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脑隔区、捣毁前额叶、电击头部……同性恋“治疗”黑历史

2016-08-22 Eon-SF 神经现实

原文发表于果壳网“科学人”（《不是疾病，却遭遇野蛮“矫正”》）。本文为原始稿件，点击“阅读原文”可获取果壳版。

“我每天都想自杀。”

1970年，一个24岁的年轻小伙子在新奥尔良接受了一项手术――电极穿过他的头颅，刺激脑隔区产生高潮反应。包裹特氟隆（聚四氟乙烯）涂层的不锈钢电极植入到这位病人的九个大脑区域，并连接到一个供病人操控的设备上。设备上有着三个按钮，每按一下，电极就在他的大脑深处产生一秒钟的刺激。

这位病人被称作B-19，一直被颞叶癫痫、抑郁症、自杀倾向和毒品滥用所困扰。而这次手术的目的并非让他摆脱那些伴随一生的痛苦病症，而是试图让他从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20世纪初开始，很多人坚信同性恋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第三性”，而这时距离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将同性恋移出精神障碍还有三年。

B-19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家里还有一个19岁的妹妹。从高中辍学以后，先后换过几个工作，19岁时入伍。服役一个月后，他因诊断出“同性恋倾向”被逐出军队。他还有着长期服用毒品的经历，手术期间仍面临持有大麻的指控。他抑郁，焦虑，拖延，自恋，自哀，有自杀倾向，生活混乱。

B-19可以通过按下三个按钮让自己的大脑得到快感，每次都需要戴着这个深脑刺激器3个小时。这个设备的第一个按钮可以每次刺激脑隔区1200次，第二个则是1500次，第三个是900次。医生在B-19面前播放“展示异性性行为前戏和交合”的电影，在此期间，病人可以通过控制电极刺激大脑继而获得愉悦。

B-19大脑中电极的放置位置，Pleasure And Brain Activity In Man, Robert G. Heath, M.D., D.M. Sci,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72

“每当将设备从他身上拿去时，他都会反抗，乞求再多刺激自己几次……病人报告称感觉到愉悦、机敏和温暖（友善），有性欲，且强烈地想要自慰……”一篇1972年发表的论文这样描述。

接下来，B-19声称想要和异性发生关系。

这篇论文的作者以及执行这项手术的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他因致力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对脑隔区的痴迷而闻名。罗伯特·希斯是美国杜兰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部的创办者，其研究受到CIA和美国军方的经济支持，他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监狱志愿者”以及黑人（希斯声称“黑人到处都是而且是非常廉价的实验动物”）。

希斯最受质疑的研究是他于1956年宣称发现了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他将其称为狂乱素（taraxein），当然事实证明狂乱素并不存在。同样，希斯的脑电极刺激实验也被认为“可疑且不稳定”。

为了进一步对B-19进行“治疗”，希斯雇佣了一名21岁的妓女参与实验。在希斯的论文中，该异性的参与似乎证明了B-19的性倾向发生转移。在与查尔斯·E·摩恩（Charles E Moan）合写的论文中，希斯声称B-19和一位已婚妇女有着长达10个月的关系。然而希斯也承认，B-19曾两次和同性发生关系，但那只是因为他需要钱。尽管如此，希斯的实验仍然留下许多疑问，脑隔区刺激和转移同性恋倾向有什么关系？它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至少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来看，同性恋不能被当做一种疾病，“治愈”同性恋的说辞也毫无根据。但在击倒“同性恋可被治愈”这个拦路虎之前，医学史上还曾进行过更多骇人听闻的实验，而有些手段直到近几年才被法律禁止。在“同性恋矫正”的受害者名单上，“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默默无名者遭受过各种非人治疗，其中包括广受诟病的厌恶疗法（其手段有电击、注射让人产生恶心和呕吐的“阿扑吗啡”类药物等）。

维也纳内分泌学家尤金·施泰纳赫（Eugen Steinach）是第一位使用手术方法试图“治愈”同性恋的医生。1917年，他阉割了一位同性恋男子，随后将死去的异性恋男性的睾丸组织移植在这位病人身上。施泰纳赫坚信同性恋代表着“第三性”，是雌雄同体的一种形式。在1916年到1921年间，他先后在11位男性身上做了这项实验。由于免疫排斥反应，施泰纳赫的实验注定失败。尽管认为这项实验指向了对同性恋的有机决定因素的研究，弗洛伊德警告称这样的治疗手段得到普遍应用是不成熟的期望。

