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现实特刊 『性与性别』| ISSUE 03

ISSUE 03 SPECIAL EDITION

神经现实十一十二月特刊

性与性别  SEX&GENDER

在每天的交谈中，“gender”这个词是另一个词的同义词，人们更准确的称之为“sex”。也许因为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达，这个神经质的词，同样可以描述性交，“gender”这个词现在用来委婉地形容一个人是男性或者女性这种生理事实，将我们从一种轻微的尴尬中拯救出来，这种尴尬来自提起身体器官和发育过程必要的差异，无论我们的提法有多么间接。“gender”这个词最初在语言中单纯的文法意思是为了作为区分男性、女性以及中性的名词形式。但是从至少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词开始有了另一个意思，让我们对性和性别必须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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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性别认同 

Robert Sapolsky

别怪那些直男癌了，他们只是脑子跟不上而已

Rebecca Reilly-Cooper

性别不是连续谱

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母性是有性别之分的吗？

 性取向 

Ankur Paliwal

超越性取向：性的流动

Jesse Singal

为什么乡村直男之间会有性行为?

Eon-SF

同性恋“治疗”黑历史

 情欲 

The Book of Life

简明情欲原理
研究

真爱还是情欲，一切尽在眼中
一见钟情不过是持续五分之一秒的脑子进水
性高潮的确会使人如梦似幻

 数字时代 

Judith Shulevitz

为何App时代的约会如此困难？

Elizabeth Svoboda

当代爱情的两大难题：和谁约？约几次才能找到真爱？

 观点 

Shahidha Bari

女性裸体与女权主义

 Deborah Orr

性机器人可真是对女权主义的矫正啊，嗯哼？

Brian D. Earp

谈“艾”色变：性病污名化的危害

Matthew Heckart

Sébastien Thibault

性别认同

什么是性别？什么是性别连续谱？

如何从生物学、神经科学的角度理解性别，而性别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又意味着什么？

生物学 神经科学 BIOLOGY NEUROSCIENCE

Angie Wang

别怪那些直男癌了，他们只是脑子跟不上而已

Robert Sapolsky

“

在我们的头脑中，性别是一种比种族和视觉特征更强、更根深蒂固的自动分类模式。

Robert Sapolsky

美国神经内分泌学家，作家，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教授，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曾获1987年麦克阿瑟奖学金天才奖等。著有《灵长类动物回忆录》、《睾酮问题》等。

在中非某热带雨林的一个深夜，一只黑猩猩降生了。不久以后，太阳升起，猩猩妈妈和新生儿一起坐着，它们被一场“亲朋好友”间的谈话会搞得头晕目眩。基本上每位“亲朋好友”都会过来，把新生儿的两腿分开然后嗅一嗅，判断其是公猩猩还是母猩猩，这已经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生物学中，这是最为二元孤立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上，性别的二元化终究不是全然的二元化。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知晓了生物体不一定是、也不一定会保持非男即女、非雌即雄、非公即母的状态。现在，我们的文化正在渐渐意识到这一固定且明晰的二元化概念并不正确。

随着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艾美奖提名演员拉维恩·考克斯（Laverne Cox）的名声大噪，在美国，跨性别者已经能够出任市长、立法者、法官、警员、做国际知名化妆品牌代言人、甚至成为高中返校聚会上的“女王”。尽管现在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以及暴力行为依然多得可怕，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性别不再是一件永恒且固定之事。

许多人甚至怀疑，现在是否还有“性别”这一概念。一些人在性心理方面可能具有双性特征、第三性特征甚至没有性特征，甚至一些人对于这个社会的本能感知中，并不会将人按照性别来区分。

这一新大陆建立在和Facebook一样古老而威严的规章制度之上。在Facebook的个人主页上，有58种性别选项供用户选择。其中包括无性人、双性人、流性人、性别存疑者、非二元性别者、泛性人以及两种我最爱的选项——两魂人，这个词透着一股绝妙的美洲原住民气息；还有一个是“其他”，这个词基本上就是告诉别人，哈，我们只是了解了个皮毛而已！

对性别二元论有许多最为激烈的反抗，例如游戏玩家在虚拟世界中几乎将全部的时间花在角色扮演上。他们会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角色——男性、女性、或者二者皆非的杂交人；也可以扮演他们想成为的生物——黑猩猩、长尾鹦鹉、半人马怪甚至毗湿奴神。

