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苏北农村养女与她身后的四个家 | 人间
同样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于姐妹们各自的人生选择，她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
配图 | 《乔家的儿女》剧照
我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我念大三，王老师是那学期“创意写作”的任课老师。她课上热情，课下还鼓励同学们有好的小说可以交给她看。我随即给了她一篇自己的习作，王老师看后，不仅鼓励我，还邀请当地作家对我进行“一对一”地指导，让我受益匪浅，很是感动。渐渐地，课堂之外，我与她也有了更多交流。
王老师生于1970年，是跟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人。她出生在重男轻女的苏北农村，她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村养女成为文学教授，最终逃离了让自己没有安全感的囚笼，独当一面。也许正是她身上那股强大的能量，那股经历九死一生之后的豁然与达观，让同样从农村破碎家庭走出来的我备受鼓舞。
如今，她却选择重新回去，回到自己成长的根基上，用自己的坚韧与柔软向她身后的每一个家庭进行告白，这便是她故事的开始。
2021年8月底，王老师决定和丈夫徐老师回一趟便仓镇（位于盐城的中南部），将老宅打扫一下。此前她将这处房子无偿借给农村亲戚过渡一年，这一年，亲戚家的儿媳在这里生了二胎，在孩子将满周岁之际，新房装修完毕，一家人欢天喜地搬了出去。离开之前，他们将屋子打扫了一遍，但堂屋的瓷砖、卫生间的墙面、房屋的吊顶上，还是残留着不少苍蝇的尸体和星星点点的油污。
徐老师爱干净，无法容忍任何污渍，就用抹布一寸寸地擦拭。王老师看了心疼，她想，往后就算有人付大钱，自己也不会将这处房子借出去了。这房子的一砖一瓦、里外装修都是她和徐老师省吃俭用弄起来的，外人明白不了她倾注在这房子上的心血。
便仓的房子建于2008年。那时王老师的养父已经70岁，还住在两间风雨飘摇的房子里，如果再不给养父建房安度晚年，王老师知道这将成为她一辈子的遗憾。彼时38岁的她还在南京大学读博士，而丈夫重回教师岗位才1年，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才3600元。但最后，她还是心一横，拿出不多的积蓄，再到处借钱，总共花了14万建好了这处房子。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俩每个月只留600元作为一家三口的生活费，其余都用来还债。
14万在当时农村可以建更现代化的二层楼，但拗不过养父的坚持，他们只能在老宅地基上建传统的样式——三间堂屋外带一个厨房。屋子落成后，养父又对王老师抱怨：“这么大个房子，我一个人怎么住得过来？”
王老师知道养父心疼她花钱，其实，把房子盖大一点，除了让养父住得舒适，她也有“私心”——希望自己回到便仓时，有一个可以供她学习和办公的空间，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每逢冬天，养父便将牛牵到她的屋子里与她同住，夜里，她常常被突如其来的尿骚味熏醒。
那些年月，牛似乎比王老师更重要。上课时，养父常常来学校喊她回家放牛，王老师也只能乖乖跟回去。相较村里的同龄女孩，她还能念书，已经实属幸运——养父母不能生育，养父又是村里的劳动能手，生活虽不富足，但供她一个孩子上学没问题。
农人的活计实在是多，除了放牛，王老师还得喂猪，下田播种，给菜地浇水，若是干不好，就会招来养母的责骂，她其实并不能完全专心于学习。
村里是藏不住秘密的，王老师早知道自己是被抱来的。养父为了留住她，给她取名为“压存”——寓意是“压住、存留”，王老师一直不喜欢，上了初中后，在老师的帮助下把名字改了——并给她定了村里的娃娃亲，防她长大后远走高飞。娃娃亲的男方家男丁兴旺，养父很喜欢，觉得自己家将来有壮劳力了。但王老师讨厌与她订亲的男孩，因为同学总是以此取笑他俩。直到那男孩初一时因家里事负气喝农药死去，王老师都没跟他交流过。
年幼的王老师常常为自己是抱养的而痛苦。她要强，伶牙俐齿，处处不甘落后于人，但只要有人一说两个字——“抱的”——她便哑口无言。因为学习成绩好，她被老师任命为班长，但有的调皮学生不服管，在王老师回家的路上逮住她就往死里揍。在她挣脱逃离时，这同学还从后面狠狠地推了她一把，矮小的她像个陀螺，骨碌碌地滚进牛喝水的沟里，呛了一口泥水后，才爬上来。
