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别叹气，叹气是大人的事
一些“笨女孩”被男人用长胳膊扫到墙角后，却也不离开，而是低着头，捏着纸，嘴里嗡嗡嘤嘤。那纸上铺成着密麻麻的字母下，都标注着汉语——“B：闭”；“F：矮夫”。
一群人坐在饭堂的长条桌前，并不吃饭，像巢里的蜜蜂般嗡嘤，满屋子荒腔走板。
她们是贵州来的学生工，近两百人，一眼望去，全是灵透的女孩：个头不高，衣衫鲜艳，肤色发亮，散发着薄荷般的清新味——。
女孩们抬着丰润的脸，黑发在发际线铺了茸茸的一圈，让她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毛茸茸的春天。哈哈笑时，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地露着牙齿，顾不上掩饰孩童的原形。
坐在顶头餐桌的男人，有很粗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很可观的身高。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威严时，便深吸一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好，很好，人都齐了。”
他将那样壮的身躯硬塞进餐桌，像大人骑上儿童自行车，虽然左手捏着红牛，右手攥着身份证（差不多五六十张），眼睛盯着表格，但因处于视线焦点，每一个动作都有些僵硬。
他朝右侧挥臂道：“这边的，开始了！”
最前排的女生端直地走向他，停在桌前，将掌心的身份证递出。男人举起，像电影里FBI般训练有素，核对这现实的眉眼与照片上的是否重叠——前额刘海，柳叶眉，酥白的颈子弧线优美，嘴角衔着一种忍住瘙痒不敢笑的故作娴静。之后，他将四方卡片收纳掌心，嘴角浮笑，允许她进入下一环节——入职考试。
考试实在不难——只要求读出“上面那行”或“下面那行”的英文大写字母。纸条用透明胶固定在餐桌边，低头便能看到。每行十几个，顺序凌乱。女生们战战兢兢，凝神屏息，让僵硬的E、K、N、B、F被一一辨认。
有人把H读成M，有人根本不认识Q，有人只认识A和B。“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初一。”“怎么不认识字母？！”“只认得小写的……”
● ● ●
在工厂，各类字母各种符号四处乱飞。
没有解释，没有后缀，只是那么突兀古怪地组合：QC、LED、IC。甚至连汉字，也妖兽般令人眩晕——工单上是繁体字，小卖部是简体字，楼道的通知是繁体、简体、英文和网络用语的大杂烩。工人们虽穿统一工装，但聊天时一张嘴，便能通过方言确定“非我族类”。
高个男被女生们弄得发癫，甚至已经不会愤怒了。
一些“笨女孩”被男人用长胳膊扫到墙角后，却也不离开，而是低着头，捏着纸，嘴里嗡嗡嘤嘤。那纸上铺成着密麻麻的字母下，都标注着汉语——“B：闭”；“F：矮夫”。
她们要迅疾将这些现代主义冷色调极简字母攻克，才能进入城市大门。每个人的脸上浮着一种古怪的坚定，“既然来了，就不走了”。
一个纤细女孩走了过去。一把青丝衬着雪白瘦脸，颧骨跟刀削过去似的，刘海湿湿的，一绺一绺贴在额上，眼窝暗灰地塌着，两排黑睫毛，唇上无一丝血色。她软软地抬手，递出身份证。男人用眼神扫描，静默片刻，反问：“这是你吗？”
警觉和敌意仿佛瞬间射进对方内心。
我心里一紧，确认这“林黛玉”会即刻出局。
然而，那女孩却小声反抗：“是我哦。”
她并不是胆怯，而只是口慢。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扬起，带着一丝被质疑后的惊奇。她抬着眼皮，黑眼睛像瞎子般透着超脱。
“是你自己吗？！”
男人把逻辑重音放在“自己”上，他简直被激怒了似得，粗黑脸庞像孩子般涨红，眼神增加了强度，再次盯视女孩。
“是我自己哦。”她温柔地望着他——那种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显得有点儿蠢。男人抑制着愤怒，将面皮一紧，脖子一扭，不再多看林黛玉一眼。向侧旁男人（五十多岁，灰衣灰裤）开火。“我上面是主任，主任上面是主管，主管上面是日本人！”他的发音逐级递增，到了“日本人”，已高达云端。那声音所制造的回声，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发现不是本人，要你们负责的哦！”他满眼犀利。
