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一起做门卫 | 人间
老李说：“我们本来就是看门的啊！世界上看门的又不只有我们两人，边防战士守卫边疆，看的是国门；郭靖和黄蓉守卫襄阳，看的是城门；我们两人看的是厂大门，守卫的是全厂三百人的财产安全。我们和解放军战士，郭靖和黄蓉一样，都是英雄呢。”
配图 | 《立功·东北旧事》剧照
1995年的夏天，12岁的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消息很快传遍了父亲老李所在的印刷厂。我考上重点中学这事本不值得夸耀，但有“同行”衬托，那就不一样了——厂里别的家属子弟都没考上，这让老李觉得脸上有光，那个夏天，他在厂家属院里走路时会故意放慢速度，腰杆挺直，耳朵竖起，等待别人上前和他寒暄，朝他祝贺。
见老李高兴，我想，这次他应该不会再找理由拒绝我了吧——读小学时我就有一个梦想，玩遍县城里所有的电子游戏厅，但这个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每次我找老李要零花钱，他都“很巧”刚花完钱买了菜，买了米，买了卫生纸……这次要钱，老李也不缺理由，他说自己得了心脏病，而且越来越严重。
8月，老李从省城看病回来，家里已是债台高筑。母亲杨玉兰本在乡下茧站上班，1个多月前，她请假带老李去成都看病，回来后，她继续在家照顾老李。老李是印刷厂纸箱车间的一线工人，不能去上班，终日躺在床上，家里的收入自然锐减。看着一脸病容的老李，望着愁眉苦脸的杨玉兰，我早忘了要钱的事。
缺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常态，已经拮据惯了的父母也从不为钱的事吵架。但这次，背着外债的他们，脸上写满压力和忧愁，只有说到我即将要去读重点初中时，家里气氛才会轻松下来。杨玉兰笑着问我：“你看书预习了吗？考入县一中的都是尖子生，不好好准备，怕是刚一开学就要掉队。”
日子要继续，我要读初中，家人要吃饭，买房看病借的钱要还。杨玉兰急着要回茧站上班，老李刚能下床走路就去找厂领导，要求重返岗位。他的身体无法再干重活了，想让厂里给他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低点也行，于是主动给厂里写了承诺书：“本人带病工作时身体出了问题与工厂无关，是自愿行为。”
厂里也不是没有轻松的岗位，比如在厂机关坐办公室。但老李知道，印刷厂总共不到两百名职工，除开生产一线的工人，厂机关各科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比如驾驶班拢共八个人，会开车的司机只有四个，剩下的都是“管理人员”。
厂长让老李回家等通知，于是他成了“待业中年”。
晚上在家，老李盘算着，不能让杨玉兰一人挣钱养家，他也要出去找事做——头一年，我们县城已有国企改革，工人大批下岗，那些下岗工人有的摆路边摊卖小吃，有的去餐馆当服务员，还有的去私企打工——但这些工作显然都不适合已经48岁、有严重心脏病的他。
半夜，我起床如厕，发现老李坐在墙角的一个小凳上，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是在哭泣。我眼睛湿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肩膀。老李转过头，眼露欣喜——原来他一手拿着皮鞋，一手握住刷子，正在用涂了鞋油的刷子擦皮鞋。
“你看我刷得好不好？原来擦皮鞋这么简单。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去摆摊刷皮鞋。”
我质疑道：“擦皮鞋也是体力活儿啊，你身体受得了吗？”
“没事。大不了擦一次，歇一会儿，再继续。”老李又说，“只能这样了，难道这世上还存在一种只用坐着、什么都不做的工作吗？”
第二天，还没等到老李出去摆摊，他理想中的“好工作”就真的被盼来了——印刷厂门卫室有一个老头要退休了，空了一个缺，厂长问老李：“愿意干门卫吗？”老李说：“求之不得啊。”
老李要去当门卫了，他笑着对我说：“你也知道我这病，不知道哪一天人就没了。我不在了，你妈一个人很难供你读书。医生说我这病气不得，想我活久点，就不要惹我生气。我争取活到你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他的话听得我直冒冷汗，仿佛我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谋杀犯。
印刷厂的工厂区和家属区连成了一片，工人和家属共计三百余人，全从一个大门进出。我曾在周末骑自行车逛遍了县城所有的工厂、学校、机关，每到一处大门，我就径直骑入。这时，总有表情严厉的门卫拦住我，问我“做什么？”我也不答，转身离开。
我目的已达到，那就是观察各种各样的门卫。大部分门卫尽职尽责，陌生人根本混不进去，我只有一次趁一个门卫上厕所，进了一家罐头厂——其实那个门卫也挺负责的，他守门时一直盯着大门，连去上厕所都是小跑。
