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内斗这次闹到了非洲
在乌干达的一个偏远乡村，一名当地律师问：这些以“C”（China)开头的企业，听说都是中国国企，为什么也会抢项目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自述
过去四年，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凉爽怡人的基加利……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
2015年2月末到3月，我穿梭于金沙萨，探访世界著名矿业之都卢本巴希，然后，从卢旺达再次进入刚果金东部城市勾马。
此文为《刚果金的红与黑》连载第三篇。
刚果金的红与黑
勾马以北600公里，自2009年开始，一群湖南农民组成的淘金“国际纵队”冲进布尼亚雨林，24小时不停息地在采金船上卖命。
和湖南采金工淘金的布尼亚市相比，被火山和战争威胁的勾马宛如天堂。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06年发布的报告《黄金的诅咒》，在布尼亚所属伊图里地区，当地武装组织为了控制金矿和贸易路线，肆意杀害当地居民。自1998年以来，在这里，赫马人与冷杜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导致六万多人丧失， 而且还伴随着有组织的强奸、谋杀以及“当面嗜食人肉”。
2005年3月，联合国驻布尼亚维和部队发布报告， 一些部落反叛武装人员用烤架烤食人类的尸体，甚至用沸水来煮活人。 据一位名叫扎伊纳波·阿尔法尼的妇女讲述，2003年6月，叛军曾经当着她的面，将她两个女儿煮熟，然后吃掉。
至今，绑架仍是家常便饭，“经常的事。”蔡今生说，他记不清自己所在的熊猫公司营地被抢过多少回。但是，当提到2013年9月被叛军伏击时，他咽了下一口水，说，那是“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
湖南人将淘金的工作分为“跑船上”和“跑岸上”。蔡今生跑岸上，船上的人把金沙交给他，然后拉回到营地里洗。这中间隔着大概十公里的临时山路，路旁矮树密布。
9月的一天，车子载着三名中国工人、一名当地警察兼司机，带着一百克左右的金砂。刚上路，进入一片矮树丛时，
“没有防备，直接开枪，朝着挡风玻璃开枪。”蔡今生说，“‘嘭’得一下。”一块玻璃碎片溅入他的额头。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进来。
“（把车）打停了，‘手举起来，赶快把手举起来’，（让我们）把钱和手机都给他们。” 混乱中，中国采金工人下车。
“整个把你围住。也没有具体的人指挥，十条枪，都是在乱开枪。”
抢劫者继续开枪，一边喊，“趴下，赶紧趴下。”一边掠走手机、现金和金砂。
“走的时候，还对着地上开枪。”
起身后，他才发现，右手踝被流弹击中。福建同事已经去世。“中枪啦。就坐在我边上。很小，来了才两个多月。”
“福建哪的人？”我问。
“具体哪里人不知道。哪里会问啊？不会问。（尸体）在金沙萨烧的。”
在这条十公里的临时便道上，一年之内，中国采金者被枪三次。蔡今生很愤恨，“你搞得赢他？他摸熟你的情况，占你的上风，他才会来。 ”
作为使馆官员，陈燕彬参与料理福建年轻人的后事，从那时起，这群中国采金者才进入中国官方的视线。陈燕彬说，“据说那边现在有两三百人。”中国大使馆也并没有准确数据，因为“好多都是从乌干达偷渡过来的。”
2009年，华裔法国人王彬在布尼亚成立法金公司，招募了一批来自湖南浏阳的采金工，中国人自此接踵而至。
湖南浏阳市临近首府长沙，素以“花炮之乡”享誉世界。但下辖的官桥、镇头两镇地处偏僻，老乡们的吃饭本事是制造淘金船，然后满世界找金子。
蔡今生就来自官桥。“像我们那边的年轻人，基本都知道这个技术。”他对本乡的河流采金技术很自信。
官桥镇的淘金史可追溯到1982年，最初，村民用木制的淘金盆在家门口淘洗金砂，后来升级到淘金船。据当地媒体报道，鼎盛时期，“5公里河段挤着80多艘淘金船”。现在，制造淘金船也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远销韩国。
不过，本乡本土的金子很快被淘干净，他们像“浏阳烟花”一样开始了全球化的步伐。“基本上，非洲国家，（非洲）哪条河里有没有金子。（官桥和镇头人）都知道。”
在2012年9月来布尼亚之前，蔡今生还在菲律宾待了一年。