只要找到合适的游戏站点，你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在游戏中度过，就好像一些草履虫试图进化为多细胞生物那样。你还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和其他人的化身建立起关系。这一切是如此容易，因为你在现实中有着怎样的身体和物理特征，都和网上的一切毫无关系。

考虑到这一切——永恒且固定的二元性别特征正渐渐地变得模糊——我们可以猜想，离这个概念彻底消失已经不远了。但不幸的是，虽然社会迄今为止正在为这一发展铺路，但它被我们大脑的认知特征扰乱了。在我们击倒这只拦路虎之前，先来看看我们对于性别的认知到了什么程度。

社会学 政治学 SOCIOLOGY POLITICS

Alex Kostiw

性别不是连续谱

Rebecca Reilly-Cooper

“

性别，作为一种双阶层等级制度，使得男尊女卑这一思想衍生发展、源远流长，阻碍了这两种性别个体的自由发展。把性别重新审视为一种身份连续谱，只能代表这种情况毫无改善。

Rebecca Reilly-Cooper

英国华威大学的政治哲学家，她对政治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品德心理学以及情绪哲学都很感兴趣。目前她正致力于性、性别以及身份的研究工作。

什么是性别？这是一个直击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并且对于当前那些关于等级、身份以及特权的社会正义行为的辩论，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在每天的交谈中，“gender”这个词是另一个词的同义词，人们更准确的称之为“sex”。也许因为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达，这个神经质的词，同样可以描述性交，“gender”这个词现在用来委婉地形容一个人是男性或者女性这种生理事实，将我们从一种轻微的尴尬中拯救出来，这种尴尬来自提起身体器官和发育过程必要的差异，无论我们的提法有多么间接。

“gender ”这个词最初在语言中单纯的文法意思是为了作为区分男性、女性以及中性的名词形式。但是从至少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词开始有了另一个意思，让我们对性和性别必须加以区分。对于女权运动主义者来说，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这使我们承认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一些不同是起源于生物学，而其他的不同则来源于环境、文化、教养以及教育——这些被女权运动者称为“性别社会化”。

至少，“gender”这个词通常在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通常是一个基础的，根本性的女性主义理念：“sex”意味着生理上的，也许某种意义上“天生的”，而“gender”则意味被社会构建的。这种观点——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其称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认为，性别指的外部强加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规定和禁止个人可取的行为与道德专断的特点相一致。

这些强加在个体外部的规范不仅具有强迫性，而且代表着一种二元化的阶级或等级制度，一种二元制的价值体系：雄性高于雌性，男人高于女人，男子气质高于女子气质。每个人生来具有扮演两种生殖角色的其中一种的可能性，这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在更早之前由婴儿时拥有的外部生殖器所决定。从那时起，他们将被教育灌输到等级制度的其中一个阶级层次中：如果他们的生殖器是隆起的，则是较高的阶级，反之则是较低的阶级。

从出生开始，以及性别等级的成员身份确认的那一刻，大多数女人们被教育得被动、顺从、柔弱和易被驯服，而大多数男人则被教育得活跃、具有主导地位、强大并且具有侵略性。这种价值体系，以及社交化和教育个人的过程，正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对“gender”一词含义的理解。这样的理解，不难看到对于性别，什么是令人反感的、难以承受的，因为它限制了男人和女人都存在的潜能，并断言男性绝对优于女性。所以，对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彻底废除性别；停止把人们分成粉色箱子和蓝色箱子两类，并在没有社交性制定的价值体系的强制影响下，允许个人个性和偏好的发展。

这种性别本质的观点对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内部和先天经历了解性别，而不是完全由社会化构建成的或是外部强加的人来说，有些格格不入。这些人不仅在性别的构造完整认识上有争议，并且抵制激进女权主义者分析的有关性别是二元化的内在等级制度的观点。从这一观点来看，为了方便，我将称之为酷儿女权主义者的性别观点，使性别的运作变得具有压迫性的不在于它是社会建构以及强制性实施：当然了，问题在于人们普遍的观点就是只存在两种性别。

