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世上只多个独居房客
余老师看着我，手帕攥得紧紧的，我抬头盯住医生的眼睛，说道：“我听说，你们医院最近动手术，把一个病人弄瘫痪了。”
在上海租房，我和一个七十来岁的本地老太太，隔墙而居了三年半。回想起那三年的租房经历，首先想起的，就是那股香烟味。
2010年6月的一个黄昏，我拖着黏沉的身体回到出租屋。
开了大门，只见过道旁的那扇浅绿色木门半敞着，一股闷闷的香烟味从房间的深处流了出来，屋里的电视声放得很响。我没抬眼，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躺倒在床上。
我和男友易全来浦东看这间房时，还是春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公房，楼道的天窗上爬满了蜘蛛网。进门是一条三米左右的过道，两旁各安了水池和灶台，中间还放了一块短木板用来切菜搁锅，算作公用。左手边是一个套间，一扇浅绿色旧木门紧锁着，中介说，里面也是租户，一个上海老太太。
我们租下走道尽头的房间还没几天，易全就开始长期出差。他走后，我不敢睡觉，夜里和他视频，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虽然很多次想像一个人生活的画面，但真实的感受还是让我鼻子发酸。
躺在床上，天色暗了，屋外的油锅下了菜，“嗞啦啦”地响。肉香钻进鼻孔里，我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上海的夏夜，一个短胖的老太太在走道上，站在属于她那边的水池前，定定地看着窗外。听到开门声，她方框眼镜下的圆脸立刻对我挤出了笑容：“妹妹，做饭了。”
老太太年纪和我外婆差不多，说普通话，带上海腔。好在我已习惯了上海特色的称谓。
“煮点面，您呢？”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称呼。
“我也吃面。太热了，懒得烦。”
“一个人做什么都吃不完。”这话说完我就有点后悔，老太太也是一个人租房，我赶紧换了话题，“之前一直没见您。”
“肺炎老不好，在儿子家住了几个月。”
有儿子还出来租房？我心里想着，口中却问道：“您贵姓啊？”
“我姓余，多余的余，你叫我余老师就好。你呢？”
“我姓李。”
“小李，我去吃面了，你慢慢做，回见。”
余老师总比我回得晚，她常在我淘米洗菜时，大口喘着气，开门进来。
她胖，不高，身形像个大梨，脸型像个小梨。进了门，她得靠墙站一会儿，等缓过气来，再哆哆嗦嗦掏出钥匙找锁眼儿。我跟她打过招呼，就赶紧低头忙活，装作没看见她开门时的样子。
余老师得歇上好一阵才会从房间里出来，我俩就边做饭边聊天儿。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很多事，比如：“我下午去朋友家打牌，赢了几块钱”；“我今年七十四了，有糖尿病，好多年了”；“我退休前在市区的一所小学教数学……”而我也告诉她，自己老家在云南的一个边陲县城，在上海读完了研究生，工作是图书编辑，男朋友易全是IT民工，等等。
余老师要教我上海话，可我老学不会。有时夜里晚归，一进门，就听她在屋里大声问：“侬回来了？”我还是用普通话答：“诶，回来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我被她烧糊的奶锅吓过两次，赶紧给她买了一个带笑脸的定时器。到了冬天，我迷上了做豆浆，豆浆机的最小容量，刚好是她一杯，我一杯。
每天夜里十点左右，我敲敲她的房门，过一会儿，余老师就拿着一个大水杯出来。她握住过滤网兜的小柄，我往滤网里倒豆浆，我俩的眼镜上都蒙上了一层水汽。
豆浆下杯有些烫，她猛地缩手，我赶紧停下，她忙说：“没事没事。”我就着那热气啜了一小口，她看着我笑，说道：“等放凉了再喝啊。”
喝完豆浆，我们出来洗漱，两个人都不说话。等慢腾腾地刷完牙，再互道一声晚安。
2011年春节过后，余老师从香港回来了，她在那边待了三个月。
余老师的女儿早年嫁到香港，难得回上海，近几年老太太就常去香港过圣诞节。“香港政府老好呃，”就成了她的口头禅，“每个公民发了几千块钞票，福利伐要忒好哦，工资老高呃，讲民主。”