灰衣男捣蒜般点头，忙打圆场：“知道，知道！”
高个男再次拿起身份证，摇头，语气平平静静：“一看就不是，这么明显！”听到这样的宣判，灰衣男静止在一个奇怪的姿势上，眼睛有些斗鸡地愣怔；而女孩依旧以相同频率辩解，“是我自己哦”。
男人从鼻腔里喷出一声“哼”。我以为他会爆发，把身份证丢出道弧线，再用手指点住女孩的额头，咆哮着让她滚。可他居然——把身份证拢进掌心，一挥手臂，让那女孩过了。
女孩走回人群，肩膀像扛不动衣服似的，背影佝偻。
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在铁板一样的工厂里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坐在我侧旁的女孩，黑眉圆脸小虎牙，鼓着和平鸽似的胸脯；她的伙伴是个黑皮肤的姑娘，但五官精致，牙齿洁白。两人用普通话聊得不过瘾，又说起家乡话，还不时爆出脆生生大笑。她们姜黄色运动衫的左胸处，都绣着“2014级幼师二（2）班”。
小虎牙叫曾莉莉，十七岁；黑姑娘叫严美兰，十六岁。
老师带她们出来实习，是和家长通报过的。有的家长不同意，所以，全班七十七个人只来了五十个，囊括着七个名族：汉族、彝族、白族、壮族、布依族、苗族、穿青族。严美兰的身份证上就赫然写着“穿青族”。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字？”我问道。女孩瞪大眼，茫然无措地摇头：“不知道哦！”
考试结束，等待发证的空当儿，女生们三三两两去小卖部，举着绿茶、酸奶、甜筒回来，嬉笑着吃喝。她们的身体还没被工衣所束缚、厂规所逼迫，还没尝到尊严被贬低的滋味，而只随着性子畅快地欢笑。
曾莉莉用炽烈眼光跟踪着一个男人，片刻不离，像那里有块磁铁。那男人裸麦肤色，身材修拔。男人是她在学校的班主任，姓邹，但曾莉莉不喊他“邹老师”，而是“老班”。老班身旁站着的男人，红格衬衣牛仔裤，模样比老班时髦（是她们的钢琴老师），但曾莉莉却只盯老班，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老班快三十岁了，如芭蕾舞中的王子，保持着不曾失控的优雅。老班笑眯眯地看着她们，看了好一会，终于扬起男中音，抑扬顿挫地讲起来，用词准确、态度温馨，严厉但不苛责：“培训时要认真听哦！”“不懂的先记下来后面再问哦！”“态度要好哦！”“这是最最要紧的哦！”老班很会控制节奏，让每个人都能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舒服。
老班的相貌着实俊气，但让他减分的是服饰——蓝裤蓝T恤，圆头黑皮鞋有些旧。这是小镇时尚青年的装扮。然而，在曾莉莉眼中，老班就是老班，是电影里第一号男主角，浑身透着明星范。她爱他一系列动作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连他停顿换气的样子，她都爱。
听老班说要交照片，女生们从粉色钱包里掏出一叠小照片。曾莉莉扯着嗓子喊：“老班，照片的底子不是白的是蓝的，怎么办？”说着，纤细的脚踝转着扭着，仿佛着了火似的。喊完，她又抿嘴向那男人飞了一眼，似乎她和他有个秘密的共谋，仿佛是在提醒他别忘了。
“先交上哦，有问题再说啦！”老班拉长声调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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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件让学生们亢奋，牌子上有四个鲜红大字：新人报道。
学生们拿到牌子像拿到玩具，把它们夹在任何地方——T恤衫领口、连衣裙领子、夹克衫拉链、上衣口袋、短袖袖口。每个人都仰着脸，笑得简单爽朗，和我平日所见的面孔绝然不同。
老班扯着嗓子喊：“安！静！安！静！”——要分宿舍了。
“怎么分？”
“按名字分。”
“噢——！”曾莉莉一声叹息，继而不断大喊：“老班老班，我们几个要住在一起。”她希望和严美兰住在一起，也更希望得到老班对她的关注。
老班先念名字，再念房号，每次念完都会引起一片唏嘘。有的人激动得跳起来，有的人则嚷嚷吵闹。老班安慰大家，只是临时住几天，后面还要再分。之后又一再叮嘱：“进到宿舍后，看见哪张床没人就睡那张，手机要带在身上，钱先存在我这。”即便如此混乱，老班的优雅也是明显的——他从学校带来的儒雅和文明，明显地高于这个制造产品的庸俗之地。
