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刘同舫：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伟大贡献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伟大贡献
刘同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来源：哲思园地（刘同舫个人微信公众号）2020-7-24
[摘 要] 科学认识和准确概括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的理论话题。为了避免出现拔高或贬低恩格斯思想的两种倾向，我们应对其思想进行整体性定位，既注重恩格斯思想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注重将其置于更加宏阔的思想史视域中进行考察。恩格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广泛传播，促进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有机融合，并在诸多其他领域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依然是“走近”马克思的重要途径之一。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术性与大众性的统一以及坚守根本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正确认识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并非旨在区分他与马克思之间地位高低、贡献大小与观点孰优的问题，而是通过考察恩格斯思想的个体创造和独特贡献，加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把握。
[关键词] 恩格斯；历史地位；贡献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革命战友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多次以“第二小提琴手”来定位自身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但恩格斯的这一自我定位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回响，学者们对恩格斯思想历史地位与贡献的判断仍未达成共识。近年来，从具体的理论贡献来看，学界大多聚焦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从探究的文本分布来看，学者们主要从《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晚年书信等出发来探讨恩格斯的思想史意义。这些理论成果为我们正确评判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由于切入点和关注文本的不同，导致结论上存有差异，因而从整体出发对恩格斯的思想进行科学评判十分必要。
如何界定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的理论话题。学界对恩格斯思想的评判大多聚焦于其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并由此产生了具有差异性的思想评价。一是拔高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如国外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1]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高于马克思，应被称为“第一小提琴手”。[2]二是贬低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定其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如有学者提出“马恩对立论”，批评恩格斯背离马克思并创立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3]三是秉承较为客观的立场从思想内核本身去考察恩格斯思想的独创性贡献。如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创立的贡献体现为阐释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历史合力论”等；[4]有学者则认为，恩格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开拓了历史考察的新道路、提供了分析历史的新方法以及展开了部分原理的独立探索。[5]聚焦唯物史观对恩格斯的思想进行考察，产生了“马恩对立论”“马恩差异论”以及“马恩双星合璧论”等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解读范式。抓住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确实能够较为迅速的厘清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若要更加全面地评价恩格斯的历史地位，必须从整体上加以考察，以回应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解读范式之间的分歧。
认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甚至贡献高于马克思的评价似乎有失偏颇。若以是否与马克思存在交集为依据，恩格斯的一生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与马克思开启合作之前的独立发展阶段、与马克思共同合作的阶段以及马克思逝世后重新开始独立探索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唯物史观的萌芽、创立与发展的阶段，而恩格斯在其中阐释的思想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过程性特征。恩格斯在英国大工厂的亲身经历和敏锐观察中窥见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使得他在世界观的转变上先于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他与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就已经逐渐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到184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6]恩格斯的回顾性阐述表明，马克思对唯物史观雏形的搭建早于恩格斯，恩格斯只是根据其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了部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初级形态。当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认知还只是勾勒了大致轮廓时，马克思已然“考虑成熟”，并用“明晰的语句”阐明了其思想内核，因而认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甚至贡献高于马克思似乎有些站不住脚。
否认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的主导性地位，并不等于否定恩格斯的思想价值。事实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曾给予马克思启发，并促使马克思实现了从抽象的思辨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的经典文本都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的思想结晶；[7]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起捍卫唯物史观核心原理、指导工人运动的使命，并根据时势的变化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补充、发展与创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思想极端同质化或对立化的倾向，都不是透析二者关系应秉持的客观立场与科学态度，我们既应看到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所做的贡献，也应避免过分夸大其思想贡献的错误倾向。
学界之所以将恩格斯历史地位的审视聚焦于其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主要原因在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这种考察方式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参照系，运用比较视域能够直观而明晰地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独特贡献。但值得反思的是，以往我们在定位马克思的思想价值时，总是将其置于整个思想史的宏阔视野中进行考察，将其思想与前人如康德、黑格尔等进行比较，也探寻后来者如海德格尔、萨特等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联；在检审马克思的思想内容时，我们既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又从政治哲学、文本学、新闻传播学的视域全面探究。然而，在评判恩格斯的历史地位时，我们似乎却只有一个参照对象——马克思，始终无法跳脱出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与问题域，最终使得恩格斯思想的真正价值逐渐湮没于马克思的光辉形象与思想体系之中。
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参照系是探究恩格斯思想地位无法回避的理论视角，但将恩格斯从马克思的思想“光环”中剥离出来，也是准确定位恩格斯思想历史地位不可或缺的理论维度。我们常常将评判恩格斯历史地位的重心向其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方面倾斜，相对忽视了将恩格斯的思想置于更加宏阔的思想史视域来考察其独特价值。笔者以为，明晰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必须对其思想进行整体性审视，在多维度的考察与思想挖掘中更好地展现恩格斯的思想价值。
虽然学界关注的焦点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但恩格斯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唯物史观，其思想内核具有丰富性，其理论贡献具有多样性。从思想史的视域出发，恩格斯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构建与传播以及自然科学问题域的拓展等方面。从这些方面出发，能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恩格斯形象，从而准确洞悉其思想的历史贡献。