回到家，王老师从不跟养父母说自己在外面被嘲笑、被欺负的事儿。养父母的确没让她饿着，每逢过年，养母还会给她做新衣服，让她成为外面穿得最好看的女孩儿。但王老师知道，养父母不会像其他人的亲生父母那样为她撑腰、呵护她。初中时，她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养父母不带她去医院，后来，要不是惜才的班主任带她去治，恐怕她眼睛早就瞎了，那次害病也落下病症，如今她的眼睛看起来都一大一小。
那时的她，打心眼觉得自己不过是养父母的养老工具，是被亲生父母贱卖的东西。
王老师的生父姓刘，他少年时就失去了双亲，跟着最小的姐姐生活，常遭受姐夫的虐待，因此沉默寡言，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成家后，妻子以每4年一胎的频率，从1966年生到了1978年，4个孩子都是女儿，没有儿子。生父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便把气撒在妻子身上，对她拳打脚踢，最后，妻子得了精神类疾病，常怀疑自己身边有狐狸精。
王老师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在3岁的时候被送出去的，养父是她生母的亲哥哥。住在不同村的王、刘两家每年都会走动一两次。小时候，王老师不太喜欢去刘家，她很讨厌自己的亲生父亲。她觉得自己难得去刘家走动，本应受到客人的尊待，但是饭桌上，生父却指使离饭锅最远的王老师去盛饭，她不愿意。
生父骂道：“怎么啦？我生的丫头，让你盛个饭都不行吗？”
这时，生母便会默默接过碗去盛饭。她只能默默地关注这个送出去的二女儿，暗地里翻开女儿光鲜的外衣问：“宝宝你冷吗？宝宝你睡觉时身上有内衣吗？有毛线衣吗？”这些细节，养母都不会关注，但王老师什么也不肯说。生母看到她棉袄里面连个贴身毛衣都没有，就让大姐把毛衣脱下来给她。
王老师看得出来，生母对自己心怀愧疚。有时，生母会摇着小船走十几里水路到王老师的学校，只为看她一眼，给她送些吃的。不过，王老师那时对生母很怨恨，她无声地吃掉生母送来的煮鸡蛋、桃子、黄瓜，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养父母禁止王老师与刘家私下有什么往来，害怕她亲生父母把她带回家去。王老师早慧，但不好养熟，当初王家把她抱来时，她生了一场大病，肚子疼得死去活来，王家吓得赶紧把她送回了刘家。待到病好如初，养父再去接这个女儿时，生父告诫养父说：“既然孩子给你了，你就要负责任！要是孩子一生病你就往回送，孩子就不给你了。”
自此，王老师再也没有被送回去。
虽然王老师打小就被抱养出去，但她和自己的姐妹们一直有联系。王老师的大姐一直都把最好的衣服给她穿，大姐订婚时，王老师上高中，定亲的男方家给大姐买了一堆时髦的衣服，大姐通通转送给了二妹：“反正我在家里水一把、泥一把，穿不上个意思，你穿去学校，像个有身份的。”
结果那门亲事因男方嫌弃大姐没文化而悔婚了，没多久，大姐嫁给了一个更加精明的男人。婚后的大姐再也不能像做姑娘时那样关注自己的娘家了，也不会有过多的精力照顾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中的妹妹们。
那时，生父得罪了当地的一位小学老师，那个老师便常常借故体罚四妹。四妹本就生性胆小，加之因为父母经常争吵，为人处世更是缩手缩脚，在学校被老师打得耳裂、眼肿，也不敢回家说一声。后来四妹去河边玩，一旁的砖头堆突然塌方，全部倒进河里，她以为是自己不小心碰的，害怕被父母或者人家打骂，不敢告诉任何人。背负着这个“秘密”的四妹，心理压力巨大，噩梦缠身，经常胡言乱语，四处奔跑，不幸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王老师的养母在她高二时得了白血病，得了这病，在农村就相当于判了死刑。养父担心人财两空，当即决定放弃治疗。但王老师不同意，渐渐长大的她，也能慢慢理解养母的苦楚与不得已，理解这个因不生育而备受村人讥笑的女人。她执拗地跪在地上，要求养父借钱救人，“不救就永远不起”。
她不吃、不喝、不上学……养父无奈，只好出去借钱给养母输血治疗。债台高筑中，养母熬到王老师高考之前，还是去世了。
养母撒手人寰后，王老师觉得这个家再也不像家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那些在养父面前搔首弄姿的妇女顺走了，由于精神受扰，那年高考，她也落榜了。她还想再复读，但养父没钱了，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借她160块的复读费。此时，听说有机会可以去徐州做代课老师，她便义无反顾地就去了。
