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 李冬梅、谢朝群译《自私的模因》：“世图心理”语言模因论领域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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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凯特·迪斯汀/著李冬梅  谢朝群/译何自然  王绍祥/审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4月

编者按

2014年4月，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心李冬梅副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谢朝群教授所译的《自私的模因》（英国独立学者、哲学家凯特·迪斯汀博士著）一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文化是人类独特而迷人的一个方面。它是如何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呢？理查德•道金斯认为，文化是进化而来的，模因是文化的复制因子，模因就像生物界中的基因一样，也受到变异和选择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文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进化算法的产物。诚如人们所言，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仅仅是模因机器？有意识的自我只是一种错觉？

作者简介

本书著者 凯特·迪斯汀（Kate Distin）博士，独立学者，英国哲学家。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并在剑桥大学获奖学金资助取得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学位。主要研究语言作为文化信息承传机制所起的作用，并提出研究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之间的差异问题。著有《自私的模因》（The Seltisb Meme，2005）和《文化的进化》（Cultural Evolution，2011），均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译者 李冬梅，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模因论等。谢朝群，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语用学、语言社会学、语言哲学、文化交际等。

内容简介

语言模因论主要是从模因论的视角审视语言的模仿、复制和传播。人的大脑心智中潜藏着的信息模因是信息的元表征。在语境的作用下，元表征得以模仿、复制，产生各种各样变异的信息表征内容，从而促使语言的进化和发展。本书拓展并强化了道金斯的理论，并首次呈现了一个完全成熟的、可行的文化DNA的概念。作者认为，文化的演变既可看做模因进化的结果，又可看做人类创造力的产物。模因进化观与人类是有意识的、有智慧的观点不谋而合。

学者推荐

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与解释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言，进一步加深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著名语言学家    何自然教授
模因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性、文化和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明确影响我们的信念和态度，并发现虚假或有害的思想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许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辨别可能会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道路。——剑桥出版社

目录

作者序推荐序译者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模因假说第三章    文化中的DNA第四章    复杂文化的复制第五章    变异第六章    选择第七章    小结第八章    人的思维：带病毒的模因复合体？第九章    模因的视角第十章    早期文化的进化第十一章    模因中的DNA第十二章    模因和大脑第十三章    科学、宗教与社会：模因能告诉我们什么？第十四章    结论注释参考文献译名对照表及索引