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依然是“走近”马克思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框架中，存在“以康解马”“以黑解马”“以恩解马”等不同的解读模式。在这些解释模式中，学者们选择的参照系不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千差万别。但相较于其他模式，以恩格斯的阐释为依据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更具有全面性与系统性。因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曾与其开启了长达40余年的思想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逐渐融合、汇通，具有极大程度上的创造默契和理念共识，从而具备了“以恩解马”的先天优势。学界在评判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阐释的贡献时曾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笼统地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完全一致性，二是将二者的思想推向了完全对立的两端。这两种倾向都不是评判恩格斯贡献的正确态度，“前一种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后一种则企图肢解该理论，使其中的一个丧失名誉，否定整个理论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8]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受到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知识体系等诸因素的影响，思想达到完全一致的境地并不可能，而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甚至与其思想完全对立的学者却忽视了恩格斯是离马克思学术思想最近的人。姑且不论他们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仅就对马克思思想的熟稔与明晰程度而言，恩格斯也最具发言权。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与马克思有过无数次的面对面交流，彼此之间通信多达几百封，他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程度自然远远大于后来者仅仅通过不完整的文本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因而，“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是我们窥见马克思思想全貌的重要解码方式。
恩格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构建与广泛传播。马克思溘然长逝后，恩格斯毅然肩负起马克思未竟的学术事业以及为人类谋解放的伟大使命。面对笔迹凌乱的手稿，恩格斯花费了十余年的光阴将其整理出版，使马克思的思想能够进入大众的视野并成为引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武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之前的《反杜林论》有力构建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为后来马克思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过程中，恩格斯以更具全面性、整体性和通俗性的笔触再现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使工人与无产阶级等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群众能够更快地吸收马克思的思想精华。虽然后来恩格斯的阐释被西方学者以衍生出苏联教科书体系为由而诟病，但将解释者对文本思想的错误解读追根溯源至恩格斯实则略显牵强。正如有学者所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更为凸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9]这些基本原则包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依托于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历史科学的思维方法等普遍准则。马克思主义从一国到多国、从理论到实践，都与恩格斯构建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密不可分。19世纪9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既离不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指引，也离不开恩格斯构建的概念体系以及大众化阐释，这一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曾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恩格斯推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恩格斯对科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他一直保持着对科学的热爱与关注。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就认识到科学发展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之间存在一致性，与人的知识量的积累构成比例关系。英国著名的科学家J.D.贝尔纳认为，“如果恩格斯不是在19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与马克思一直并肩战斗的伙伴，毫无疑问，他将主要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而被铭记”。[10]在1873年5月3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提及他脑海中盘旋着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并在信末嘱咐马克思：“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11]正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兴趣的驱使下，恩格斯撰写了《自然辩证法》，但因受到革命斗争与马克思逝世的影响，撰写计划被一再搁置，致使这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著作最终并未完成。在这本未完成的著作里，恩格斯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初步阐述了辩证法思想，其涵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以及化学等。他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关联起来，将自然科学中的最新成果作为阐明历史发展的有力佐证，并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提供了理论指引。
恩格斯思想的历史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其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更是渗透于理论与实践的诸多方面。除了备受学者们关注的唯物史观，恩格斯还在许多领域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军事理论、革命斗争策略、正义理论以及科技哲学等。这些理论都是学界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探讨的“闪光点”，它将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恩格斯思想及其历史贡献提供新的切入点。
纵观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轨迹，他在深入英国等地的工厂进行多次实证考察后同马克思共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非人性宰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及全人类求解放；关注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推动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有机融合，丰富了历史科学的思想内涵。恩格斯的致思理路及其思想创见，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理性与大众性的统一以及坚守根本和与时俱进的统一，这为新时代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实践是理论从“彼岸世界”走向“此岸世界”的根本途径，也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理论的产生来源于实践，而其生命力则根源于其转化为实践的程度。恩格斯曾在回顾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时指出，“我们绝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12]他同马克思一样，并非致力于建构一种学术体系，而是为了改造现实世界与现实的人。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工人的剥削真相，恩格斯深入工厂中进行实证调查；为了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他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中，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策略支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促中，恩格斯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毅然决然地搁置了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计划，将关注的重点置于无产阶级面临的思想混乱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以及无产阶级争取胜利的出路等现实问题。