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位农民工，残了的、瘫了的都算是幸运 | 人间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席卷了我，有风俗说，灵前无人披麻戴孝的话此生就白来了。幺舅这一生，被驱赶着东奔西走，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为求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到了最后一步，也还是没有达成一个所谓的圆满。

配图｜《父辈的荣耀》剧照

我父亲的父母早逝，婚姻大事进行得不太顺利，而母亲则被要求招一个上门女婿来供养她终身未婚的幺爸，因此有媒人给介绍的时候，双方愉快地结了婚。

我出生成长在外公外婆家，一直称呼外公外婆为爷爷奶奶，这在川渝地区很常见。我的成长历程和舅舅们相处很多，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幺舅，我听着，看着，也参与着，拼拼凑凑了他的一生。

幺舅生于1974年，是家里的小儿子，上面有大姐和二哥，大姐就是我母亲。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喜幺儿”，但他脾气犟，爱打架，相较于听话肯干的大姐和老实沉默的二哥，他挨奶奶的打最多，一天三顿小打、三天一顿大打，一直持续到他上初中。

那时，幺舅的理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旦得了好名次，就会免去不少“皮肉之苦”。当然，像语文、英语这种需要花时间下功夫的，他就不太行——毕竟，调皮归调皮，他还得和哥哥姐姐一起完成家里的一大半农活。

中考后，幺舅顺利考到县城的高中，这在当时是极为不易的。县城离家40多公里，按说，他应该住校，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但家里为了省钱，还是让他独自借住在亲戚家的空房子里。其实，家里四个人供他一人上学完全没问题——爷爷是村干部，奶奶务农，我母亲学手艺，二舅当兵。不过，爷爷自诩大哥，要在农活、食物、钱财等各方面照顾各个已经外出安家的弟弟妹妹，加之奶奶在农活上也并不能干，于是家里时时都捉襟见肘。

亲戚家的房子到学校要走半个小时，幺舅没有自行车，每天来回要走四趟，生活费也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因此还要从家里带菜、带面去做饭。午休两小时，他来回走路一个小时，做饭、吃饭一个小时，如果中午老师留了作业就不能回去吃饭，有钱的时候还能在食堂凑合，没钱的时候就只能饿肚子。晚课上到九点钟，90年代初的县城郊区，路上没有路灯，路边还有无数的新老坟茔。幺舅每天独自走过漫长、黢黑的路，回到家，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对付两口，再开始做作业。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时隔十多年，再拿起我的高中物理，他还能给我讲题。

然而，高二还没读完，18岁的幺舅就辍学了。

我问他辍学的原因，他只是含糊地说：“钱掉了啊。”

“喊他们给你带点来啊。”“他们”指爷爷奶奶。我认为，掉十几块钱根本不是辍学的理由。

“掉了就没有了，就没钱吃饭了。”幺舅语气里是不愿深究的敷衍。

而后，我们再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讨论过。现在回头想想，掉钱大概只是压倒他上学路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根稻草之前，还有许多的大山压在他身上。比如，农村学生英语普遍很差，但他没有精力也没有金钱补起来，比如体育课上，他不会踢足球，也不会打篮球。再比如，正当青春期的他没有多余的衣服鞋子换洗，而成绩好但是贫穷就很容易被霸凌。也因此，掉了钱，他第一时间不是想着家里面还能给，而是想着被家里知道了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

当时，我母亲极力反对他辍学，在家里大哭大闹，但是家里的长辈大概是高兴的，毕竟少了一笔开支，还多了一个人挣钱。

我高中文理分科时，明明数理化一塌糊涂，还坚持学理科。幺舅劝我想清楚，不要被环境的声音裹挟了，但是我盲目自信，还是一头扎进理科的坑。

2010年过年，我一边做物理习题一边看电视，幺舅气咻咻地给我关了。过了一会儿，大概觉得自己太凶，又跑来和我说话，但是我不理他。

幺舅打破僵局，说：“火车上有个人来推销笔，不晓得啥原理，特别好写。我想着给你买十支，结果一犹豫，他就被列车员赶走了。”

