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拘留所里，有关失足女的谎言与真相 | 人间
新年的鞭炮声响起，有的人可以辞旧迎新，与过去不光彩的经历告别，开始崭新的人生；而有的人执迷不悟，只能永远地留在阴暗的过去，回不了头了。
配图 | 《猎罪图鉴》剧照
从警校毕业后，我通过公安联考回到老家的拘留所工作。我报到时已是腊月，拘留所的领导和同事都非常高兴，其中排到除夕值班的女管教最高兴——新人顶班，她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就这样，刚毕业，只有一肚子理论、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验的我，被迫赶鸭子上架，要在半个月之内突击学习，确保在除夕之前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管教。
领导怕我紧张，事先给我做了一番心理建设：“你不用有压力，除夕是咱们中国人最认的节日，一般在除夕之前人都会谨言慎行，到时候拘室里可能就一两个人，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事实恰恰相反，等待我的，是一个十分热闹的除夕。
拘留所内有一幢二层小楼，一楼是收拘室、监控室，男拘室和男管教的办公室，办案单位来送拘时，如果有女性被拘留人员，收拘室的值班民警就会往二楼打电话，叫女管教下楼收拘。
离除夕只剩几天了，那天晚上大约6、7点钟，值班的女管教赵姐正在给我讲解各项规章制度，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我拿起话筒，“喂”还没说完，就听到那头急三火四地说：“下楼，来大活儿了！”
电话那头十分嘈杂，我猜楼下的人不会少于10个，等我到了收拘室，才知道自己的猜测保守了——收拘室里人头满满，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办案民警加上被拘留人，男男女女足有30来个。我好不容易挤进收拘室，看到几个值班的同事登记的登记、采指纹的采指纹，已经忙得满头大汗了。
我问：“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扫黄行动。”一个同事催我赶紧去电脑上录系统，然后又不情不愿地补了一句，“大过年的来这么大的活儿，这些人都得在这过年！”
我看着靠墙站着的那一排女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到时独自管这么多人，我行吗？
可现实容不得我多想，工作就一项一项地朝我头上砸过来。
录完系统，赵姐带我去给那群失足女搜身，她教我如何把人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衣服上凡是有细长绳索状的东西都要抽掉，拉锁等金属物件要剪掉……简单地说，凡是可能对人身造成危险的东西，一律不许带进拘室。
那些女人站成一排，几乎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拎着各种牌子的奢侈品包包。就在我们挨个检查的时候，她们也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话了，有的问：“管教，护肤品能不能带进去？”有的说：“床硬不硬？我不习惯睡硬床。”
我刚要一一回答，赵姐却先开口了：“惯得你们臭毛病！”
赵姐的气势非常足，一下就把她们给镇住了：“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不知道吗？当来这儿度假的呢？还睡不惯硬床！自己家床舒服，谁让你们违法了呢？自己干啥的不知道啊？还好意思挑这挑那的，不嫌磕碜！”
她们都不说话了，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忙得昏昏沉沉的脑子也变清楚了不少。我冲赵姐竖了个大拇指，她小声对我说：“人都欺软怕硬，你要是不能把她们镇住，她们就会欺负你，你干时间长了就明白了——还有，你要学会观察不同案别来的被拘留人的特质，这些失足女最大的特点就是懒，不懒也不能干这个，我最看不上她们。”
拘留所内的生活规律而单调。被拘留人员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20分开饭，饭后集体打扫卫生，8点半的时候就要结束所有工作，在床铺上“坐班”了（为了方便管理，被拘留人要整齐地坐着）。
然而第二天早上，食堂的大爷给那群失足女打饭时，有好几个人还躺在床铺上赖床。赵姐生气地站到窗户旁边，隔着钢丝网对她们喊：“怎么还不起来打饭？！”
床铺离窗户最近的人叫刘喆，她懒懒地蛄蛹了一下，反问道：“不是能订火腿肠嘛？”
