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三教关系1

8． 三教关系

龙溪所着力弘扬者为儒学中之密教，此一教法于儒学中隐没不彰，于佛老中却系显学（佛主要指禅宗老主要指庄子）。故龙溪学术之归属即成为一多有争议之问题，龙溪学与儒释道三家之关系确系相当复杂也。龙溪对三教关系及自己学术与三家之关系皆有论断，通达公允，足堪依据。

8．1 三教同以虚寂为体

龙溪认为在形上道的层面上，儒释道三家是完全一致的，无所谓差别。三家皆以虚寂为体。关于此，龙溪云：

人心本来虚寂，原是入圣真路头。虚寂之旨，羲黄姬孔相传之学脉。儒得之以为儒，禅得之以为禅。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南游会纪》，全集卷七）

龙溪对于此点在卷四《东游会语》中做出了详尽的论述。

楚侗子问：老佛虚无之旨与吾儒之学同异何如？先生曰：先师有言：老氏说到虚，圣人岂能于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于无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同异，先须理会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厘始可得而辨耳。圣人微言见于大易，学者多从阴阳造化上抹过，未之深究。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便是吾儒说虚的精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说无的精髓。

自今言之。乾属心，坤属身，心是神，身是气。身心两事，即火即药。元神元气谓之药物，神气往来谓之火候。神专一则自能直遂，性宗也。气翕聚则自能发散，命宗也。真息者，动静之机，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药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驭气也；广生云者，气之摄神也。天地四时日月有所不能违焉。不求养生而所养自在其中，是之谓至德。尽万卷丹经，有能出此者乎？

无思无为，非是不思不为。念虑酬酢，变化云为，如鉴之照物，我无容心焉。是故终日思，而未尝有所思也；终日为，而未尝有所为也。无思无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无动无静，无前无后，而常自然。不求脱离，而自无生死可出，是之谓大易。尽三藏释典有能外此者乎？

先师提出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虚而实，至无而有。千圣至此，骋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弄不得一些伎俩。同此即是同德，异此即是异端。如开拳见掌，是一是二，晓然自无所遁也。不务究明本宗，而徒言诠意见之测，泥执名相，缠绕葛藤，只益纷纷射覆耳。

依龙溪之意，良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范围三教大总持”。良知本是即寂即感的，为何龙溪只强调虚寂是三教所同呢？则由于当时一般的见解认为，只有佛老才是讲虚寂的，儒家不讲虚寂，理学家谁一讲虚寂，就被指责为逃入佛老去。故龙溪认为此是“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甚可哀也。故强调虚寂乃吾儒本有。龙溪于卷一《三山丽泽录》中申此意甚详。

友人问：佛氏虽不免有偏，然论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伦，未免连形而下发挥。然心性之学沉埋既久，一时难为超脱；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学之助。

先生曰：此说似是而实非，本无上下两截之分。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此是千圣相传之密藏，从此悟入，乃是范围三教之宗。自圣学不明，后儒反将千圣精义让与佛氏，才涉空寂，便以为异学，不肯承当。不知佛氏所说，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学，佛氏虽后世始入中国，唐虞之时，所谓巢许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时圣学明，巢许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尧舜一体中所养之物。盖世间自有一种清虚恬淡不耐事之人，虽尧舜亦不以相强。只因圣学不明，汉之儒者强说道理，泥于刑名格式，执为典要，失其变动周流之性体，反被二氏点检訾议，敢于主张做大。吾儒不悟本来自有家当，反甘心让之，尤可哀也已！先师尝有屋舍三间之喻。唐虞之时，此三间屋舍原是本有家当，巢许辈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后世，圣学做主不起。仅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与二氏。及吾儒之学日衰，二氏之学日炽，甘心自谓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后来，连其中一间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反将从而归依之，渐至失其家业而不自觉。吾儒今日之事，何以异此？间有豪杰之士，不忍甘心于自失，欲行主张正学，以排二氏为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务于内修，徒欲号召名义，以气魄胜之，只足以增二氏检议耳。先师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识参乎其间，彼将帖然归化，所谓经正而邪慝自无，非可以口舌争也。

