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青年，我终于失去了你

经作者枫叶君授权刊发

那是80年代中期的一天，时间接近饭点儿。当时，阳光照着韩辅导员的脸，他连说带比划，兴奋度远超我们几个听众。现在回忆那张脸，简直如同坐在李云龙对面的楚云飞。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韩辅导员那天的所讲，意义堪比“五四”，说他在完成陈独秀的遗愿，应该也不为过。

刚开学，我们连学校主要的路还没熟悉，他已经讲到了光。

知道吗？光是波动的粒子，也是粒子的波动。那一刻，韩辅导员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法学硕士身份，好像自己的名字错登在物理系教师的工资单上。

他说的是光的波粒二象性。这与爱因斯坦1905年3月在德国《物理学报》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有关，那是历史上第一次揭示微观粒子有时会显示出波动性，有时又会显示出粒子性。

韩辅导员说，这意味着，从不同角度观察同样一件物体，可以看到两种迥然不同的图样。

正当我们努力琢磨，量子力学和午饭到底有何关联时，韩辅导员终于讲到了我们的专业——其实我们刚入学，对法律的认识和普通高中生并没多少区别，提起法律，知识也只限于法院门口布告栏上的死刑判决书，派出所的查户口，最远了，也就到《追捕》中在真由美帮助下，终于为自己平反的东京地方检察官杜丘。

你们一定要读这本书，法国人孟德斯鸠写的《论法的精神》，我们学法律的人，必须精读这本书，它是西方法学著作中的精华。韩辅导员的眼睛里闪着兴奋，好像楚云飞即将包围李云龙部时的表情。

我们当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孟德斯鸠，倒是熟悉鸠山，而想到鸠山，就想起他请李玉和去赴宴的事儿，于是肚子更加咕咕叫了。

走廊里终于响起饭盆儿的当啷声。韩辅导员打住了，不过，看上去依然意犹未尽。

数日之后，很老实的我在图书馆借到了那本《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一本。下楼时，遇到同班一位同学来还书，手里拿着英国人休谟写的《人性论》，也是丛书中的一本。太难懂了！他说。

我至今仍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多年后被碰瓷儿的司机脸上的痛楚，也不过如此。我当时就想，都是韩老师害的，我也要被他害一道吧？因为我手里也拿着他推荐的书。

事实上，我确实被害了，因为读得很艰难，有太多地方几乎是囫囵吞枣；同时又终生受益，因为我从那里知道了法治的概念，知道了分权的必要，对于习惯于“集中统一领导”表述的人们，孟氏的著作即便冗长晦涩，只就摘取这几个字，也算是大值特值了。

《论法的精神》很了不起，对1787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1795年的《法国宪法》和1792年的《普鲁士法典》的制定工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如果仅仅把孟德斯鸠和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相联系，感觉迟钝的人可能还看不到他有多么了得，可是想想他去世的1755年，再回望一下同一年份的清乾隆二十年，就知道，因为一些被乾隆认定的“反诗”，曾任官至内阁学士、督湖南学政的大臣胡中藻，就是在同一年被定罪处死的。

用现在的话说，胡中藻的事儿出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只是这举报者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乾隆本人。为打击朝中朋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乾隆要从爱写诗的胡中藻的诗作中挑骨头，就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

卫哲治很快截图成功并上报，乾隆阅后便痛斥胡“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听着熟悉吗？也就是“卖国贼”，又很像最近央视国际锐评中提到的“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在乾隆看来，胡文藻诗中的“清”、“北”、“夷”、“蛮”等是影射满洲，而“明”、“南”则象征明朝，实属“巧用双关耳”。最让乾隆震怒的是那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其实，胡中藻的意思是，有头脑者自能分清浊与清。但是，既然乾隆要挑刺儿了，那就由不得你：你在“清”前加上“浊”字，是何居心？！于是，胡命休矣。

其实，乾隆有具体的“不当言论”标准吗？没有。很多从胡中藻诗作中找到的“反诗”，都很牵强附会。乾隆要治其罪，就有大臣怕马屁，说“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这倒是给了乾隆一个彰显仁慈的机会，说，怎么说也是干了些工作，凌迟免了，还是一刀解决吧。

这样的举报，随便翻找，肆意截图，谁受得了？于是便出现了“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的局面。这让人联想到三十年代写出《边城》的沈从文，后来再也不写小说了，开始搞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等著作。不过，那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作家的正统作业。

至于原因，同样是因为“不敢研究”。最好的例证，大约就是文革期间的一段对话，军代表指着沈从文的藏书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沈从文答，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他当时就想哭，结果一直等到1985年。有个女记者问他，沈老，您当年打扫过女厕所吧？不料，83岁的沈从文抱住对方大哭起来。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女记者也吓了一跳，懊悔自己说错话，勾起了老人的伤心往事。