“你就是不想买，笔你都不给我买！”我还在生气被关掉的电视。

“不是，他被撵起走了啊。”幺舅解释，“所以，卖西梅的来了我就赶紧买了啊。”

好吧，看在西梅的份上。幺舅拿起我画的花花绿绿的物理笔记本翻了翻，说：“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压力。”这句话完全不同于二舅跟我说的，“你读书一定要读出来啊，不然，所有人的辛苦都白费了。”

幺舅这句话我念了很久，从不见晨昏的高四到写论文写到掉发的研三。

1993年，幺舅19岁，大小伙子在家务农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尝试学一门技术。

起初，幺舅想跟着家里的亲戚学开车，但是亲戚的辱骂劝退了他。随后，幺舅又跟熟人学做生意，但是没本钱也做不成。后来，他还在家养过一段时间兔子和蘑菇，技术不成熟，最终以全部死完结束……

就这样，没头苍蝇般蹉跎了两三年，22岁的幺舅随村里的大部队南下广东打工了。

刚去时，幺舅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学历，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钱吃饭时，他就跟着一个先去的“老油条”偷别人菜地里的萝卜，和严顺开演的《阿Q正传》里面的阿Q一模一样。阿Q尚有一间破庙，一张破床，他们睡觉却只能随便找个地方一蜷。过年时，家里人都盼着幺舅回家，结果只收到一封信说，“没钱就不回了”。那应该是1996年年底，我3岁，幺舅在家的时候陪我玩得多，所以他不在家时，我也很想他，还口齿不清地唱“我在广州挺好的，今年春节一定回家”——这是当时很火的流行歌曲《一封家书》，我拼凑来两句随便唱。我一唱奶奶就会哭。后来，我总想起奶奶当时的眼泪。他们该给幺舅支持的时候没有给，这时以充沛的感情来粉饰，最后能得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心安罢了。

1997年年初，工厂大招工，幺舅终于通过熟人进了一个拉链厂。他先是做学徒，上手之后，工资不过几百，但是总算暂时安定下来了。那以后，幺舅每月都给家里打钱，理由是怕他乱花，要交给父母存起来。

生活眼见有望时，不知道是机器故障还是自己不小心，幺舅伤了手，工厂不仅不赔钱，反说血染了拉链要他赔。后来，幺舅说起来，那时候工厂也不是真要他赔钱，只是怕麻烦想赶他走。幺舅也真的就走了，手伤了，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在外徒花钱，他只好又回了四川老家。

生活乏善可陈，日子浑浑噩噩。

2003年，我9岁，在大规模撤销村小合并成寄宿制学校的浪潮下，只能去往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寄宿制小学住校。那时候，幺舅和其他人一起去了西藏，年代久远，我已经不记得他做的是什么工种，大概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开始了打隧道的生活。

有一天傍晚，我和小伙伴一起在操场疯跑，值班老师突然喊我接电话。那个时候，一个村尚且没有一台电话，怎么会有一个电话打到学校来找我。我懵懵懂懂地学着电视里看来的那样子，拿起红色的塑料听筒放在耳边，幺舅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带着缥缈的不真实感，他说：“我是你幺舅，我昨天差点死了，你回去给你爷爷说……”

信号不好，幺舅的声音断断续续，但好在还是能拼凑出来整件事情——他前一天做工时被电击了，情急之下，旁边的人一棍子打开，救了他的命，但他还是有一个指头严重烧伤。幺舅一边治疗，一边后怕，想要家里人去找个“会看”的人帮“处理”一下，意思就是“信迷信”。

周五回家，我赶紧把这件事和家里人说了。第二天，爷爷就出门了。子女亲眷远行，为人父母者除了担心，并不能做点更实际的事，于是在扫墓上坟、进庙烧香时总会祈祷一句平安，心理作用罢了。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后知后觉想起来。那时候的幺舅，不知辗转了多少次、找了多少人，才拿到我学校的电话。

我上初三时，父亲跟幺舅一起出去打工，父亲会电工和焊工，在工地用得上，也不太累。但他离家的主要原因，还是家里开支很大，上有终身未婚被分给母亲供养的幺爸，下有我和弟弟两个住校读书的孩子。