“你来这里之前，不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我问。
“那怎么不知道。早七八年，我们那的人都往这边跑。”但是，金钱诱惑难敌。他透露，自己在刚果金的年薪约20万。“20万人民币。像我们这种学历，搞这么多，在国内也是不容易。”
“风险是大一点，”蔡今生继续解释，“在这里赚的钱，赚一点就留着了。不像在国内，赚十万，个人花销都是四五万。” 这貌似是笔精明生意。你休想在丛林里买点什么。买包烟，你也得驱车三个小时去布尼亚，“这边赚钱，确实没有花销。”
而且，河道采金也非重体力活。“上班挺轻松，坐着上班，用挖斗挖。坐着操作不用力气。” 他说，“我们现在两条船。一条船上四个人，四班倒。” 船上八个人，岸上还有四五个。
两年时间内，蔡今生经手过三个营地，最危险的一次，“离（叛军）几十公里。”
“中国人，抢的抢，打的打，死了几个人。重伤的都好几个，都送回去了。”他语气时有悲伤。
叛军和刚果金政府平分了他对刚果金的仇恨。“恨死了这个政府。手续齐，他（也会）随便找你的麻烦。不需要很多理由，肯定要给钱。”
和我告别时，蔡今生很严肃地希望我向中国官方转达，“这个国家，不需要扶助、援助他们。这帮人，老百姓不做事，根本不干活。就望着你们支援一点。”
湖南人之后，在2013年，“上林这边的人，听到风声就过来了。”陈燕彬说。
2012年前，加纳吸引了上万名广西上林采金工。
到了2013年，加纳政府却认为，外国人非法采金破坏了森林和水源，严重影响加纳人的正常生活。随后，大批上林人被驱逐。这几乎引发中国与加纳之间的外交危机。
部分被驱逐的上林人不甘心回国，辗转多国，进入布尼亚。两支淘金“国际纵队”在此相遇。
在中国，上林和浏阳相隔一千五百公里，两者出国淘金轨迹大致相同，不过，在非洲，由于技术差异——浏阳人在河流上靠采金船作业，而上林人则在岸上使用挖掘机，他们倒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认为投资太大。”蔡今生说，“他们的投资，一件设备，要几百万。像我们一条船，也就一百万。” 但是，技术差异凑成了中国人之间罕见的合作。“他们没有矿，现在和我们合作，就挂靠在我们公司。他们搞岸上，我们搞河里。他不出钱，交（黄金）比例。”
上林人到来后，中国大使馆也嗅到“加纳事件”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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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9日中午，30名布尼亚执法者平静走进营地，将上林人和浏阳人包围。和以往不同，贪婪执法者没有索贿。这倒让中国人更加恐惧。
中国采金者被送到布尼亚市。“把我们先抓到镇里。往市里一送。”蔡今生说。他们浑然不觉，关押期间，骇人的消息正在外面散播——在布尼亚市的大街小巷，政府控制的广播不停播放，拘禁中国人，因为他们向叛军提供资金。
很难判断，这究竟是种谈判策略，还是宣泄对中国人的情绪。“他们（布尼亚官员）要几十万美金。”熊猫公司里的另一位刚果金员工说。他以翻译身份参与了营救矿工的谈判。
总之，“搞了六到七天，又放回去了。”对此，熊猫公司所付的代价不菲——“至少付了好几万（美金）。”但翻译不愿透露具体金额。
回去后，蔡今生只在营地待了两天。2月16日，“他们要我们要去基桑加尼（东方省首府），说去登记下”，布尼亚到首府，一路颠簸十三个小时，“可到了就不能走了。”
在基桑加尼，蔡今生还碰到9名湖南同乡——法金公司的员工。他们和30名熊猫公司的采金者一同失去自由。
所有人觉得，这下麻烦大了。“说工人被抓了。”陈燕彬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王斌，法金公司老板。“我说，‘你工人被抓，你到金沙萨来处理一下’。他说，‘我现在要回法国。’”
因担心自身安全，王斌离开刚果金。
中国矿工甚至惊动了刚果金总统卡比拉。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亲自过问调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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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7日，除夕前一天， 刚果金政府紧急调动一架军用飞机，将39名矿工从基桑加尼转移至金沙萨。下机后，他们立即被遣送至刚果河畔的一栋红色大楼——刚果金国家安全部总部。