龙溪此处仍强调虚寂乃“吾儒”本有，所谓“吾儒未尝不说虚不说寂，不说微不说密”是也。至于龙溪说“佛氏所说，本吾儒大路”，龙溪心目中的佛氏实即禅宗也。据此可知，龙溪不仅承认禅宗所说“虚寂”是对的，他实际上认为禅宗所讲全部的形上学以及工夫论皆是正确的。他对佛氏之不满，只在于其离世独修而已，故以巢许辈当之，且说巢许在三代时原是守舍之人。龙溪以禅宗之学皆是吾儒所本有，此论甚是。然在先儒那里此一教法乃以密教之形式而存在，一直若隐若现，若存若亡。故为后世普通显教学者摈于儒学之外，亦事出有因也。龙溪有感于此，起而显说之，则不得已之苦心也。后世学者皆以龙溪之学有似于禅，乃援佛入儒之结果，甚至以为非儒学已流入禅去，真乃浅识陋见也。

故龙溪之论三教关系，多强调其同之一面。恒言“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先须理会自宗明白”，“不务究明本宗，而徒言诠意见之测，泥执名相，缠绕葛藤，只益纷纷射覆耳”，意谓学者应真修实证，应理会其所同的真精神，“至彻悟时自当明了”。如只是从言词名相上辨别同异，是于己于人皆无益的，且要被二氏所讥笑。故龙溪反对那种不能探本入微务于内修，徒欲号召名义，以气魄胜之的排佛老。认为这样“只增二氏检议耳”，是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的。

8．2 三教之异 

儒家与释道之差异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认识。

1、三教所取之工夫不同。关于此，龙溪在全集卷七《南游会纪》中有一段详细的论述。

五台陆子问二氏之学。先生曰：二氏之学与吾儒异，然与吾儒并传而不废，盖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从父母交媾时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丝不挂”，而其事曰“明心见性”。道家从出胎时提出，故曰“夯地一声，泰山失足，一灵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炼性”。吾儒却从孩提时提出，故曰“孩提知爱知敬，不学不虑”，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养性”。夫以未生时看心，是佛氏顿超还虚之学，以出胎时看心，是道家炼精气神，以求还虚之学。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为精，流行为气，妙用为神，无三可住，良知即虚，无一可还，此所以为圣人之学。若以未生时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时兼不得孩提，孩提举其全，天地万物经纶参赞，举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尝不兼焉，皆未免于臆说，或强合而同，或排斥而异，皆非论于三教也。

本节龙溪所论之儒学皆其显教也。据事实而论，儒释道三种教法所倡之最高境界并不相同。此处龙溪云佛氏从未生时看心，道家从出胎时看心，儒家孩提时看心，这实在是表明，在所倡最高境界上，佛家最高，道家次之，儒家显教更次之。因为儒释道工夫根本取向皆是复性，皆是向后返的，由后天返先天的，故各家所看的心，即是其要返至的终点。既然佛家的着眼点最深，道家次之，儒家最浅；故在修为所至的最高境界上，则必然应是佛家最高，道家第二，儒家最低。事实上，佛家要成佛就必须断俱生我法二执，道家要成仙，则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俱生我执有所转化才可，儒家显教则只要求断得意识中之分别二执就可以起而应世了。当然这是从立教上说的，至于具体到个人则并不一定受此限制，因为人的根基不一样，利根人学儒，所至的境界也并非就一定比佛家中人低。龙溪等人皆其例也。但他们已不属于儒家显教教法之范围，已属其密教范围矣。

由于三教立教所欲达到的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其所采用的工夫不同。为成其高深之内证，释道皆以修定为其正行，此即上文所谓明心则性与修心炼性之学也。儒家显教则以日常生活中的诚意慎独工夫为其正行，此上文所谓“存心养性”之学也。虽曰修定不限于静坐，然毕竟以静坐最易成就，最为殊胜，故释道之工夫注重从静的一面入手，儒学则直接从动中入手，而内修本身之规律就决定了，从静入上进则易，从动入上进则极难，这样就决定了佛老在内修方面所至的境界远远比儒家为高，此点于第六章第二节的二三小节已备述。   2、佛老与儒家之第二个差别则是，一主出世，一主经世。关于此点，龙溪云：

