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特殊在哪里？
中国人真正的特殊之处，就是他认为自己是特殊的。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病，难以治愈的文化病。
文化，太文化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是“木乃伊”，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他们说这种社会制度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等等。
随着“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道路越来越清晰：文化融合的必然性。但中国人似乎仍然是一个例外。中国人总是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跟着文明人亦步亦趋。那么，中国人究竟错在哪里？还有没有变好的希望？
一、中国人捆绑了自己
中国的标志之一是万里长城。它犹如一条巨大的锁链，捆绑着建造它的人。长城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命运上的隐喻：中国人总是耗费一辈子的精力，为自己建造镣铐和坟墓，从而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起来。又由于大家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每个人也就不能容忍同类们最轻微的动弹。
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这就是中国及其文化的奇特之处！在中国人愚昧无知的表象之下，是中国人在合作性上的缺乏。其实，一个人之所以愚昧无知，往往是因为他看不到世界的普遍联系，即对真理的无知和漠视乃至扼杀。一群愚昧无知的人，除了一起干坏事之外，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合作的。
扩展一下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没有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没有公共性；再或者说，中国人傻就傻在，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开展合作。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即《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但从认识论的根源上说，中国社会的致命问题是，真理对中国人不适用。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不难，就看看平时生活中，你能够跟谁讲道理！
黑格尔说过，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这说明，中国人不仅在其内部没有合作，而且在其外部，中国人喜欢跟别人讲文化，而不是规则。文化总是例外的，而规则却只能是同一的。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沉淀出来的特征，是一种异常顽固的历史惯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支配并侵蚀着整个中国社会。它就像一个病毒软件，只能将其彻底删除，否则，中国人很难与世界对接。
二、“中国例外”的文化根源
当今世界文明如果按照宗教来进行区分，主要有四大块：基督教、佛教（以及与其相关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其中，中国与西方最有可比性（从另外某个角度来看，也最没有可比性），而且，二者的特征基本上是相反的。下面，我们将二者进行一番对比。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不变，其最典型的特征是混沌、无定型；早熟、无宗教。所以，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较之西方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例如字母文字、逻辑、公理、计算机所运用的“0”和“1”的二进制，等等），中国文化是一个无法符号化的文化。符号化意味着一种简化、抽象化的演绎能力。所以，西方文化具有普适性，能够长久流传，并且始终得以推陈出新。而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它终将消融于未来的普世文明。
【进化】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文化不是真正的古老，而是一种“僵化的古老”。他甚至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我则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止于甲骨文。而甲骨文是一种具有拜物教、偶像崇拜性质的巫筮文化的产物。甲骨文的巫术色彩，加上它的图像化、物化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无法符号化，因此早熟而渐衰。所以，中国文化先天不足，事实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拜物教与偶像崇拜的文化心理。
而西方文化是一种能够不断进化的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有二：理性与信仰，它们分别对应于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圣经。理性与信仰，是形而上学与宗教神学，都是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例如圣经说上帝就是“真理”、“生命”与“道路”。很显然，这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述，容易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它不像巫术，只有巫筮本人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而其“受众”只能处于蒙蔽状态。中国的“儒”，其实就是由最早的巫筮演化而来的。
西方文化天然地是一种“讲理”的文化。理性与信仰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所以，西方文化是一种活性和适应性很强的文化。而且，其所固有的超越性，保证了这种文化能够向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敞开。这种开放性也保证了人类社会系统的能量充足以及进化能力。而中国文化基本上没办法讲理！中国文化之所以僵化，中国人之所以抱残守缺，中国社会之所以无法公共化，其根子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理性与信仰的因子，所以它必然拒绝开放性。
【个人】在西方国家，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但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中国的个人只能依附于家庭（在中国，“国”与“家”同构，其核心都是家族主义），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从理性与信仰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个人主义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基石。西方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国家，是个人主义兴起的结果。西方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都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建立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主义的权利。张扬理性，是为了保障个人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下的个人自治，必然催生社会自治、公司自治。所以，具有开放性的西方社会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西方文化是一种谋求合作的文化，当今世界之所以趋向“天下大同”，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文化的功劳。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哈耶克的判断了，他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
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但自从中国被迫拖入世界以来，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个人主义”，不过，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毫无理性的个人主义，是无法抽象、不能演绎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其实跟西方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就像中国人看起来非常“自由”但实际上毫无自由精神一样。林语堂为我们界定了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他还说：“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说它像‘一盘散沙’，这每一颗沙子并不代表每个人，而代表每一个家庭。”也就是说，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中并没有独立的社会个体。