可是，父亲还没有做满一年就受伤回来了。

当时，他们在木里县的一个工地打隧道，由于技术的限制，那是一个高危的工种。当然，工资也高。幺舅他们一个班组5个人，我父亲体力不好，和另一个人在前面打钻。那人在前，父亲在后，幺舅他们另外三个人在更外面一点的地方捞渣——就是把碎石装上拖拉机再转运出去。突然，隧道冒顶塌陷了，父亲前面那个人直接被砸中，父亲躲了一下，被垮下来的碎石拍中左边身子，他想要回去拽那个人，被幺舅眼疾手快拖出去了几米远。幺舅也因此受了伤。父亲后来解释说，他看到那个人还在动，就想去拉他，幺舅气急败坏地骂他：“那么大的石头是兜头垮下来的，就是在车上都不一定活着，你硬是一点眼脑（眼力见）都没有！”

父亲当时如果返回去，那么大概率也是葬送在那里。后来，父亲就再也没有出远门打工了，幺舅私底下说，父亲眼脑不聪明是一回事，另外，他也怕父亲出意外，他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姐姐和侄儿、侄女。虽然，幺舅没有再带我父亲出门，但是每年给我们的压岁钱也不少，还默默存了一万块钱给我上大学用。

幺舅刚二十岁时，家里就开始考虑他的婚姻大事了。

起初，他和同村的小燕谈恋爱。小燕长得好看，大眼睛，高鼻子，皮肤白皙。幺舅对小燕一腔赤诚。小燕外公嗜酒，他就自己学会酿酒送去。小燕爸爸好赌，一起打牌时，幺舅就一直放水让他赢。小燕家年底有什么重活，幺舅也抢着去帮忙。小燕过生日时，幺舅买了大蛋糕和各种菜送去——这在90年代的农村是非常奢侈的。

小燕没有外出打工，所以，幺舅也会攒一点钱偷偷塞给她。幺舅还说，自己女朋友就不要出门吃打工的苦了，男人在外挣钱，有经济基础以后就在家附近找个轻松的活，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

可是不管幺舅做了多少，小燕的姨妈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小燕没有妈妈，寄居在她姨妈家，所以把她姨妈的话奉为圭臬。所以，两人就这么分不了也和不好地过了几年。又一年过年，幺舅打工回来，拎着大包小包去找小燕，可是小燕不在家，她家里人解释说她去她姑姑家过年。年初三，小燕回来了，但带着个男人，黑黑瘦瘦的，比幺舅高一些，说是她已经订婚了的男朋友。

幺舅仿佛被当头棒喝。从前车马慢，甚至配不上一句认真的分手。

那时的我不过七八岁，不懂成年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无法体会幺舅那时候的心情。很久以后，小燕姨妈自己说出来，带那个男人回家的时候小燕已经怀孕了。

“她姑姑给她介绍的，说是条件好，结果一点不做事（游手好闲），出去耍了一个月不晓得咋就怀起了，我还能说啥诶？”小燕姨妈在一户人家的酒席上嚷嚷，然后又跑去我母亲耳边嘀咕，“现在那两个吵嘴还说呢，喊她滚。说是你那山上还有个男的等到供你。”小燕婚后确实不太幸福，那个男人好吃懒做，她也不太能吃苦，两个人带着娃在婆家啃老。

在幺舅快迈入三十岁时，母亲、奶奶包括远近的三姑六婆都变得非常焦躁，仿佛没有结婚是天大的事。于是连续有几年的年末，母亲像是病急乱投医般到处托人介绍，幺舅从腊月回来就要到处奔波，本县的，隔壁县的，高的，矮的，未婚的，带娃的，脖子歪的，眼睛斜的，弱不禁风的，胖得走不动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幺舅是我成长过程里为数不多的、很正面的男性长辈角色，他坚定自己的想法，几乎不为世俗的压力所迫。所以，他即便是和和气气地去相看，但是最终也没有能处下来一个。直到他36岁时，才和一个丧偶带俩孩子的女人开始相处了，也就是我后来的舅妈。舅妈大舅舅2岁，舅妈觉得幺舅踏实肯干，幺舅也觉得舅妈各方面都比较适合，于是不介意她带着两个女儿，还到她家当了上门女婿。两年后，幺舅带着他十几年打工攒的钱和舅妈结婚，舅妈在40岁高龄生下了他们的女儿。