可她只能去香港探亲，没法获得香港市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这些福利。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常去香港，每三个月回来重办探亲证就好了呀。”她叹了一口气：“个的(这边)医保么（没）办法转。”
那个周末，我去了朋友家，易全回到了上海。我夜里十一点一进屋，易全就给我说余老师突发肠胃炎，他把老人送到最近的医院里去了，办好手续，等她儿子到了才回来。
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一问了才知道，余老师的儿子到了医院，嫌易全送的医院不好——“侬应该往大医院送。”
上海人管儿子叫“nizi”，余老师的儿子还真算是个“逆子”。我常听老太太提起，早年儿子买房，做父母的给了他四十万。后来余老师家拆迁，算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补贴不多，老伴儿却在这时候查出了癌症，他们也就顾不上买新房子了。
余老师就住在黄浦区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每天跑医院，拖了三年，老伴走了，上海房价也翻了一番。那时候她还是可以贷款的，只是不了解政策，等她醒过来就已经过了七十岁。如果那时候儿子帮帮她，她也应该能咬咬牙买一个单套，不至于现在还在租房。
余老师的儿子一直不愿意结婚，和一个没工作的福建女人同居了多年，五十岁的时候有了孩子，突然就有了结婚的打算。余老师不赞成：“侬都嘎大岁数了，结婚做啥子！”儿子还是要结。
一个周末，余老师的儿子跑到母亲的出租屋，为老婆讨钱买金首饰。余老师死活不肯给，我就听到隔壁“乒里乓啷”砸东西的声音，老太太急促地吼叫着，男人粗着嗓用沪语嚷骂着，闹了大半天，最后他把母亲的钥匙和社保卡都拿走了。
余老师说，儿子是要“软禁”她，不让她出门。
余老师和儿子的冷战，一直到孙子会走路了才结束。她去儿子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媳妇帮（和）外婆不让吾抱小宁（孩子），小宁么倒欢喜吾，跑到房间里厢扯牢吾裤脚管（跑到房间来拉我的裤腿）。”老太太说着说着，声音就有点哽咽。我安慰她：“血浓于水，他知道您是奶奶。”余老师点点头，灰白的短发散乱着，在耳边轻轻晃动。
十月的那几天，余老师的女儿回来探亲，她陪母亲回了一趟宁波老家，又把上海周边的水乡也逛了一圈。
“晚上她不过来住吗？”见余老师一个人回来，我随口问道。
“住勒酒店，伊从来不住勒个的呃（住酒店去了，她从不住这里）。”我自觉多话了，余老师却接着说，“切饭阿来勒外头，切住才老讲究呃，不晓得做人家。老娘房子阿呒没住（吃饭也在外头，吃住老讲究的，不晓得节约，老妈都没房子住）。”说完，她又自言自语，“她心里怨吾。”
原来，余老师的女儿去香港前在银行工作，经亲戚介绍和现在的老公相亲，嫁到香港。一开始工作很好，待遇优厚。生下大女儿后，余老师不肯提早退休去香港带孙子，她只好辞职在家。女儿大了，工作职位也被人顶了，只好一直待家里。前几年又生了小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她就到地铁里做临时协管员，挣点零花钱。
“她老公呢？”
“在公司上班。阿么（也没）多少钞票。”
“对她好吗？”
“一直蛮好，工资卡才交到阿拉囡儿（我女儿）手里厢，每个号头（月）只要一眼（点）零用铜钿（零花钱）”我心想，这位香港女婿倒很有上海特色。
“伊拉来勒（他们在）市区有一套两居室，地段老好呃，到啥地方都方便，就是小。”余老师的语气骤然低落了下来。
在城市里，人和人之间微妙的距离感，早已被驯化得很得体。它及时地跳了出来，制止了我的好奇心。
人老独居尚且能忍受，可腰痛却不能，余老师的腰把她害苦了。
整个夏秋季节，我都听到她在抱怨。老太太除了去医院做理疗、拿药，基本都憋在家里。我下班早归，就去菜场帮她捎菜，她喜欢吃大排，晚了就买不到好肉。
无论我晚上几点到家，余老师都会迎到门口：“侬终于回来了，我一个人闷死忒了。”
每天早晚，我帮她换膏贴。解开她的大腰带，汗水把几层白肉都浸透了。最难熬的是痛，有时候，她痛得整天要躺在床上。屋里没什么吃的，我就在晚上烧好一锅五鲜汤，盛出大半给她，够她吃两三顿的。
