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世纪的长夜，正是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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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最先用“黑暗时代”来表述所谓的欧洲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的那1000年，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诟病，成为愚昧和迷信、黑暗和野蛮的别名，随后兴起的文艺复兴则成为一个与以往完全断裂的光明时代。历史难道真的会存在这种“跨越式”发展？今天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2778字，阅读约需7分钟）。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文末还为您推荐了一部极富画面感的《BBC世界史》，在有趣的阅读中纵览世界五千年文明大事件！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为了我们走得更远，请尽快关注这两个号码！为提供更优质购书服务，您可在孔夫子网搜索“千字文华签名书店”，购买更多的绝版书和九品、六品书。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中世纪的长夜，

正是黎明前的黑暗

思想酷丨原创·首发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文艺复兴开始，这一段历史被称为欧洲的“中世纪”，也被普遍称为“黑暗1000年”。

受彼得拉克影响，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这一时期的印象都是“黑暗时代”：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经济文化停滞不前、政教合一、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然而，这些描述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误读1

中世纪战乱频仍，

经济文化停滞不前

首先，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主要由封建领主发起，骑士和雇佣兵是主力，其战争规模、人口损失、对经济社会的破坏程度，都无法与同时期的中国和近代的欧洲大陆战争相比。

据葛剑雄等学者研究，中国每次大一统王朝崩溃之时，都意味着大规模的人口损失。以宋末元初为例，1208年金国有5360多万人口，1234年蒙古灭金，这一数字锐减至1050万。

当然，这与人口基数有很大关系，但即使单从人口损失的比例来看，欧洲也远低于中国。

事实上，欧洲中世纪早中期，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和人口都在持续增长。对此，19世纪对萨顿骺宝窟的考古发掘，以及中世纪学者哈斯金斯的研究，都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

法国勃艮第酒大教堂，建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

然而在14世纪初期，欧洲人口达到顶峰，耕地不堪重负，加上数年气候异常，1315～1322年间爆发了欧洲史上最大的饥荒，造成至少十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1347年底，黑死病随着归来的十字军从意大利南部登陆，大瘟疫七年之内席卷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欧洲总人口三分之一。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描述了这末日般的恐怖景象。

由此可知，中世纪欧洲前期和中期，其战争频度、烈度远远低于中国，造成后期人口锐减、经济停滞的最大原因，在于瘟疫和饥荒。

误读2

十字军东征是正义之战，

宗教裁判所是为了审判异端

中世纪教会最臭名昭著的两大劣迹，莫过于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1096～1291近两百年间，在罗马教廷的准许甚至号召下，欧洲的封建领主、底层骑士、无业游民对地中海东岸前后共发动了8次战争。

近千年来，很多学者认为，教皇鼓励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文明“为了夺回被阿拉伯人侵占的土地和人口，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崇高的口号无法掩盖这些战争残害无辜、破坏经济的反人类属性，十字军的矛头起初指向阿拉伯人，但后来高尚的宗教口号成为无差别侵略和滥杀工具，如第四次东征针对的就是自己的弟兄东罗马帝国。

宗教法庭在设立之初，确有防止滥杀的动机---在黑死病流行的年代，数以万计的“女巫”和犹太人被杀害，因为他们被认为就是疾病蔓延的罪魁祸首。但随着宗教裁判所权力的膨胀，该机构逐渐沦为教会钳制思想、言论的工具。就连著名哲学家、经院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都曾因“七七禁令”而几乎被打成“异端”。

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教分离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它消除了宗教的暴力，让信仰更加纯粹——哪怕认定别的教派是异端、邪教，也无法利用国家暴力实施压迫。

误读3

中世纪欧洲实行

基督教会政教合一

十字军与宗教裁判所，真的能够说明当时欧洲是政教合一吗？事实上，罗马帝国早期原本主张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万神殿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而基督教因为坚持其他所有宗教都是淫邪，绝不宽容，于是遭禁。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连合法性都不曾获得，何来政教合一呢？

直到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颁布《米兰赦令》后，基督教才正式获得合法地位，他不仅信仰基督，并且将基督教列为国教。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大一统和政教合一体制，而西欧的分裂则带来另一番景象。

君士坦丁堡，又名伊斯坦布尔（意为“这就是城市”）

误读4

封建割据导致频繁战争

“封建”一词的定义是“分封建制”，指中央王朝把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向中央称臣纳贡，且在自己封地内有相当的自主权。符合这一定义的如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西周。

5世纪末，在日耳曼人打击之下，西罗马帝国走向崩溃，此后西欧再也无法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法兰克王朝为例：日耳曼蛮族建立了国家，却无力延续罗马法的效用，不得不倚仗罗马教会来治理国家；没有稳固的长子继承制，国王死后由众子平分土地，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合并的反复状态，对外扩张较难；国王把领土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把土地分封给小领主，于是国王只对大领主有管辖权，对小领主无权干涉。

这种政治格局下：国王的世俗统治必须得到道德和智力权威——教会的认可；国王、诸侯之间形成某种经济和暴力的平衡，而王权、诸侯和教会三者之间又形成了微妙的分权制衡——三者都无法一家独大，地方自治成为可能；中央政权无法对封建领主实现过多的干涉，契约精神、私产制度和自由市场逐步壮大，国民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尤其是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以女性的财产自由为例，为了鼓励单身、富有的女性（尤其是富有的寡妇）向教会捐赠财产，教会曾极力主张并以法律保护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女性由此“顺便”获得了婚姻自由、经济独立。

亨利四世与教皇的叙任权斗争

代表了王权与教权的激烈争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侯与国王的权力争夺，带来新的国家理念。英国贵族有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逼迫英王约翰在《大宪章》上盖下自己的印章。由此，以限政契约保障私有财产、国民自由的新的国家形式得以产生，“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限政伦理取代了“暴力最强者为王”的丛林逻辑——这直接催生了以洛克《政府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理念。

教会与国王的权力争夺，则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契机。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罗马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异端和抗命的控告。路德所在的萨克森领主腓特烈政治实力丰厚、信仰真诚，他竭尽全力为路德申辩。因次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克西米利安一世逝世，腓特烈作为选候作用巨大，教皇不得不考虑他的意见。在腓特烈的斡旋下，路德与教皇的特使达成停火协议：路德不再发表辩论和文章，如果他的对手也如此的话。另外，印刷术的普及，使路德的小册子迅速传遍欧洲。基督新教由此产生，“因信称义”破除了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信仰自由得以实现。

欧洲人在19世纪就已经改变了“黑暗时代”的说法，为何在中国仍有大批的人认定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旧社会”呢？

首先，某些理论家习惯于将时代的发展割裂开来作“阶段性”、“分水岭”式论述，以此来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其次，人云亦云的说辞使很多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进入先入为主的误区。诸如此类的自我代入方式，使我们很难准确地陈述史实。

时至今日，一些颠倒、漠视人类个体尊严的史观，竟能借由某种“政治正确”大行其道，这实在是令人无奈的一种现实。但是毫无疑问，尊重事实、尊重人的价值，才是正义的史观。

换个角度看，“文明”必须包括以下要素：更少的暴力、更繁荣的经济、更幸福的人类生活。中世纪成型的财产权、罗马法、限政契约，都直接孕育着现代文明。若以连续的、人道的眼光来观察，中世纪当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即使如此，它也应该有一个更合适的词来描述它——“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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