生活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两个人吃苦耐劳，踏实经营家庭。舅妈希望幺舅能留在家里，最好是在家附近打工，既能照顾家庭，也能有一份收入。于是，幺舅找了一个冶炼厂上班，但是过了一年，养育三个孩子的花费加上日常的家庭支出，手头变得紧张。于是，在熟识的包工头再喊幺舅去打隧道的时候，他和舅妈商量还是想去，毕竟一个月3000块的工资和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还是有差距的，加上，幺舅那时已经是工地的小带班，也不会那么辛苦。所以，他再一次出门了。

好像又和从前许多年一样，幺舅年初出门，年末再回家。有变化的是，他回家会先回自己老婆孩子的家，父母姐姐这个家每次拜年回来，最多只能待两天住两晚。很多农活都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所以，在家待的这两天，幺舅要和我父母一起，给爷爷奶奶砍树、劈柴、修猪圈等等。几乎全年无休。

2015年，我大三，掂量了一下自己本科的就业面和后续的规划之后，我想要考研。打电话时和幺舅说起这件事，聊起来各种顾虑。

幺舅只说：“那你就去试一下，大不了迟点找工作。”

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再差怎么样呢，迟一点找工作而已。我进大学时，幺舅给的那一万块钱，再一次成了我的底气。很幸运，我一战上岸。录取通知书到了后，家里人一边开心，一边担心我的学费——即便我一再解释学校有奖学金，还给发生活费。幺舅知道了，给我打电话，把我上本科那年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这个社会，一家人还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吗？同样的话，他也给我母亲重复了一遍。2016年9月，母亲和我拎着大包小包，坐了四个小时长途大巴到成都，开学报到。

幺舅每次出门打工都要从成都火车北站出发。他不会在智能手机上买票，所以每次出门都会喊我帮买，但我的12306不知道怎么搞得被锁了，需要去车站的服务中心解锁才行，我就干脆找舍友帮买。

幺舅从长途汽车站下车后，需要坐公交再转地铁去火车站，转乘的地方离我学校不远，因此幺舅会来看我，我们会一起在校门口的小餐馆吃个饭，然后他再去火车站。起先，他是不愿意吃饭的，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我却觉得在火车上要坐一天多，上车前吃点热乎的也好。

有一次吃完饭，时间还比较充裕，我和他说：“走，进学校去逛逛，反正时间还早。”

幺舅拒绝，他说学校不都一个样。

“还是不一样，有历史的学校，香樟都那么大！”我比划着在身前画了一个大圈。

幺舅又拒绝：“你还能随便带外人进学校啊？”

“当然啊，我有卡，带家长进去看看是可以的。”那时候没有疫情，对于正常参观的家长，学校还是不会拒绝的。

幺舅有点动摇：“但是没有地方放背包。”

幺舅没有行李箱，打工多年都背着个军绿色的大帆布包。那是二舅当兵时部队发的，质量非常好，大包放衣服用品，侧包还能塞一把伞一瓶水。除了看起来土气一点，实用性很强。

“我们寄放在门卫上，我登记一个，那些保安大叔还是比较和蔼的。”我继续劝。

我很想带幺舅进去看看，他有一个被外力打断的读书梦，有能理解我读书不易的心，还在学费上默默支持我。另外，我还有很虚荣的想法，希望自己成为他的骄傲。

幺舅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说：“算了，不进去了，我这一身衣裳一看就是打工的，不给你丢脸了。”

老式的校门看起来一点也不宏伟，我提议要不要拍照，幺舅也拒绝了，说没必要。他一直以来都不爱拍照，拍照就虎着脸。我最后还是没有劝好幺舅，他只是在校门口站了几分钟，没有进去校园。

