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秘“时代论”思想源起

“时代论”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当时，宗教改革家们一致持守无千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末世论立场，而激进主义者重洗派分子（Anabaptist）却鼓吹一种被称为“千禧年主义”（chiliasm）的新奇思想，这一思想便是后来“时代论”（或称“时代主义”，英文：Dispensationalism）的主要灵感来源。

路德宗教会在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第17条中正式拒绝了当时重洗派宣称的“世界末日时耶稣基督再临作王一千年”的“千禧年主义”（chiliasm）思想：“我们定罪重洗派散布的犹太教观点，即认为死人复活前，信徒将占领这世界的国度，且恶者四处被压制”。

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在为改革宗教会所写的《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1566年）中也明确：“我们也拒绝那犹太教的迷梦，即认为最后审判前在地上还有一千年的黄金时代”。

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安立甘教会也曾在最初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1553年）中正式反对“千禧年主义”，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称“千禧年主义”为“犹太教的虚谎迷梦”。

约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称“千禧年主义”思想为“幼稚的虚谎”，且“根本不值一驳”。

值得注意的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反对三位一体和婴儿洗礼教义的塞尔维特也宣讲“千禧年主义”思想。（有关神学家塞尔维特公然散布异端搅扰教会，而被政府逮捕并被合法惩戒的来龙去脉，可阅读此文：加尔文烧死了塞尔维特？）

在对圣经预言的解读方法上，宗教改革家们几乎一致使用历史主义（Historicism），包括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托马斯·克兰默和约翰·诺克斯，他们认明罗马教皇为“敌基督”。一位名叫里韦拉（Ribera）的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神学家为洗白罗马教皇的“敌基督”身份，而发明出了另一种解读方法来与更正教神学进行对峙，称为——未来主义（Futurism）。

19世纪开始，天主教发明的这一解经方法在约翰·达秘的推动下再度受到吹捧和欢迎。达秘甚至被称为“现代未来主义之父”。达秘将16世纪重洗派的“千禧年主义”思想与天主教的未来主义解经法相结合，发明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思想。

比较各种“千禧年”教导

自从约翰·达秘发明了“时代论”神学，从“时代论”的毒根里便生出了所谓“地方教会”运动（local churches movement）、倪柝声教党“聚会处”、“召会”、李常受教党“呼喊派”……正所谓“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马太福音》7:18）。“时代论”——这是荼毒福音派基督教近乎两百年的异端错谬。宣讲“时代论”的人，他们高傲且无知，他们试图减损上帝的荣耀，他们的学说是基督教会的敌人。

关于“时代论”思想，还可参阅：时代论符合圣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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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于高塔，饥饿痛苦中撕咬着自己的肉体，直等到死亡的降临。乌戈利诺伯爵的境况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不过，众人早已习惯了被囚禁，唯有那极少数的梦想者还在仔细聆听，望着牢笼外的月亮，期待着自由。”

生命短暂，技艺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