“砰！”赵姐重重地拍打铁门：“你想饿死我都不管你，看看几点了，应该几点起床？昨天刚学完监规，今天就忘了是吧？一会儿干完活，所有人罚站！”
这群女人似乎看出赵姐不好惹，于是都乖乖地从床上爬起来，拿着所里统一配发的透明塑料碗蹲在拘室门口排队打饭。等她们吃完，我便带她们出来干活——其实也没什么重活，就是扫地、拖地、浇花罢了——可就这点活儿，她们也不愿意好好干，都一股脑儿地去抢着浇花，没人愿意出点力扫地、拖地。
我心想，赵姐说的可真对，她们确实懒。没办法，我只能强制给她们分配工作。在一众穿得争奇斗艳的失足女中间，我挑出了一个50来岁、衣着朴素的大姨带头。
她叫郭凤侠，我觉得她像是个能干活的人。
众人打扫完卫生，赵姐要下班了。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家里也没什么事，就继续跟着王姐一起学习。
王姐拿出一个牛皮纸封皮的谈话记录本，说，咱们拘留所有“五必谈”，第一个就是“入所必谈话”。她让我等一会儿去把人提到管教室，“我谈话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坐着学”。
我求之不得：“我想先谈郭凤侠。”
王姐说，反正都得谈一遍，先谈哪个都行。
我兴冲冲地拿着钥匙盘打开了拘室门，板起脸，故作老成地喊：“郭凤侠，出来！”
不知道是我板起脸起了效果，还是赵姐的余威犹在，郭凤侠老老实实地出来了。随后我立刻锁起拘室门，带着她来到管教室，坐到王姐的对面。
王姐先问她今年多大年纪了，郭凤侠仿佛有点不好意思：“51。”
我感到很吃惊，王姐却见怪不怪，又问她是从什么时候接触这一行的。郭凤侠的头埋得更深了：“我干了20多年了。”
郭凤侠讲，她做这行纯属生活所迫：“那时候我离婚了，自己带孩子，别的工作没时间管孩子，也没有这个来钱多。”
我很同情郭凤侠的遭遇，但王姐迅速找到了她话里的漏洞：“你家孩子现在都20多岁了吧，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你现在为什么还在干呢？”
郭凤侠愣了一下，说道：“我儿子该结婚了，我得攒钱给他买房买车呢。”
“还差多少？”
郭凤侠想了想，说现在房子有了，车也有了，但是儿子还想买个车库，所以还差个车库钱。王姐不相信她的话，问她，买完车库还干不干了？郭凤侠没有明确表态，气氛一时僵住，王姐就让我先把她送回拘室。
等我回来，王姐说：“这群失足女，嘴里没有一句实话，问她们总有理由，其实就是懒。”
我却觉得郭凤侠挺不容易的，她没有学历，离婚自己带孩子，能挣出房子、车，还挺难的。这一点王姐也认同，她说失足女挣钱多，但一般花销也大，攒不下什么钱，这样一比，郭凤侠确实挺会过的。
谈完郭凤侠，就要准备谈下一个了，我站在拘室门口纠结，不知道该先找谁。这时，一个名叫周畅的失足女突然问我：“管教，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她又问：“有5000吗？”我摇摇头，然后周畅就不加掩饰地对我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被失足女鄙夷赚钱少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没有生气，甚至感觉有点好笑。既然周畅主动跟我搭话，我顺势就把她提了出来。王姐依旧照例问了那几个问题，周畅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震惊——她只比我大1岁，15岁就开始卖淫了，已经在这一行干了好些年。
我忍不住插嘴问：“你做这个，你爸妈不管你吗？”
周畅面露不屑：“他们不管我，他们赚钱只给弟弟花，我每次朝他们要钱，他们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还骂我‘赔钱货’，后来我索性就不跟他们要了。”
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像堵了什么东西，王姐看出我不对劲，立马点拨道：“她说她爸妈不给她钱，但毕竟没有把她扫地出门，她还没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换句话说，她做这个是她自己的选择，你不用替她可惜。”
“再说，她说是这么说，到底怎么回事还不一定呢。”王姐再次强调，“她们嘴里没实话，你不要相信。”
我对王姐的话存疑，然而，陈晓雯很快就给我上了一课。
入所谈话的时候，陈晓雯说她卖淫是为了筹钱给重病的爸爸做手术。王姐当场就嘲笑她：“卖身葬父、供弟弟读书这种故事我听得耳朵都生茧子了，你能换个新鲜的吗？”
我觉得王姐的话有点刺耳，万一陈晓雯说的是真的呢？可第二天会见日，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儿来见陈晓雯，自称是陈晓雯的父亲。出于礼貌，也是出于好奇，我就关心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您的病好点了吗？”
