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百年一遇之雄文：七十古稀两局棋，山河家国一场梦
荐读前言
据环球时报报道，今天上午（4月21日），已经宣布将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台湾知名企业家、富士康公司的创始人郭台铭，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则驳斥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蔡英文的网帖。
他在这则网帖中一方面阐述了为何“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观点，认为大陆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钥匙；一方面还驳斥了蔡英文抛出的“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的言论，称蔡英文盲目将大陆视作敌人的做法不是民主，而是民粹。
然而他的这番言论，却很快在台湾网络上遭到了大量辱骂…..
而据联合早报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兼任教授谢茂松认为，郭台铭将不会成为台湾的特朗普，他的竞选之路注定会以灾难告终。
公众号迪点文化在荐读下面这篇雄文时说，在北京强调和平统一的政策主导下，对于能够促成两岸经贸融合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都是高度肯定的，因此，当郭台铭批评韩国瑜的“国防靠美国”，同时提出“国防靠和平”的说法时，显然北京已经明白郭台铭在两岸议题上的立场，何况郭台铭的“鸿海帝国”仍然有赖大陆市场融入国际市场的发展，大陆民意很容易认为郭台铭和北京是“站在同一条船上”。
就现实而言，北京对于能够促成两岸经贸融合的力量乐见其成，但台湾现在谁当选对大陆而言也不那么重要。如今郭台铭从商人成为政治人物，北京也会继续“听其言观其行”。
值此台海大事记，有必要荐读这篇旧文，作者胸有丘壑、纵横捭阖。行文笔走龙蛇，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是百年难得一见之雄文。文章很长，无论如何，建议看完此文。看完之后的你，一定会感谢打开这篇文章并且坚持完成阅读的自己。
关于国民党百年一遇之雄文：
七十古稀两局棋
山河家国一场梦
作者：资治通鉴里的大哥
选自：李不太白（ID：butaibai-lee）据迪点文化
现代中国的孕育，始于国民党，发展于.........？路远且艰。国民党所有戏剧般的宿命，都是为了迎接现代中国的新生。思考国民党的失败，也是现代组织的思考。
寒蝉凄切
秋意萧瑟中，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已70年。
2015年秋冬，在决定命运的“总统大选”战役中，国民党望风而溃，全党上下弥漫着一股集体从沉船逃亡的气息。
第二年3月，新当选的党主席洪秀柱，宣称将“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幻想东山再起。
5月，世仇蔡英文就将取国民党而代之，正式入主台湾大位。
多么熟悉的剧情。
是的，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1948年深秋。
彼时，战场上接连失利的国民党，四顾惶惶，朝野上下一片哀鸿遍野声。
被当局者称为“徐蚌会战”、被胜利者写作“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后，朝代更替的棋局已在事实上结束。
11月，宋美龄带着全党心气，再次飞往华盛顿求援，试图重温“国会演讲”的外交旋风，幻想着大米国上下还会被她倾倒。
可惜，昨日黄花，晓风残月，世界新霸主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了。杜鲁门甚至挖苦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
重建家园？这话蒋介石也说过啊，精诚团结，反攻回来。六十多年过去了，大陆没反攻下，国民党连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也要丢掉了。
六十七年，大小双甲子，前世今生一轮回。
江山依旧在，你咋又把它搞破碎了呢？
骤雨初歇
其实，天平一开始还是倾向国民党一方的。
1946年， “抗战”结束后，积贫积弱的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与“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胜利者一方。就算是在美苏帮忙下的惨胜，那也还是胜利。只要是胜利，就总比一本本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好太多了，何况“二战”中的英法两国，不也是在美苏协助下的惨胜吗？
挟抗战胜利之威，蒋委员长领袖威望如日中天。甚至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他竟受邀参加了“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为三巨头，一起筹划“二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近代史第一次这么垂青国民政府，按理说，你应该有个好未来才对得起上帝的剧本啊。
然而，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才打两年，国民党溃败之快，就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就像后来，拿下人神共愤的陈水扁贪腐政权后，“小马哥”马英九雄姿英发，帅朗形象给政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全党上下朝气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谁能想到，一股作气走的竟是下—坡—路！
这么好的江山，你怎么就有办法糟蹋呢？
从1946，到2015，国民党到底中了什么邪，被下了什么蛊？
都门帐饮无绪
是国民党没有人才吗？
当然不是。
比起另一方，国民党的人才只多不少。