1989年，19岁的王老师去了徐州铜山县利国乡境内的盐城煤矿，在职工子弟学校做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煤矿是盐城矿务局70年代建的，在计划经济企业办社会的年代里，煤矿开办了水泥厂、机修厂、变电厂、建材厂、医院、学校、车队等几十个企业，几万盐城人生活在徐州贾汪区和铜山县境内。
在这里，王老师认识了搭班的徐老师，这个男人用他的善良、包容与父兄式的胸襟打动了她，很快便走进了她像刺猬一样紧缩的内心。
徐老师是家中长子，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在黑暗的矿井里工作了整整12年，才被调整到劳资科做行政工作。他和妻子养育了3个儿子，一家人生活清苦，但相亲相爱。知道王老师在职工食堂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徐老师便想方设法邀请她到自己家吃饭，平常节俭的徐家父母明白儿子的心事，每次都备好最好的菜肴招待这个女孩。徐家的好客与善良，也让王老师冰冷的心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1990年的寒假，刚送王老师回盐城后不久，徐老师的小弟就在机修厂出了事。
三爷（徐家人称几个儿子为“爷”）到机修厂做机修工，拎着汽油桶去库房领汽油，正好有个女人跟保管要汽油。保管不想违反规定但又碍于人情，于是他对女人说：“我多倒点给这个小伙子，你出了库房后从他那里倒一点。”
三爷拎了一桶汽油走了，女人拿着油壶跟在身后，临到一处家属房，女人请三爷倒汽油，他自然就倒了。当时是冬天，家属房里生上了煤炉。女人的油壶是漏的，漏出来的油遇上了煤炉的火星子，“砰”的一下，屋子里瞬间成了个大火球。三爷急中生智，用拳头击碎窗户的玻璃，熊熊大火瞬间从窗户里喷出去，看见火势，厂房内外的人都惊慌失措，大家赶紧来救火。
年轻的三爷捡回一条命，但违反了工作规程，被开除了，而且身上大面积烧伤，脸肿得有面盆大。他严重失血，又祸不单行，在输血过程中感染了乙肝病毒，留下病根。作为大哥，徐老师一有时间便要去医院照顾弟弟。
而王老师回到盐城老家后就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因为没有正经学历，尽管她在学校工作成绩突出，奖状不少，但在工资待遇上却低人一等。她并没有放弃要上大学的愿望，那一年，她参加了成人高考，考上了一所教育学院的英语大专班，但因交不起1500元的委培费放弃了。
新学年，徐老师去了一所新办的职工子弟小学做校长，而王老师却因为有新教师分配过来，要从中学部调整去小学部。王老师深感被歧视，在矿校找不到归属感，也看不到未来。经过深思熟虑，她还是决定回到盐城，复读考大学。对此，徐老师坚定地表示支持，主动提出负责她复读以后的开销。
王老师便回到盐城。她准备好账本，将徐老师给她的每一笔钱都记了上去。1991年秋，省里下文不得开办各种复读班，王老师只能在外面租房自学。高考前夕，徐老师的父亲特地从徐州赶来，将王老师安排在了自己三姐家，还给王老师买了一块12元的电子表，方便她看时间。徐老师的三姑家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在这里，王老师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1992年高考，王老师没再重演“一到大考就考砸”的魔咒。她考上了大学的中文系，颓废久已的养父看到女儿的分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整个人都振作起来，带着她去便仓镇粮站交了1500多斤的公粮，自此，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王老师跳出了“农门”。徐家父母得知儿子女友考取了大学本科，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上了大学的王老师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见患病的四妹和贪玩的三妹相继辍学，她便苦口婆心地劝她们继续学业，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她们读高中、读大学，但无济于事，两个妹妹根本就念不下去书，很快便进入了嫁人、生子的人生进程。同样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于姐妹们各自的人生选择，她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
1996年，王老师大学毕业，属于最后一届包分配的大学生，但分配的单位却不好。她在本科期间非常优秀，干脆自投档案。盐城有两家高校接纳了她，一是到工科院校的宣传部做行政，二是到师专做教师。