老头露出了一个疑惑的表情：“什么病？我没病啊！”
我一下就明白了，陈晓雯果真骗了我，可还是不死心地问：“您没做过手术吗？”
老头儿听我这么说，已经有点生气了：“我好好的做什么手术，你问错人了吧！”
我连忙道歉，走出几步回头看，老头儿还坐在那儿，气鼓鼓的。
我不禁暗恨自己的天真。之后，我带陈晓雯下楼会见亲属，全程一直板着脸，陈晓雯似乎想说什么，但看我面露愠色，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快到会见室门口的时候，她终于鼓足勇气说：“管教，您能不能别告诉我爸我是因为这个进来的？”
我更生气了，忍不住讽刺她：“你说你干这个是为了给你爸做手术，可我刚才问了，你爸身体好好的，根本没做过手术，你可真是个孝女啊！”
陈晓雯表情尴尬，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频频向我作揖：“对不起管教，我就是觉得干这个太丢人了，所以给自己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求您别告诉我爸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要是知道了，非气死不可。”
我心想，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但我向来是个面软的人，就没有再把嘲讽的话说出口：“我可以不说，但是办案单位通知家属的时候可能已经说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陈晓雯松了一口气，说她已经求过派出所的人了，让他们通知家人的时候说她是因为打架被拘留的。
进入会见室，一面巨大的玻璃墙把内外分隔开，紧贴着玻璃墙两侧放置了椅子和电话。陈晓雯兴奋地跑到她爸爸对面坐下，拿起电话说起话来。我觉得这一幕很温情，同时心里又禁不住在想：不知道她爸知道真相的时候，会作何感想呢？
把所有人都谈过一遍后，王姐说，这群失足女当中，只有刘喆的话最可信。
刘喆长得很漂亮，但性格桀骜不驯，她一进管教室，就随意地靠在椅子上，还翘起了二郎腿。被王姐训斥之后，她才不情不愿地坐直了身体，但是那种懒散的状态好像刻进了她骨子里一样，看人连眼皮都不屑抬。
王姐问她干这个多长时间了，刘喆打了个呵欠说：“1年多。”
许是看到刘喆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王姐多问了她一个问题：“说说你的成长经历。”
刘喆的右胳膊撑在椅子扶手上，整个身体往右斜，一边玩手指头一边说，她爸妈生完她，又超生生了她弟弟，家里交了一大笔罚款，不够，好像还把牛牵走了。她爸妈在农村待不下去，就把她扔在奶奶家，带着她弟弟去大城市打工去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挣了点钱，买了房子，就把我接过去了。但是说实话，我跟他们不熟，也亲近不起来。我不爱学习，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爸就把我送到技校去学美发，他说学个手艺以后饿不着。我都无所谓，反正他出钱，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呗！”
“那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王姐问。
刘喆还是那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我跟同学去酒吧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的，他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他。然后他就总带我出去玩，去酒吧、夜店、逛商场什么的。这个开销挺大，我也不好意思总让他拿钱，就办了张信用卡刷，刷来刷去，欠了4万多块钱，还不上了。然后他就说帮我找个挣钱的工作，我就同意了。”
据说这个男人40多岁，跟刘喆的爸爸岁数差不多。刘喆长得漂亮，技校里有不少男同学追她，可她觉得他们幼稚：“我不喜欢年轻的，我就喜欢大叔型的。”
我有点明白了，刘喆可能是把对父亲的爱和期待转投到了这个老男人的身上，谁知遇人不淑，她被那个老男人带歪了——我甚至怀疑，这个老男人就是专门拉皮条的。
王姐问刘喆以后有什么打算：“就一直干这个？”
