被枪决，民众的尸体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惊慌失措的民众只好逃往联合国建立的营地，他们相信，塞族武装不会入侵联合国营地，在这里他们是安全的。营地内没有水、没有食物、也没有厕所；然而与被挡在营地大门外数以万计的难民相比，他们无疑是幸运的。艾达和小儿子成功进入了营地，丈夫和大儿子却被维和士兵们挡在大门外，尽管营地内还有空地，维和士兵们却死守大门，拒绝更多难民的进入，艾达以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恳求也被拒绝。
联合国营地内避难的波斯尼亚
穆斯林（图片来源：豆瓣）
维和部队请求北约对塞族武装进行空袭，却遭到了北约的拒绝。由于缺少燃料和运输工具，维和部队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也为维和部队在后续事件中的弱势地位和无所作为埋下了伏笔。由于无法进入维和士兵把守的营地，塞族武装总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企图假借联合国、塞族武装、穆斯林难民三方谈判的名义，让难民们“自愿”离开营地、任人宰割。姆拉迪奇不断向卡里曼斯上校施压，要求波斯尼亚穆斯林派出平民代表与其进行谈判。出于对塞族武装的恐惧，难民中并没有人愿意参与谈判。艾达向卡里曼斯上校引荐了自己的丈夫尼哈德，点明他受过教育，将有助于与姆拉迪奇的谈判。卡里曼斯上校最终以尼哈德须参与谈判为条件，让尼哈德和大儿子进入营地。
艾达在营地外的人群中寻找
丈夫和儿子（图片来源：豆瓣）
与此同时，卡里曼斯上校不断尝试与联合国领导层取得联系，以求下令进行空袭，却只得到敷衍的回复。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塞族武装之间开始了力量悬殊的谈判。姆拉迪奇向联合国和难民代表们承诺，塞族武装将接管营地内的难民，将他们安全转移到临近的小镇。尼哈德信以为真，以为看见了和平的曙光，殊不知一切都是阴谋。在姆拉迪奇的逼迫下，卡里曼斯上校被迫让塞族士兵进入营地，搜查那些无助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艾达试图向联合国领导层抗议以阻止姆拉迪奇，但作为翻译人员，艾达人微言轻，联合国无视了她的抗议，仅让她做好自己的翻译工作。艾达心知塞族武装在编造谎言，而维和部队做出的承诺也不可能兑现，却只能被迫将这些谎言和虚假承诺翻译给穆斯林难民。姆拉迪奇“疏散”了大量难民，将男性与女性分开“安置”。艾达觉察到，由于联合国不会履行其护送职责，这些难民中的女性很有可能被残害，而男性则全部都会被屠杀。
塞族士兵与联合国维和士兵对峙
（图片来源：豆瓣）
艾达尝试了一切办法来保护她的丈夫和儿子们。她试图让家人们随荷兰部队撤离，却无法为他们获得联合国的身份证件；她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恳求，让家人们留在营地，同样被冷酷地拒绝；她又建议联合国士兵射伤儿子们的腿，以使他们能被送到医院，却被告知所有医疗运输车辆都没有到达医院。艾达的丈夫和儿子们最终由联合国士兵送上了运送男性穆斯林难民的卡车，同其他人一起被赶到一栋楼里，几架狙击枪从屋顶上方的窗口伸出，一阵漫长的枪声过后，一切又归于死寂，仿佛刚才的暴行从未发生过。
大屠杀死难者的尸体被草草填入位于卡梅尼察的万人冢中，里面埋有200多人的遗骨。影片的结尾，艾达凭借一双鞋辨认出了小儿子的遗骨，空旷寂静的停尸间里只回荡着死难者家属们的哭泣声。
联合国对艾达一家的不作为，可以看作是联合国对这场罪行不作为的一个缩影。他们明明可以选择把艾达家人们的名字写在随荷兰军队撤离的名单上，明明可以在他们藏身基地时选择视而不见，明明可以把他们藏在货运汽车车厢，明明可以选择放过那个女扮男装混入妇女队伍的小男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秉公办理”，绝非是出于对塞族军队的信任：联合国营地的工作人员早已发现了墙脚下的尸体，知晓运送伤员的车辆从未到达医院，看到父母子女、丈夫妻子生离死别，但依旧选择做自己“职权内的事”。这部电影充分表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武装冲突问题上的无力。然而，在缺少联合国指令与北约的武装支持的背景下，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维和部队是不公平的。历史上，卡里曼斯上校曾被姆拉迪奇司令审讯，这段审讯视频仍可在Youtube上观看。视频中，卡里曼斯上校被塞族士兵逼到墙角，被姆拉迪奇强迫饮酒，顺从地回答一切指控，甚至不得不为自己曾要求北约进行空袭找借口开脱。
02
历史背景
波黑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种族构成是导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重要因素。波黑由约44%的波斯尼亚穆斯林、31%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17%的天主教克罗地亚族人组成。随着前南斯拉夫开始解体，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联合下，波黑于1992年2月29日举行了独立公投，这次公投的结果是赞成独立。而塞族持有完全相反的政治立场，他们要求留在由塞尔维亚人掌握主要权力的南斯拉夫、抵制公投。南斯拉夫解体后，这三个主要种族派别陷入相互对抗。由于政治、种族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冲突不断加剧，1992年至1995年，波黑爆发了欧洲自二战爆发的以来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波黑战争。在1995年达成和平协议之前，约有1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塞族武装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领导的塞尔维亚国家政府和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支持下进攻波黑，以统一塞族控制下的领土，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共和国。在随后的武装冲突中，塞族控制区的非塞族人口，特别是靠近边界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遭到了残酷的种族清洗。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1993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将萨拉热窝和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联合国安全区，在安全区内禁止一切武装攻击和敌对行动。显然，这项规定形同虚设、并未得到各方遵守。1995年7月11日，塞族武装攻占安全区，并无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撤出安全区的决议，企图在斯雷布雷尼察建立政权。随即，塞族武装对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定居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根据国际失踪委员会（ICMP）的估计，约有8100人在这场大屠杀中失踪。而根据对万人坑中遗骸的DNA测试，目前已确认了至少7000名遇害者的身份。