1920年，弗洛伊德撰文称一位父亲想通过精神分析“治愈”自己的同性恋女儿。弗洛伊德认为，改变性取向是十分苦难且不可能的。当他提出想看看这位女性时，她最终以对男性的敌意中断了治疗。1935年，在《写给一位同性恋母亲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同性恋不是罪恶和退化，也不是一种疾病。我们认为这是由性发展的某些停滞所产生的性功能变化……应该从不同的方面对你儿子进行精神分析，如果他不快乐，神经质，被冲突撕裂，为社交生活所抑制，精神分析或许会给他带来和谐、平和的心态和充足的效率，无论他是否仍是同性恋，抑或改变了性取向。”

纳粹医生卡尔·瓦内特

在五、六十年代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兴起之前，最令人震惊的治愈实验出自一位纳粹医生之手。“1933年纳粹上台后，将迫害同性恋者作为所谓在种族和文化上净化德国的道德讨伐的一部分。”在针对男同性恋的逮捕、监禁甚至阉割等迫害行动中，丹麦医生卡尔·瓦内特（Carl Værnet）有机会试验自己的激素疗法，即将睾丸激素和其他合成激素注射进受试者的睾丸中，试图改变同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取向。

卡尔·瓦内特是丹麦纳粹党一员，后来加入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领导的党卫军，获党卫军二级上将军衔。1944年6月至12月期间，卡尔·瓦内特在17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男性囚犯的腹股沟里插入人工腺体，两名囚犯因感染而死。二战结束后，本该作为“战争犯”接受审判的卡尔·瓦内特假借心脏病逃脱，而且似乎说服了英国和丹麦当局他的激素疗法是有效的。在逃到阿根廷后，卡尔·瓦内特在阿根廷卫生部的资助下继续进行该项实验。（至于为何卡尔·瓦内特能屡次逃脱，为何人们对他的实验如此着迷，直到今天相关资料还未解密。）

卡尔·瓦内特之后，还有相当多的研究人员认为同性恋是“男性的雄性激素不足，女性的雄性激素过多”，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注射雄性激素来“治愈”男同性恋。1952年，被发现是同性恋的阿兰·图灵为了免除牢狱之灾选择了注射激素类药物己烯雌酚，而这种药物使用更是连名义上的“治疗”都算不上——事实上，它属于化学阉割，是对同性恋者的刑罚。激素疗法让图灵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且让他变得抑郁，在生理上导致性无能以及胸部的发育。去年曝光的一组图灵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信件揭露了图灵接受治疗后的状态：

“我曾做过的一个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转变为异性恋，尽管我并没有太大的激情去接受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

2015年曝光的图灵信件，收件人为图灵的遗嘱执行人尼克·伯班克（Nick Burbank）

1948年，美国性学专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发表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金赛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家庭、阶级、教育背景和地理位置的人类群体中，同性恋令人惊讶地普遍，许多人与异性和同性都有过性行为。在《金赛性学报告》中，37%的受访男性至少有一次同性性行为，36%的受访女性至少有一次同性性行为。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理查德·埃塞（Richard Isay）介绍，金赛及其同事多年寻访那些接受治疗的同性恋者，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改变性取向，而那些声称已经改变的人只是在抑制自己的同性性行为。

弗洛伊德认为人天生都是双性恋，每个人都会接受两性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会在性上吸引同性和异性。50年代，同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埃德蒙·伯格勒（Edmund Bergler）则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且声称金赛的统计研究高估了同性恋的出现率。对于伯格勒来说，同性恋是一种神经疾病，他将其视作一种变态。他在1956年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显然异性恋并不能保证心理健康……但是也存在健康的异性恋，而不存在健康的同性恋……”

伯格勒认为可以用基于刑罚的对抗性疗法“治愈”同性恋者，即“谴责受害者”，公然侮辱同性恋者，摧毁他们的自信，称他们是骗子，一无是处。金赛的研究成为当时同性权益运动的基础，而站在金赛对立面的伯格勒也通过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吸引了普通人的注意。

在上世纪40年代，神经科学界著名的“黑历史”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正是兴盛之时。在那时，这种破坏性的治疗手段俨然成了治疗精神疾病的万金油，而被当做“精神病”的同性恋者们同样未能幸免。美国医生华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在职业生涯中共做了3439起额叶切除手术，大约40%是在同性恋者身上。在他的“经眼眶额叶切断术”（或称冰锥疗法，ice pick lobotomy）实施过程中，医生使用类似冰锥的仪器（被称作脑白质切断器），通过眼窝进入病人的前额叶区域。这些危险又缺乏规范的操作给很多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们迟钝、麻木、神情呆滞，仿佛变成了“木头人”。

