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时》双标引发的思考：现代社会为何除了“封城”别无他法？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

作者：吴迪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当下，《纽约时报》3月8日在推特（Twitter）的两则推文，经中国内地各媒体包装转发，引发了关于“双重标准”的质疑。不过在此之余，《纽时》的评论更反映出了一些西方世界真实的忧虑及反思。

《纽约时报》当日在Twitter推广了自己的两篇文章，两则推文相隔仅20分钟，分别讲述意大利北部米兰、威尼斯各市及中国武汉的“封城”措施，并各自配上一段短评。

意大利的封城措施被《纽时》评价为“冒着经济风险试图遏制欧洲最严重的疫情”；中国的封城措施则被评价为“对近6,000万人实施封锁，并对数亿人实施隔离和旅行限制，为人民生计与个人自由带来巨大损失”。

遍览两篇文章内文，其措辞亦有很明显的差异性，针对意大利的措施较多采取中立用词，针对中国的措施则较多采取贬义用词。毫不意外，《纽时》这种明显双重标准的操作，令读者或调侃或愤慨。

不过，《纽时》在看待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时，一直秉持着这种“以美国自由派价值观评判中国”的立场，符合其价值观的就褒赞，不符合的就批评，多数时候是不符合。这值得批评，《纽时》应该认清“美国自由派价值观”真的就只是“美国自由派价值观”，并非“普世价值”，在评判中国乃至各国发展进程时，应该设身处地，“站进对方的鞋里”予以评判。

对此司空见惯的我们也不必专门批评其双重标准。这篇文章想讨论的，是《纽时》那两篇文章中透露出的另一个维度的思考：什么是现代性？

“双重标准”之余，《纽约时报》的两篇文章颇为真实地反映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的迷思：如果“封城”是落后而粗暴的应对措施，那么什么才是“现代”和“先进”？在面对疫情这类特殊情况时，是否应该合理地舍弃部分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

意大利用搭建帐篷医院来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AP）

从中国1月23日开始在湖北实施“封城”措施，在其他各省市实施严格人员流动限制至今，已经一个半月有余。相较于2月中下旬疫情处于峰值状态时每日2,000多例的确诊和百多例的死亡病例，从数据来看，湖北疫情已经有明显好转，而全国其他省市也已逐渐解封。

相较之下，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根据「丁香医生」所整理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3月12日17时，中国之外的确诊病患已经高达37,294例，死亡1,444例。在此之余，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3月11日在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针对美国疫情的听证会上，回应众议员哈雷・罗达（Harley Rouda）的询问时表示，美国确有一些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死者被误诊为季节性流感。可以预估，至少在未来两周内，COVID-19疫情还会进一步在各国加剧。

面对这种情况，忙于自救的各国政府正采取各异的手段。

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封城，多个景点冷清。（Getty）

美国、日本等国严控病毒检测规模，指导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以免大幅增加的病例为医疗体系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导致重症患者无法获得医治；

韩国依赖其全球领先的移动科技水平确保民众的日常健康上报，并设立免下车（Drive-thru）测试站，在10分钟内完成检测，数小时内取得结果的方式，对数十万民众完成了检测。韩国国民遇见危难时的团结性，亦再次得到彰显。在这些措施和民族因素综合下，韩国每日新增病例也逐渐由2月下旬的每天过500人下降到3月第二周的每天200余人。

而移动科技不如韩国发达普及，国民并没有那么团结的意大利等国，则选择参考中国的封城经验，实施了类似措施。

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周一（9日）宣布，将封城措施由伦巴底（Lombardy）等北部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隔离检疫的人口亦由约1,600万大增至全国约6,000万，并持续至4月3日。3月11日，孔特进一步宣布该国即日起将关闭除药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全部商业设施。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3月10日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还表示，“当前意大利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意政府正密切关注和学习中方抗疫的成功经验，采取有力举措阻止疫情扩散。意方面临医疗物资和设备短缺的困难，希中方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参照武汉的经验，未来两周将是意大利疫情最关键的时段。

然而，意大利可是七国集团（G7）成员国，是欧盟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西方文明的一大代表，恰如《纽约时报》该文所述，“面对欧洲最严重的疫情，意大利采取这等严厉措施，释放了一则重要讯号，也即这些与西方民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的限制性措施，或许是管控并击败病毒的必要方式”。

因此，在《纽约时报》双重标准操作的背后，显现出的是西方社会当下正经历的矛盾心态——西方社会不想承认中国这种生硬古老的防疫措施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更不想看到意大利这种西方国家正选择套用类似措施。

在西方社会看来，“封城与否”的关键决定因素，不在于其是否有效，而在于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在于是否应该在特定情况下合理地舍弃部分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

这是个老问题了。从二战期间、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红色恐慌”期间、冷战期间、到反恐战争期间，都曾一再出现。归根结柢，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对“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定义。

欧美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决心发动国家机器，皆能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其充沛的资源和较高的国民素质（虽然近年来有退化的趋势）也是其优势。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有共识地限制了国家机器的能力。

这是一种主观选择，既关乎欧洲对法西斯集权政府的记忆创伤，又源于美国自立国伊始起对“大政府”这个概念的抵触，乃至根植于欧洲中世纪强大的地方封建力量，和近几百年资本家逐步崛起过程中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持续削弱政府，原本就是欧洲乃至西方的政治大趋势。

如上所言，这个趋势遇到过不少挑战，但更多是战争与冷战类型的举国对峙。而今的疫情显然又是另一种挑战。

2009年，爆发于美国的H1N1猪流感疫情并未受到过多报导和关注。而今世界进一步命运相连，一国遭殃，所有国家都逃不掉。这也就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人类所取得的文明成就，还未“现代”到足以应对疫情的高度；原来，人们理想中“文明”而“现代”的防疫措施，只能很有限度地在诸如韩国这种拥有特定民族性的情况下实施；原来，“先进”的人类文明在碰上疫情这种挑战时，除了最原始的、原本该被淘汰掉的手段，竟然别无他法，以至于有人诉诸于信仰和宗教，有人诉诸于对自身政治制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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