我们都是内敛的人，几乎不向亲人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我和幺舅的互动远多于和父母。论文写不出来时，我半夜三四点发朋友圈emo（忧伤），幺舅看到就发语音给我，问我端午节吃粽子没有，吃饱了就万事不愁。有时，我晒出去做翻译的照片，黑色的西装，蓝色的工作牌，站在人群里神采奕奕，幺舅就会发消息说，“嗯，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了”。

大概，幺舅也是为我开心的吧。

2018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七凌晨两点，父亲突然给我发消息，问我睡了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回，新的消息弹出来——“你幺舅出车祸了”。

我抖着手回，“严重吗，现在在哪个医院？”我想，再危重不过送华西，天一亮我就去看他，很近的，我打车很快就能到。

其实，但凡还有一丝的希望，父亲也不会在半夜两点发消息给我。

“人都不在了。”

没等我回复，又跳出一句。

“在康定，你妈他们已经过去了。”

我急急起身，出门，走到走廊尽头，拨通母亲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才传来母亲沙哑的声音，“枉自了”。意思就是，真的是毫无办法了，人真的不在了。走廊尽头的风卷过来，透过单薄的羽绒服又从窗口撞出去。我茫然地挂断电话，甚至没有哭，内心只充斥着一种荒谬的寂静感。

母亲说，处理这个事情还要很久，让我不必立刻过去。

后来，母亲慢慢和我说起这件事情的始末。正月时，幺舅接到他朋友大力算是求助一样的邀请，请他一起去工地做两个月，顺便带带新人，毕竟，在打隧道方面幺舅已经是半个土专家了。大力和幺舅关系不错，既是同村的伙伴，之前打工时也互相有过照应。加之，幺舅本来要去的工地要迟两个月气温回暖一点了再开工，于是便答应了大力的邀请，路上还可以顺便帮搬东西——甘孜里面蔬菜很贵，大力要拉一皮卡车的蔬菜去工地。

正月十六，黄历说，宜出行。

于是，他们一行五个人拉着满满一车蔬菜就出发了。车是年前刚提的一辆宝蓝色皮卡车，司机是大力，驾照也是年前刚拿到的，副驾驶是幺舅，后面还坐了三个人，中间是大力的姐姐，两边是两个一起去的工人。

当天下午两点多，这辆崭新的皮卡车开在折多山上，在一段平坦的、路边几乎全是草地的公路上，精准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撞上去的位置当然是副驾驶，副驾驶前面的引擎盖微微翻起，宝蓝色的车头被撞出一个不太规整的弧形。

我不在现场，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就在我得知幺舅去世的第二天，朋友圈就充斥着大力的水滴筹链接，那上面附了现场的照片。大力受了伤，在水滴筹上渲染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筹钱，而死了的两个人已经在康定殡仪馆躺了一天。

是的，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副驾驶的幺舅，死在救护车上，一个是后座中间大力的姐姐，货箱里面装的货物撞破玻璃和护栏冲过来撞在她头上，当场死亡。后座另外两个人，幺舅后面那个人进了重症ICU，半年后也死了。大力后面坐的那个人，几乎没受伤。

两点多发生的车祸，救护车要从康定过去，非常远。更荒谬的是，救护车接上伤者后又接到通知说山的另一边又出了一起车祸，救护车还要去接人，于是救护车拉着伤者不往康定走，反而倒头往山里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又说不去了，再次掉头去康定。就这样，幺舅死在了救护车上。

我从未听过如此荒诞离奇的黑色幽默。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着手赔偿的事情。为了得到赔偿金，母亲和舅妈他们开始漫长的奔波，一大波亲戚也留在康定帮着处理这件事。