曾莉莉和严美兰依旧被迫分开：一个B404，一个B402。老班安慰道：“离得那么近，晚上可以串寝室啊！”
两个女生叽叽喳喳地问了许多问题——要上多长时间班？真要站着吗？很累吗？能拿多少钱？但却始终笑嘻嘻，并不觉得马上要工作，而像只是换了间学校。
后来，我一直记得那时女孩们的笑——那么年轻，那么美又那么好。
第三天，在宿管办公室和饭堂间的窄道上挤着一群人，套着青蓝滚红边马甲，捏着笔记本——是新员工集体考试。内容是他们前两天培训时所学的：公司哪一年成立？主营什么产品？哪些化学品有害？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与他人相处？曾莉莉很快就答完了，而严美兰有些慢。
我发现她们有了轻微的变化——从湖蓝马甲散发出的某种规则，将她们的散漫拢起来，像一束野花绑上了丝带。甚至，连笑的幅度都有所收缩。
生活的确开始发生变化，和学校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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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莉莉住进B404时，宿舍里已有了七个人。一进门，她就感到一股强大的排斥气息。“她们都是同乡，说方言。只对我说普通话”。这时的“普通话”不是高看，而是敌视。
她看到有张上铺堆着行李，就取了下来，把铺上的报纸和杂志清到垃圾桶，铺上自己的被褥。有个老员工一进门就变脸，“为什么把行李取下来？”“我要睡哦！”对方一言不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等她要出门时，那女工从齿缝里迸出一句“把垃圾带出去！”曾莉莉懒得多言，便提着大袋子出了门。
过去在学校里培养的生活秩序轰然坍塌。而当她从外面回来，请宿友们吃桔子，她们爱理不理时，曾莉莉才真切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
宿舍原有七个人，加上三名学生工，把所有的床都塞得满满当当。各种气味混杂，让房间像热腾腾的肉市，甚至连氧气都要拼命争夺。
冲凉是最紧张刺激的项目之一。宿舍里没有莲蓬，冲凉无比麻烦——每个人拎着自己的水桶，先接热水再兑凉水，等在冲凉房门口。别人出来，自己进去。在狭小空间转动，用舀子将水泼在身上，尽力让周身被濡湿。若冲得时间长，出门后便会遭臭骂。“你干啥了要冲那么久！”“再冲就烂了！”“你把你妈的X也冲净了吧！”这些刻毒言词万万不能接。人人都一身臭汗，都想变得凉丝丝，你耽误了别人，再顶嘴，那就是找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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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莉莉和严美兰交了试卷后，还需填“新员工安全培训记录”。女老师扯着嗓门一遍遍强调——时间要写成“前天”(她们刚到厂的那天),中间空格要写“制造部”，再写上自己的“工号”。老班和风细雨地叮嘱，“下午一点要回来，还在原位坐好，继续培训。”“饭卡不要掉，掉了就是钱。”（“掉”就是丢）“同宿舍间要和平共处。”“有矛盾找我哦。”
曾莉莉变得异常安静，只有那炽烈的眼神，足可燃起一场大火。这时候的女生哪里懂得，这已经是爱情（那老掉牙的、人与人之间最致命的感情）。当老班发现女生那样用心打量自己时，翘起嘴角笑了。
前两天吃饭，学生工是数着人头进去的。今天终于拿到饭卡了！一天饭费七元：早餐一元，午餐晚餐各三元。厂牌是饭卡的豪华版：有彩照，盖了章子，每个人都有编号，还有“入社日期”（繁体字）。学生工拿证件时挤成一团，接近十二点时培训结束，大家蜂拥到饭堂打饭口，自觉地排起长队。
一周后的晚八点，我走进了饭堂。
在电子厂呆久了会发现，饭堂非常重要——宿舍和车间都将人群分成一格一格，那些铁罐般严密的小格子成功地将每一个人封锁起来，唯有吃饭时是人人露面的大集体时刻。每个人虽然貌似形态不同，但经过饭堂气味的熏染，又都变得格外相似。
大厅的白炽灯还是那样明亮炫目，摞在一起的不锈钢餐盘，还有粗腰大桶的鸡蛋汤、冒着热气的白米饭。忽然，一阵阵欢笑声从嘈杂中突围，将气流搅得漩涡荡漾。