余老师的腰带换了好几副，膏药也试了好几种，就连医院也换了几家，可腰病还是不见好转。
秋雨淅淅沥沥，天气一天天凉下来。我们楼下有人家办丧事，敲打念咒声和着雨声传上楼，让她连着几天都睡不好，于是就更急切地想动手术了。
上海三甲医院的手术费不低，她还能承受，可术后要卧床一个月，谁来服侍她呢？余老师一说起这个，眼圈就红红的，我建议她去找儿子，她摇摇头。
一天傍晚，我进门就看见余老师倚在门边，精神不错。她把一张报纸递给我，指着上面说：“明朝（明天）吾到这家医院看看，来事的闲话（合适的话），就动手术。”我一看，就觉得是那种医托塞给病人的广告报纸。
“只要两万块，三天好下床，一个礼拜就好出医院。”余老师的声音里满是期待。我把刚到嘴边的“骗子”俩字生生咽了下去，顿了顿说：“我明天陪您去吧。”
到了医院，我们前面排了十来个号。我往诊室里瞄了一眼，是一个瘦脸尖腮的中年男医生，门牌上写着“田XX”。找个椅子安顿好了余老师，我就独自到楼上的住院部去“打探”情况。
住院部只有三四间病房开着门，每间大概只有一两个人。我探头朝房里张望，走廊那头的一个白大褂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做贼心虚”，赶紧转身，正好有一个病房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一个女人背对着我坐在窗前，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床边。我抱歉地笑笑，说自己是陪家人来看病的，想先来了解一下住院情况。
“来看什么病？”男人是安徽口音。
“腰椎间盘突出，你们呢？”
“也一样，动了手术。”
“怎么样？”我问。
“喏，站不起来了。”男人指指窗边一动不动的女人。我这才看清女人是坐在轮椅上，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动手术的医生，姓田。”男人主动说。
“就是那个脸瘦瘦的男医生？”我差点跳起来。
“嗯。就是他。”
下到三楼，余老师正在找我，我凑近她耳边说：“楼上有人动手术瘫痪了。”她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正好叫到她的号了，余老师腿都抖了起来，她连问：“哪能办（怎么办），哪能办，还要伐（不）要看？”“别怕，有我呢。”我说着，就把她的小挎包背在肩上，扶她进了诊室。
坐在对面的田医生，大概五十多岁，瘦，脸像颗干枣子。余老师开始诉说自己的病况，我看她手往下滑，就从包里拿出手帕递给她。“真孝顺，你是她孙女？”田医生笑着说。我愣了一下，余老师笑着看了我一眼，说道：“伊是吾外生囡儿（外孙女）。”
医生建议她尽快做手术。余老师看着我，手帕攥得紧紧的，我抬头盯住医生的眼睛，说道：“我听说，你们医院最近动手术，把一个病人弄瘫痪了。”那张干枣脸上，顿时闪过一个奇怪的表情，继而嘴里爆出一串大笑：“怎么可能！如果有，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心里一阵恶心。
下了楼，我把刚才遇到中年夫妇的事告诉了她，余老师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
医院旁边很空旷，秋风卷起旁边工地上的沙石，让人不敢睁大眼睛。余老师裹在厚重的冬衣里，显得很瘦小，我给她买了包子她也不吃，一路揣在怀里。
从去年夏末，我和易全就开始看房，最后在杨浦买了一套二手房，打算年前就搬过去。
早先我们一直瞒着余老师，年后才告诉她。知道了这个消息，她说：“浦西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去年冬天，房东就已经下过逐客令，只是因为余老师的腰病，才“宽限”到开春。余老师已经和房东说好了，九月份就会搬走。
房东夫妇来收房租时，我代余老师求情，房东太太端着手不说话，先生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我们不想让她住，原先我也和她说好了，要住多久都行。只是我们怕她儿子，上回他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骂我，怪我租房子给他妈，我还和他大吵了一架。”