军事上的人才，光一个“小诸葛”白崇禧，就与林彪不分高下；别说比“小诸葛”还会打仗、三次击败他的陈济棠了，更别说入缅歼灭大量日军、又多次击败林彪的虎将孙立人了。
国共双方都有承认，国民党不是输在军事上。
那是输在纵横捭阖的谋略上？
国民党也不缺远见卓识的人物。比如杨永泰，世人知道不多，但他的能耐可说是当世无二。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统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全拜此君谋略所赐，甚至他还提前预估到了连红军自己都没想到的北上路线。
厉害吧？像这样的智谋人物，至少还有林蔚、贺国光等一干高手。
你智商不差啊！好比你不能因为心沧桑了，就说自己不够帅，你也不能因为项羽倒在乌江，就说他帐中没人才。
那么输在所谓“四大家族”贪腐上？
这个鄙人不敢反驳。
然而时过境迁，马英九治下的政府，恰恰以“清廉自守”著称，跟贪腐沾不上边，连习惯死缠烂打的对手民进党，都揪不到他一根小辫子。事实上，比起对岸三千年未有的“反腐”运动，马政府也确实是十分廉洁的。
那一定是输在“失去民心”上了？
可是，赢得抗战胜利的蒋政府、惩处阿扁贪腐政权的马政府，本来是民心在握的，民心又不是钱包，怎么说丢就丢呢？
聪敏如宋美龄者，率直如洪秀柱者，都是人中凤凰。凤凰可以涅槃，但面对不争气的一家老小，她们至多就是一颗“速效救心丸”，缓口气可以，想救活国民党，那是痴人说梦。
因为国民党老大哥的病，不在肌理，不在血脉，在骨头里。
这个病，叫“拥兵自重不团结”。
这个病，叫“旧中国分裂式后遗症”。
这个病，始于曾国藩。
暮霭沉沉楚天阔
曾几何时，不知从哪刮起的一阵风，曾国藩忽然大热，就跟今天的马云、雷军似的。
受此影响，当时刚读大学的笔者，差不多把能找到的曾国藩的书都读了。
老实讲，才智中等的曾国藩，能被后世称为“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完人，确有其牛逼之处。这里就不细谈了。但很要命的一点，他无意中恢复了晚唐军阀“藩镇割据”的旧格局。
曾国藩的湘军，作为当时国家倚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干掉太平天国后，变得不好控制，弊病丛生。于是，湘军被遣散，薪尽火传，李鸿章的淮军崛起。
然而，这里有个巨大的隐患被隐藏了：
湘军只听曾国藩调遣，淮军也只认李鸿章——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都不对中央政府负责，只对个人负责。
所有在战争中立功的军人，均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名推荐，获授朝廷爵禄。
而李鸿章的格局更小。
李鸿章是个人才，有人说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跟他恩师曾国藩比，还是差太多太多。
曾国藩年轻时的诗，是这么写的：“竟将云梦吞如芥，求信君山刬不平。”
李鸿章的诗，却是这样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霸气吧？是的。但心中打的念头却高下立判。曾国藩说，老九是拼命发财，少荃是拼命升官，我是拼命读书。一点没错。老九是曾国荃，少荃就是李鸿章。
他比曾国藩精明，更懂人情世故，会耍滑头。但他的所有聪明，都是在个人升官发财的小格局中，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儒生济世之志。
“兵为将有”的湘淮军阀旧习，被李鸿章的继承人袁世凯因袭，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练的是袁家兵，口号基本就是“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
拥兵自重，便舍不得自己的家当，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就不会有超越一己之私的格局。
当一支军队只认一个人时，那基本意味着它迟早有一天要造反。这在今天很多企业里，也是一样的。笔者就亲身见识过几次。
这跟孙中山的国民党有毛线关系啊？
关系大了。
千里烟波
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军队对某个人的依附作用，反过来又使个人萌发了割据一方的野心，并日益膨胀。
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党，还是对一个企业来说，都是致命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十分诡异、令人慨叹莫名的历史迷案。
破译这个迷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他翻阅了大量保密史料，真实性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个迷案，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行至桂湘境内，前有广东、广西、湖南地方军阀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大军围追，红军怎么可能凭人力逃出生天呢？
毛先生再怎么神奇，在四方大军合围前，也没有渡过湘江的道理。
唯一的谜底，是有人让出一条华容道。
红军是被人有意放走的，而不仅仅是凭自己作战英勇、谋略高超。
广东军阀陈济棠，首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只要红军不滞留广东，他就一路放行，最好笑的是，粤军甚至用有线电与红军互通情报。
广西的“小诸葛”白崇禧，定的九字围剿策略也很神奇：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就盼红军早点离开桂境。
执行白崇禧策略的两个军长甚至吵了起来，因为尾巴也有大小嘛，到底击大还是击小啊？
白崇禧再次指示，小尾巴，意思一下就行了。
这么小意思一下，就叫红军损失超过两万人，让朱德、彭德怀陷入极其险峻的局面中，林彪甚至对自己部队还能撑多久产生了动摇。指挥部一度变成战场，连林彪、聂荣臻、左权都拔出了手枪。
等到在蒋介石重压之下，稍作合击，86000红军，渡过湘江就剩下3万，损失大半。
白崇禧要是出力真打，红军是扛不住的。
白崇禧这么干，倒没和红军达成什么协议，有的只是对自己利益的精心算计。