顺利通过门卫关卡后，我如入无人之境，径直骑过厂区，到了工厂办公楼。我从容地停下自行车，走进办公楼，每个办公室的门上都挂了标识牌。我发现官越大，办公室隐藏得就越深，比如，厂长办公室都在走廊最深的尽头。通过半掩的门，我发现无论是厂长还是科长，都无一例外在看报或打瞌睡。
很显然，整个工厂，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守大门的门卫。如果将县城的这些单位比作一个个堡垒，门卫无疑是堡垒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讽刺的是，守这第一道防线的，竟多是老弱病残。
印刷厂也不例外，门卫岗设置了两个保安，除了老李，还有老刘——刘叔的眼睛高度近视，戴的镜片一层裹着一层，一圈围着一圈，据说有上千度，几乎就是残疾人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刘叔怎么能胜任门卫工作呢？毕竟这个工作是要防止厂外的人混进来，我怀疑，若有一个人进厂，刘叔会看成是两个并排行走的双胞胎。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很多时候刘叔并不看厂门口，而是看他最爱的《足球报》。他常倚靠在门卫室的藤椅上，双手将报纸贴在脸上，神情享受。我猜，刘叔可能练成了听音识人的功夫，像《射雕英雄传》里的瞎子柯震恶，不用看也知道来者何人。
印刷厂的门分为大门和小门，小门挨着门卫室，只过行人和非机动车。大门过机动车，平时关闭，有车要通过时，门卫才离开门卫室，跑去手动推开两扇铁门，放车通行。
老李和刘叔每天各上12小时的班，白班，夜班，隔几天换一次。夜班从晚上8点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对于一个刚从死亡线上回来、仍靠吃药维持生命的心脏病人来说，无疑是项艰难的挑战。
老李刚上夜班的那个晚上，我把闹钟调到半夜1点，醒来后我便出门去看老李——杨玉兰去乡下前偷偷交待我：“你爸第一天上夜班，半夜你一定要去看看他犯不犯病。”我问她，如果老李犯病了呢？杨玉兰说：“那你就送他去医院。以后，老李就不上班了。”
9月，天气开始转凉，我穿了一件厚外套出了家门。我想，对工作一向一丝不苟的老李此刻肯定坐在门卫室里，眼睛瞪得像猫头鹰一样，一动不动地监视着大门。可走到厂门口，我才发现他早已把进出车辆的大门和行人通行的小门都关上了，小门没有锁，人可以推开，而他已经斜躺在门卫室的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头向后悬空仰着，嘴巴微微张开，嘴角还流着口水。我悄悄走到他旁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
这时，一个人从厂外回来，推开了小门，铁门发出“吱呀”的声响，老李一惊，睁开了眼睛。他往外望了一眼，确定推门的是厂里的职工，便没再管。等那人走了，他出去关上了小门。
老李发现了我，问我为什么半夜跑来？我说：“看你犯病没。”他有点感动，说我真的长大了。我说是杨玉兰叫我来的。老李说：“不管谁让你来的，你能来，真不错。”我说，我不来，杨玉兰回家会打我的。
我问老李，为什么不让小门一直开着，这样进出的人就不会吵着他睡觉了。老李略带严肃地说：“如果门开着，小偷溜进厂，我也不知道了。”
老李当门卫之前，印刷厂发生过一起盗窃案——有人趁门卫去上厕所，将车间里的设备偷运出了厂。厂里追究责任，分管保卫科的副厂长骂保卫科科长，科长骂门卫，门卫无人可骂，只得骂天。因为抓不到小偷，最后门卫赔了一个月工资才算了事。后来，保卫科科长一拍脑袋，想出妙计：门卫若去上厕所，得先锁住大门，待方便完后再来开锁。从此，只要厂大门被锁，进出大门的人和车只得乖乖地聚在门口等待。从来没有谁如厕，能引起这么多人如此深切的牵挂。门卫在厕所里也不急，他感觉此刻蹲着的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力：“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我。”
我问：“这一会儿就进出一个人，你睡得着吗？”
老李精神一振，兴奋地说：“今天我才发现我的一项天赋——很多人半夜一被吵醒就很难入睡，可我今晚被吵醒了几次，都很快再次入睡。原来我天生就是做保安的料！儿子，希望我这个天赋能遗传给你。”
我连忙摆手：“不，我不要这个天赋，我可不想当保安。”
老李当然明白我的意思——虽然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部分人眼里，门卫低人一等。有些外厂来送货的司机，还没到大门口，就不停按喇叭催促，老李要是跑慢了，对方便吼他：“耳朵聋了吗？”有时老李分了神，没注意到喇叭声，待他反应过来要去开门时，司机已骂骂咧咧地下了车，粗暴地将铁门“嘭”的一声砸开。