在1992年上映的纪录片《改变我们的思想》（Changing Our Minds）中，有着一段40年代的实验视频，视频中的年轻同性恋男子正在接受冰锥疗法，医生拿着“冰锥”在他的前额叶区域来回抽动。1954年，随着药物氯丙嗪（Thorazine）的出现，额叶切断术逐渐被医学界摒弃。

“冰锥疗法”示意图

电影《飞跃疯人院》男主角被切除额叶

《改变我们的思想》还插入另外一段美国军方上世纪50年代制作的教育片。在这段黑白影像资料中，医生绑好躺在床上的男子，接着将电极戴在他的头上。当电极接通的时候，男子的身体开始抽搐，并发出撕裂般的喊叫。在1966年的朋克口述历史《请杀了我》（Please Kill Me）一书中，地下丝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主唱娄·里德（Lou Reed）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

“他们将那玩意放在你喉咙下面，以免你吞咽舌头，他们还将电极戴在你的头上。这就是罗克兰县推荐的阻止同性恋感情的手段，而它的效果就是你失去记忆，变成植物人一般。”

娄·里德描述的电击头部的电休克疗法并非典型，很多医生在厌恶疗法中使用电击：即当同性恋者对裸露的同性照片勃起时对其进行电击。解密资料显示，50年代的英国同性恋囚犯曾接受过电击疗法，这项计划由政府支持。工作人员在犯人面前展示一组男性的照片，如果在八秒内犯人不切换照片的话便会遭到电击。一些犯人不堪忍受，要求进行阉割，然而监狱官员认为“身体阉割不意味着思想阉割”，因此对他们使用激素疗法和厌恶疗法。

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1971）中的厌恶疗法

德国科学家君特·多纳（Günter Dörner）在上世纪70年代将同性恋定义为“中枢神经假两性畸形”，即男同性恋的大脑有着女性的交配中心。君特的性取向“成人激素理论”认为，相比于异性恋男性，同性恋男性血液中的睾酮过低，雌性激素过高。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的研究证实，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睾酮或雌性激素水平并无不同。

君特认为同性恋可以被“治愈”：“从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也许在将来——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在脑分化过程中校正异常性激素水平以防止同性恋倾向的发展——是有可能的。”这一论调的基础源于产前激素理论，研究人员倡议改变胎儿的激素环境，君特还建议“男性化”的妇女注射激素以免生育同性恋子嗣。

70年代以前，除了电击疗法和激素疗法外，药物疗法也得到普遍应用。接受治疗的人被注射阿扑吗啡类的药物，这些药物能让人恶心并呕吐，服药期间，相关人员不仅向治疗者展示同性的裸露照片，还会播放带有侮辱性语言如“死基佬”这样的音频。1962年，29岁的比利·克雷格-希尔（Billy Clegg-Hill）死于药物疗法，他的死亡被其医生掩盖。

随着美国精神病协会于1973年将同性恋移出精神障碍，以及同性权益运动的日益扩大，有关“治愈”同性恋的实验和疗法逐渐偃旗息鼓，且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疗法给同性恋者带来的巨大伤害，例如抑郁、焦虑、自我厌恶、具有自杀倾向等。不过仍有小部分人甚至宗教团体坚持性倾向转变疗法，例如心理学家约瑟夫·尼古勒斯（Joseph Nicolosi）和反同性恋基督教组织“出埃及国际”（Exodus International，2013年关闭并道歉）。

21世纪开始，各项研究声称没有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性取向可以改变，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则发表研究宣称性取向主要为同性恋的高度积极的人可以通过补偿疗法转变为异性恋。2012年斯皮策撤回这项具有争议的研究，并向同性恋群体道歉。如今，同性权益运动取得了重大影响，但在一些地区、一些人群中，同性恋依然被视为“异常”、“病态”甚至“罪恶”，针对同性恋群体的“矫正治疗”仍在悄然实行。在转变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的观念的道路上，我们依然要艰难前行。

参考：

The ‘gay cure’ experiments that were written out of scientific history, Mosaic, 2016-7-5

Pleasure And Brain Activity In Man, Robert G. Heath, 1972

A Half-Century of Conflict Over Attempts to ‘Cure’ Gay People, Time, 2015-2-12

A History of the Ice Pick Lobotomy, Motherboard, 2015-6-12

Alan Turing & the medical abuse of gay men, Peter Tatchell, 2014-2-13

Treatments of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since the 1950s—an oral history: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s, Michael King, Glenn Smith, Annie Bartlett,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