“小诸葛”的算盘是，老蒋围剿红军的确，但借“剿匪”名义来收拾我广西也是真，所以“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留着朱毛，他白崇禧才有发展机会。
“小诸葛”是对的，蒋介石也没有错。
直到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也从没有在信仰上、组织上、人心上真正统一过。像陈济棠、白崇禧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蝇营一方的党国大员，何止成百？
袁世凯死后形成的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并没有通过多次“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消失，相反，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多个割据军阀貌合神离的拼凑。
“内忧”时如此，国破家亡的“外患”当头，也不肯放下自己的铁算盘。
1935年，为了防止白银大量外流，蒋介石决定以法币代替白银，全国统一货币。这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并多次威胁要采取断然措施，因为这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政·治统一。
而主政华北的宋哲元，禁止白银运归中央！
宋哲元甚至谋求华北自治。当他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实际上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金一南少将在书中问到，全国抗战始于“七七事变”，但卢沟桥并非塞外边疆，它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中日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要知道，华北日军不是关东军，其兵力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八千多人，驻守华北的宋哲元手握十几万兵力，竟然放任敌人以如此少的兵力深入领土，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第二例？
因为在中央军和日本人之间，宋哲元正在翻来覆去打算盘，要守住他那点地盘。
宋哲元如此，“鸦片将军”张学良实际又是一副什么德性呢？
兵力只有一万八千人的日本关东军，要打败近20万东北军，本来不可能，但纨绔子弟张学良直接扔掉了整个东北。
跑到北平的张学良一面向中央索取巨额军火粮食，一面玩自保。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
张学良却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 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说，“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竟无耻地答道，“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汪精卫伤心至极，回到南京即宣布辞职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
蒋介石没敢惩处张学良，因为怕他投敌。
这就是国民党内的真实现状。军阀派系，人人握着算盘，没有哪个是真正服从中央指挥调度的，没有谁的眼界能超过自家的二亩田。
这样的党，焉能不败？
这样的党要是不亡，谁亡？
今宵酒醒何处
前世种下的孽缘，今生还在开花结果。
接连输掉“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两大战役的国民党，还有机会翻盘吗？
六十多年前没做到的事，现在也不能。
国民党风雨飘摇，李登辉的挖空、拆迁作业，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之后呢？
曾经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另创亲民党，分裂国民党，虽有满肚子委屈，也无非是个人的那点利益放不下，与李宗仁有什么不同？
长期担任“立法院长”的王金平，已被一再证明无领袖潜质，却从来隐性不合作，自矜自持，历来态度暧昧，和白崇禧有多大区别？
踌躇满志的马英九，一再削弱连战、排挤宋楚瑜、打压王金平，重用没有实际治理经验的大学校长、学者理政，贪图容易驾驭之便，有考虑过“泛蓝”大局吗？
朱立伦等党内精英，初时畏首不参选，不过是盘算自己那点前程，怕替国民党背黑锅。
剩下一个真正的领袖人才吴伯雄，又被晾在一边暗自叹息。
笔者曾在复旦哲学课堂听一位老先生的课，他说大陆高层也很关心台湾选情，就问情况这样糟，国民党为什么不团结呢？被问者苦笑道：“国民党什么时候团结过呢？”
这位老先生便是冯沪祥教授，曾担任过蒋经国八年秘书——在宋楚瑜之后、马英九之前。
一语道破天机。
国民党还是那个熟悉的国民党。
即使它脱下了中山服，穿起了西装。
从全党唯唯诺诺不敢对决蔡英文、集体通过洪秀柱参选2016，到“大选”前夜临阵换将，临时修改党章，以朱立伦取而代之，环顾当世，可有第二个这样的笑话？
一个党懦弱苟且到如此田地，反反复复到这般情形，它不死，上帝真没法活了。
失去心气的人，天意就不可违。
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天已不与洪秀柱——尽管她有辣椒一般热烈的斗志，藤条一般坚韧的意志；尽管她展现出来的节气、志气、骨气、勇气，为国民党数十年来所未见，足以令所有国民党男人低头羞愧。
但那也至多赞扬她一声“时穷节乃现”！
仅此而已。
国际上，台岛内，时间，人心，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帮助到她。纵有一批深蓝的老同志在默默地为她祈祷，也只是孤臣尽忠罢了。
蒋介石、连战、宋楚瑜、马英九失去的，不是一个花木兰能找回来的。
大门已经关闭，句号已经划上，国民党哀伤的身影，将伴随着他那高冷的余音袅袅而去。
六十七年前，失败者尚有海岛聊寄余生；这一回，在劫难逃。
国民党这座老店，无论昨夜宿醉何处，今宵都是醒不来了。
有些人活着，它已经死了。
杨柳岸 晓风残月
这种情形，恰如春秋时代的晋国。