刘喆挠了挠头发，说自己肯定不能一直干这个，等她还完信用卡就不干了。她还有点懊恼：“其实马上就还完了，谁知道这么倒霉，临了临了让警察给抓住了，还罚了我5000块钱，我又得多干一阵了。”说到这里，她罕见地露出了一丝认真的神色：“这个不能对我以后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吧？”
看来她对以后的人生还是有期待、有追求的，王姐就好言好语地劝：“只要你以后不再犯，遵纪守法，好好过日子，就没什么影响。但你要是再干，那可不好说了。”
刘喆肉眼可见地开心起来。
等我把她送回拘室，王姐跟我说，像那种已经干了好几年的失足女，几乎不可能再干别的工作了，因为这个来钱快，又轻松，她们抵抗不了诱惑：“只有像刘喆这种干的时间短的，还有可能回到正轨。等她毕业回家，有爸妈看着她，也许她就能彻底改了。”
通过谈话，我们发现这次进来的失足女里面还有一对“闺蜜”，她们都在同一个足疗店上班，一个叫孙彤，一个叫肖鑫鑫。
孙彤一看就是那种为了钱自愿选择干这个行当的女人，在谈话的过程中，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羞耻心，颇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而肖鑫鑫却不一样，只要我们一提到她的“工作”，她就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王姐问她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肖鑫鑫张了几次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她从自己来到这个城市开始说起：“我家是农村的，因为我前夫天天酗酒，不务正业，我就跟他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到这边来打工。孙彤是我的小学同学，她说她在足疗店工作，工资挺高的，我就来了。”
“她直接跟你说是来干这个的吗？”
“不是不是！”肖鑫鑫着急地解释，“她刚开始跟我说的是来干正经工作，给人做足疗，捏脚。”
“那你怎么干上这个了？”
肖鑫鑫被问得一噎，脸涨得通红：“后来她说店里缺干这个的技师，干这个赚得多。她劝了我几次，说我得为儿子打算，以后他上学、娶媳妇，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总得替他攒点钱。我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也就答应了。”
后来王姐告诉我，这是“非常标准的被拉下水成为失足女的过程”，一些在商K、足疗店工作的年轻女孩，一开始也是做正经工作的，但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下，时间长了，有的就会被慢慢同化。
看着为了养孩子而步入歧途的肖鑫鑫，我们都觉得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郭凤侠。
年关越来越近，所里安排被拘留人给家里拨打“亲情电话”。他们站成一列，轮流使用壁挂电话，我站在队尾维持秩序，同时给她们计时。因为通话时间有限，大家都很自觉地控制通话时间，渐渐地，我也放松了警惕，开始跟人闲聊起来。
突然，前头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立刻跑到前面去，发现郭凤侠跪坐在地上，哭得不能自已。我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周围的人为了撇清关系，纷纷后退了几步，说：“管教，她打着打着电话就哭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让离得最近的肖鑫鑫把郭凤侠扶起来，问她到底怎么了。郭凤侠满脸泪水，捶胸顿足，好像受了巨大的打击，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萎靡了：“管教，我儿子不认我了，我可怎么活呀！”
值班的赵姐听到声音匆匆赶来，让肖鑫鑫先把郭凤侠扶到管教室。等所有人打完电话回到拘室，我迫不及待地走进管教室。
我进屋时，郭凤侠的情绪已经平稳下来了，她手里攥着一张纸巾，不时地擦拭眼角的泪水：“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干着让人看不起的活儿，省吃俭用存下这些钱都给了我儿子，到头来他居然不认我了！他说有我这样的妈，没人愿意跟他结婚。他也不想想，要不是我靠这个挣钱，能把他养这么大吗？”
赵姐劝她：“既然你儿子想卸磨杀驴，那你就把房子、车都收回来就是了。还有车库，你也不用给他买了，留着钱自己养老。”
郭凤侠抬起手又擦了擦眼泪，但是没接话茬儿。
见她的情绪缓和了些，赵姐就问她：“你儿子之前不知道你是干这个的吗？”