老李说他是开玩笑的：“你当然不会当保安了，你将是我们李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杨玉兰在茧站上班，平常家里只有我和老李两个人。我读初中后，中午、晚上要回家吃饭，轮到老李上白班时，他就要抽空回家做两餐饭——可门岗不能缺人，于是我一放学便飞蹬自行车，去接替老李的工作，变成印刷厂的“临时门卫”。我的门卫职业生涯就是从13岁开始的，每日中午、傍晚的吃饭时间各上岗一次，每次半小时。
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和老李都当了门卫，我们成了“门卫世家”。
门卫的职责之一是防止厂外的人进入厂内，那就需要认识厂里的三百余号人。这对我来说不难，我在厂里长大，厂里哪只母狗和公狗是一对我都能准确分辨，更何况是人。有时遇到陌生人要进厂，我便像哲学家一样对他进行人生终极拷问：“你是谁？到哪里去？干什么？”一开始我害羞胆怯，在门卫室里正襟危坐，但我渐渐发现，过往行人来去匆匆，没有谁会刻意停下脚步看一眼坐在门卫室里的翩翩少年，即使有人留意到了我，也只是微微一笑：“小李，帮你爸守门呀？”我就点点头。
当然，这种招呼只限于我当门卫的初期。后来，跟我打招呼的人渐渐变少，毕竟，一打招呼就得微笑，一微笑就得舒展脸部肌肉，每天那么多人进出大门，若门卫都微笑招呼，怕是会面瘫。
家属区的小孩们上学放学也从大门过。他们看到平日里一起玩耍的同伴竟然当起了门卫，无不惊讶感叹。我的好友唐游和余力经过大门时，唐游先说：“哟，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在挣钱养活自己。余力说：“哇塞，我们厂什么时候招童工了？还是个儿童保安呢！”我不好意思地笑，说道：“小屁孩们，赶紧回家，别影响叔叔工作，我要防止小偷进厂。”余力说：“还防小偷呢，我看你唯一能防的是厂外的蚂蚁爬进厂里。”
中午放学，我骑车到门卫处，一般是12点25分，老李瞟一眼手表，便急匆匆地小跑回家。我家就在家属区的单元楼上住，老李跑过3个车间，1个消防水池，绕过2栋大楼，再爬1层楼梯，就到家了。
沿途工友喊道：“老李，慢点儿！别又犯心脏病了。”
老李笑笑不语，他慢不下来——虽然他早上上班前已买了菜，洗净切好；虽然12点05分的时候他趁上厕所跑回家揭开煤炉子，接水，蒸上了米饭；虽然他已经盘算好炒菜每一步最省时的方法——但时间还是很紧，连炒菜带吃饭，不能超过40分钟，不然去换我时，我就会沉下脸埋怨：“咋这么久？”
所以，每当他喘吁吁跑回门卫室，总是会看一眼手表，说：“1点12分，还行。快回去！”或说：“1点过5分，还早，回去吧。”或说：“1点18分了，时间晚了，你要吃快点！”
有一次他来接替我时，说粉蒸肉没蒸好，让我将就吃点泡菜下饭。我不满，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把肉蒸起？他说上厕所耽搁了，跑回家太匆忙，没注意就把蒸肉的水倒多了。我气呼呼地回到家，粉蒸肉果然没蒸好，我就用筷子刨开表面的肉，希望下面是我爱吃的南瓜。我想着南瓜易蒸熟，用来下饭也不错——但粉蒸肉下面竟然是土豆，是老李喜欢吃的土豆！我放下筷子，眼泪就涌了上来。
1994年家里买房，次年老李生病，这些事撞到一起，家里欠了1万多元的外债。父母要还债，于是制定了严格的“节约制度”，包括每隔3天才能吃一顿肉。那时中学男生流行追足球明星，追球队，买自己喜欢球队的球服。山寨球服50元一套，父母自然也不会给我买。上课时，班里的男孩有的穿着黄色的四川全兴，有的穿着红色的曼联，有的穿着白色的皇家马德里，只有我没有球服，我坐在教室里，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没钱买球服，我也认了，但每隔3天吃一回肉是我平日唯一的念想。可今天，连肉也吃不成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吃饭就去上学了，经过大门时，老李惊讶地问：“今天吃这么快？”
我沉下脸，没有理他。
可放学回家见到老李，我的气就消了。因为他又使出了“绝招”——他摸着胸口说：“粉蒸肉蒸好了，你可以吃了。”
老李得心脏病后，每次只要他一摸胸口，再配合一个难受的表情，我就知道我肯定又做了什么惹他生气的事了。哪怕是小事，也已经升级为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要态度良好，否则，我就成了谋杀犯。
与老李相比，我做门卫的时段，工作更清闲，毕竟中午晚上工人都要回家属楼吃饭，门口过往行人较少，我不用一直盯着门口，只需要竖起耳朵留意过往汽车的喇叭声。
有的司机很亲切，轻点喇叭，喊道：“小弟弟，开下门，谢谢！”我便快步上前开门。有司机狂按喇叭，尖着嗓子吼道：“守门的！搞快开门！”我就无动于衷，等他下车走来门卫室，我才“恍然大悟”：“有车啊！刚才没听到。”然后慢腾腾地起身，不急不忙地拉开椅子，把门卫室桌上的书报整理好，在司机急不可耐的眼神中，再去开门。