春秋初，晋国内部就出现了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内耗。到了后来，大臣势力越来越大，公室君主屡被架空，或被弑杀，晋的内部割据势力逐步形成了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卿，公室不再重要，而六卿之间角逐不息，你打来我打去，终于把自己打的遍体鳞伤，内伤深重，分裂成韩、赵、魏三家，再也不是强敌楚、秦、齐的对手，直至一个接一个亡于敌人之手。
不然以晋的实力，朔北的凛冽风骨，怎么会让秦统一天下？
不然，以国民党手中的优势资源，怎会失去最后一块家园？
以此对照，国民党的内部，又岂止六卿？
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要知为什么死，得问为什么生。
前世因缘，感染了乱世“割据病毒”的国民党，本就不是以洁白之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它又没有能力自我康复，将自身病毒涤除干净，上天也没给他一个能超越个人格局的时代人物，所以一逢命运大对决，国民党总会习惯性惊惶失措，一败涂地。
国民党，一个努力争取走上正道、却又一直被自我旧习戕害的孩子。
六十七年两局棋，山河家国一场梦。
命苦，也不能完全怨社会。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说正事前，扯点闲事，你发现一个现象没？
怀有雄心的男人，大多爱谈些牛气冲天的时代大事；富于灵气的女人，却喜欢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
看起来，男人们的这等雄韬伟略，要比女人们的鸟语花香厉害百倍是吧？
恰恰相反。男人滔滔不绝的一万句逻辑推演，常常敌不过女人透过细节的一眼看穿。
世界总是发生些又错又误的大事，细节里掩藏的真相，却往往惊人的准确。
女人进化出的这种强大观察效率，难度系数实在太高，只有最冷辣的男人才能办到。
比如让你判断，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呢？多数人能想到的，也就是陪谁到海边吹吹风，或者拉着谁的手慢慢变老啥的。
鲁迅却说，最浪漫的，是在有天傍晚，满院的红叶飘零，忽然转身吐了一口血，这时有温柔的人将一件风衣披他肩上。
老愤青的洞察力，毕竟高人一筹啊。
用造物主的这种神奇的戏剧手法，来思考国民党的前世今生，实在是很有趣。
而且很有效。
当人们习惯在金戈铁马的遐想中，纵横捭阖着民国风云，在三五杯酒盏后，谈论着时代豪杰时，历史的真相，往往还是在小小的细节里看得更清楚。
这篇笔记，就试着从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里，在那些大叙事外，找出国民党挂掉的真相。
第一个细节，是件台湾的白衬衫。
舞榭歌台
2016年6月3日，台湾平常一日。
昨日暴雨造成的200多个航班受困，等到今日积水退去，多已恢复。到了傍晚时分，恒春海域发生4.2级地震，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岛底小躁动，不值一提。
“大选”已成往事，蔡英文也已在两周前宣誓入职，对重创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来说，除了找个无人的角落默默地舔舐伤口外，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
然而，风雨交加的夜虽已过去，还是有一件白衬衫，映出了国民党鬼魅般宿命的身影。
6月3日，国民党内约定“立法院党团大会”抗议行动，按事前统一要求，所有人都身穿国民党蓝色“战袍”出席。唯独立法院长主席王金平，穿着白衬衫，十分扎眼。
老大叔爱白衬衫，那也没什么不妥吧？
王金平大叔甚至表示，“不要说衣服(蓝衫)没有送给我，就是送我也不穿”。
穿衣服嘛，小事一桩，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嘛。
可是，当此泛蓝阵营一片萧条，国民党处于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严重挫败后的低谷期，在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大会上，作为一个在党内关系盘根错节的大佬，王金平拒穿象征党魂的蓝色“战袍”，背后折射出的国民党内在困扰，还是让人不免一声叹息。
须知老大叔并非不懂事的小毛孩，王金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
当年宋楚瑜从蓝营出走，搞出一个橙党，虽然高不成，低不就，难成气候，但每逢“大选”，必定抖擞精神上阵跟国民党拉仇恨，一个好端端的泛蓝阵营，从此搞得乱七八糟，伤疤至今未愈，党生活一直不和谐。
如今王金平又身在蓝营反穿白，眼看着同志们都上阵呐喊，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冷眼旁观，老人家你到底在玩什么毛线呢？
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党还是号令不行，队伍不好带，大哥不好做，二哥爱折腾。
推算起来，国民党百年苦旅，从黄兴、李宗仁、宋楚瑜，到王金平，像这样任性的二哥差不多有四任了。当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任。
一件白衬衫，穿出了国民党一世纪的哀愁。
可是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地散乱着呢？
因为粘合国民党的，初期只是些红手印。
第二个历史细节，一叠红手印。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国民党的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
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目标很简单，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彻底结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似乎就喘掉了。
先是宋教仁被刺杀。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赞成军阀割据，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转身而走，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
