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钱的“人”
图 | CFP
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便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在十年前，也是夏天。
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去看看。
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秆秸，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
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一根烟，神情才略微有所缓和。我弯腰进到茅草屋里面，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 ● ●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个狭小的空间。
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有三张椅子那么大的地方。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秆垫着，头发散披着，看不见她的脸，一动不动；另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十来岁的样子。
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原来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我把饼干送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
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支退烧针。
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唯一一片干燥的地，家里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昨天那个夜晚，漫长、冰冷、大雨如注的夜晚？
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这次回去上坟，在墓园里，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
毫无疑问，那个老的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花白色，纠结在头上，垂过肩，胡须几乎遮住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地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但又看我们，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
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花）啊。不明白他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
我对身边的小女孩很感兴趣。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笑笑的，非常质朴可爱。
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便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当年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
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姐姐嫁到贵州去了。问为什么嫁那么远，她说她也不知道。
妹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短时间就回来了。因为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都说好了，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
现在他们父女俩住在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墓地里盖的房子老是塌，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蓄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
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
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户主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还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他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在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
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算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
他老婆春天死了，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得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
清道哥介绍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
年轻人说：“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哩（得）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说政府伺候哩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哩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哩很。村里给有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哩脏，衣裳多哩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等等。我默想着，如果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
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
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人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
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
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这样周到的帮助，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的。
本文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中国在梁庄》，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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