母亲和二舅去工地，希望能认定是工伤，舅妈和她的亲戚留在康定，和各方的人谈判。

母亲和二舅自己没有车，只能搭一个同去工地的人的车，在那个人的指桑骂槐中一路赶去工地。去工地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用，工地承包方不知道小工头招了什么人，人走到了哪里，是不是出事甚至已经死了两个人了，母亲他们连工地大门都没能进得去。于是，他们又在当天下午一路往回赶。经过雅江时，舅妈打来电话，大概意思是喊母亲留在雅江，去找政府，去上访。除了试着把事情闹大让事情被看见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二舅随车回康定，母亲独自一人在半路下了车。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母亲向沿途的村民打听才得知，那里距离雅江县城还有30多公里，然后又接到舅妈的电话，让母亲还是回康定再做打算。但是那一刻，母亲身处一个人生地不熟，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不管往哪里走都很困难。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二舅，他在很多时候，是那种会把“懦弱”两个字刻在脸上的人。年纪轻轻去当兵，在最好的时候，因为家里希望他回来，于是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回家。回家后，他去相亲，又因为对镇上的向往而在相亲当天就留在女方家，最终匆忙结婚，成为一个毫无话语权的“奴隶”。

最后，是路边好心的村民帮拦了一辆大卡车，母亲终于回到康定。

舅妈这边的进展也不顺利，谈来谈去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这件事情的问题在于，大力接的这个活已经被承包了几手，他和项目业主以及总的施工方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合同或者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此次出行和这个工地的工作有联系，这种干工地的多数打个电话就说定的事，不要说合同，连微信的文字都不一定有。所以，事故无法认定为工伤，只能算车祸事故。而如果算车祸事故，那么就该由肇事司机大力赔偿，但是他说没有钱，他赔不起那么多人——两个死者，以及一个躺在ICU烧钱的伤者。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天，事情毫无进展，舅妈决定去州政府上访。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大力畏畏缩缩地拿出了他和他上一层包工头的通话录音，解释说是自己之前受伤严重没有想起来，手机也坏了，还好录音还在。

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帮助，终于有人出来承担赔偿的事宜。

各种求告无门、撒泼打滚，各种亲戚朋友关系都用尽，在事故发生了十天之后，赔偿的事情终于谈好，还是按照车祸事故赔偿，由大力的上一层包工头替大力赔了钱，通过专业的核算，赔给幺舅五十多万的赔偿金。

母亲问我，要不要去见幺舅最后一面。于是，我早上从成都出发，大巴车一路颠簸，终于在天擦黑的时候到达康定。留在那里帮处理事情的人很多，在饭店坐了三桌，他们抽着烟，大声谈笑，像每一波在新年聚餐的人们。这大概也是他们应得的，死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讨到了一个能勉强说服自己的公道，这一刻，放松下来也是理所当然。

饭后，母亲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大力，我说我不太可能冷静地面对这个害死幺舅的人。母亲劝我，毕竟也是同村的人。

我们见到大力的时，他在普通病房，一边手臂捆着夹板，一手打着吊瓶。仿佛为了表现出自己也受了很重的伤，他主动说，自己的肋骨断了，肺上有挫伤，呼吸不过来。

母亲说：“死的死了，你好好养伤。”

我说：“当然要好好养，你看你这儿电炉开得高，也不晓得幺舅躺在殡仪馆冷不冷。”

大力开始了他并不怎么走心的表演。

他说：“车祸的那个地方明明很平，不晓得怎么就撞上树了，听说那个树上最近都出了两起车祸了。”这是把自己摘出来，怪亡魂作祟了。

他说，救护车上，我幺舅还问他怎么样，他说自己痛得很。幺舅说，自己有点呼吸困难。这是表明幺舅不仅没有怪他还在关心他，要打感情牌了。

他说他是罪人，害死了好兄弟，害死了自己姐姐，说着，他就用打着吊瓶的手搓了搓自己的脸。这是开始卖惨了。

我对他的恨，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杀人凶手，也是因为出事之后他的种种作为。两点多的车祸，幺舅重伤到死亡，我们家晚上八点多才接到消息，而他全程清醒。幺舅是受他邀约去工地的，幺舅的死亡他有责任，但是他并不愧疚，只想把自己撇干净。录音的事情，他要是早说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也许是为了保住工地一直沉默，到自己不得不赔钱时才终于暴露出来。