【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个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尤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看清楚个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就得意识到世界的普遍联系性，即真理性。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格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条定律的产物。按照这条定律，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价值是独特而且也是他人不可取代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社会交往就可以充分地活跃起来。所以，西方是一个契约型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诸多方面十分繁荣，表现为一个“全面合理化”（韦伯的判断）的社会。西方社会完全符合这条定律，但中国人例外。按照韦伯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巫昧之园”，表现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不合理化”，所以，维系社会的不是社会与个人的契约，而只有政治。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这样写道：孙中山说，中国人的“自由”太多，而不是太少。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指“自我组织的人格”所能享有的自由，而是指“他制他律的人格”不受控制的一面。很不幸，这种过多的“自由”，却往往必须由集权主义去对付。他认为，“在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有完全受制约而丧失个性与基本权利以及完全没有制约而失去任何纪律这两个极端。”实际上，孙隆基所揭示的，也是我所说的“无真理，即无人格”。在“无真理，即无人格”的社会中，“权利”和“义务”都是完全说不清的概念，所以，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契约，进而言之，一个没有契约的国家或社会，就不是真正的国家或社会。所以，同理，“无人格，即无真理”，没有人格的中国人，对于理性与信仰都是没有追求能力的；或者说，这种能力必然会遭到周围环境的挤压。
【自我】个人主义、人格都离不开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相传是刻在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另外两句是“你是”和“毋过”。这可以视为西方古代哲学的开始。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始。它们所强调的，都是个人的自主理性。但西方文化不止这个传统。与哲学理性携手并进的，是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恩典真理观”，这种真理观认为真理不是人类自主理性的产物，而是真理客观存在于上帝那里，人类的任务不过是接受上帝的恩典。
理性与信仰，是西方社会的“双保险”。前者是自我哲学，后者是“他者”哲学。在西方社会中，“我与他”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所以，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团结下的个人独立。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自我”必然是社会性的。这样的“自我”犹如网络上的结点，亦如量子力学上的量子微粒，其位置与动量有待于观察方这一“他者”的描述。所以，西方人的“自我”存在着一种无限可能的性质，此即“自由”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的明晰化，是个人对于世界普遍联系性的认知程度来决定的。拉康认为所有自我都是被“去中心”的：婴儿自我意象的形成，必待“他者”尤其是母亲这面镜子的反照，因此，统合个体的原理基本上来自个人之外。拉康的理论说明，整体大于且寓于部分，人是社会性的，排斥社会的结果，就是个人丧失自我意识以及理性自觉。
中国人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 私’”。但在我看来，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哪一个不是“乡下佬”？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这个自我又被家族所包围；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同心圆，离圆心越远，就与个人越不相干。所以，这样的文化与“大社会”是排斥性的。故中国文化只能拘泥于乡土。实际上，排斥了社会的自我，就是“无我”。“无我”就是个人没有个性特征。而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在道德上无疑意味着一种危险。这是因为他们在心智、思想与灵魂上是不可捉摸的。例如一群老鼠，他们就是“无我”的，每一只老鼠与其它的老鼠在行为模式上都没有分别。而且，除了偷盗、破坏之外，老鼠惟一的游戏就是“窝里斗”。在中国文化中，“无我”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害怕社会，忌讳“他者”，没有自我意识，以致自大狂与自虐狂两种角色并行不悖。
【宗教】梁漱溟在其遗作《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终极感悟，他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实际上，梁漱溟的困惑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社会个体没有活性，社会整体没有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这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由于个人无法融入社会，所以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缺失，没有人格的人生自然就显得无意义。但是，最干净的说法应该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中国人与真理无缘。
世所公认的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告诉我们：“没有无限就没有有限”，“宗教，乃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此说赋予了宗教以很强的历史学、社会学内涵以及认识论、知识论色彩。然而，即使按照如此广泛的宗教定义来审视中国，我们也看不出中国有什么宗教，更不要说拿狭义的宗教定义来看了。我们认为，宗教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真理观，它是理性与信仰的共同体，所以，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上面所讲的“超越性”。
“超越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之所以执著于探索甚至献身于真理，并赋予真理以宗教色彩（上帝就是真理），乃因为无限的真理能够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西方文化认为，通过信仰，通过真理之路，人就能够得救。所以这种终极关怀也是个人道德以及社会伦理的基础。反观中国文化，由于没有“超越性”的维度，所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更不敢去追求道德。正如邓晓芒所言，儒家伦理是一种“结构性的伪善”。伪善，导致人人自危，明哲保身成了最佳的生存策略。
孙隆基认真地挖掘出了中国文化“为腹不为目”的“身体化”特征：“没有‘超越界’的中国文化，自然也没有个体灵魂得救的观念，但是却有道家那种‘身体化’的不朽观念——亦即是追求肉体的长生不老。”“身体化”贯穿着中国人的成长历程。例如，孙隆基写道：“用食物笼络‘人心’，却是一种贿赂儿童的方法。因此，又说明中国人有‘儿童化’的倾向。”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儒家、道家、法家，都“将老百姓‘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儒家的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身体化”的哲学，因此它常常谈到如何“保身”、如何“养生”、如何使“身先”、如何使“身存”之术。它对个人要求是“能婴儿乎”以及“复归于婴儿”。它对政府的要求则如下：“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法家的《商君书·弱民篇》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总之，中国文化是没有“超越性”的生存文化。所以，生存权仍然对于中国人仍然是第一位的。这种“身体化”的生存哲学，使得黑格尔认为，精神性的东西与中国人完全无关。既然社会个体都无法发育出精神来，那就更不要说社会自身的精神了！
而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超越性”其实就是“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甚至可以具体归结为“公民意识”。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林语堂的这种洞察能力，让人敬佩！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
【此文写于201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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