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在语料收集、研究课题的选取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反思方面还存在需要深入的地方。这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提出一个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qualitative-researchoriented CDA model）。目前，在研究方法方面，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有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方法、Wodak 的“话语—历史”方法和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参见Wodak & Meyer，2009）。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分析：一个是对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分析，如对社会问题中涉及的文本、话语或语体等语言运用的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找出其文本特征；另一个是运用语言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这些文本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揭示这些语言特征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选择这些语言特征进行交流的目的和动机（KhosraviNik，2010）。就第一个分析层面而言，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主体，如可以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就第二个分析层面而言，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主体（如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这两个分析层面可以说构成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一般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突出批评话语分析跨学科特征的同时弱化了批评话语分析质的研究特征。我们认为，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应该始于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行于对社会问题中体现的话语问题的分析、洎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
4.1 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应该促使研究者在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中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需要研究的课题，要在思考中收集语料素材，要在一个个的个案研究中积累，要在不同的语料分析中归纳，逐步形成对问题的理解，并在对问题的解释中形成小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要在社会阅历等方面有一定的积累，要对发生在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具有学术职业的敏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质的研究所倡导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所谓扎根理论，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研究方法。Tian和Williamson（2012）运用这个研究方法，以英中两国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公司经理为研究对象，调查他们对“问责（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的理解。选择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就是因为文章的第二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英中两国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公司经理对“问责”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种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工作上的障碍，如英国经理试图将其对“问责”的理解运用于公司的管理之中，而中国经理则阻碍他们推广以问责为基础的管理控制系统。为了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作者才进行了“扎根理论”研究，展开了“田野调查”式的访谈，并对发现的问题（如英国经理认为这个概念对管理非常重要，是责任、作用和信息的综合体现；而中国经理对问责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甚至认为对人进行问责与中国文化相驳）进行解释，通过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讨论问责这个概念的再情景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力、殖民和擅用等问题，得出初步结论，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公司经理在将与“问责”相关的一些概念（如责任、依靠、透明）运用于自身文化之外的场景时，只有与那个场景的文化背景相融合，才会对公司的管理有所促进。
4.2 对社会问题中体现的话语问题的分析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对存在于社会问题中的话语的关注。话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借助于现代化传媒技术并在各种权力的作用下，或是建构社会活动参与者的身份，或是再现社会活动。由于话语建构的身份或再现的事实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别，于是批评话语分析便应运而生，成为解释和理解社会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种研究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话语分析并不是仅仅对语言运用的一种描述，它更多的是对语言运用所体现的社会活动参与者的身份、所再现的社会活动与实际情况的吻合程度的解释和说明，并在这种解释和说明的过程中丰富人类的知识体系。就语言运用的描述而言，批评话语分析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语料库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力求发现语言运用中的一些语言特征。例如，钱毓芳和田海龙（2011）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发现2002—2012十年间政府工作报告中词频的某些特征，田海龙（2004）发现非典病例报告中动词及物性的某些特征。但是，批评话语分析更注重对这些语言学发现进行解释。如何进行解释，从什么角度进行解释，解释的可信度如何，这些对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来都是挑战，非一蹴而就之事。要在解释层面有所深入，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以罗斯福新政为例研究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问题（谢立中，2012），就要对那一时期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就无法完整完成批评话语分析的任务。这也是批评话语分析强调其跨学科特征的原因。然而，正是由于通过话语这扇窗户认识和解释社会并非易事，批评话语分析者往往容易过分强调自己的分析和解释。就像朝圣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圣地就认为取到了“真经”一样，批评话语分析者往往认为在经过艰辛的研究之后收获的就一定是“坚果”，甚至把“自己”的分析和解释赋予“一般”、“总体”、乃至“唯一”的特征。殊不知，社会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对这种“多义”现象的解释无论如何全面也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话语分析必须强调它与质的研究在后现代思想方面的共识，即任何意义都处于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构建之中。谢立中（2009）基于他对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的理解，提出“多元话语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认为话语分析不能像某些现代主义话语分析学者们所做的那样，去寻求某种唯一的、最终可以得到公认的结果，而是要寻求对同一文本资料的多种不同理解（以丰富和扩展我们的认识），以及帮助不同的分析者、诠释者去实现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2009：37）。批评话语分析承认其研究持有“偏见”，同样也需要承认这种带有“偏见”和“态度”的研究所达及的结论和发现也具有“片面”和“不全面“的特点，而不能回归现代主义的传统，去宣称自己的批评话语分析发现了唯一正确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或这些社会现实之间的本质联系。
4.3 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性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某一种理论，无论是社会学还是语言学的理论，甚至不是对现存的某种理论进行修正或补充。相反，它至善至美的境地是力求通过解释话语运作的机制来唤起民众对所述问题的认识，促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质的研究看来，这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实践性；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这是“批评”的核心所在（赵芃田海龙，2008）。达到这个目的，批评话语分析者不仅仅要写论文，也不仅仅致力于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以提高在学界的影响力，而且还要撰写话语知识的普及读物，要撰写分析报告，在受众广的媒体发表分析文章。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Fairclough（2001：264—265）就曾大声疾呼，号召批评话语分析家走出学术圈，走出象牙塔，和社会活动家一起设计和实施研究，把政治家晦涩的话语中包含的意识形态暴露给更多的公众。实际上，批评话语分析家在对各种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如政治话语、媒体话语）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他们所生产的话语/语篇被称作“再创语篇”（田海龙，2008，2009），与其他社会实践者（如政治家、媒体机构）的“原产语篇”一样，都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的作用。因此，强调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性，就要研究再创语篇/话语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以及再创语篇/话语如何实现这些作用。就前者而言，批评话语分析家不仅要研究原产语篇/话语在社会生活中再现事实、构建身份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功能（田海龙，2012b），而且要注重自身的研究所发挥的作用，要认识到自身的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是一个对某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话语建构”的“话语建构”（谢立中，2009：36），因此，正像Fairclough和Wodak（1997：41）十几年前警示的那样，批评话语分析家既要在社会运动中发挥“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作用，又要警惕不成为国家、资本和权力的御用工具。就后者而言，话语策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引起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关注。例如，批评话语分析家在分析某级政府在征求意见稿这样的原产语篇/话语中的话语策略（田海龙 陈洁，2012）的同时，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自身的学术表达，否则不但不会增强其社会实践的效果，还会在某个方面受到批评话语分析反对者的诟病，如Billig（2008）对批评话语分析论文中“名词化”使用问题的批评。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性随着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入显得越发重要。网络、微博等新媒体更快更多地催生出新的话语（包括新的行为方式），而这些新话语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又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使用，将元话语由一个语境移入另一个语境，引发社会行为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性将进一步得到体现，批评话语分析家也会在助推社会变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