文摘

婚后不久，丈夫就给我做了一个曼陀林：琴身是用红木做的，琴颈则是用乌木雕刻的。木料加热后便可以变弯曲，但是当时他没有弯钢筋搬头，只好把卷发钳夹在餐桌上，把木料放在钳子上来回摩擦，直到周围变得弯曲为止。自从小时候——几乎自从拉小提琴开始，我就曾经想要一个曼陀林。这两种乐器的弦间距是相同的，而且我觉得把乐器搁在大腿上，按照固定的品丝位置拨出音符，曼陀林比小提琴一定会更容易。因为拉小提琴的时候，你要扭曲整个上半身，摆成如同受虐的站姿，同时又要用左手在标准琴盘上演奏音符，用右手控制两英尺（约0.6米）的琴弓。我已经能看懂五线谱上的音符和它们相对应的指位了，而且那段时间我还迷上了维瓦尔第和沉默者乐队的曼陀林音乐（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当时我太天真了。曼陀林的确拥有所有这些优势，但是它也有着锋利无比的琴弦。如今，我的左手指仍可证明这一点）。我的丈夫是在一本木艺杂志上发现这个设计图的，那张设计图隐藏在一大堆司空见惯的广告和专题文章里。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了一些技能和工具。当设计图令他大失所望时，他就会花一些时间思考制作过程中所涉及的物理学知识，了解一点音乐会的音高标准，然后根据基本原理计算出合适的品丝间距。我们详细研究了曼陀林的起源：它最早是在哪里问世的？人们用它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演奏了多少年？我们陶醉于音乐史的研究，甚至在夜深人静时，我们还会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讨论有些约定俗成的设计究竟是人们无意发现的，还是有意而为之的。恰巧，当年的年度热门小说正是《科雷利上尉的曼陀林》。因此，我的曼陀林成了跨世纪、跨大洲的文化遗迹的终极产物。它的诞生有赖于木匠工艺和工具，有赖于弦乐器和音乐规范的发展，有赖于关于声音的物理学和数学原理，有赖于杂志文章和广告所展现的现代世界。在曼陀林渐渐成形的过程中，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其历史学和地理来源，进而我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其音乐的哲学和科学理论的视角。曼陀林与诸多文化领域息息相关，所有这些领域与其说是像山脉不如说是像冰山，因为在其显而易见的复杂性下面蕴藏着绵延数千年、不可见的前人的思想和活动。理查德•道金斯曾经说，“人类最独到之处可被归纳为一个词：‘文化’。”（Dawkins，1989）文化并非人类唯一的区别性特征，但它却是我们人类独特而迷人的一面。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的本意既不是对纯艺术追求的狭窄范畴的描述，也不是社会的同义词。“社会指的是现实当中的一群人，以及他们是如何确定其社会关系的。文化……指的是社会上传播的信息整体。”（Jeremy H. Barkhow，1989）这里的“文化”，意即在社会中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想法、概念和技能的整个范畴。它包括科学和数学、木艺和工程设计、文学和葡萄栽培、音符体系、广告和哲学理论——简而言之，人类活动与思想的集合产物。这些知识和方法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呢？如今它又是如何继续发展的呢？本书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文化是进化而来的，而模因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机制。“进化”一词通常只用于生物界，指的是19世纪由查尔斯•达尔文等人发展起来的用于解释物种起源的理论。在20世纪，理查德•道金斯等人指出，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极为精炼。简而言之，其基本要素就是复制、变异和选择。如果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那么进化势必会应运而生。生物体在繁殖过程中，其特征几乎可以精确地传给下一代（当然也会有些例外），如果其环境不能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源供其生存，那么它们势必会进化：势必会有一场生存竞争，而那些具有与给定环境最相适应特性的生物势必会存活下来。科学的职责在于探索自然界中真实的发展模式，而达尔文的理论恰恰是从一种更高的理论高度上概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一旦所有因素都得到了满足，该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道金斯曾经指出，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生物界，在所有的关键因素都满足时，它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环境，包括文化。进化并非只局限于生物界，也可能发生在文化领域，这一提法尽管并非原创，但颇具吸引力。人们常常会向我们描绘一种颇具隐喻意味的情景：思想和理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但是（你是否曾经想过），真实的情况是否恰恰就是如此？换句话说，达尔文主义所阐明的进化过程是否也适用于文化领域？市面上有关文化进化论的著述可谓版本繁多，而本书所要探讨的则是我认为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即这样一种假说：文化选择的单位就是一些因素，道金斯称之为“模因”，一种与基因具有同等重要特性的因素。这一假说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它可能不攻自破，沦为微不足道的痴人妄语：有些思想会幸存下来，有些思想则会消失殆尽。显然，文化在变化、思想在传播、技术在发展，但是，断言所有这一切都皆因模因之进化，它又于我们何益呢？与其他文化演化理论相比，模因假说有何特殊的不同之处？于我们之理解又有何益呢？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法之一，就是采取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找出那些可以成功应用模因论的文化领域。与模因相关的大多数论著都倾向于按照这种思路写作，并且纷纷从模因论的视角对一些现象进行了解释，比如宗教、语言和人脑的容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捍卫模因假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它可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化领域的发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是科学实验中最好的传统方式之一，即通过观察对新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假设有一种关于文化如何发展的假说，那么通过实际观察揭示人类文化之真面目，这无疑是检测该假说是否有效的一种好方法。另一方面，在寻找证据来证明一种我们心仪的假说时，要确保我们对证据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是极其困难的。的确，有时候观察的内容完全相同，而做出的解释却截然不同。从某种特定假说的角度来看，每一种解释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其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在科学史上，此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曾几何时，哪怕是那个时代最睿智的学者也会对某些理论深信不疑。同样，在我们的对抗性司法体系中，证据相同，编织的故事却五花八门，此类例子也不胜枚举。然而，证据的背后隐藏着真相，而揭示真相肯定还会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办法。在检验一种新理论是否行之有效之前，我们还可以尝试一种新方法，即首先关注该理论的深层结构：审视其是否可能是正确的，其内部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能为任何实际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必须要考虑到对新理论声称能够解释的一些现象所做的观察，但重点应放在检测其结构基础之上，而后才能将其作为一种工具进行科学实验。这正是我喜欢的研究方法。例如，就文化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是否可以用模因来描述，而在于模因假说是否正确。在道金斯看来，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方式是相同的——但是，究竟这两个过程在哪些方式上是“相同的”？复制、变异或选择与文化可能是什么关系呢？文化真的是由独立的单位构成的吗？在什么程度上其他遗传学概念，诸如载体和表现型、病毒和等位基因等概念，也可以应用到模因论中？人们在哪里才能发现模因？DNA的模因对等物又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满意回答，一定能够增进对文化发展的理解。例如，如果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特征，那么模因论应该能够解释是什么使我们人类能够使这些特征得以发展，而非人类动物却不能。事实上，由于其他动物确实能够彼此传递信息、传授技能，模因论应该包含这样一种解释，即假说中构成人类文化的“模因”有什么特别之处。经过了这样一种理论探究之后，模因论当然能够解释在特定的文化领域内（如科学和宗教），其思想是如何变革和发展的。尤为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促使我们探索模因与人脑之间的关系：是它们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创造了它们——或者，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我们”和“它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区别了？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我们人类如何看待自己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该领域最知名的一些学者（尤其是丹尼尔•丹尼特和苏珊•布莱克摩尔）都相信，模因论将彻底颠覆我们关于责任、创造力和意图的传统观念，正如许多人运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颠覆了上帝是造物主的传统观念一样。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谓的大脑，虽然具有明显的心智能力、决策能力和创造能力，实际上却是寄生的模因复合体，我们对于大脑的控制感是虚幻的。他们还认为，如果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无意识的进化结果，那么，我们如何能把一个自主的实体称作独立的、自由的、能控制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的“自我”呢？尽管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解释力，其作者也具有说服力，但是我自己的结论是：模因进化与模因自由宿主所具有的意向观、意识观以及认真负责的观念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结论是我经过长期的、真正创造性的思考和非虚幻的选择才油然而生的。倘若不是那样，那么常识会告诉我，我应该运用我的自由意志，先抵制模因论，让心灵、良心和自主取而代之。然而，幸运的是，本书会告诉你，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必要的。

注：以上信息为本书译者李冬梅副教授和谢朝群教授授权发布。本文图片来自网络。点击“阅读原文”，可进入当当网购买此书，开启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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