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葛兆光，为何质疑张维为提出的“文明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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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且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
张维为认为当代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分别为“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辽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简称为“四超”“四特”。
历史学家葛兆光质疑张维为提出的“文明型国家”八大特征，“这八大特征都无法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只能说明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张维为的著作只有观点没有论证，只有叙述没有逻辑，长篇大论都是泛泛而谈的政治模式，缺乏理论的深刻和对历史的洞见，更显示出一个学者的学术素养的单薄和无力。
张维为提出的“文明型国家”不是自己的原创思想，最早源自于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的论断，“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后来美国的亨廷顿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又重复了这个观点。
张维为很自信，“一些美国人和他们的信徒老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些概念来套中国，其实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浅薄的观点是麦当劳文化的产物，这些人首先要研究八大菜系，然后才能研究中国政治，否则门都没有”。
张维为看不起美国的麦当劳文化，却洋洋自得介绍自己是继白鲁恂和马丁·雅克关于“文明国家”概念的第三个学者，张维为也玩了一把山寨西方思想。
张维为可能忘了，早在2003年报刊上就发表了记者访谈《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甘阳是研究哲学的著名学者，对历史文化的研究远在张维为之上。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 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的巨大“文 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甘阳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 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
在甘阳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 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 下”变为“国家”的过程。
甘阳还指出，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 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张维为的理论并不新鲜，早就有学者在研究。可张维为自认为是独创理论振振有词加上不少限制条件，“文明型国家”就是一个世界上五千多年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的结合。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在张维为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这不岂不是说其他国家都是不文明的国家了，那些古希腊文明的国家，伊斯兰文明的国家，佛教文明的国家，印度文明的国家都不算了。
张维为认为，“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逻辑，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它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表述都是国家政治，和古老文明是怎么结合的呢？
最关键的问题，中国文明的特质在哪里，中国历史的基因是什么，张维为回答不出来，只是罗列政治概念名词。张维为在表述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时，举出的例子“我们八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拿出来，都比法国菜要丰富”。难道我们的文化积淀就是会吃吗？
张维为还提出了，中国文明太特殊了是“百国之和”，而西方欧洲没有！“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张维为到底懂不懂中国的历史文化呢？古代中国是以天下为使命而没有什么国家的概念，大一统文化根深蒂固。国家是现代名词不要随便套用在古代身上，更不要随便讲什么“百国之和”。中国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认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张维为是用西方理论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证明自己的唯一性，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葛兆光担忧的是，近年来一些努力提倡“中国模式”或“中国特殊论”的学者，借着西洋一些非历史学家比如基辛格《论中国》和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鼓吹，重新使用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把历史上的中国特殊化，一方面试图把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打扮得很文明，一方面让现代中国免于接受现代制度之约束。（《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葛兆光认为，一些国内学者对于当今中国现代文明的不足避而不谈的研究作风带有较强的经注诠释式的解读痕迹，在实践上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多少益处，在理论上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描述为既成现实，也显得不够严谨。
葛兆光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历史研究是最不容易受时髦理论诱惑的，“最好少谈些看似高明而缺乏资料的理论，而多讲些基础扎实而较为清楚的历史”。
葛兆光的批评无疑是对像张维为这类学者的一次惊醒，理论虽然时髦但能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呢，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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