沈从文没再写小说，可是，那个年代的青年并不缺书读，其中有一套丛书最为有名，即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那套书的编委成员们大名鼎鼎，大都是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最开明的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并且其中很多人都是八十年代改革力量的中坚。

那时读《走向未来》，颇有现在很多年轻人追读胡主编之感。只不过，那套书和胡主编今天的微博，是两股完全南辕北辙的力量。

金观涛，温元凯，李泽厚，那个时候，有几个青年学子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年轻时读谁的书，常常会一生受其影响。李泽厚讲过：“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

对照如今的遍地“狼”烟，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值得人们思考？

其实，早在1996年，有人就出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想想看，当时我们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差距才到哪儿？但是，有人已经急不可耐地要说不了。那年夏天很热，而书催生的情绪更热，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并很快创造了300万册销量的神话。

中国人善于山寨的本领无处不在。这边《中国可以说不》火了，那边就有人赶写出《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同胞兄弟”，让人觉得，中国人似乎除了“不”，别的什么都不会说。其实，“山寨”是很顽固的，就连“不”也不是原创，因为日本人之前就写过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到了2009年，有人更耐不住了，宋晓军拉着《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等人又搞出一本，叫《中国不高兴》。书选择在两会期间推出，结果大受欢迎，爱国青年奔走相告。

李泽厚后来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对《中国可以说不》特别反感，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自大，因为至今中国比西方比还都差一大截，这样急躁冒进的豪言壮语只会误导民众。他说，在中国，获得支持最快的办法就是号召民众和日本、美国打一架。可是，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让很多人很爽，那《中国不高兴》就更有了情绪化色彩。不仅如此，如果端详书的封面，你会赫然发现，在封面“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思”的上下，各有一段话，上为“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下为“抽丝剥茧驱妖娥，敢为今世开太平”。

看了这样的字眼，你背后不觉一凉吗？“替天行道”让我想起了水泊梁山，而“开太平”没让我回忆起洪秀全，倒是想起了扶清灭洋，捎带脚要灭国产二毛子的义和团。“抽丝剥茧驱妖娥”，这“妖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莫非是进口货？

现在是2020年，我们又面临重大的国际变局，在美欧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 我们是否又该出一本《中国高兴还是不高兴》？不知当初搞出畅销书的作者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否在回忆，这些年青年们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情绪是如何一路被带到今天的状态？

读什么书，走什么路，对人如此，对青年尤其如此。当年金观涛写过一本《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后期，形成绝对君主制，之后进入超稳定结构，这个结构持续到清朝末年为止，但其思想迄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这样的思考，在《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中能找到吗？

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重跃，在一篇纪念“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120周年的文章中回忆道，在80年代初，自己曾在辽宁省图书馆借阅了多种汉译世界名著，其中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和《为英国人民声辩》、霍布士的《利维坦》，等等。

这些书，现在在校的青年们、胡主编的粉丝们还在读吗？他们的辅导员会给他们推荐这些书吗？我只记得，当年捧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那种心情难以言表，除了艰涩，再就是要为白毛女伸冤的神圣感。

这些年，当年的、八十年代的青年们越来越看不懂如今的许多青年，而现在的青年也日渐不屌他们的前辈——当然，还有敲边鼓的，有个批方方的“飞象网项立刚”就在微博中说，“这批50-60后老油渣不死，总会有跳出来，不是此小妮，就是彼小妮”，“好在这些货影响越来越小，年轻人用自己双眼看清了世界变化”。

这样的精神导师还有，如郭松民和他的战友们。郭老师对阎连科支持方方的言论很不以为然，说他们不仅没有“捡起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反而让脸“掉到了更肮脏的地方”。

郭松民在近日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在八十年代，这样一句充满‘天问’风格的豪言壮语，立刻会为他赢来满堂喝彩和‘社会良心’的光环，但遗憾的是，现在是新世纪的二十年代了。”

新世纪二十年代，时间确实是新的，但是青年也一定是新的吗？至少我不敢肯定。

现在正是大变局的门槛，青年也正是可以发热发光的时候。我倒是在想，谁会去写《中国高兴还是不高兴》一书？毕竟，现在距离2009年又过去了11年。面对特朗普和蓬佩奥之流，这本书颇有些紧迫感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当年读了什么书，也不管如何永葆青春，八十年代的青年毕竟已经老了，不管是郭松民所暗指的迟暮的“天问”，还是“飞象网项立刚”口中的老油渣，当年的青年已经真的是老青年了。

这样想着，耳边仿佛传来赵传的那首《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老青年们确实感到过光荣，无论是当年的理性和理想，还是亲身奋斗换来的如今改开的成果，都给了他们这种感觉；对于当年买肉需要肉票、买面包需要粮票的他们，这种光荣真的是第一次。

只是，现在看着满眼的新青年，看着胡主编身后绵延不绝的大军，他们的眼角好像有了一些盈盈的光。

八十年代的青年，我确乎终于失去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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