等到陈炯明叛变，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
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北伐结束割据局面，统一中国；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联省自治。
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多么似曾相识。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
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
当年国民党的“核心三人组”，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影响也很大。随着宋死，黄争执，章出走，孙中山孤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就各回各家了。
这真是奇了怪了。大家都是忠肝赤胆，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岂不是应该舍小节、求大义吗？死且都不怕，还有什么放不下、谈不来的呢？
不团结的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学了许多西方知识，还入了基督教，他思索出三民主义，给出了思想；他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目标；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却近乎一片空白，在人的问题上，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
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答案是不知道。
入党就很不严谨，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至于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他就不清楚了。
1923年，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你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你赶着一群野马，手中却没有缰绳，草原又急风骤雨，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
这真是让人惊讶，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又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他人在彼时，身在此山中，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
它牵涉过大，盘根错节，其复杂程度足够写一篇长篇博士论文了。
笔者无意写技术报告，就用一位囚境中的上师歌声，试着酿一壶山中老酒吧。
青年仓央嘉措，情缘佛缘两茫茫，遂吟哦道：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革命理想犹如心头佳人，山上明月，很美。
但仰望明月的人，却看不见地上的六便士。
而六便士，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
六便士，历史的第三个细节。
想当年 金戈铁马
1919年，英国的毛姆写就了一部意味深长的哲思小说，叫做《月亮与六便士》。
便士，英国货币最小单位，喻义现实。
月亮，皎洁，高挂天上，代表理想。
从历史的高山上遥看国民党带头大哥，不能说他们未曾心怀明月。他们身陷散乱，是因为地上的六便士，实在太沉重了。
很多人以为，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
实际上，就算到了1940年代，也非如此。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他们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
这也难怪，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
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部队的基层领导，还得分心管好“内鬼”。
第一种内鬼，是士兵。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连长40元，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蛊惑士兵偷枪卖。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
第二种内鬼，还是士兵，不过是他们的嘴巴。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而是吃饭的，可是由于饿，吃得不好，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连长非常操心这事。
他操心这事，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一生病基本就挂掉。
挂掉一个少一个。不操心哪行呢？
诸如此类的破事，不胜枚举。真是承蒙上帝厚爱，在悲催的年代，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是真穷。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也没别的营生，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仅够勉强糊口，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外加无数公务人员，负担怎么受得了？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继续征粮吧！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闭着眼睛选一个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是最糟糕的。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顿时傻眼了。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税收怎么征？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都不知找谁哭去。