我循声望去，那些缺乏纪律性的笑声来自打牌者：四个穿红色运动服（右胸绣着黄色“2014”）的女工正在打扑克，一个男工在观战。她们的笑声像小炸弹，让周围爆出团团热气。
下意识里，我感觉她们和曾莉莉严美兰有点像。
“曾莉莉？不认识哦。”一个女孩（笑得最厉害，总将眼睛眯成条缝）大叫：“不过严美兰是我同学。”她的浓密刘海将整个眉毛全部遮住，瓜子脸，细长眼，眼神闪着麦芒般的光，但声音却异常粗砾，嗤嗤拉拉，像风刮过戈壁滩时碰到大石头。她叫谭小菲。
新一轮牌局开始后，三个女工和男工打了起来——他们把谭小菲留出来跟我聊天。
谭小菲告诉我，第一天上班脚“很痛很痛”，然后她摸摸自己的腰，又把手放在肩膀上：“这里，腰，像要断了；这里，肩膀，硬硬的！”车间里不能走动，只能在一个地方站着，每个人都弓背埋头，像在拉一张无形的犁。
第一天站了八小时，之后，便是十一小时。可第一天的痛却清晰如刀刻：“不是脚趾尖，而是脚后跟，像有一千根针在扎。”当晚，女生用热水泡了脚。这并不是她的主意，而是培训课上老师交代过。但那种痛依旧还在，像一句解释被咽回了肚子，一直在里面沤着，沤着，从未消失。她以为自己第二天站不下来，可硬是挺过来了。
谭小菲和严美兰是小学同学。考上幼师后，她在一班，严美兰在二班。我突然想起：“你们班主任就是那红格子衫帅哥？”她笑着点头：“就是就是。”突然，像是对我如此耐心的嘉奖，这个女生的声调陡然发生了改变，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吐露：“其实……我……不叫谭小菲。”我愣怔住。
女生面露羞涩，仓皇解释：“我叫刘丽英。”因为她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够打工，老师便拿了张别人的身份证给她，证件主人叫谭小菲。此后，同学们便统一改口叫她“谭小菲”。当她慢慢适应了“谭小菲”，听到“刘丽英”，反倒会犹豫。
我想起第一天招工，瘦弱的“林黛玉”反复强调“是我自己”。
“你和谭小菲长得像吗？”
她哗啦啦大笑：“很像很像！简直一模一样！”
这些贵州女孩，各个都额前挂刘海，脑后扎马尾，小圆脸，精瘦黝黑，肤色泛光，牙齿洁白。我想知道她何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但她并不解释，只是一如既往地笑。笑声越听越像十五岁。我听出那笑声里夹杂着嘶啦啦的毛刺，便问她“是不是受凉了”，她瞪着眼珠，我拿出一包金嗓子，她听话地含了一片，又把其余塞给旁边女生。女生问：“是糖吗？好吃吗？”此前，她们从未听说过“金嗓子”。
突然，一旁的女孩大叫道：“要回去了，再晚就没热水了！”
像陡然刮来一场风，牌局顷刻间溃散，女孩男孩们的脚上像安了风火轮般转瞬即逝——环绕在身旁的暖意消散后，我如坠冰窖。
学生工到来已两周，但电子厂依旧在大量招工。
下午五点半，一群新员工涌入宿管办公室，要求换宿舍。女宿管捏着的大圆盘缀满钥匙，一抖动，哗啦啦作响。“每人按床位牌号轮流搞卫生；宿管查房时安排哪个搞就得搞；下午五点、七点、九点放热水，各放一个小时；不能私自换宿舍，搬动床位；宿舍不能用排插，不能用吹风机；中午尽量不要回宿舍，不要影响上晚班的人睡觉；每天都要冲凉……”之后，女人们拎着大包小包，走向B栋。
我迎面碰到劳务公司阿彪——他刚从女工宿舍出来。前天来了个新员工，1993年出生的，住进宿舍第一天便因吵架要换宿舍；第二天又吵架，又要换；第三天吵架后直接要辞职——她甚至还没等到新人培训，不知车间是啥模样，但她振振有词：“钱能不挣，气不能受。”阿彪摇头：“90后女工的忍耐力真是越来越低了。”
● ● ●
90后的父辈，曾咬着牙进厂，省吃俭用攒钱，回老家造房子娶媳妇。除了填饱肚子，几乎没有别的消费，甚至连梦都不敢做。而90后早已听厌了这样的故事。他们不愿忍耐，不愿通过自我修剪，从树变成树篱，不愿驯服规矩适应他人。
正说着话，迎面碰到个男工，堆着一脸嬉笑和阿彪说：“借我二十哦，一天没吃饭了哦。”身材像虾米佝偻，脸部表情又像喜剧演员，口气里却暗含着威胁。我能感觉到阿彪的身子有些抽搐，但显然，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拦截。