郭凤侠吸了一下鼻子，说自己之前也被抓过几次，但那时儿子还小，警察没通知他，现在他大了，警察就通知他了。
我不相信郭凤侠的儿子会这么迟钝，20多年了竟然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郭凤侠还是在替儿子辩解：“他心里应该也是知道的，但没有人戳破，他还能装不知道。这回不一样，经官了，他怕别人知道这事会笑话他，影响他找对象，所以才急着跟我撇清关系。”
我有点心疼郭凤侠，也对她的儿子产生了鄙夷——在这个世上，谁都可以看不起郭凤侠，唯独她儿子不行。如果他真有骨气，从一开始就不该接受自己母亲用这种方式赚来的房和车，但他既要享受好处，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母亲，这就有点无耻了。
郭凤侠回拘室之后，旁人都围上来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许是因为心有不平，她也没有隐瞒，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的过往都讲了出来。
听到说她儿子要跟她断绝母子关系，同屋的失足女都感同身受，纷纷把她儿子大骂了一通。然后，这件事情就水过无痕了。众人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聊天的就聊天去，只有肖鑫鑫上了心——眼下，她的处境跟年轻时的郭凤侠太像了，她怕郭凤侠的今天会变成自己的明天。
没多久，肖鑫鑫主动找到我们，说她以后不想再干这一行了，想寻求我们的帮助。但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既不能帮她介绍工作，也不能帮她带孩子。肖鑫鑫知道我们会错了意，连忙解释：“不是，我不是想让你们帮我干嘛，我就是想用一下我的手机……”
我和赵姐对视了一眼——这个忙我们能帮，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她用手机干什么。
肖鑫鑫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想过了，要是以后继续留在足疗店，她可能还得干这个。但是离开足疗店找别的工作，赚的钱又不够养孩子，所以她打算接受一个男人的追求：“我要手机就是想告诉他我出所的日期，让他来接我。”
这个男人也是肖鑫鑫的同学，“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一开始在饭店当小工，后来慢慢学厨师，现在一个月能挣5、6千块钱吧。我一开始觉得他挣得太少了，如果我跟他结婚，肯定要再生孩子的，到时候肯定没有钱给我前头的儿子。我怕儿子到时候没房没车娶不上媳妇，所以没有答应他。但是郭姐的事儿让我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为儿子打算，把自己卖了，没准到时候他还嫌我脏呢——我还是先为自己打算，过好自己再说吧。如果到时候有余力我肯定会帮他，要是没有余力，那也没办法。”
肖鑫鑫想要改邪归正，我们当然要帮她，我立刻带她去寄存处取她的手机。她开机，打开微信，从通讯录里翻出一个备注叫“张强”的人，然后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初一早上8点半来拘留所接我。”
张强回复得很快：“我说这几天怎么都联系不上你，你怎么去拘留所了？”
肖鑫鑫想了一会儿，回复道：“工作的时候有客人对我动手动脚，我一时气不过，就跟他打起来了。”
张强信以为真：“那种地方不好，出来以后就别去那工作了，换个工作，我能养得起你们娘俩。”
这正是肖鑫鑫求之不得的，她快速地回复：“好，这里不能用手机，出去再说。”
我全程目睹了肖鑫鑫跟张强发信息的全过程，不免有点担忧：万一以后张强发现了肖鑫鑫的这段经历，会不会嫌弃她？那肖鑫鑫的命运又会走向何处？
我不敢往深处细想。
腊月廿九，后勤把两筐沙糖桔和些许瓜子、花生、糖果等零食交给我。我和王姐按人头数平分零食，装在一个个的小塑料袋里。
王姐特别叮嘱我，明天发完零食，必须立刻把塑料袋收回，因为塑料袋也是拘室内绝对不能出现的危险品——有些还没“下听（过劲儿）”就被送进来的吸毒人员就跟疯子一样，为了逃避强制戒毒，他们甚至会头套塑料袋自杀。
“不过现在，号里这些人应该没有想死的。”
分完零食，我打算休息一会儿就下班回家——明天除夕，我就要独立承担起管教的责任了。
这时，我接到了值班室转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陈晓雯的爸爸，希望女儿能给他回个电话。