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他们两者之间，原来你是你，我是我，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
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
无论如何，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
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悲催的事实：孙中山、蒋介石脚下的“六便士”——民国的土地上的人，物，结构，形态，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
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寻求治术。
那些传统治术，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
它们的土壤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
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
这些问题太大。三千年来，笔者每一次梦到它，都觉得它是那样的无边无际，其汹涌浩瀚的暗能量，足以吞噬所有苦难与欢乐。
包括国民党的美丽与哀愁。
气吞万里如虎
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大。
由于幅员实在太过辽阔，信息传递极其不便，帝国的治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里闹水灾了，那里干旱了，边境又有蛮夷侵扰了，哪儿民变了，不一而足。
可是这些信息要反映到决策者那里，少则一月，多则数月，等到皇帝与内阁讨论出办法，做出决策，安排实施，说不定那边事情早已云消雨散。
那这么大一个社会，平时怎么运行嘛？
于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诞生了。
解决大多数具体问题，竟然不是靠具体办法，而是以“虚”对付“实”，以“无”对付“有”，以形式对付内容。
这说起来有点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有点类似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任你千招万招眼花缭乱，我就一个无招胜有招。
任你广渺大地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洪水滔滔 ，我就用一条“道德”的大河引导人心。
帝国的统治者，不能像现代领导一样开电视电话会议，坐上高铁视察全国。他人不出皇宫，平常就靠道德、礼序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应对来自辽阔大地上的纷繁事务。
礼序的内容，在上层是忠，在民间是孝。
忠孝实质上都是造成一种无形的秩序，层层约束，使人心逆来顺受，社会安定。
地方上主持事务的官员、乡绅，主要靠的也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德行威望，对各种矛盾加以仲裁与平衡。
上层统治机构更像一个品牌形象店，下层民间社会则像一个个铺子，二者各自运作，是彼此半脱离的。
又既然治理社会的是靠一套虚的东西，所以具体数量多一点、少一点也就不太重要了。
这就造成在长长历史形成中，帝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具体数字管理，全国人口到底有多少，土地实际几何，一年一季的税入总额，财政支出预算所需，军队士兵数量，全都是个概数，一笔糊涂账。
只要不出大乱子，仁孝治天下就行得通。
等到两三百年下来，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实际问题堆积如山，想改革也改不动了。怎么办呢？
好办。改朝换代，换个姿势重头再来一次。
传统帝国的这些骨肉气血，经年累月，早已修炼成精，绝对不是民国短短数十年的运动与风潮可以变异它的。
它能不能生出一个“现代组织”的无敌宝宝，全赖于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宝宝的构成基因。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
为了实现组织的信仰与蓝图，“现代组织”需要两个关键基因：
第一是“统计与编制”。层层结构，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目标大于一切。
第二是“强联结”。个人一旦加入组织，就意味着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接受组织约束，个人意愿服从组织目标，成员不能处于游离态。
这两点，恰恰是传统帝国的死穴。
帝国“模糊概数”的管理，造成一个号令发出后，执行效果是没法统计的，好比公众号文章全赖朋友圈传递一样，传到哪是哪。委员长的手谕，阅读量也可能只有几百。
而帝国“虚无的道德”治理法，又造成了上层结构与下层社会的半脱离状态，是完全的弱联结。正所谓山高皇帝远，有事找村长，乡民买账的还是土皇帝。
此外，在传统帝国这种治理结构下，社会越僵化、越呆板、越保守、越没有进步，越好。人民越愚昧，越利于帝国的江山稳固。
为了达到这一点，历朝历代，“子民”们都被约束在一个位置上，安心务农，迁徙与远行受到严格限制，职业差不多都是子承父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单一个体的命运就如同蝼蚁，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十分有限，相对应地，人际关系就极为重要，并被放大到极致。
