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臺灣 胸懷中國 遠望天下
*本文为《远望》社论，刊载于《远望》（2018年10月号；总361期）。
9月10日傍晚，中研院院士、前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先生病逝。这一天，正好是大陆的教师节。许多曾受教于他的人，不论自己是否体认到，他们都在这一天失去了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老师。
接着，台湾学界、政坛，不分蓝绿，许多门生故旧对他表示悼念或追忆，称他为：「台湾政治学界一代宗师」（中国政治学会）、「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者」（曹俊汉）、「引领民主大潮的精神导师」（朱云汉）、「台湾政治科学的开创者、学术界自由主义的先驱」（张亚中）；其绿营弟子也说他是「宪法学大师、自由主义大师、永留正气在人间」（游盈隆）、「一位影响我深远的人师！一位宪政民主的启蒙者！一位行为科学的奠基者！」（林佳龙）、「一生展现了包容、多元与宽大；精神导师」（徐永明）；蔡英文表示「感到遗憾不舍」，认为他毕生致力政治学术、倡议民主宪政，「令人感佩」；吕秀莲称胡佛「对民主和人权法治的核心价值，矢志捍卫，始终如一，令人感佩」；马英九「深感不舍与哀痛」，称他是「台湾政治学界导师，不仅是宪法学权威，对法治及两岸关系也都有高超见解」；连对岸的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也高度评价：「他的离去为一个世代的中国政治学人画上了句号。他不屈不挠坚守大义的精神是不朽的。」
在现在高度分裂的台湾社会，像胡佛这样令彼此敌对的各方都表示敬重的人物已很罕见。这是因为他在以下两方面都有着无可置疑的先驱地位：政治学的科学研究，以及1970年代以来台湾威权体制解组（所谓「民主化」）的催化过程。
由于他在这两方面的高度无人可及，许多人都把胡佛视为接续五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如周阳山就将其思想概括为「科学、民主、爱中国」──前两者，即是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所盛赞的「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1997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牌，上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字。
然而，胡佛的思想并非仅止于此。
宪政以国家统一为前提
首先，与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者不同，胡佛信奉的与其说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不如说是「康先生与赛先生」，「康先生」就是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胡佛认为：清末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许多谈自由民主的人是在价值或思想上谈，因此往往治丝愈棼，争论不休。胡佛本人则特别推崇清末立宪派以来，从宪政制度来谈如何落实自由民主的宋教仁、张君劢、雷震、陶百川，而且他自认是接续这个立宪主义的传统──为了救国、民族复兴，思考如何建政。因此，他从不空谈前述那些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而是思考如何在宪政制度上把那些价值落实为一套合理的法治秩序。并且，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制订，因此他比一般自由主义者更看重「国家」的统一与安定。这使得他从来不迷信西方人基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而提出的那些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反而更注重近代中国最需要的国家统一与复兴。换言之，他深切体会到：宪政制度是要为国家的整体需要而服务的；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所需的安全与秩序，所有的自由、权利都会落空。
于是，他从整个国家的全局高度出发，把政治体系分成三层结构：国家结构、政体结构、施政结构。其中，国家结构是组成国家的诸要素（各民族及民众）统合的状态。如果这些要素是分散的，那么国家就根本不能成立或就是解体的。他指出：「如果国不成其为国，任何由政治规范所构成的政体……皆是无所附丽的，所有的施政更是不必谈了。由此可知，国家结构是最基层的也是最根本的。在国家结构之上，才能建立规范结构的政体；也唯有在规范结构之上，才能发挥施政的功能。」所以，「任何传统宪政观念所强调的政府及人民的权力结构，皆以国家结构为前提。……如从契约论的观点看，宪法发展至今，已成为三重的约定：合成国家、建立政体及施行政策。」
这就是他与许多自由派的分歧点，也是他与假借「自由民主」搞分裂国家的"台独"派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内阁制优于总统制
胡佛不但把国家结构与政体结构分开，还相应地再将「统权」与「治权」区别开来。统权是国家元首用来统合整个国家的权力（多为象征性、礼仪性、程序性的虚权），而治权则是政府首长规范政务、决策施政的实权。在多党制国家里，由于政党斗争无法避免，为了不使政党恶斗伤及国家统合，因此将「统权」与「治权」分属元首与内阁的内阁制当然要优于两权归于同一人的总统制。因为内阁制下，元首统而不治，因此各政党争夺执政权（即政府首长之位）时不至于伤及元首的正当性，于是也就不易因党争而造成国家分裂；反之，在总统制国家，由于国家元首即政府首长，于是党争直接针对国家元首，往往危及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据此，胡佛依「统权」及「治权」的关系来区分内阁制与总统制：两权分开者是内阁制，两权合一者是总统制。落实到宪法条文上，「决定内阁制及总统制的基准是在：由内阁抑〔或〕总统当决策之权及负政治之责，至于负责的对象是议会或民众，以及用怎样的方法与标准加以判定，皆与制度的性质无关。」换言之，在美国总统之下虽有内阁，但那只是总统的僚属，全向总统负责，应此仍是总统制；而在英国政府的内阁之上虽有女王（元首），但是一切实权掌握在内阁之手，女王纯属虚位，故自然是内阁制。
此外，胡佛从不迷信西方人提出的「普世价值」，他始终认为「民主」适度就好，从不相信「越民主越好」这种神话或鬼话。因此，除了政党斗争以外，他对直接民选的民粹倾向也抱有戒心，以免其威胁政治安定与政府效能。从而胡佛认为：由选民选出国会、再由国会产生内阁的英国议会内阁制，比起民众直接选出政府首长的总统制（或以色列一度施行的内阁总理民选制），更能防杜民粹风气。
总之，「适度的民主」要由合理的宪制来落实、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胡佛认为，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是多党制下最合理的宪政体制。
胡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开放心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修养，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求知精神。他既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深通西方的学术思想，守经达变，博古通今。他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现代典范，台湾岛上最后一个中国大儒。
2010年09月18日，胡佛参加纪念辛亥百年的「百年中国之路学术研讨会」。
胡佛生于民国十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亦即公历1929年12月1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他每年生日都是按农历过的。但来台后在报户口时，他父亲的秘书将其生辰错填为1932年5月14日，又苦于提不出出生证明而始终无法修改，以致于中研院及台大都说他享年86岁。实际上，他只差3个月就满89岁，可谓高寿。
然而，他这一生尽其在我，无愧无悔，却仍难免有憾。就在他临终前这段日子里，眼看着台湾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下，已从「易姓改号」的「亡国」，恶化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政风败坏，道德沦丧，社会乱象日增，两岸关系日益凶险。一切变化，都与他一生念兹在兹的统一与宪政背道而驰。于是，他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经常跟家人说他觉得焦虑、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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