我看着他虚伪的嘴脸，只觉得窒息。

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半夜辗转难眠，身旁是母亲和舅妈交织的呼吸。她们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悲伤和疲累不停息，但是天亮就要接幺舅回家。

康定的天澄澈高远，日光耀眼，树枝上的冰凌泛着冷冷的光，我站在树下，看相干不相干的人在殡仪馆的一侧进进出出。靠近河边的地方，有一个垃圾池一样的焚化池，母亲叫我离远一点，说那里面烧的都是死人的东西。

遗体火化前有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幺舅。他躺在一块木板上，脸上有一些伤，但并不狰狞，可能是在殡仪馆躺太久了，和记忆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我几乎不认识这个人，甚至怀疑他们认错人了。幺舅穿着黑色的寿衣——母亲说，他们到殡仪馆的时候，幺舅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剪下烧掉了，他们给了管理人员2000块钱才把寿衣穿上。寿衣外面还有一件白色的孝衣，头上还戴着一方孝布，因为按照习俗，爷爷奶奶还在世，幺舅走在老人前面已是不孝，所以该为自己的父母尽最后的孝道。我看见幺舅露在外面的手指头，手指头上还有伤，就是很多年前那个被电击的手指，可能是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那个手指头缝合得很丑，指腹少了一截，可到底是好了，现在的伤却永远也不会好了。

母亲和舅妈跟幺舅说着些什么，是最后的告别。我只看着，说不出来什么话。简单的告别仪式后，我们走出了火化间。不久，高高的烟囱上冒出青蓝色的烟。

过了一阵，工作人员喊进去收敛骨灰。角落的一张铁皮台子上，二舅用一个平时用来扫垃圾的银色撮箕把骨灰扫起来，往一个铺了绸布的纸箱里面装。没有用骨灰盒，家里准备了黑漆大棺材。

幺舅的葬礼和千千万万个农村的葬礼一样，有人嬉笑打闹，有人穿着大红衣服涂着大红唇窜来窜去，有人陪着年纪大的家属翻来覆去说着安慰的话。爷爷奶奶当然不在现场，因为葬礼是在幺舅的新家举行的。我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一天的爷爷奶奶在家做什么，有没有人陪，吃不吃得下一口饭。正月十五，幺舅回过家一趟，第二天要和大力一起出门，所以匆匆忙忙又走了，那时候，爷爷奶奶并不知道这是此生和自己小儿子的最后一面。

我去幺舅的房间帮拿东西，他洗好晒干的衣服还丢在床上。床脚放着和骨灰一起带回来的那个军绿色的大包，包的一侧还插着那把格子伞，包口敞着，最上面是一个超市的塑料袋，看样子里面装的是毛巾洗漱用品之类的东西。物品的主人已经先一步成了灰，它们也很快会被背去山上烧掉。

幺舅的晚辈，包括继女、侄女有十几人，但是并没有传说中的披麻戴孝。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发孝布，母亲说，有长辈说怕吓到小妹妹，就算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席卷了我，有风俗说，灵前无人披麻戴孝的话此生就白来了。

幺舅这一生，被驱赶着东奔西走，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为求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到了最后一步，也还是没有达成一个所谓的圆满。

如果把结局放在开头，读者同我一样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历尽人间的辛苦最后也没有迎来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和幸福，他身故在一场交通事故里再也没有未来，未免显得这个故事过于悲怆。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坟很快在半山坡上垒起来，帮忙的人匆匆回去吃饭。母亲从衣兜里摸出一个脏脏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抔泥土，那是她第一天去幺舅车祸现场的时候装的，贴身放了这许多天。母亲把泥土抓出来，使劲拍在幺舅坟头上，边拍边说：“老三啊，我们把你带回来了哦，回来了哦，快回来了哦。”好像，真的是出远门的弟弟跟着姐姐翻山越岭回来，然后入土为安。

