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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吹哨人”,在谩骂声中等待孤独地死去

雨中红莲 2020-08-1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难得读书 Author 难得先生

文 | 难得君


纽约曼哈顿上城哈莱姆区,被形容为“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然而,一位九十三岁的中国老太太却在这里住了十多年……她蜗居在一间不起眼的简陋公寓里,双耳失聪,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还有严重的血栓病。

老人裹着“中国特色”的小脚,常年躲在屋子里伏案写作,饮食简陋,偶尔会坐着轮椅出来晒晒太阳。

她看起来没有亲属,最常来拜访的人是留学生或者学者模样的亚洲面孔,他们会帮助她把写在笔记本上的文章打字到电脑里。

周围邻居大多数并不知道她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个亚裔面孔的老人“举止怪异”。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老人这双饱含沧桑的眼睛,曾见证过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的那场“中原血祸”;而她那双并不利索的三寸金莲,曾踏遍祖国山河大地,为一群罹患艾滋病的底层农民奔走呼号。


她的名字,叫做高耀洁

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艾滋病人的捐款单中,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上,希拉里·克林顿的会客单中,以及2009年8月从广州飞往美国的飞机票上……此后,她一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客居纽约。

如今,在国内,这是一个让不少人讳莫如深的名字,你也根本不可能在官媒中找到她的踪迹。

可在海外,她却获得过众多荣誉奖项——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英雄”,还获得过全球女性领袖奖、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以及联合国颁发的救治艾滋病奖章。

每当你抬头望天,在那遥远璀璨的星系中,还有一颗被命名为“高耀洁”的小行星在悄然运转。


在到达美国的那天晚上,高耀洁发电子邮件给朋友说:

“我离开,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更多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01

高耀洁,山东曹县人,生于1927年,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到90年代退休时,她已经是享誉整个河南省的妇科专家,还曾经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彼时60多岁的高耀洁,儿女双全,名利双收,本可享有一个富足安稳的晚年,缓步迈向人生终点。

可是,1996年,一位女病患彻底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业已退休的高耀洁被请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农村妇女,HIV检测结果成阳性。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得的是被当时人们普遍视作“脏病”的艾滋病!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艾滋病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乱搞男女关系和吸毒,都有可能染上艾滋病。


一开始,高耀洁以为是病人,或者病人丈夫的作风不好,为安全起见,她给病人全家十几个亲属全部做了化验,结果发现,全家人中,只有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并且,根据病患亲属的说法,这个女人只是个实诚的普通农妇,根本不会乱搞男女关系,更别说吸毒。

那么,这艾滋病病毒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病人的丈夫告诉她,妻子以前做过一次子宫肌瘤手术,曾经输过血。

难道是因此才让她染上艾滋?高耀洁被震惊了,因为这意味着,医院的血库已被污染,受害人绝不止一个!




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此后,高耀洁拖着年迈的身体多次前往河南农村做田野调查,在不断的调查取证中,她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就是“血”的问题!

02

2011年,由顾长卫执导,章子怡、郭富城、陶泽如、濮存昕、孙海英、蒋雯丽、王宝强、蔡国庆等众星主演的电影《最爱》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因卖血而被传染艾滋病的人群: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封闭的小村庄里,人血走私生意泛滥。

这是个无尽收入来源的生意,但同时,因为卖血组织者节约成本给大家共用针头,造成了大量的绝症“热病”传播。

这里组织卖血的人被人称做“血头”,他们一直赚着生命与黑暗交易得来的钱。

自从这个村子有了热病(HIV),一切的生活都不一样了……

吊诡的是,在电影中,因卖血而被广泛传播的疾病被叫做“热病”——尽管所有观众都知道那就是艾滋病。

此外,这部电影改编自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但最初宣传的时候不敢说,而编剧署名“言老施”,其实就是阎连科。

因为,《丁庄梦》曾经是一本禁书。


推崇者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一部可与加缪的《鼠疫》、笛福的《大疫年纪事》等描写蔓延性传染疾病的世界名著相媲美的作品。

而官方说,《丁庄梦》过分夸大了艾滋病的社会影响,和在中国农村中的严重程度。

但是,事实也许比书和电影还要严重。

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而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如果再问:怎么会大面积传播蔓延?