03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2003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幸存者
拉起条幅，上面写着他们失踪亲人
的名字（图片来源：路透社）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定性为种族灭绝。在“检察官诉拉迪斯拉夫·克里斯蒂奇”（Prosecutor v. Radislav Krstic，2004）一案中，上诉分庭认定攻击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之一拉迪斯拉夫·克尔斯蒂奇将军犯有协助和教唆种族灭绝罪，并被判处35年监禁。上诉分庭还认定，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总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对在斯雷布雷尼察飞地寻求安全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民怀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对他们进行了蓄意的大规模屠杀。这项判决不仅对承认塞族武装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罪行具有重要意义，对发展国际刑法和加强对种族灭绝罪的理解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判决通过讨论和阐述种族灭绝罪的法律构成要件，并解释其如何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中得到适用，促进了国际社会对种族灭绝这一严重罪行的认识。
克里斯蒂奇在海牙受审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塞族共和国前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 van Karadžić)也于2004年被前南刑庭判定须对“清除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负责，被控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等。塞族的军事领导人姆拉迪奇则在逃亡16年后，于2011年5月26日在塞尔维亚被逮捕。2017年11月22日，姆拉迪奇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认定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4年，波黑政府被迫承认存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007年，国际法院（ICJ）在“波黑诉塞黑种族灭绝案”中，判定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被杀事件构成“种族灭绝”，但塞尔维亚国家对此没有直接责任，并未犯下种族灭绝罪。但法院还表示，塞尔维亚没有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义务，未能防止这一种族灭绝事件的发生。该案也是世界首例国家被告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案件。
拉特科·姆拉迪奇（图片来源：欧洲议会)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电影中呈现出一个软弱无力的形象，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看过电影的人来说，卡里曼斯上校对这场大屠杀应负仅次于塞族武装人员的责任。2010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幸存者哈桑·努哈诺维奇（Hasan Nuhanović）和被谋杀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电工里佐·穆斯塔菲（Rizo Mustafić）的亲属对卡里曼斯和罗布·弗兰肯少校（Major Rob Franken）等人提出了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的法律指控。他们认为，卡里曼斯下令将穆斯林难民移交由塞族武装控制，间接导致了这些难民被杀害。公诉机关首先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认为卡里曼斯和其他人员没有罪责。2015年4月29日，荷兰阿纳姆的法院确认卡里曼斯和他的副手不应该被起诉。之后，律师利斯贝特·泽格维尔德（Liesbeth Zegveld）宣布他们将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
托姆·卡里曼斯上校
（图片来源：ANP）
04
结语尽管随着1995年《代顿和平协议》的签订，为期三年半的波黑战争早已结束，但“斯雷布雷尼察”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平静小镇从此同“大屠杀”永远联系在了一起。塞族武装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疯狂屠杀，部分是为了报复波斯尼亚穆斯林武装曾对塞族人民的屠杀。这类冤冤相报的种族屠杀最终使得波黑成为了一个尸骨遍野的祭坛。随着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波黑战争中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施暴者们依次得到了审判。但如何建立足够有效的机制来应对、预防此类悲剧的发生，避免法律再次陷入失灵状态，是联合国乃至国际法至今仍然面临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