阿彪掏出钱包，抽了两张。那男孩即刻旋风般窜入饭堂。阿彪瞪着那背影，惋惜着两张纸币的命运。“年轻男工既缺乏长远规划，又没有储蓄概念。”可他却不能彻底撒手，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男工们总是到了快没钱时才进厂，熬不到发工资已弹尽粮绝。名义上找阿彪来借，却往往还不了。阿彪说，这样贴出去的钱，林林总总，已超过两万了。有的男工身无分文，便一天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去偷去抢。工厂路案件频发，常能见到协警走来走去。
“现在的男工跟女生一样娇气！”他摇头。“学生工好管，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又有老师帮忙……”他感叹，“如果在社会上混了两三年，心就活了，就会变得格外挑剔。”
就好像还有一个隐形工厂，藏在这些灰扑扑的四方建筑物内。学生们初来乍到，迷迷糊糊，尚无能力辨识；一旦过了期限，人们便参破天机，看清迷雾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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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到樟木头工厂路电子厂打工的三千多人中，男工近两千（80后90后占一半）。但问题在于，对管理者来说，性别从来不是中心问题，他们的理念是通过纪律，让任何进入车间的人都变成准机器。工厂需要的是“中性人”。直到2013年，性别问题才尖锐地扎眼起来——众多男工成了工厂不折不扣的梦魇。
如今工厂的重点，是管理好二十六岁以下的男工。他们讲义气好攀比。“不是攀比存钱，而是花钱！”“他能花我也能花！”“你买个溜冰鞋四百，我就五百！”下班后互相请吃饭，请打台球，请上网吧。一个月下来，存不了几个钱。而二十六岁后，男工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便要想法子去多挣钱。
对男工的管理，可用极简极粗暴的方式；但对女工，则要提供一系列温情色调的服务。因为年轻女孩的选择机会比男孩多得多。一旦进了工厂，便要千方百计留住。“换宿舍？”“换！”“请假？”“请！”
在阿彪看来，男工更好管。“他们要是调皮，我可以震得住！”“大吼一声，想做做，不想做走人，准保管用！”而女工，“一会儿撒泼，一会儿撒娇，很难管哦。”
第三周时，我去B404找曾莉莉。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正在上铺绣十字绣，长手长脚似要把铁架床撑爆。她应来没多久——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像话，洗得清汤寡水几近透明，坍塌在皮肉上；昏黄的灯光下，乳房自由散漫；粗黑手指拽着针线一上一下，像个山顶洞人。
“你是曾莉莉的老师？”“啊？不是哦。”她喘了口长气，一股闷恹之气，再次低头盯视白布。曾莉莉的床也是上铺，木板上铺了层薄垫子，被子也薄，用块花布挡住床侧的玻璃窗。床上也没有挂帘子，像敞开的山洞袒露内里。原来在工厂，隐蔽和羞涩也需要购买。
下楼时，迎面碰到了穿便装的曾莉莉，她和张丽在一起（她的新宿友）。两个女孩一见我，高兴地跳起来。问她们上班累不累，女孩们异口同声地拖着长音：“累——！”那么亮的声音里，有一层金属光泽。她们叽叽喳喳说车间里的事，东一嘴西一嘴，激动得面孔都白了。
她们说人下班后虽然回到了宿舍，可神经依旧亢奋，还在敏锐地搜索信息；她们说耳畔还在持续嘤嗡；她们说身体在车间的金属丛林里一寸寸硬起来，从头到颈到肩到脚；她们说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战役，每一块骨头每一缕肌肉都在喊疼；她们说双脚固定着，但手指却异常忙碌，到晚上睡觉，手臂不能弯曲，一定要平摊着放，弯一下都觉得累；她们说眼酸是一周后的症状，要不断闭眼、揉眼、点眼药水，才能慢慢恢复；她们说连食欲都迟钝了。嘴巴、牙齿异常疲惫，没有力气对付肉蛋菜，只想喝水。
曾莉莉像宣誓般一字一句道：“我一定要站得平平稳稳，不能左斜右靠！”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臀部：“要不然，两边会不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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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工的身体已变形：什么都在——四肢、手指、脚趾，都好好的，只是形状发生了异变。这已成为女生们毛骨悚然的热门话题。