人们就不知道细节了。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保健品市场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出现了很多生物制品机构,血液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大量收购,市场需求急剧扩大,“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


各地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虽然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很多农民而言,比种田划算得多: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所以,当时在河南农村一些贫困地区,掀起了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


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到医院卖血,叫做卖全血,简称“全采”;到血站卖血叫做卖血浆,简称“单采”。

所谓“单采”,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生产厂家,生产制造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等。

“单采血浆”有极其严格的操作技术要求,否则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等多种疾病。

1994年9月,上海某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

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卫生部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一个研究小组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医生王淑平,也首次在献血者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后来只身前往美国。


1995年12月,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的报告。

事后看来,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国的血浆站基本没有任何艾滋病检验程序。

更可怕的是,当时还存在很多民间私人血站——并没有任何卫生资质,一个会计、两个护士、几个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采血点”。

这样的“黑血站”还像雨后春笋一样越冒越多,有人统计过,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个。

当时的景象,作家阎连科在《丁庄梦》中也有过描绘,读起来触目惊心: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遇到一例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因而发现了这个被遮盖的惊天秘密,从此为之奔走呼号

03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

2000年,河南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经国内外媒体报道之后,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河南省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在2000年前后180度大转弯。

自2000年起的3年间,河南省迅速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与此同时,投入1.6亿元专项经费加强血站规范化建设,大力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有效切断艾滋病经血液传播途径。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前往文楼村探望艾滋病人。

2003年12月18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副总理吴仪紧紧拉住艾滋病患者张老太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

结束文楼之行后,吴仪在郑州与高耀洁医生闭门畅谈3个小时,吴仪问她:“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愤怒地说:“在这里,血液传播才更普遍!”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在200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高耀洁以“艾滋病斗士”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与杨利伟、巴金、成龙等知名人士同台领奖。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学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



从1997年到2007年,高耀洁几乎将所有积蓄投入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她自费出版《艾滋病、性病的防治》、《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书,试图用知识的普及来化解老百姓对艾滋病的恐慌,也让更多农民有备无患。

但是从2009年开始,高耀洁的工作渐趋艰难。她多年坚称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在于“血祸”,一再受到代表正统声音的主流研究人员点名或不点名的批驳;她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发表,研究也难以为继。

高耀洁和主流学界的分歧,主要在血液污染是否占艾滋传播途径主要的百分比上。


她坚持认为,仅仅强调性传播和吸毒传播,是把锅甩给感染者自身,推卸相关部门在“血灾”中的责任。



对于河南某些利益相关人士来说,“高耀洁”一直是个会让他们闻之色变的名字。在防艾滋的路上,她受尽压迫和打击,其中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无数人都视她为眼中钉,监视跟踪、监控电话、不让她接触记者、不准她下乡调查、不让她去见外国人……动用一切势力阻止她这样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在某些艾滋病村里,如果谁能举报高耀洁来了,甚至还会得到500元奖励。


2009年5月,已经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离家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广东,最后,2009年8月,她到了美国。


“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都八十二岁了,我不怕死。我要把中国艾滋病广泛传播的真相写出来,让世人知道造成这场血灾的真实原因,唤起所有国人们的关注和救助,这次决定出走就是为此,否则我死不瞑目。”



为此,高耀洁众叛亲离,老伴早已辞世,儿女拒绝认她,她的亲人们都记恨她,把她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

她曾收到亲人的来信:“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

04

在全球基金类别中,男男性行为者、吸毒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或血友病艾滋病感染者、性工作者,都有各自的归类,唯独“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者”,这数以千计万计十万计的一大群,只能被算作“其他”。

官方为了逃脱罪责,社会民众不知情,国际社会瞽目塞耳难察就里,大批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中国农民,是最遭歧视打击、最被妖魔化的一群。

而与此同时,90多岁的中国老太太高耀洁,在遥远的纽约孤军奋战,写书、演讲,为中国艾滋病村的历史和现状发声。然而,就是因为她身在美国,所以遭到无数国人的谩骂和攻击。

时常有各怀心思的人找上门来,很多人想借用她的名声筹钱,如果她答应的话,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她都拒绝了。


高耀洁说:“我要保住晚节,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近年来,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的确有了很多改善和进步,于是有人说,常年在美国闭门造车的高耀洁已经脱离时代了。

一段不堪回首的农村“卖血”历史,背后有太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高耀洁的研究肯定有其数据和时空的局限性,但却不应被忽视,因为她的研究直指中国艾滋病预防的软肋: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



高耀洁已经93岁了,人生暮年了。因为她的“不识时务”,终将孤独地死去。但是,高耀洁这个名字,必定会被载入史册。

我并不期待她会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英雄。

我相信,作为一个研究者,她最大的心愿不是成为“英雄”,而是自己所留下的记录,能被更多的人传承下去,成为未来中国未来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发展中宝贵的资料,让千千万万中国人摆脱对于艾滋病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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