先师提出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总持，吾儒所谓良知，即佛所谓觉，老所谓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于经世，二氏主于出世。象山尝以两字判之。惟其主于经世，虽退藏宥密皆经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虽至普度未来众生，皆出世分上事，顺逆公私，具法眼者当有以判之矣。（《与李中溪》，全集卷十）。

龙溪此处所云儒家亦指其显教也。儒家不离人群，从伦理入手，以日常生活中诚意慎独为基本工夫而成其学，故于形迹上必主于经世。道家着眼于养生，佛家着眼于彻证实相，两宗皆从禅定入手，故必于形迹上主于出世。所谓形迹上的出世，即是离俗隐修也。这是修禅定的必然要求，此点于第六章第二节的第三小节亦已论及，大抵是说，修习禅定，必须远离人寰，屏绝杂务，专一静修，断除诸欲，才得成就。这样佛老便不得不弃绝世俗，出家修行，不可能经世了，这当然是从形迹上说出世与经世。

至于在价值观与实证境界上，儒与佛老也的确有主于经世与主于出世之差别。在价值观上，儒家显教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说话，根本不抱脱离人的现有状态的愿望，不关注死后的问题，更不用说死后往生天堂与净土了，其所关注的全在于现世的一生，至于有无来生，则其所不论也。相反，佛老都站在远远高于人的立场说话，佛家期于成佛，要脱离轮回，往生净土；道家期于成仙，要长生，肉身飞升天堂。故儒家常批评佛老是自私，象山更有著名的义利公私之判，这也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佛家的大乘菩萨是要普度众生的，甚至是己身未度先度他人，这还能说是自私吗？所以，以义利公私来判儒释好象不那么有道理了，但是象山之经世与出世之判的确是不可易的，其曰：“儒主于经世，二氏主于出世。惟其主于经世，虽退藏宥密皆经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虽至普度未来众生，皆出世分上事。”此诚然矣！佛儒对于世间（现象界）之看法的确处于不同的两极，从根本上说，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世间虚幻，无甚价值。儒家则认为人生是乐，世间是实，有莫大之价值。此从《心经》与《论语》之对比可以看出。《心经》为大乘般若部的核心经典，此经非小乘，且般若部乃是佛教义理之顶峰，故可代表佛家的究竟看法。《论语》则是孔子所述，亦可代表儒家的究竟看法。《论语》劈首即拈出“悦”“乐”字样，其后乐字复层见叠出，而终篇亦不见一“苦”字。相反，《心经》总共二百数十字之文，而“苦”之一字凡三见，却绝不见一乐字。此一比较对照值得省思，未可以认为文字形迹之末，或事出偶然。对世间人生之看法既如此不同矣，而儒释两家皆是大公的，儒家出于其恕道，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心，必欲大家同享受此人生，同乐此世间，故汲汲于现世人生之改良，所谓淑世主义也。佛家大乘菩萨出于其大慈大悲，见世间是如此苦不堪言，自己与众生皆是如此的苦难，故必欲大家一同脱离此苦海的轮回，一同出于此世间，所谓出世主义也。故象山云“虽至普渡未来众生，皆出世分上事”，意谓佛家大乘菩萨虽出于公义之心，然其所谓度生，非“吾儒”之淑世，乃是令其与自己一同出世灭度。在对世间报有美好看法的儒家显教学者看来，在象山看来，这实在是荒唐，放着美好的日子不过，却要灭绝人生，不仅自己灭度了，而且要灭绝一切的生命，这万难理解了，故要辟佛老！儒佛于价值观上入世出世之异大致如上。

