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与血：中国与西方，不同的食粮与种子

昨天，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仙逝。网络上又是一番争吵。我忍不住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把吃当作“头等大事”的族群，在物质上就会永不满足。不够喂食时，就躺平。他们只会在乎寿命长短，而永远都不会想到如何拓展生命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人是不会耗费粮食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应该）缺吃的了。我们缺少的是精神食粮！自由的种子！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土地、粮食种子等自然资源的稀缺。这一点，几个岛国可资证明：古希腊、英国、日本，都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地方，但是却发展出了伟大的文明。所谓伟大，其实也是一种普世性。当然，以色列也可以看作一块陆地上的岛屿。

关于“人”的精神样貌，昨天与袁隆平一起离世的吴孟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颇与世界接轨的话：“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而袁隆平也说过类似的、具有救赎情怀的话：“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很显然，这句话典出圣经。他们毕竟是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但如果没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就不可能做出相应的成就。一个人如果缺少公共意识、只为自己而活，除了写点不成样子的伤感文章外，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当然，不排除这样的人，同样可以成为了不起的理论家，只要将其受伤的理由剖析清楚，也就是说，只要他是真诚的。真诚，也是一种血气。

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袁隆平、吴孟超等老一辈，之所以能够“与世界接轨”，乃在于他们都有普世性的救赎情怀。对他们的具体历史面目，我并不清楚，但能够说出上面那样的话语，就已经非等闲之辈了。一个求真知的人，就不应该只求个人世俗功名。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后来，人们将其通俗化为：读书不为稻粱谋。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却是一部为争抢粮食，而族群不断相互撕裂的历史。在近代以前，内陆与边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民族之间，朝廷统辖区域之内，总是为粮食问题不断发动战争。导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有时候，甚至“易子而食”。这究竟是为什么？答案可能有很多种。但其一有可能是，我们的文化精神高度不足。

“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有人说是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不管是谁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能够概括中国和西方在精神高度上的差异。中国人对吃的追求，全世界无出其右。当然，这并非指中国人吃得最好，最精致，而是说，吃占了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的首位。以至于鲁迅，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仁义道德”中，读出了“吃人”两个字。

与中国文化“民以食为天”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文明对于灵魂的追求。基本上来说，在西方文明中，物质只是精神的形式。具体的事物，是不充足的，甚至是不真实的。只有灵魂是不朽的。西方的形而上学，神学，甚至科学，都是生命的一种外在超越。相较于中国人的“读书不为稻粱谋”，西方文明都更加全面的表达和精神演化。我们可以在其源头处，即“两希”中看得一清二楚。

古希腊城邦注重德性培育，尤其是战争德性。什么是德性？简单地说就是灵魂的训练。灵魂是什么？按古希腊的理论，灵魂分为三部分：欲望、血气和理智，居于中间位置的“血气”（thumos）是最根本的东西。

希腊和罗马德性教育的重点，落实在对“血气”的培育，是一种朝向政治家、军事领袖和公民的教育，目标是训练献身公共事业的血气。在罗马语境里，“公共事业”（res publica）是“共和国”（Republic）的意思，“公共血气”就是一种为祖国的福祉而发怒和争战的灵魂激愤状态，这种血气和私人性的“消极自由”形成鲜明区别。“消极自由”是血气衰竭状态的雅称，它是一种不愤怒、不争战、共同体已经瓦解、自由已经被出卖、视名誉为虚荣的虚无主义状态，一种无父无主、丧失城邦认同的原子化状态。

所以，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古代欧洲秩序最核心的元素是充沛的公共血气、公开的战争意志、对荣誉的热爱和竞逐，以及对族群生活方式的忠诚和献身。

而在基督教中，人真正的食粮，是耶稣基督的血。而真正的种子，是“神的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死了。”(约翰福音 6:53-58 和合本)

耶稣教导信徒们，要做世上的盐和光。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3-16 和合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句话并不难懂。但很多人喜欢较真。因为唯物主义，一定要“眼见为实”。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其所见，其实已经是存在的涌现。但人的语言，只能象征性地言说。这也是很多人没办法谈论“灵魂”的原因。不能谈论灵魂，就没办法谈论“神”。沃格林指出，人用灵魂领会到的实在领域，叫作“神”。

为了“神”具有普世性，西方哲学家不断地使用不同的修辞，描述“神”，例如：逻各斯、理性、WORD、BEING、存在，等等。新约就是在结合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之后，而撰写的。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遗忘”，其实，不过是对圣经的“一切为了荣耀上帝”作无神论化处理。“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

不是为了自己吃饱喝足，活着，就必然是一种公共性：神、上帝、存在，可以说，都是“公共性”。这跟中国人的私己性、世俗功利性、缺乏公共精神，是大相径庭的。而公共性，就是政治。因此，吃饭，作为人间事务，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跟正义、德性相关。最终，是一种灵魂操练。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饥饿的记忆之中。因此，我从小就发誓，要改变农村人的命运。现在想起来，自己是多么天真。好在，现在是转基因时代，袁隆平所说的“要做一粒好种子”，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复杂工序了。中国文化嫁接各种文明因子，并不像很多人所想的那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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