前两天他才会见过陈晓雯，现在又来找她，肯定是有急事，于是我把陈晓雯从女拘室里提出来，让她给爸爸回个电话。我站在陈晓雯身后两步远的地方，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激烈，像是在质问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进的拘留所。陈晓雯慌乱地解释了一通，声音越说越小，最后终于说了真话。
挂断电话，陈晓雯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起来，我只能过去安慰她。陈晓雯慢慢抬起头，抹着眼泪讲：“我爸说，有朋友跟他说在KTV看见我了。其实我早该想到的，纸包不住火，这事早晚露馅儿。”
一旁的王姐冷笑了一声：“既然你知道干这个不好，为什么还要干呢？”
陈晓雯也许想起她骗过我们，脸上讪讪的：“我就是想多赚点钱，帮家里分担一下。”
我们已经受过一次骗，当然不会再上第二次当。王姐无情地拆穿了她的谎言：“你是想买奢侈品，想享受吧！”
陈晓雯没有还嘴，我想，王姐大概是猜对了。
除夕当天，我早早地来拘留所接班。路上没什么人，大家应该都在家里，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
拘室里的女人们脸上也都洋溢着喜气，我带她们打扫卫生时，她们都破天荒地很卖力气，把拘留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有些意外，周畅说道：“我妈说过，扫干净屋子好过年！”
周畅这一次提起妈妈，眼睛里没有恨意，而是带着浓浓的孺慕之情。我突然有点明白了，她用卖淫作践自己，可能是出于一种很幼稚的心态——破罐子破摔，或许父母就能多关注她一点。
我把分装好的零食发给她们，然后把塑料袋收回。因为是除夕，拘室的管理比往常要松很多，她们把零食倒在床铺上，花红柳绿的一片，很有过年的气氛。
我又给她们发了几副扑克，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她们都不必“坐班”了，可以随便地吃和玩。郭凤侠听说扑克可以玩一周，有点遗憾地说：“哎呀，可惜我明天就走了，玩不了这么长时间。”
听了这话，我突然有点心疼郭凤侠。20多年来，她因为做的事情不光彩，肯定没有什么朋友，也羞于和人来往，不仅如此，也许时常还要受到邻居们的风言冷语。对她而言，这样平等地和他人相处，不用担心别人会瞧不起自己的日子应该很难得，也难怪她会遗憾、不舍。
我跟她开玩笑：“那你别走了，再在这待一个礼拜。”
郭凤侠连忙摆手：“不不不，我还是走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看着铁窗里的女人们在剥橘子、嗑瓜子、唠嗑儿、打扑克，觉得在这一刻，她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除夕夜，是这群失足女在拘留所里待的最后一晚了。
食堂大爷给她们分了饺子，一人一碗，热气腾腾。她们吃着饺子，看着春晚，十分喜悦。本来晚上10点要准时关电视，但是除夕例外，她们可以自在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聊天。外面鞭炮声不断，为了能听清节目里的声音，她们把音量调得很大，我在隔壁值班室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经典的“难忘今宵”的歌声响起，我突然感慨万千——对于任何人来说，在拘留所里过年都是非常难忘的经历，也许很多年后的某一天，她们还会想起这个除夕。
凌晨过后，拘室里逐渐归于平静。
初一早上6点，所长准时起床，带着管教在院子里放了两挂鞭炮，说是图个吉利，“祈祷新的一年咱们拘留所安全无事故”。
到了8点半，可以放人了，女人们都很高兴，肖鑫鑫笑得尤其开心：“管教，早上你们放鞭炮是欢送我们吗？”
“是啊。”
铁门打开，我看到大门外站了一个年轻男人。我悄悄地问肖鑫鑫：“是他吗？”肖鑫鑫高兴地冲那个男人挥了挥手，说：“是。”我笑了，嘱咐她回去好好过日子。肖鑫鑫答应了，小跑着奔向了她的幸福。
新年的鞭炮声响起，有的人可以辞旧迎新，与过去不光彩的经历告别，开始崭新的人生；而有的人执迷不悟，只能永远地留在阴暗的过去，回不了头了。
我目送她们离开，依旧天真地希望她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王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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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拘留所看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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