关系是要有的，万一有人“得道”了呢？那么关系网中的鸡犬都可以升天了。平时它是一个人发展的全部机会可能；灾变时，它又成了帮困扶难互助组，一方倒霉，八方支援。
所谓“礼尚往来”，也暗含着这样一个秘密：他日你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
这些关系包括亲戚关系、同族关系、同乡关系。假如你有幸是知识分子，还可增加师徒关系、同窗关系、同年关系。
这些关系无形无色，却是联结整个社会的核心形态，星罗密布，天罗地网。
可惜，传统帝国的“关系学”这门大课，正好与现代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
“关系”极易派生出一个个蒙古包式的小社会，所谓大小山头，团团伙伙，抱团取暖，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利益，就像组织血脉里的大大小小的肿瘤，极大地阻碍着组织的良性运行，严重威胁着组织的生命。
中华帝国的这些传统特质，导致了它只要没受外来的冲击，没有实质性的颠覆，那么“现代组织”这种政党力量，就不可能从内部诞生。
一个主要是下层结构的民国社会，一个主要是上层联结的国民党，怎么运行呢？
孙中山与蒋介石领导办法，还是脱离不了忠义、恩威、关系、礼序这些传统治术的范畴。
组织目标能不能执行下去，执行效果如何，全凭领袖个人对成员们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是有强弱的，可变的，无法保障的。
1934年，蒋介石委派陈仪主政福建，担任封疆大吏。1938年6月，陈仪置委员长手谕不顾，下令枪决军统福建老大、戴笠心腹张超。戴笠哭着跪到蒋介石面前，要求委员长做主。
蒋介石怎么说的呢？
蒋介石说：“雨农啊，陈仪是什么人？他是政学系的领袖，上将，省主席，他后面有一大帮人呢，有张群，有熊式辉，还有……我不依靠他们行吗？不要再任性了。”
戴笠说：“雨农体谅领袖苦心。”
这真是搞笑了。
这种哭诉与台词，跟宫廷剧有什么区别？一个堂堂的民国中央政府委员长、国民党领袖、军队首脑，处罚不处罚地方大员，理应根据国家法律与组织纪律，岂能由当事人背后关系决定呢？
这不是现代文明，这是小农关系的算盘。
多数时候，国民党内部的运行还是依靠人脉，一旦超过人的关系圈子，国民党的号令就像走夜路遇见了鬼，说僵就僵住了。
在民国军队里，交情至关重要。军官向心力，主要由一个个小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起来，在上如黄埔军校生，在下如老乡。
有一次，侍从室组长、浙江同乡、蒋介石外甥陈希曾，请求辞职。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了桌子，使陈希曾哭着打消了辞意。战争造成货币贬值，他的薪水几乎缩成零，生活很不便，他想利用关系下海经商。但蒋介石认为他此时弃自己而去，简直是忘恩负义。
从这个历史细节里，可以洞察到什么呢？
在蒋介石的组织构架，浙江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恩情关系，至关重要。
国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十分松散，军阀与派系依然林立，各方异己势力拉锯不断，大小战争不熄，反对力量一直在暗中蔓延。
蒋介石从未在实质性的组织上统一过国家，他也从不曾完全掌权，没有更大决策权。
国民党与它成员的联结，是弱联结。关系不到的地方，组织力量就暗弱了。
如果还是旧式的改朝换代，那国民党没问题。
但当它遇到帝国主义组织形式的日军、苏俄组织形式的中共军队，除非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否则，结果早已注定。
说到底，近现代战争打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
而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的背后，是组织力。
由于组织力的缺失，国民党始终飘在古老的传统社会之上，根本无力组织、动员起整个社会投入战争。
国军对阵解放军，工业基础略好一点，组织力却天上地下，岂能不败呢？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每当笔者脑海里闪过漫山遍野的白毛巾、小推车时，心里就想起了孙中山桌子上的一叠叠红手印。
国军没组织啊。
当孙逸仙博士与蒋中正先生率领着这样的国民党，莽莽撞撞地冲进时代，迎接现代文明的滔天巨浪时，解决之道只有两个：
要么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用长长的时间，慢慢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社会，提高全民素质，获得组织、动员的基础。
要么像红军一样，从社会底层入手，将中间的地主阶层彻底取消，在下层社会之上直接建立上层结构，获得组织力量。
前者，上帝没有给国民党时间。
后者，会要了国民党的命。
所以孙中山与蒋介石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转过身来，用古老帝国的传统治理方法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迎接国民党的宿命。
“天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这等牛逼的托词，是西楚霸王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矫情与愚蠢，但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曲再公道不过的时代挽歌。
国民党各种表象下的迷底，只有站在遥远而高旷的历史山上向下看，才能模糊看清。
疾风骤雨打湿了时代脸庞，模糊了历史视线。
在它背后，是孙与蒋挥不去的暮霭烟愁，也是连宋吴马的痛难平，如鲠在喉。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传统帝国上下层“弱联结”特点、“关系型”的治理结构，在有一个强势中央威权时，还能镇住各方诸侯；而一旦中央力量暗弱疲沓，就必定会引发地方实力派的野心与挑战。
于是，诞生于传统帝国的土壤、从未建立现代组织结构的国民党，它的分裂的阴影，就浸透漫漫长夜，影响至今。