虽然做门卫有过不开心，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乐意去帮老李守门的。少年时代，老李的门卫室就像一个宝藏，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那里有各种报纸和杂志，是我的快乐源泉。
每日，骑着永久自行车的邮递员会在印刷厂门卫室前停下，我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自行车后轮支架上驮着的绿色邮袋。那时候厂里各科室、车间、家属区的居民订阅的报纸、杂志都要先送到门卫室，门卫收检、标记后，再等人来取。这些读物被取走之前，我可以先睹为快。老李常叮嘱我：“看可以，但看之前把手洗干净，而且不能折叠，损坏读物，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有闲钱常买这些不能当饭吃的报刊的家庭不多。我家经济条件不好，但我绝对是厂里读过最多报纸的孩子。我一边看着报，一边不由自主地唱歌：“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当门卫的每一天。”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爱读报。车间、科室订阅的报纸多是《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参考消息》，而我最爱看的郑渊洁童话却没人订阅。老李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读一下这些报纸：“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比如这张报纸——”我问他报纸美在哪里？他翻开《人民日报》的文学副刊，指着那上面的散文、诗歌说：“这些文字多美啊。”我想，读报总比呆坐好，便真的读了起来。
几天后，我对老李说，我也发现了美。他惊喜道：“把你的美给我分享一下呢？”我拿来一张《四川日报》，兴奋地指向体育版面中的四川全兴足球队的比赛新闻。老李无可奈何：“学生还是少关心这些吧，影响学习！”
报纸看得多了，我也渐渐认同里面的观点。有时候读完一篇报道，甚至还会仰天沉思。能想象吗？一个13岁的少年，每天在门卫室里思考我国的东西部差距如何缩小，农村贫困人口怎样脱贫奔小康……
当我喜欢上读报以后，我就不催促父亲快点做饭、吃饭了，甚至劝他不要急：“你慢点，小心身体，我可以多守一会儿。”但每当我看报看得正兴起，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会过来拿走报纸。这就好像饥饿的人正在享受一顿美食，却突然被人硬生生地把碗端走了。我不能说什么，毕竟这些报纸不属于我。
后来我发现了规律：工作人员每天12点40分左右过来拿报纸，而我每天12点10分接替父亲上班，我可以在这半个小时里尽量多读一些感兴趣的内容。慢慢地，我加快了阅读速度，先一目十行读完《参考消息》的中国新闻版面，接着读《四川日报》的足球新闻，最后再看《人民日报》文学副刊的散文。一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县城前，我几乎每天都读这些报纸。
现在想来，日复一日的阅读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对我后来的高考语文作文有帮助，给我工作后写各种报告总结打下了基础。人到中年后，我又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写作。而这颗写作的种子，萌芽于印刷厂的门卫室。
厂里有个小孩叫陈斌，一次，他和我争论“李寻欢和杨过谁更厉害”，他争不过我，便骂道：“你和你爸都是看门狗！”
周围的小伙伴都安静了，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感到极大的侮辱，气得嘴唇抖动，双手握紧拳头。大家都以为我要动手，纷纷露出了期待的眼神，等着看一场免费的武打片，我却只用右手指向陈斌，恶狠狠地说：“你等着，有种别走！”
他摩拳擦掌，一脸不屑：“我没说要走啊。”
我说完就喘着粗气走了，我不会再回去找他，这是我惩罚他的方法：让他干等。我不想就做门卫的事和任何小孩发生争执。
当天晚上，老李看我没吃晚饭，情绪低落，就问了我几次，我便把这事告诉了他。
老李说：“我们本来就是看门的啊！世界上看门的又不只有我们两人，边防战士守卫边疆，看的是国门；郭靖和黄蓉守卫襄阳，看的是城门；我们两人看的是厂大门，守卫的是全厂三百人的财产安全。我们和解放军战士、郭靖和黄蓉一样，都是英雄呢。”
听他这么说，我心情好了点，又问他：“既然是英雄，他为什么还要嘲笑我们？”
老李又说，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去嘲笑弱者：“这令人难过。”但如果我们自己先学会自嘲，那就没有人能伤害我们了：“自卑只会让人越来越弱，自嘲让我们越来越强。”