那时，很多大学生都想要从政，但王老师更热爱文学，凭着本科期间发表的30多篇文章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她最终选择进了盐城师专。已经在徐州做了校长的徐老师，为了王老师也回到盐城老家，到一家厨具公司做办公室副主任。徐州煤田日渐枯竭，在徐州煤矿工作的几万盐城人也陆续撤回盐城，徐老师一家也在回迁大潮中返回家乡。
徐家是工人家庭，不愁吃喝，但是兄弟三人的小家庭都挤在父母的三室一厅里，磕磕绊绊在所难免。王老师是大学老师，居家办公的时间较多，急需一个独立安静的空间，但双方的父母谁也拿不出来多余的钱来购置一套房产。
1997年，王老师和徐老师领证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当时徐老师的单位不分房子，而师专还有福利分房，对自己独立空间充满渴望的王老师，下决心一定要拿下一套房。
学校分房条例严格，王老师因为资历浅，并不在分房人群之列。学校里不少老师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已经起步，反而还会因为“房改房”要交3万元块钱而退缩。王老师也觉得这不合理，但又觉得如果自己错过这次机会，可能生了娃都得挤在婆家，那日子真没法过了。
于是，在1997年的暑假，她天天到总务处问消息，陈述她要房的理由，搞得总务处的人看到她就烦。最后，还是当时招王老师进来的伯乐——中文系主任——帮了忙。系主任也是学校的分房委会委员，他在分房会议上发话：“一边是那么多的老师不要集资房，一边是想要集资房的年轻老师却要不到。安居才能乐业，年轻人愿意借钱选购集资房，你们不让，是不是使坏？”
获得分房资格后，27岁的王老师开始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同学都借了一圈。公婆也帮助这个小家庭四处筹款，终于凑齐房款，购得一套80多平的房子。
那以后，为了还债，王老师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去其他高职院校兼课，挣讲课费。无论下雨、刮风还是怀孕，她都蹬着破旧的自行车在大街上飞驰，从一个学校赶往另一个学校。每堂课的上课铃声总伴随着她急促的呼吸声，但只要铃声一落，便可看见她在讲桌前侃侃而谈了。
这样一来，王老师的身体也被她折腾得够呛。每到春天，她便严重过敏，皮肤上面一戳一个红点。这让她想起得过白血病的养母，便害怕地对丈夫说：“我是不是快死了？”
徐老师赶紧说：“没关系，我们去医院。”
好在，到了医院都是虚惊一场。
1999年，王老师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可徐老师却下岗了。当时正处于孕产期的王老师还挺高兴，觉得丈夫终于可以不天天出去应酬了，能寸步不离地陪她生产了。年轻的她不知道下岗对丈夫的打击有多大。没多久，徐老师就因郁闷生了病，心情不好时，就吃斋念佛，孩子出生后他也不闻不问。王老师要读书，要科研，要工作，常常饭一吃、娃一喂，就躲起来学习——孩子只要看到她，她一分钟书也看不成。
与此同时，地方高校的年轻老师也开始“硕博化”。相较于其他同事的本科名校，王老师的毕业院校没什么光环。为了跟上形势，王老师只好一手抱孩子，一手拿书本，终于在2001年的秋天，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王老师读研究生这年，她的生父因为食道癌去世，才57岁。去世前几年，生父家庭状况逐渐好转，许是对女儿的愧疚，也许是见女儿出息了，心生骄傲，他常常骑着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拖着自家的米面和蔬菜，来到盐城城区，把东西送来放到她家门口，门也不进、水也不喝便走。渐渐地，王老师对他的怨恨也淡了。生父刚检查出癌症时，王老师还将他接到家里照顾了一段时间。
生父离世后，王老师的生母就跟着大姐生活。那时，农村有政策，没儿子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大姐为了生个二胎，以赡养父母为名，获得一个二胎指标。然而，大姐生下二胎后，并没有承担好赡养责任，一心扑在自己小家上，对生母不闻不问。2004年春节前夕，感到自己长期不受待见的生母离开大姐家，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想不开便自尽了。
为此，王老师跟大姐有好几年都没有再来往。
在生母自杀之前，王老师一直想将生母带到便仓老家过年，“但就像有个鬼一样”，所有人都在拖住她，想出各种理由不让她去带。特别是养父，这时也对王老师生出不少依赖，担心王老师因为照顾生母而抛弃他，对王老师说尽了各种难听的话，极力阻止自己的亲妹妹来家里过年。