这里住不成，余老师就想在附近找房子，可中介一听说她是一个人，连房都不愿意带她看。
“怎么不去养老院呢？”我问。余老师说，好的根本进不去，坏的更是进不得，“坐牢还要交钞票，戆大（蠢）！”她说道。
拖到三月底，余老师决定去住女儿过去单位分的那间宿舍。那宿舍离我单位不远，一天午休，我陪她去看要怎么装修。
我们拐进一条巷子，来到一栋砖木结构的老居民楼，外墙是新漆的。余老师上前敲门，过了好一会，一个穿黑绸镶亮片连衣裙的胖女人，才趿着缎面拖鞋从屋里出来。她款款倚在门边，把嘴里叼着的烟夹到指间，咧开涂得血红的嘴唇说道：“余老师，吾还以为侬上午来。”瞥了我一眼，她又问“侬亲戚啊？”余老师说，是外甥女。
打麻将三缺一，屋里的牌搭子们敲着桌子催促，女人回头嫣然一笑，满头的长卷像铜管风铃般乱颤：“倷自家（你们自己）上楼，吾就伐陪倷勒（我就不陪你了）。留勒还切夜饭（留下吃晚饭）。”
我跟在余老师背后上三楼。那楼道本来就窄，木台阶年久失修，凹凸不平，再加上陡斜，我攀着扶手上去都有点吃力，余老师的身体，更是摇摇欲坠。我一边提醒她要注意脚下，一边当心不要碰到那些挂在墙上的杂物和楼道灶台上的几只锅子。
到了三楼的房间，余老师拉亮门边的白炽灯，打开门，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漫天漫地都是灰尘。摆了衣柜、电视柜、几个纸箱子、镜子以后，就再也塞不进什么东西了。这个房间朝北有两扇窗户，窗外一米左右就是邻楼墙面，两边伸手就能碰到。
余老师的丈夫住院那几年，她除了每天去医院陪护，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余老师忽然出声：“小李，侬看看交个的（这里）是伐（不）是漏水勒？”我戴上眼镜一看，那半面顶墙果然都有浸水的印迹。
余老师满脸愁容：“这只衣柜老好呃，但要丢掉，沙发也摆不下，坐勒哪里，吾的嘎西多么子（这些东西）怎么放呢，还得留出一个角落安个电动抽水马桶，吾到啥地方汰浴（洗澡）呢？”“我最近在看二手房装修，可以顺便帮您设计。洗澡可以去外面找地方吧。”听了我的话，余老师默不作声，点点头。
余老师的小宿舍，装修就花了两个月。
装修师傅是“风铃女人”介绍的，他出来接私活，江苏人。他把一半工钱和材料费拿到手，就老不接电话，好容易通上话，还找借口一拖再拖。甚至没打声招呼，就把房间里的旧空调拆下来拿走了，余老师又急又气。
终于余老师可以看房了。推开新漆的木门，隔着口罩我都能闻到一股浓重的装修味。装修师傅姗姗来迟，只关心什么时候结清余款，我说：“先留两千尾款，住进来一个月以后再结。屋顶的防水层看不清什么材料，要保修；抽水马桶前边的挡水条，得把边角磨圆了；壁柜有一个有点关不上，要修，还得安上把手；门口的灯换成声控，还有门口灶台那几个插座，太高了，踮着脚够都吃力。”
听我编排了一通，装修师傅往墙角吐了口唾沫，说道：“材料费还差点呢！”我斜眼看他：“卖空调的钱还不够？”
出了门，余老师就硬要拉我打车去吃点心，她说是她和朋友吃茶的老地方。那天余老师穿了一件深绿色连帽衫，是她女儿“下放”的，到了地方她没看菜单，点了六七种小吃。
“才是阿拉（都是我们）一直切额（吃的），侬才尝尝看。”那天余老师说了很多话，身子斜靠在沙发上，一直笑着看我，“辰光还早，阿拉多坐忒一歇再转去（我们多坐会儿再回去）。”说完，她又点了一份凤爪和蟹粉小笼。
夏天来了。余老师的女儿知道母亲要搬到自己那间宿舍去住，死活不同意，老太太只好再早出晚归出去找房子。
八月初的时候，她终于租到房子了。多亏了一个朋友的女儿陪她去看房，她们撒谎，说是两个人一起住才租到的。八月底，我回云南待产；九月，余老师就搬到了新住处。
生了孩子以后，我给余老师打了个电话，她的笑声听起来很精神。
“等回了上海，有机会我去看你”我说。余老师笑着说道：“还是吾去看侬搭（你和）宝宝。”
挂电话前，我特地用上海话说了声，再会。
余老师曾经告诉我：“讲再会，就会的马上再碰面额。”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再见过面了。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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