至于实证境界上亦有入世出世之异，自不待言了。儒家显教既无出世之愿望，当然不能证得出世之果位，故不能脱离轮回，他们甚至不关心这一问题，或干脆认为轮回是神道设教。佛家与道家则各依其愿望之高低，通过各自的工夫而达成了其不同层次之出世，道家要求不高，只要到天堂就可以了，故其亦成就了升天的出世，在佛家看来尚未脱离轮回，未真正出得世间。佛家则欲彻底出世，故亦成就了其彻底出世之实证。佛教认为，阿罗汉已能超出三界，了肉身的分段生死，禅宗密宗等更能即身等佛或即身成佛，能了细身之变易生死。

3、儒与佛老的第三点区别是，儒家不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佛老皆采取了宗教的形式。

此点龙溪未有述及，故作者加以补充说明。

儒家不采取宗教的形式，它没有有形的教团，所有的人民都可以成为它的信仰者，但是也可以同时崇奉其它的教义，两不妨害，在中国人中间多有一家诸人分别信奉不同的教义而相安，更有一人同时亦儒亦佛亦道的，这在他方是不可有之事。儒家也没有戒律的形式，在儒家从根本上似乎是不相信有什么不变的外在准则可遵循，他们叫人相信自己的理性，叫人一切行为皆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虽然也以往圣先贤的告诫及礼乐制度作为助力，但那从来都是第二位的，是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孟子才要不遗余力地争辨义在内不在外，要由仁义行而不应行仁义。儒家作为一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影响深远的教化，而不采取宗教的形式，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世界上其它大的教化形式皆采取了宗教的进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极具的特色。要了解中国文化，从此入手则易抓到根本。

佛教是一复杂的集合体，论其义理，论修行之最究竟处，它不是宗教，而是最开明的理性，但是它中间又包含一系列高下不等的宗教在其中，正是由于它的真精神是最开明的理性，所以才能把这诸多的宗教形式兼收并蓄于其中，又不妨害其为一，不妨其根本精神。这根本精神就是随众生的各种根器应机而说法，普导众生使同入于明智与善良，开启其理性的觉悟，如是如是。

佛老在社会生活上取宗教的形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有有形的教团作为外在形式，都有戒律的轨范。佛老之所以取宗教进路，一方面是受外部影响。佛教产生的本土印度是一个世界上宗教最发达的地方，一切教化都采取宗教的形式，佛教为了因应人情，顺从风俗，故取宗教之进路；道家后来受了佛教的影响与刺激也采取了设立宗教的办法，从而演为道教。另一方面也是与佛老所用的工夫分不开的。修习禅定，必然屏绝杂务，远离人群，专一静修，不近异性，故必须弃绝世俗，出家修行，这显然也促使了佛老走上宗教的道路。

儒与佛老的这些异同各有其利弊。

先说工夫方面，佛老取禅定为工夫，其利在于见效快且究竟，易达于高深之证悟。不利的一面则是，其一，禅定方法复杂，难于掌握，需要有师承，有专人指导，才可修习，否则易滋迷误；其二，修习禅定，需屏除诸事，供养丰足，一力专修，才可成就，条件要求这样高，今天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条件。儒家以日常生活中诚意慎独为工夫，其利在于简易平妥，人人可学，不滋迷误，其弊在于见效慢，常有无从下手、不得入处之感。阳明门下高弟钱绪山、罗念庵皆自叙如此，此等高明之贤者尚且难以下手，就更不必说一般普通根机的学人了，做这种工夫所达到的境界也就很有限了。

再说出世与入世。佛老的出世修行，当然成就了其高深的内修，然而毕竟在修行的时期，无法主持世教。儒家的工夫在日常生活中修，则于经世有莫大之助益，此种工夫在各种事务与生产中皆可进行，非但不与世间相悖，反大有助于世俗之维系、人伦之淳笃，儒家在这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佛家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则在此方面与儒家有类似之处，亦应提倡。

至于说到走宗教的路与否的问题，则亦是与有利有弊。儒家走道德的路，利在于开启人的理性，弊在于易流入狂荡、无所忌惮。佛老走宗教之路，其弊在于易流于偏执，其利则在于神道设教，使人有所畏惧，不致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儒与佛老既各有其利弊，欲扬其利而塞其弊，则在智者善学善用之。

孟晓路简介：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佛学与西学》（2009）、《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2014年）、《佛教真面目讲记》（2012-2014）、《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