除夕当晚，陈燕彬第一次见到这些浏阳人和上林人，他还带着饺子。之前，矿工抱怨被安全部“虐待”——一名工人用藏匿的手机给陈燕彬打了个电话，“饿得头晕眼花”。陈燕彬解释，“（安全部）中午就把两个盒饭给你，相当于一天的饭都给了。矿工饭量比较大，一顿就吃了。晚上没得吃。”
吃饭问题在外交干预后立竿见影，安全部接受了“给他们加一餐”的要求。通过官方渠道，中国大使馆也了解到，“整个行动的说法是，要他们过来接受调查，涉及到非法采金。”
这与中国人的说辞相背，“他们两家公司都在说，东方省有人搞他们。”陈燕彬说。
作为熊猫公司员工，蔡金生说，“（东方省）省长是法国人。（省长）提个无理的要求， 要拿干股，我们没有同意。（所以他要）整我们。那（钱）就不是一点点，我们就没谈拢。”
陈燕彬反驳，“如果你们公司证件齐全，也不会有人抓你。而且，（王斌）你跑什么呢？” 而接近案件的人士也透露，从一开始，布尼亚的中国采金者就生存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首要问题是中国人采金方式的合法性。刚果金规定，外国投资者只能投资机械采金。“他们在那边采金， 采的是河沙，这个到底属于机械采金，还是手工采金？
此外，上林人把工人挂靠到陈成公司（熊猫）下。在陈燕彬看来，“挂靠”也是在打“擦边球”。“刚果金的人，明确给我说，90％的人拿的旅游签证，而且好多都是从乌干达偷渡过来的。”
“如果说他们在这采金，刚方是欢迎的。但是你们得符合他们国家的规矩，首先不能偷税漏税，第二尊重黄金销售的渠道。但是这两个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偷税漏税；黄金的销售渠道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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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人怀疑，他们和东部叛军有关系。中国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但是叛军来骚扰你，你塞点钱，应付过去，这在对方眼里看来，就是支持。对他们来说，你把钱给了叛军，叛军去买了枪，打政府，不就是通敌了吗？”
自王斌2009年进入布尼亚，中国采金者在此“灰色生存”已达6年之久，为何在2015年春节前，矛盾突然升级，以至卡比拉总统过问？
“公司之间互相诬告，因为这两家公司有矛盾。”上述接近案件的人士说。这也可以解释，布尼亚有11家中国采金公司，唯独法金和熊猫公司的员工被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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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公司老板王斌，40岁，是金沙萨华人圈最知名的人物之一。1996年，王斌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现在还担任着该校法国校友会会长。2001年追随女朋友移居法国，后入籍。
王斌早期在法国回收旧电视、电脑等电子垃圾，淘到第一桶金。
一名曾与王斌往来密切的荷兰商人曾彬透露， “大量留学生发现废旧金属的机会，市场迅速烂掉。”
后来，王斌趁势将生意转移到非洲法语区国家。2010年1月，王斌在一篇专访里解释过原委，“2005年，我把公司的办公地点搬到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搬到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金三角’，这周围非富即贵，是个黄金社交圈。”
“我结识了许多非洲官员，为此后在非洲取得矿权并开展进一步的开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曾彬也证实，“他（王彬）后来将事业起步确定在喀麦隆，因为他在巴黎认识一批高官后代，他们介绍进入砂金市场。”