学校的舞蹈老师总强调体型，让她们劈叉下腰，盯着镜子看；而车间生活却如把细沙，日复一日，将工人的神经触觉全都磨钝，让他们疲惫懈怠后，甚至影响到细胞的棱角。在舞蹈老师眼中，身体是用来展现优美的，要像岩石雕刻般有形；而在电子厂，身体是为了配合机器干活的，是可随意替换的物件。
“我可不敢那样啊！”“舞蹈课的作业就是跳舞，如果身体变形，考试就完蛋了！”
也许，女生们这样节制，不仅仅为了作业，更出于爱美的本心。
可张丽说，站了几天，感觉身体已变得僵硬，不能像在学校时那样弯腰了。那时，她们的腰如新鲜的麦芽糖般柔软纤韧，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
她们担忧，如果三个月后，腰硬得像花岗岩，她们那“前凸后翘”“身材好极了”的舞蹈老师一定会骂死她们。
一个月后的周六傍晚，我想约曾莉莉吃宵夜。开门的正是她。一抬眼，我又看到了那位上铺的大妈，依旧埋头绣着十字绣；床依旧赤裸，依旧没有搭帘子。我惊诧极了——好像这间宿舍被定格住，一直感到没有改。仿佛从这间屋子望出去，一万间一亿间一模一样的房子里，坐着一亿个一模一样的枯干女工，在下她们人生的最后赌注。
曾莉莉很抱歉不能和我一起去宵夜：老班规定晚上要“查寝”。
“九点要是不在寝室，事情就大了。”
曾莉莉已慢慢适应了车间生活，但对车间外的生活却心惊胆战。她说同宿舍的女孩周日到市场玩，被人“拍”了一下（下了迷药），不仅把银行卡掏了出来，还说出了密码，六千多被取走后，很长时间都没醒来。醒来后，也什么都不记得。
事实上，学生们来到工厂路这件事非常怪诞——她们是被弹弓一下子射到这里的。没有哪个学生能说出樟木头镇的全貌。存在于她们头脑的这个工业小镇不过是一条路——就是工厂路。
如今，她们更不敢去镇上了。下了夜班，在厂门口买个鸡蛋饼，乘着夜色逃回，钻进被窝慢慢咀嚼，一天也就打发了。她们害怕街道上的每一个行人，不知谁手里拿着迷药。她们总是结伴而行。她们不敢坐摩托车，不知道公交车路线，更不敢打出租车。她们只去过市场一次——路缝里呲着草，垃圾堆上塑料饭盒振翅欲飞，热辣的阳光抽去了人和物的实质，让路是白的，房子是白的，天是白的，人是白的。
正说着话，严美兰旋风般跑进来，用家乡话急促地吼，语气激烈。然后，曾莉莉和杨丽触电般尖叫：“啊！”继而旋风般开始披衣服。
原来，周六晚八点要到兵乓球室开会，她们全都忘了——而现在已八点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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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飞快地滑下楼梯，如腾云插翅般轻快。我跟在后面，浑身紧张，生怕踩错楼梯。
飞出楼，穿过宿管办公室，到达乒乓球室时，门口已聚起一堆人，正交头接耳。老班将人群分成两排，自己站在中间，俊气的脸因疲惫而坍塌，浮肿甚至把嘴巴和下巴都泡发了，泡化了，几乎看不出肯定的眉眼。他扯着家乡话，如京剧老生那般用抖抖的指头数落着，嘶喊着，在高分贝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缕噪音。
“你们……”“不要……”“不能……”“否则……”
那声音如鼓点似疾雨，直敲得人眼花缭乱。老班像患了癫痫症，完全控制不了词语，更控制不了词语中的情绪。
曾莉莉像被霜打，整个人都蔫了，脸上显出浅度的恶心。她甚为羞愧，忍无可忍，最终直言不讳：“我越来越烦他了！”
曾经“人见人爱”的老班彻底变了，一点也不像在学校时那样。他变得总是训斥学生，甚至将训斥视为习惯——若学生流失太多，他的提成会变少，也难以向校长交代。所以在饭堂，看到男生试图鼓动女生回校时，他触电般跳起，刷拉板起脸，即刻就开骂。
“懒得听他说话哦”“饭菜都变了味道哦”，女生理解男生为什么想造反想回家——累得浑身疼——那种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直接蹭在砂布上，一动就触电般得疼。
● ● ●
老班训完话后，学生们并不解散，反而将劳务公司的代表（穿棕色西装的男人）团团围住，不断发问。