纵观国民党的一生，挑战领袖，二哥三哥们接连离家出走的戏码不断，生生不息。
辛亥革命后，深受礼遇的章太炎，忽然反对三民主义，从同盟会出走，另建共和党。
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遁逃。
不久“西山会议派”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央。
1927年，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个月后，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即发动“清党”政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中央。
“宁汉分裂”事件，开启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者可以另立中央。这个噩梦，从此纠缠国民党一生。
1930年，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
1931年，李宗仁、汪精卫等各方反蒋势力成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成立共和国。
随着抗战开始，所谓“兄弟阋于墙内，而外御其侮”，总该消停下来吧？
怎么可能。
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南京政府。虽然自1927年以来，每次分裂都少不了他这位白面奶油小生的影子，但这次公然跨越做人底线，还是激起共愤，不久被刺杀重伤，四年后死于日本。
抗战都胜利了，是齐心搞建设的时候了吧？
不。继续。
1948年，随着国军战场失利，反蒋势力再次活跃，“桂系”逼蒋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一般人有病都会静养，国民党却很奇怪，一旦病危，必有人从暗中跳出，捣腾一番。
就算江山丢了，也绝不收手。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先是大搞拆迁，把国民党整得奄奄一息，后又暗中扶植民进党崛起。
1993年，郁慕明竖起反李登辉大旗，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
2000年，被李登辉逼到死角的宋楚瑜，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另创亲民党。
随后，蓝营的连战、宋楚瑜内斗白热化。
9月，阴谋家李登辉被清除出党。
宋氏橙党一度回心转意，搭档连战大选，可是败于“两颗子弹”后，又遭马英九排挤。
此后每逢大选，就算明知必败，老宋也要上阵拉国民党下水。反正大家都别想活了。
2013年再出大事，党主席马英九宣布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政争白热化。
荣誉主席连战随后力挺王金平，公开责备马“总统”“公报私仇”。
马英九对连战多次恩将仇报，两人素来不和。
2015年，王金平胜诉，又恢复党籍。
2015年10月，国民党忽然撤销洪秀柱“大选”资格，代之以党主席朱立伦。
2016年3月，洪秀柱从头再来，当选第15任国民党主席。
6月，一片“蓝色战袍”的人群中，王金平独自身穿白衬衫，坐在角落冷眼旁观。
呜呼！起至同盟会的红手印，终至王金平的白衬衫，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对分裂的热爱，能像国民党这样从一而终。
这些纷繁缠绕的黑色纪录片，看似掺杂了许多的是非难分的个人恩怨，实际上都是一个党缺乏现代组织力量的必然结果。
没有现代组织力，号令效力就听天由命，国民党对成员的约束力就非常有限。
个人关系可以成为党内力量主线，实力派可以调动不得，人脉可以反过来制约国民党中央，一言不合，抬腿就走。
堂堂百年大党，只一个松散的弱联合。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今天，国民党能重整山河吗？
可以说，国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2008年。彼时，历经李登辉重创后的“泛蓝”阵营，重新迎来生机。
带头大哥马英九，帅气清朗，雄姿英发，又懂得清廉自守，可谓集“蓝营”期待于一身，当他率领全岛人民直捣阿扁贪腐政权后，本有可能整合分裂力量，立地新生。
可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大玩笑。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优等生马英九，做学问也许是个好教授。
在亚洲政·治从业者中，也许是容颜最帅的。
可惜却没有领袖资质、“总统”能力。
马英九先生自恋胜过爱人，优柔寡断胜过眼光判断，气量狭隘胜过宽容大度，猜忌胜过信任，个人利益考量胜过时代格局。
在民进党的进攻下，马英九步步退让，听风就是雨，试图讨好对方绿营选民，却接连将手中城池一个个送出，直至山河破碎人凋零。
这个话题，有机会再单独展开。
穿过一个个历史的细节，不妨细细思量，如果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办法建立的组织力量，一个花木兰洪秀柱又如何能办到呢？
以连战、宋楚瑜、吴伯雄、马英九雄心壮志，都不能整合的阵营，小辣椒纵有报党之心、钢铁意志，又从哪生出回天之力呢？
这与什么政党的民主轮换无关。
如同宿命一般，从前历史没给国民党以时间，如今也不会再留给它多少光荫岁月了。
隐约可见枫叶飘落，霜染层林，最后一根大象的骨头，被一只老狐狸叼走了。
但愿只是呓语。
凭谁问
这是写得最辛苦的一篇笔记。
一个月来，翻阅十多本书，每个夜幕与日出，发呆与思索，撰写和修改，只为做到一件事：严肃一点，说话要尊重史实。
要以最诚的心，对得起那个时代，那些人。
国民党的奋斗、牺牲、不团结、分裂、离合、悲歌，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近代创业史，理应放在大历史进程里，安静观量。
它的故事，是三千年农业文明巨大惯性，与近现代工业文明迎面碰撞激起的巨浪。
它是老大帝国道术文化的尾声，是道德治国、概数治国、关系治国的最后一次延伸。
它所有戏剧般的宿命，都是为了迎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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