后记

2019年，我研究生毕业。毕业时，室友说，“以后不能帮你买火车票啦，我把你舅舅的信息删了哦。”我闷声说好，他也用不上了。

和幺舅的聊天记录换手机的时候也弄丢了，于是承载着他声音的东西也没有了。在很多人向往川西要去玩的时候，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朋友圈有人发折多山的照片，我会忍不住想，如果这个山没有这么高，如果那棵树没有那么大，如果距离不是这么远，幺舅是不是还有抢救的可能。

幺舅去世快一年时，大力去舅妈家还钱，那是他在医院的时候借舅妈的。我和两个弟弟正好去舅妈家给幺舅上坟，于是，我们把他堵在了舅妈家院坝里。为什么我幺舅死了，他还可以好好活着？为什么他女儿还有爸爸，而我的小妹妹那么小就没了父亲？

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幺舅烧纸，为什么不去坟上磕头。他支支吾吾说还有事，但是看我们不像要放他走的样子，又说，要去街上买了纸钱再来。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打他一顿，只能威胁他说，“你还欠我舅多少钱你自己赶紧还了，不然他半夜来找你，你自己小心。”

大力他总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我幺舅借钱，幺舅也从不吝啬，由于幺舅的去世都成了烂账，他当然不会主动还，后续也不知道有没有还给舅妈。

舅妈带着三个女儿，有一些存款加上各种政策，日子倒是不算紧巴，但到底收入减少了很多，人难免焦虑，三个孩子小的才六岁，大的还在青春期，教育也是大问题。

幺舅的去世给爷爷奶奶的打击是最大的。爷爷不服气大力撞死人竟然还可以好好地到处挣钱，坚持要去法院告他。大力的交通肇事罪是监外执行，但是只要把登记了手机号的手机留在家，他也是可以到处去干活的，他差不多时间去派出所报到就行，警察不会天天盯着他。爷爷告大力的理由是赔偿金不合理，我劝爷爷不要去，赔偿金是算清楚并且几方签字生效了的，甚至因为爷爷自己有养老保险，连赡养费都没有他这一份，法院不会拿大力怎么样。

爷爷说，“有人说，车祸前一晚大力喝醉了，还打牌打到凌晨两三点，他应该受到惩罚。”

我说，“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也不会有人会为了一个死人的公道去跟大力这个活人对峙。”

爷爷不听，坚决递交了诉状，没有律师，法院还指派了一个法律援助的律师。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败诉。

爷爷抱怨说：“那个律师不行，他都有点结巴咋说得赢！”

“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你就当他出远门打工去了，反正也不是每天都守着你的。”母亲只能如此安慰。

幺舅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的5月，奶奶也去世了，死于肺癌。自幺舅去世，奶奶就一直很伤心，自己一个人时就会突然哭起来，肺癌查到已是晚期。全部的亲戚朋友只有我和母亲执意要治疗，那时候，我还在研三，存款有2万，其中一万是幺舅存给我读大学的。但是奶奶的兄弟，也就是母亲的舅舅们阻止了，大家都觉得没必要了。

又两年，2021年元旦前夕，二舅打工的时候被机器打中脑袋，在ICU躺了20多天后捡回一条命，但是成了路都走不稳的残疾人。

至此，我眼看着身边的这些农民工在谋生的路上被摔打得七零八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我父亲，受了一些伤，身体有了一些缺陷，但是不影响正常的生活，这是大幸；有一部分人，如我二舅，受伤严重基本失去独自生活的能力，往后就要依靠赔偿金和配偶子女过完毫无生活质量的余生，这也算幸运。有一部分人，如我幺舅，运气好的时候，躲过飞石，运气不好的时候，丧生，意外出现在了明天之前。当然也存在一部分人，他们最后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成了小老板甚至大老板，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凤毛麟角。

我们在看到哪里出事故哪里出意外的时候，总是会唏嘘几句，感叹说生而不易逝者安息。人擅长自愈和遗忘，但是对于事故背后的那些家属来说，在往后漫长的余生里，伤口会如同阴天的风湿一般，附在骨头关节上，永不会治愈，永远隐隐作痛。

编辑｜森芒     实习｜文雪

竹  色

在凌杂米盐的日子里捡糖吃

• 本文头图选自电视剧《父辈的荣耀》(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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