从此，陈斌只要一从厂门过，我就伸手拦他：“把书包打开，我怀疑你偷了厂里的东西。”
“你凭什么？”
“凭我是守护全厂三百人财产安全的门卫，凭印刷厂保安条例第二十五条。”这是一部我胡编的、根本不存在的条例，“你可以拒绝检查，但你将承担法律后果。”
最后，他只得打开书包让我检查。
陈斌可不想让我天天看他的书包，特别是他书包里的那些不可描述的漫画。几天后，他来到门卫室，严肃地对我说：“我想了想，我认为你和你爸是我们厂的英雄，你们守护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立即笑着和他握手言和。
工人们的收入不高，很少有人舍得花钱给自己订报，但不少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订学习辅导类的杂志。陈斌的父亲从印刷厂辞职下海了，在菜市场卖鱼，收入颇高，陈斌他妈立志让儿子将来成为作家，给他订了好几种杂志。每次杂志一到，陈斌从大门路过，我就提醒他：“你的书到了。”陈斌像是没听见，仍埋头向前，我跑上前将书递给他：“你的书！”他回头瞟了一眼《作文通讯》，用手挡住，尴尬地笑道：“不急，你先看几天，我再来拿。”
我说我已看过一遍了，他说：“一遍怎么够呢？多看几遍，才能吃透书里的内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后来我才知道，陈斌这么好心是有原因的——他每次将杂志拿回家，他妈就会立马让他摘抄范文、仿写作文，这让他头痛不已。
那天，已经走远的陈斌又跑回来，悄悄提醒我：“不要把《作文通讯》交给我妈，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杂志是用我的名字订阅的，你如果交给她，要负法律责任！”
我上初二后，因为迷恋电子游戏，再加上对英语一直未能入门，导致严重偏科。等到1998年的中考，我没能考上重点中学，而是进入了一所较差的高中。祸不单行，才高一，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学业不佳，身体也不好，16岁的我决定退学。父母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同意我的决定。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身体康复后，每天除了给老李送饭，我几乎都不出门。我每天在家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没事找事做，把一个个蜂窝煤从阳台搬到厨房的煤炉子旁，把家里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折叠整理，用抹布擦洗家具的每一个角落……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我也不再去接替老李当门卫了，我怕进出的小伙伴看到我，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学校。我退学的事，父母从来没对外人说起。
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月，12月的一个晚上，老李说他通宵夜班，让我陪他，因为他最近感觉心脏不好，怕夜里犯病。
当了3年临时门卫，我还从来没有陪老李值过通宵夜班。天气已经很凉，晚上12点过，我和老李坐在值班室里，就靠个烧炭圆的小煤炉取暖。我和老李几乎没有说话。这几年随着我进入青春期，和老李的沟通越来越少，退学后，我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和人说话了。老李开口，让我先斜躺在椅子上睡觉，说他睡不着。我闭上了眼睛，其实我也没睡着。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被一阵“哐当”声吵醒——原来是老李在开小门。再一看，是陈斌和他爸要出厂。他爸骑一个拉货的三轮车，后面装满了几个桶和盆。盆里的水在荡漾，密密麻麻的鱼挤在水里。
陈斌在后面使劲推着三轮车，他爸一边骑一边抱怨：“我叫你在家睡觉，明天去读书！”
陈斌也很气愤地说：“我说了，我不想读书了，我就想跟你去卖鱼。”
“卖鱼有什么好的？”
陈斌指了指坐在门卫室的我说：“你看，李翔都跟他爸学当门卫了，子承父业有什么不好？”
我想解释一下，但很快，陈斌就和他爸走远了。
我看了一下老李的手表，才3点过，问：“这么早就要去卖鱼？”
“是啊，不然怎么能赚到钱？”老李说，陈家父子要去菜市场占摊位——陈叔为了省钱，没有租市场里的固定摊位，只能每天早上去抢位置好的移动地摊。又说，陈斌最近经常和他爸一大早去出摊。
