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友詩】”港独”与”台独”发展路径之比较
本文作者凌友诗博士，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全国台联名誉理事。原文刊载于《远望》2卷12期（2016年12月号；总339期）。
香港回归以后，抗拒回归的声音和行动一直不断。
先争取言论游行集会空间
刚开始的几年着力于争取言论、游行、集会的空间，要把反政府、反中央的自由空间争到最大，甚至不能予以约束。耳熟能详的例子是2000年的反修订《公安法》，反对政府规定游行集会前必须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反《国安法》（23条）立法，反对派经大半年激烈抗争，在2003年7月发起约30万人（报导夸大为50万人）的游行示威，使得即将三读通过的《国安法》草案胎死腹中。这是反回归的第一阶段。
这一个阶段，跟台湾在民进党要求、李登辉主导下于1991年废止《惩治叛乱条例》、1992年修改刑法第100条很像。当时李登辉把内乱罪和外患罪的标准变得宽松，使言论不再入罪，于是打开思想言论的空间，让”台独”分子和”台独”书籍公然充斥社会，作为”台独”的思想基础。
再藉民主普选反共抗中
第二阶段是争取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双普选，并且藉由各种方式「为反对而反对」，阻碍特区政府施政。双普选的提出，是紧接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的。反对派喊出「还政于民」，特区政府予以附和并且主动开启双普选的咨询，一直到2007年曾荫权向中央争取到同意2017年可以双普选，2010年特区政府又强迫中央把立法会选举办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在看来，十多年来的争取双普选，并不是香港人要什么民主，而是或隐或显地藉由普选，让香港已经非常高度的自治，因为民权的体现而形成事实障壁，使中央虽有权力而不能行使。这种企图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英谈判收回香港的时候，当时英国曾提出「主权换治权」，就是将「主权」这个虚概念还给你中国，「治权」这实权留下来给我英国。后来邓小平严词拒绝了，英国人又组织一批批香港知名人士到北京，要求香港人可参与中英会谈，这就是所谓「三脚凳」。
到了2010年，中央已经意识到反对派有意借着全面普选抵制中央，但中央制止的决心不够。2013年特区政府和反对派又准备2017双普选的攻势，这时中央终于想明白了「守前门」的重要性，坚决守住了提名权。当时反对派喊出「真普选」，要求未来行政长官普选时根据《基本法》而设的「候选人提名委员会」不得为有意参选的人设任何门坎。中央意识到，中央虽然有最后的任命权，按《基本法》规定选出来的行政长官候任人须经中央任命方可履职，可是人家香港普选出来的人，你能不任命吗？不任命，不是要闹出一百万人大游行、引来国际交相谴责吗？届时必将于法有权，而于势不能。中央明白行政长官选举就是政权争夺战，故而毅然在2014年8月31日，解释《基本法》45条并做出「831决定」，规定行政长官参选人需获得提名委员会半数提名，才可以成为候选人而参与普选竞选。最终反对派在9月28日以「占领中环」回报，商业要冲金钟、铜锣湾、旺角皆被占领，刚开始半个月香港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种藉由普选行政首长和议会而达致民意凌驾一切，以致统一议题边缘化、任何两岸政策必须经由民主程序决定的民主牌，”台独”从1991年开始不也是这么打的吗？李登辉、陈水扁藉修宪而全面改选中央民代、总统全民直选，直到废国民大会，用的也是这一套。这在香港，称为「民主抗共」。除「民主抗共」之外，某些回归后被大量纳入体制而以「建制派」身分出现的社会名流，甚至左派里一些疑似已经变节的领袖，从回归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向中央游说，叫中央什么都不要管，不可强硬、不要干预，让香港人自己管自己。这不仍是「三脚凳」的遗绪吗？结果香港越来越糟，香港人根本管不了自己，特区政府也没有为国家担当的意志，中央被挤掉的权力，只是让出了大量的让反对派壮大的空间而已。直到中央发现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为时晚矣！
同时，那些反对派用尽一切方法反对特区政府推出的每一个政策和法案，阻挠特区政府获取财政拨款，甚至用司法复核与拉布（编按：或称抵制）的方式瘫痪特区政府。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击特区政府威信，造成社会损失，而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种作为，与民进党在2000年和2016年夺得政权之前用尽一切办法打击国民党政府，策略与手法是多么相似。
直接喊出本土自决”港独””台独”
第三个阶段是直接针对国家，喊出本土、自决与”港独”。这可以从2011年陈云出版《香港城邦论》把香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unity），画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定疆域（boundary），建立香港本土身分（identity）算起。其实藉意识型态防止大陆化，可以追溯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翌年。2004年张炳良、陈方安生等三百多个人联署发表《香港核心价值宣言》，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作为香港核心价值，其维护香港特色、把香港区别于大陆的用意相当明显。