生母去世后，王老师总是想起她一次次摇着船来学校看自己的身影。那些因生不出儿子而受的精神上和皮肉上的苦，或许那时候在生母心里都抵不过骨肉分离的苦。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能对抱养出去的女儿做的，也都做了。每每想起这些，王老师都因自己未能将生母接过来好好团聚而愧疚不已。
结了婚，除了娘家要看顾，婆家的事儿也得上心。
徐老师的小弟治疗好后，去到另一家工厂上班，谈了恋爱，结了婚。可婚后不久，他们夫妇和徐老师一样，就在国企改革大潮中下了岗。为了扶持他的小家庭，徐家父母把城里唯一的一套房给了他。
王老师有房，自然大方答应。二爷家没有房，但心疼弟弟，也答应了。二妈（二弟妻子）是个勤快人，将孩子留给公婆，自己跑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上“打洋工”，干了5年，回国将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了一套大房子。徐家父母带孩子有功，也住到了这套大房子里。
为了帮助三爷家，住在二爷家的徐家父母把退休后所有的收入都偷偷转给了三爷。二妈知道后，愤愤地打电话向徐老师哭诉：“两个老的住我的，吃我的，用我的，凭什么三爷三妈一家坐享其成？你做老大的，能不能主持点公道？”
徐老师对父母这种行为同样气愤不已，但木已成舟，只能婉言劝解弟妹。毕竟他自己也不好过——下岗后，他到电视台、工厂做过临时的文员，但工作不稳定，收入有限，日渐消极。期间在一次常规体检时，徐老师发现自己得了和三弟一样的乙肝，让二弟也去检查，发现二弟也得了——三弟患病后不注意与家人们分餐，发生了交叉感染。
自从徐老师知道自己得了肝炎，性情大变，一点小事就雷霆大怒，常常和王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后来，房门一关，家事不问，继续在吃斋念佛中逃避现实。
2004年夏天，完成硕士学业的王老师回到盐城，立马借钱买了门面房，她想让徐老师做教培生意，好让他不那么消沉。为了还门面房的债，她在暑假里疯狂做家教，常常累得起不了床。
这年冬天的一天，王老师早早把孩子哄睡着，就赶到门面房，和徐老师一起辅导学生。结果，到了晚上9点多，只有5岁的儿子从小区六楼睡眼惺忪地跑下来，扒着门面房的门瑟瑟发抖，向父母讨水喝。王老师心疼地抱着孩子回了家，生活的艰险，夫妻间的嫌隙，时常都让她感觉到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握着儿子胖乎乎的小手，又觉得一切辛苦都可以随风而逝。
两年后，学校有了“招进博士安排家属工作”的政策，王老师立马决定考博。虽然这两年她和徐老师的教培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徐老师对于“单位”的渴望还是一分未减，哪怕挣的钱不少，他依然觉得自己是无业游民。
这一年，王老师考博成功，而徐老师后来却没用上学校的政策——2007年，盐城市有政策安排，因国企倒闭而失业的教师重返工作岗位。徐老师返岗后，整个人意气风发，如同新生一般。
3年后，王老师博士毕业，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去处，但是因为家庭留在了盐城。次年，她评上副教授，不久又去国外访学。回国之后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如期结项，那几年，她都笔耕不辍，在2016年评上了教授。
喘过气来的王老师，早就还清了债，还换了新房，拥有自己梦寐以求的大书房，可以安心地搞点学问了。她不仅在教学上能够投入时间，在学校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关注孩子的成长学习。徐老师的精神状态也步入正轨，夫妻重新找回相处之道，两人闲暇时，还会有情致聊聊文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老师觉得自己愈发不能“独善其身”，强大起来的自己，理应对自己身后的家庭更多了一份责任。
2017年10月8日凌晨，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惊醒了王老师。原来，养父跌了一个跟头后爬不起来了。
徐老师赶紧开车下乡，把岳父带进城，一检查，发现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即使得到精心的照顾，他还是会无意识地把身上的纸尿裤扯得稀烂，将屎尿到处涂抹。全家人一天到晚给他擦擦洗洗，洗衣机也从早到晚运转。最后，徐老师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王老师没办法，只好把养父送回老家，请了熟悉的护工专门照顾。