以前，我挺羡慕陈斌，家里经济条件好，他爸经常给他零花钱。可原来这些都是他爸这么辛苦换来的。陈斌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中考考了一个更差的职高，他一直说他不想读书了，原来是想去卖鱼。他终究没有活成他母亲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作家。
醒了后，不知不觉，我竟然和老李说了很多话。后来刚要闭眼休息，却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是赵大娘，她穿着环卫工人的衣服，把扫帚别在自行车后面的坐板上。
那是4点过。老李帮赵大娘打开小门，赵大娘对老李微笑示谢。老李说，她每天早上都是这个点去扫街，因为环卫工人要在6点半之前完成所有街道的清扫工作。
赵大娘的女儿跟我在同一所高中读高三。老李说，赵大娘曾说，她自己工作辛苦点没事，只要女儿考上一所专科学校，她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女儿就不用像我这么辛苦了”。
接着，我跟着老李巡逻。他锁住大门，持一个手电筒，走过各个厂区，家属楼区，用电筒照射各个区域，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回来后，4点半了，接下来，老李就停不下来了：有一早出门的出租车司机黄叔，有推车卖早餐张阿姨夫妇，还有去街头捡垃圾的赵老头……那几年国营印刷厂改革，效益不好，很多工人都下了岗，他们艰难地自谋生路。每出去一个人，老李就把这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我跟他们同住一个厂家属院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有那么多故事，都在努力地活着。
天渐渐亮了，东方的天空出现一片红霞，又是一个晴天。我感叹原来这么多人都过得很辛苦，老李问：“然后呢？”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老李要我说什么。
老李说：“大部分人都活得很辛苦，但即使这样，你发现没有，今天早上出门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愁苦。有人的脸上是希望，有人是自信，还有人是认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在任何时刻都不灰心丧气，只要明天比今天过得好，那怕只是好一点点，我们就充满力量。”
老李的话让我陷入了思考，我回去之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
几天后，我告诉老李，我要继续读书，我计划明年9月重新读高一。
我知道要想重返学校，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我初中一直没有学懂的英语。不过，想想厂里那些辛苦的人，我学习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开始起早贪黑，从初一英语课本的第一个单词背起，每天看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的初中英语课堂，用大半年的时间在家自学初中英语。
1999年9月，拿着医院开的病已痊愈的证明，老李带着我回到高中。班主任兑现了他一年前的承诺，帮我办妥了入学手续，插班到了高一一个新班级。重新开始正常上学了，我的门卫工作也恢复了。从那时起，我除了每天在门卫室看报纸，还会趁四下无人的时候背单词，做数学题。
2002年8月高考成绩出来，我如愿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老李也在那月退了休（他年轻时在高海拔大山上当过伐木工人，可以提前5年退休）。就这样，我和老李同时告别了门卫工作。
大学毕业后10多年，我搬过几次家，每到一个新小区，我最先混熟的人总是小区的门卫。我总在晚饭后的散步时间不知不觉走到门卫室，给里面的人发一支烟，笑着喊一声“师傅”，和他毫无障碍地闲聊起来。我知道，门卫是这个世界上最平易近人，最没有架子的人了。
谈到门卫工作，我总是滔滔不绝，对方会忍不住问：“你咋如此熟悉门卫？”
我说：“我从初中就开始当门卫了，我是‘门卫世家’。要不，我跟你谈谈往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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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立功·东北旧事》(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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