《香港城邦论》销售的同时，社会在传媒的推波助澜下掀起一波与又一波的抵制、丑化大陆游客的运动，「蝗虫论」、「鸠乌」、「反水客」等词语甚嚣尘上，各大学也都举办各种讲座和相关研究，请陈云为座上宾。而最终，以2012年9月「学民思潮」黄之锋领导的两万人反国教抗争，拉倒国民教育科，正式揭开本土、自决、”港独”的序幕。
记得1994年3月大陆发生千岛湖事件，24名台湾观光客遭劫杀，李登辉借机抨击中共为「土匪」，离间两岸同胞的感情；同年4月，《自立晚报》连载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对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提出要「出埃及」。其后地下电台扑天盖地丑化大陆，本土论述、”台独”理论迅速成熟，从民间到学术机构，在数年间蔚然成风，路径何其相似。
教改洗脑制造天然独
而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教育改革。同样是1994年，台湾教育部启动教改。其手法包括：提倡闽南话，修改历史科课纲，把台湾史放到历史科的核心，成为主体，而把中国史向外围推。这种以地方为核心的同心圆史观，与二战后马来西亚排除中国文化的方式相同，最终透过教育系统生产大量的「天然独」。与台湾相较，香港做得更狠。2000年特区政府教育局在陈方安生和教育官员王永平、罗范椒芬、陈嘉琪的推动下从事课程改革，用打破传统分科的方式，把初中中史科并到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学科里去，减少中史科教时，削平中史与西史，泯除国史主体性，而致初中中史科沦丧，高中中史科无人选读。此外，教育局又设一科通识，作为高中必修必考，不规定教材，但其中讨论社会和政治的份量占得最重。香港的中学老师大多反共，看自由派报纸《明报》，加入向来以反共为宗旨的香港教育工作者协会。学生们在反共教师的引导和选材下探讨政治议题，过程充满偏见与任性，十年间教导出仇视国家和大陆同胞的下一代。
在反国民教育以后，本土思潮越演越烈。2014年底发生反人大「831决定」为时79天的「占中」；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正式喊出「香港命运，民族自决」。2016年农历大年初一深夜「青年新政」黄台仰和「小丽教室」刘小丽策动旺角暴动，以「本土」与「自决」做口号，街道火光熊熊，两千多块地砖遭暴徒挖起攻击警察。这跟1970年代以来”台独”不断借着街头运动逼迫政府让步何其相似。而香港法院对占中和暴动分子皆予轻判或甚至判无罪，中央政府也反应温和，使得”港独”在2016年中终于遍地开花。
2016年3月，陈浩天、周浩辉成立香港民族党，以独立建国为主张。当时不少京官和所有开明绅士都说，”港独”是个伪命题，不可能实现。也有很多人说，这只是一、两个年轻人的想法，不能代表主流民意，决不足畏。他们没有想到，”港独”思想早已酝酿多年，只需要有人打开一个口子，放第一枪，就会有无数人胆敢扛着旗子出来。突然间，青年新政的口号由「本土」转而为「”港独”」，并且公然参加立法会竞选、在脸书上宣扬”港独”，当选后在就职宣誓时展示「HongKong is not China」的标语，并且称中国为「支那」，还口出秽语。这与”台独”借着「民主选举」在各个层级当选就职，用进入体制的方式搞分离主义，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再也不姑息，并且抓住了这批乱党藉宣誓侮辱国家的机会，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就《基本法》104条进行释法，解释清楚香港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法院法官需要庄重、真诚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真义，特区政府也藉此经司法程序打掉梁颂恒、游蕙祯两个最悖乱的立法会候任议员的就任资格。而台湾，因为没有祖国大陆的支撑，北京政府又没有办法在台湾行使治权，国民党在李登辉领导12年中已全面独台化，无胆也无意根据宪法取缔”台独”分子和”台独”政党，最终落得全面失去政权，党员败走、党产抄查，一个象征中国的大政党悲惨陨落。
莫让”港独””台独”成中国之患
由此观之，香港和台湾是经历殖民统治又在1949年后中国治权不能及的两块地方，长期的仇视敌对加上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不及，使得中国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上倍显困难。无论是香港或台湾当地人的逆反心态，或是外国势力看准矛盾乘时而入，都能于短短数年之内酝酿出独立分离的狂潮。中央政府切不可用放任或乐观的态度，期待两地有一天人心自化、认同祖国。相反地，基于过去二十年两地越走越远的惨痛经验，中央政府应该更为警惕，要提高对港、对台管理的指挥层级，并且要付出更多资源、调动更杰出的人才，专心致志以应付这两处长期与中国大陆对立而又不在大陆直接管理之下的地方。否则，中国崛起之路必受冲击，中国之患必由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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