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为了什么？到底谁启蒙谁？

“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即就是知识分子。”

——荣格

“启蒙的真义在于用清楚的眼睛去看所有的黑暗。”

——卡赞扎基斯

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启蒙与反启蒙，一直是并行的。但反启蒙，其实也是一种启蒙。可见，启蒙是绕不开的话题。之所以绕不开，乃因为启蒙的目的，是成为自由、自主的人。它与专制、奴役是对立的。从“启蒙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角度来看，启蒙就是“当下”的，而不会过时。

在中国，启蒙一直都在进行。但却仅仅是一种“话语”与“观念”，而且很难对应于现实生活。这是为什么？今天看了李泽厚的《说西体中用》一书，对中国式启蒙，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李泽厚的书，我这是第一次读。该书收录的五篇文章，四篇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正是“文化热”时期，作者也是当时的学术红人、启蒙达人。这本书提出了“吃饭哲学”“要改良不要G命”等著名观点。

中国式启蒙都两波，第一波是五四时期，第二波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可以看出，这两波都是对西方价值观输入的回应。所以，严格来说，中国式启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代，而且，一直在延续。只是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起起伏伏罢了。但主线是不变的，即传统力量“深厚”的中国，如何回应以现代化为标志的西方文明。看清楚了这条主线，就比较容易理解李泽厚在《说西体中用》中究竟想表达什么了。

针对晚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李泽厚反其道而行之：“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他认为：只有商品经济发达，才能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和“西学”真正生根、发展的基地。

严格说来，“体”应该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现实的日常生活。这才是根本、基础、出发点。忽视或脱离这个根本来谈体用、中西，都是危险的。就中国来说，如果不改变这个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学”，不管是何等先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有被中国原有的社会存在的“体”——即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文化心理结构即种种“中学”所吞食的可能。

“吃饭哲学”强调的正是这个人类所特有的科技工艺生产力的活动，这也就是我所谓的社会存在的“工具本体”。我以为这是人类生活、生存、生命的基础、本源，即“体”是也。这就是“体”的新解。

看到这些文字，我还是有些吃惊，因为跟我对李泽厚的猜测很不一样，原来他是一个半心半意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我印象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主张创造性转化传统，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实用理性、道德主义(甚至大锅饭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等等”，“作为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只有充分了解这作为“国情”的传统，才能清醒地注意到，首先不要使“西学”被中国本有的顽强的“体”和“学”从封建小生产方式、农民革命战争到上层孔孟之道和种种国粹所俘虏、改造或同化掉。相反，要用现代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

上面这些难道不是“经济中心论”“先富论”的一种文绉绉的说法吗？故其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对‘体’的这种新解倒恰恰是回到经典儒学和经典的马克思。”而不是真正的“西体”，他说：“在缺乏严格的程序控制和强有力的行政效能的保障下，实行今天美国式的民主，很可能将重蹈‘文G’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

读了李泽厚的以上文字，我认为，他的启蒙不是理性启蒙，而是一种国家主义学说。其立足点是国家（强大），而不是个人（自由）；他让国家始终处于一种“紧急的例外状态”，并让个人完全服从于一个虚假的集体目标。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启蒙，而是启蒙的中断，即“救亡压倒启蒙”的继续。

徐贲的新著《与时俱进的启蒙》这样概括中国式启蒙：“这是一种以保持和巩固统治权力为首要考量的国家主义改革，只限于政策和行政策略的修正。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这种开明专制曾经深深吸引了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现代启蒙者，被他当作改变中国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一条出路。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青睐法国革命，反对封建专制，随后又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幻想以此一举消除国内和国际的资产阶级专制。欧洲启蒙在梁启超和陈独秀身上展现了不同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徐贲的这个概括，指出了中国式启蒙与西方的启蒙在成果上的差异，他认为：“以 18 世纪启蒙时代为起点的英、法、美、德四国，从专制到自由经历了非常不同的变化过程，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但毕竟殊途同归，最后都走上了民主自由和宪制法治之路。”

徐贲的《与时俱进的启蒙》，我今天也看了一个大概。我读的时候，想到了沃格林对于“启蒙理性”的批判，他认为启蒙理性导致了“人代替神”的各种各样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导致了全能主义的悲剧。沃格林的批判并不是假的。但徐贲的书，罗列了一些理性不仅无罪，而且还应该发扬光大的说法，例如他引用《当下的启蒙》写道：

平克反驳道，“启蒙运动的理论要对恐怖行为和拿破仑承担责任，……这种指责是值得怀疑的。政治谋杀、屠杀和帝国扩张的战争，这些恶行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对欧洲（包括法国）的君主而言早已经是家常便饭。许多为大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持的法国哲学家在思想界无足轻重，与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和康德理性流派也没有传承关系”。

徐贲也写道：“法国革命并不是18世纪启蒙中唯一的一次革命，美国革命和建国更严格地遵守了启蒙运动的蓝本，像孟德斯鸠这样在法国被冷落的启蒙思想家反倒是在美国对不同政治阵营（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非暴力、避免流血的美国建国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第一个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已经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成为许多其他国家民主的重要参考。”

我认为，对理性的批判与反思，都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只是“始于观念也终于观念”（索维尔对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的目的是自由，它当然不排除人的生存维度，但这个“生存”是更广义的，而不应该停留于“吃饭哲学”。如果人活着只是为了吃饭，那跟猪有什么两样呢？

——————

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