“你说的两千九，怎么又变卦了？”
棕西装反问：“你不吃饭吗？你不交社保吗？这些钱都要扣啊！”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清楚？”
“吃饭交钱还要说吗？”
“我这个月每天都加班，能拿多少？”
棕西装沉吟：“两千五吧！”
“嘘——！”一片哗然。
学生们的意思不是说要纠缠那两千九，而是——劳务公司原本许诺了这么多，却没说要扣饭钱和社保。工资虽然还没最后兑现，但车间的活太苦太累，学生们人心浮动，暗地里互相串联，商讨着如何逃走又不被抓住把柄。
学生对劳务公司的怨愤情绪越来越强，简直像啤酒泡般丰富，接近炸裂；而老班又不断向学生施压，甚而威胁。
有个黄发男生挺身而出，和棕西装吵了起来。男生的声调越来越激越，两眼眦裂，五官都扭到了脸外，头发根根竖起，脸上充满粗野，眼冒凶光，不断把手伸向钥匙链——那里，挂着把小匕首。而棕西装像被戳到痛处，弹簧般跳起，眼睛要爆出眼眶。
这时，从我和曾莉莉所站的位置看出去，视线中的老班原本仰着脸站在人群中，却突然转身，静默地迈着松垮大步，陡然消失——他溜掉了！像在心里已做出了某种判断，这个男人，丢下这个火爆戏台，自己走向出口。老班就这样辜负了大家。
那一刻，曾莉莉深深地看着那男人的背影，像要看到他的心脏。她仿佛已看透了那些隐蔽行为，那么漫天谎言，那么明暗交易。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曾莉莉突然拉起我的胳膊：“快走！快走！”她像兔子般飞奔，直窜到B栋楼下才松开手，大口喘气。
她瞪大眼：“刀！有刀！”
我说我看到了，是把小匕首。
女生惊魂未定：“男生们都憋着一团火，什么事都能发生，咱们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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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其实，这一群学生工中，已有两名男生逃了回去——当各种理由都遭拒后，他们采用了最原始的办法：不告而别。老班感到惊骇，是因为他从来不曾把这些学生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把他们看成是“小于一”的孩子。
我问曾莉莉：“你们也想走吗？”
她一脸惊骇，连忙摆手：“不走不走！”“一定要坚持到结束！”她告诉我，若提前返校，“学校虽然不会开除你，但会暗中整你，会整得你很难受，还不如在这里干下去！”现在，曾莉莉目标明确：再坚持两个月，安全返校，安全毕业。同时——臀部不能变形，不能让那里失形松坠——所以她在拉线前操作时从不驼背，脊椎似钢制般挺立。
曾莉莉叹了口气。那气极轻极弱，如细细的一缕烟云在我的耳膜擦过。
“你别叹气，你还是个孩子，叹气是大人的事。”我安慰她。
她立刻反驳：“谁是孩子！我都十七了！”然后，又绽开一个十七岁无心无肺的笑。而我清晰地听见青春的花叶在她身上缩卷枯萎的声响。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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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尸 | 形婚 | 鬼妻 | 外孙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女神 | 农民 | 非洲 | 何黛 | 切尔诺贝利
毕节 | 反诗 | 木匠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最后的游牧
行脚僧 | 北京地铁 | 高山下的花环 | “下只角”的哀怨
华莱士 | 创业领袖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褚时健 | 十年浩劫 | 张海超托孤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口水军团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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