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实的斗争实践，又通过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来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从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其次，坚持学术性与大众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制胜法宝，其思想内核必须兼具学理性与通俗性。部分西方学者时常以恩格斯未受过专门的学术熏陶与训练来诋毁其内容缺乏深刻性，却忽略了无产阶级以及工人群众的理论接受度。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在学理性与大众性之间实现了良性平衡，他以尽量平实的笔触系统还原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如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的节选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当时十分畅销，至少发行了10种文字，包括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等，他曾在“1892年导言”中不无惊讶地感叹道“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13]这些文本的畅销恰好证明其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求，能够将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易于大众接受的方式在无产阶级之间得到了迅速扩散，产生了广泛的理论与社会效应。恩格斯对学理性与大众性相统一的坚持，为广大无产阶级通向马克思主义搭建了阶梯，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精神食粮。
最后，坚持捍卫根本和与时俱进相统一。马克思逝世后，唯物史观曾饱受争议，有人污蔑其为“经济决定论”，有人将其“标签化”“教条化”，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新的证据。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恩格斯创造性地阐释了“历史合力论”，驳斥了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重申“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4]时刻关注俄国的社会变迁，指明俄国农村公社由于被迫卷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然丧失“跨越”的可能性；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指出或许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在捍卫马克思思想基本原理的同时，根据客观变化的社会情势以及最新的理论动态，时代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捍卫根本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精神在马克思文本再版的“序言”“导言”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再版的文本中，恩格斯既没有改变马克思文本的原貌，又在新写的“序言”“导言”中根据理论与现实的新变化进行了补充说明，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探讨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并非旨在区分他与马克思之间地位高低、贡献大小与观点孰优的问题，而是通过考察恩格斯思想的个体创造和独特贡献，加深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把握。正如日本学者广松涉所说：“第一小提琴是由谁拉响的这一事情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不过，将和音的两个因素分开来听一听，应该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15]考察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是我们进入马克思主义大厦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虽然无法带领我们领略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却是我们走进马克思主义宝库内核的有效途径。
注 释
[1]参见 [日] 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页。
[2]参见覃正爱等：《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新论》，《江汉论坛》2020年第2期。
[3]参见杜章智编译：《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载于《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9页。
[4]参见杨学功：《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贡献——以文献为基础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参见段迎晖：《恩格斯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贡献——兼评广松涉“主导说”》，《兰州学刊》2008年第8期。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7]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的文本中，由于时代变化，文本思想的具体归属实则很难辨别。若基于署名的先后、字迹的不同等来辨认，或许能为我们明确思想归属提供一些线索，但仍然无法完全准确地区分出二人的思想边界。因为除了已知文本中的思想交流之外，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还存在许多未形成文本或遗失的文本等其他形式的交流。这些交流会促使他们的思想融合，以至于明确文本归属的许多文本中仍可能包含着对方的思想。正如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所说，“从马克思与恩格斯1844年11月开始合作的那一天起，在他们的兴趣、计划、政治活动和方法等方面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智识上的重合。”（[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判断这一时期文本中恩格斯思想的价值，既不可夸大其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中的作用，也不可贬低其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所作的贡献。
[8][俄]格奥尔基·巴加图里亚：《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贡献》，徐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1期。
[9]刘怀玉：《总体的历史科学视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贡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0][英]J.D.贝尔纳：《恩格斯与科学》，《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01页。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畅销的原因，恩格斯在1882年11月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曾简要提及：“多数人懒得读象《资本论》那样厚的书，因此薄本小册子的作用快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4页）但恩格斯的这一解释却被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误读为恩格斯建议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来代替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观点”能够取代《资本论》（参见[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24页）。笔者认为，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以及对恩格斯观点的过度解读。恩格斯此处可能意在说明：就形式而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比《资本论》轻薄，便于无产阶级携带；就内容而言，《资本论》作为学术性著作，其内容更加深奥需要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准确理解，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平铺直叙的笔法明快地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平实地说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发展过程。所以，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无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本普及性读物而更能受到广泛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比《资本论》更具学术价值，也不意味着恩格斯建议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取代《资本论》，至少在思想内容上恩格斯并未主张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来代替《资本论》。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15][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359页。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文章链接：
戴维·麦克莱伦著，臧峰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