两年后，养父寿终正寝，徐老师哭得比王老师还厉害。在徐老师下岗多年、穷困潦倒之时，老人待他如初，从没嫌弃过他。翁婿如父子，徐老师对岳父照顾得无微不至，周周下乡帮他洗澡，假期里也是日日陪护，农村人都说徐老师“谱写了一曲现代版的二十四孝”。
这一年，除了养父去世，王老师已经50多岁的大姐也中风瘫痪。2个妹妹和王老师私下说，“这可能也是当年不孝的报应吧”。尽管如此，年岁渐长的王老师还是感念大姐当年对自己的情谊，每个月都会带上东西，约上妹妹们到大姐家去探望。王老师害怕如果没有这些妹妹们的关心、监督，已经成为家庭累赘的大姐会得不到善待。
除了看顾大姐，王老师还将四妹弄进了盐城工作。四妹之前在米厂干活，工作内容是在夜间抛光被运进来的发霉大米。霉灰和烟尘戕害了四妹的健康，她那亮亮的嗓子因为灰尘呛得说不出话来。凌晨工作完，四妹还得骑几十公里的电瓶车回家，累到极致时，她骑着车都能迷迷糊糊睡着，常常摔得鼻青脸肿。王老师心疼不已，一次次说服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妹妹来城里工作。
四妹却害怕城市，她问姐姐：“我一个农民，又没有文化，又有病，去吃街吗？”
在她眼里，城里人狡猾得能吃人。她的原配丈夫在福建泉州打工时猝死，在族亲的帮助下，前前后后拉锯了1个月，老板才给她赔偿了16万元。丈夫死后，婆婆似劝导又似威胁，让四妹改嫁给自己的大儿子。大姐和三姐也劝四妹跟着丈夫的大哥过。四妹为了自己的儿子，无奈妥协了——她想，丈夫的大哥总不会亏待她的孩子吧。
王老师不赞同这段勉为其难的婚姻，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在乡下，四妹常常精神崩溃，而只要妹妹一崩溃，即使深更半夜，王老师也要赶去帮助她。王老师鼓动着四妹为自己的儿子到城里买房。那些赔偿金加上王老师为四妹努力游说而来的钱款，让四妹终于在盐城买了一处三室一厅的大房子。
王老师对四妹说：“你不要害怕，我为你兜底，你只管好好工作。”随后，王老师为四妹找了一份外资企业的清洁工作。
四妹逐渐适应城里的生活，但她在城里买房却遭到了现在丈夫与婆婆的埋怨，心情一直不畅快。一天，四妹冒雨骑车回家，便开始发高烧。回到公司后，也不工作，从不讲普通话的她说起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大声唱歌与跳舞，一连好几日。见状，厂里直接解聘了她，然后打电话给王老师。
王老师知道，坏了，四妹精神病发作了，赶紧和丈夫来接人。四妹看见了王老师，便操着普通话骂她：“你这个四只眼，不就是书读了多一点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老师并不在意四妹的胡言乱语，她在意的是四妹被突然解聘。她奔走多时，给妹妹申请到劳动仲裁，拿回了应得的工资和误工费。四妹要把这笔钱还给王老师——她买房时，向王老师借了不少钱。王老师却对四妹说：“你把借大姐的房钱还了，她此时正是用钱的时候。”
2022上半年，徐老师的三弟肝衰竭急需换肝，住进了医院，每天需要挂400元一支的蛋白维持肝功能。三弟的妻儿在外面工作挣钱，照看三弟的责任落到了工作稍微清闲的徐老师身上。
有一次，王老师和徐老师去三弟家，看到下班回来的侄子满地找感冒药吃，很是心疼。侄子刚毕业，王老师害怕他过了3个月试用期后又被培训机构的老板踢掉，于是将自己之前做教培的门面赶紧重新装修一番，想着要是侄子要是在培训机构干不长，就可以在门面房自己创业。
为了挽救三爷的生命，全家最后做出了换肝的决定。徐家父母给三爷的房子被挂到了网上，这笔卖房钱将被用来支付近百万的换肝费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家庭会议，征得了三妈和侄子的同意，终于为三爷创造了换肝的各种条件。
2022年7月5日，徐老师和二爷、三妈一起，将三爷连夜送往南京，做好各项检查，终于在7月6日换肝成功。
也是在这一天，王老师的四妹很愤怒，一直滔滔不绝地向王老师诉苦——她说自己这个月的工资比别人低了300块。
王老师这时正在赶盐城作家的传记，但她停下笔，一如既往地做一个倾听者。尽管现在的她根本不在意那区区300块钱，但她懂得四妹对于生活的不安全感。她能做的，并不是给妹妹300块，而是共情妹妹安全感的失落，带妹妹走出各种各样的恐惧。
她说，自己是从这4个家庭中走出来的，也必定、也应该相扶着这些家庭成员，一路走下去。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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