在喀麦隆打开局面后，王斌进入布尼亚的砂金市场。法金公司的员工再次一度达两百人。“我在国内采购了15条采金船，以自己开采的方式来运作。”王当时接受采访时透露，“现在每天产出为2到3公斤黄金。这也是我现在投资其他矿产资源的主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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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进入国内媒体的视线，缘于“中非希望工程”丑闻。2011年，这个项目宣称，将在非洲捐资20亿人民币，10年内建立一百所希望小学。随后， 发起人被揭露“充当政商中介角色，并从中赚取报酬”。
据媒体报道，作为“中非希望工程”的共同主席，王斌认捐1500万元。他曾对上海《东方今报》记者表示， 媒体对“中非希望工程”的报道，他觉得并不公平。“如果每个人都要被翻个底朝天，那将来还有谁敢捐款？”
很快，在布尼亚的河流上，王遇到了竞争对手——比他更年轻的湖南岳阳人陈成。据金沙萨与陈成相识的中国人透露，他34岁左右，最早为三一重工公司派驻金沙萨的销售员。
由于工作缘故，陈成开始接触到布尼亚的湖南采金者后，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行当虽然危险，利润远超挖掘机销售。“后来从金沙萨消失了。”陈成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去了布尼亚。
陈成温和却不遮掩锋芒。我在数度采访他的员工后。他找到我，在电话里，笑着说：“有什么事直接找我。”
王斌也不得不直面陈成的挑战。“像法金，整个公司都有一百五六十人。现在没那么多人，几个地方都停产了。”蔡今生认为“是法金公司的管理出了问题。”而法金公司的湖南员工，有不少人后来也去投靠了陈成。
双方采用同样的工艺，“都是在河里挖”。这很快造成了紧张——“这就引起一个老公司和新公司抢占资源的矛盾。”陈燕斌解释。
中国人之间的竞争走向失控。“公司之间互相诬告，给政府里的人赛钱，帮助自己打另外一家公司。”陈成说，“另外一家公司不服气，塞更多的钱。刚果人在这中间，两头吃，结果，全部被收拾。”
自2012年开始，我在赞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采访期间，每到一处，总能听到中国公司之间的互相指责。
有时，中国人之间的恶劣竞争让他们自己也觉得丢脸。不仅仅民营企业如此，国有企业同样没有道德羞耻感。
蒙内铁路（蒙巴萨到内罗毕）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为争夺蒙内项目，两家中国国企中国路桥和中国铁建，2014年4月，每天都当地主流媒体上轮流抹黑对手。
2014年6月，在乌干达的一个偏远乡村，一名当地律师问：这些以“C”（China)开头的企业，听说都是中国国企，为什么也会抢项目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当月，乌干达最知名的《独立》（The Independent）杂志, 封面报道是《80亿美元铁路合同乱象》，揭露中国港湾和中国土木为争夺铁路项目，竞赛式地贿赂乌干达官员。
直到2015年，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
2015年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秘鲁出席中资企业座谈会时表示，“企业一定要抱团出海，防止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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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刚果金也并未公布调查结果。员工被驱逐的惩罚并未发生，但着实难以估量，熊猫公司和法金公司为这次恶斗付出的成本。
显然，矿工只有更努力卖命才能弥补损失。
我在烟味充斥的房间采访蔡今生时，他接到了陈成的电话，“如果有航班，两天之后应该可以回了。”蔡今生对着手机说。
编辑：沈燕妮
① 当福建人遭遇刚果金，你卖给我还是我抢了你
② 堡垒挡不住AK47，AK47也挡不住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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