如果我们承认，性别确实是一个内部的、天生的、我们身份的重要方面，人类两性将得到解放，可以选择的不仅是“女人”或者“男人”，将有更多性别可选。通往解放之路的下一步是对一系列新性别身份的承认：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更认为他们自己是“跨性人”或“非二元性别”或“泛性人”或“多性人”或“无性人”或“半男”或“半女”或“非性人”或“非男非女”或“循环性别”或“量子态性别”……我能列举很多。这种观点的支持者间的一贯论调是“性别不是二元的；它是一个连续谱”。从这个观点继而引出的是我们需要拆除粉色和蓝色的盒子，当然，我们仅仅需要认识到存在不仅这两个盒子，还有更多。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想法，但是其中存在很多问题，问题致使其内部不连贯并且在政治上缺乏吸引力。

社会学  SOCIOLOGY

Sean Fannin

母性是有性别之分的吗？

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

生殖医学上已将母亲的定义从妊娠、分娩的母亲扩展到包括提供卵子的母亲以及生母。现在，这里有了第四种类型：变性母亲。这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母亲可以指一个从女人变性过来有着子宫的男人，以及那些停止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怀孕的男人，或者是让代孕母亲使用自己变性前冷冻精子的女人。

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英国记者，她的作品多发表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以前她住在中国，现在生活在悉尼。

费伊·普德汉（Fay Purdham）五岁时宣布她想成为一名母亲。但这有个小问题：费伊出生时还是凯文。“我妈当时说，不不不，你想成为一名父亲。”普德汉回应，“我当时说，不，我想成为一名母亲。那时我妈知道了，噢，我的孩子不一样。”如今普德汉快三十岁了，生活在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希望子宫植入是变性人的下一个阶段。她幻想着成为一名有着大脚踝的怀孕母亲，还有大的妊娠纹。“想象一下能怀着我自己的孩子，哇，我太爱了。”

英国变性小姐竞赛马上要进行下一轮最佳选择了，普德汉在去年九月份赢得了第三名。她希望通过“为我投资基金”筹集到十万英镑，以支付一名代孕母亲的费用，使用她在做变性手术前21岁时冷冻的精子。她的追求成了国际头条。去年十月，《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变性模特想成为英国第一个身兼父母的人。”

生殖医学上已将母亲的定义从妊娠、分娩的母亲扩展到包括提供卵子的母亲以及生母。现在，这里有了第四种类型：变性母亲。这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母亲可以指一个从女人变性过来有着子宫的男人，以及那些停止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怀孕的男人，或者是让代孕母亲使用自己变性前冷冻精子的女人。简单来说，“母亲”和“父亲”不再仅根据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染色体和性器官所决定，而是根据我们自己选择的性别。

2014年，一位名叫梅根·斯特布勒（Meghan Stabler）的美国企业主管和变性女性，被“工作母亲”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工作母亲” ——这是该头衔首次授予变性人。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一起向前”（Forward Together）发布了母亲节电子卡片，名为“妈妈的节日我们的方式”，以反映性别流动的新现实。而就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性别认同不应成为寄养和收养的障碍。

众多团体机构正在拼命跟上节奏。斯特布勒得奖的同年，纽约慈善堕胎基金一致投票决定不再使用术语“女性”，担心他们可能会疏远想做人流的变性男人。北美的助产士联盟(简称MANA)也在挑选它的核心竞争力指南中的段落时,将“女人”和“母亲”这些词替换成“怀孕的个人”、“怀孕的父母”和“生育的父母”。

MANA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一个受尊敬的助产士联盟联合在一起表示了担忧。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公然反对以下意见“加速目前这种趋势…否认重要的生物现实并且进一切断自然与我们身体的联系”，这对女性有着“有害的影响”。

关键是成为一个女人以及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而谁又被允许成为这样的角色。“本年度最杰出的职业母亲”斯特布勒在《赫芬顿邮报》撰文坚称：“我只是和其他妈妈一样。”她的首要任务是用高压工作来处理家庭事务。但她的声明提出了问题：究竟母性是天生的，就像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爱的化学反应，是与妊娠和分娩紧密联系的自我牺牲的“变革”过程？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的东西？最终，变性母亲究竟是强调其中的相似性，或者还是学习接受其中的差异性？

关于“ 女性特征”的声明是一场激烈的战役。“母性很显然具有唯一的女性特征。不是女性不能繁殖。” 《性别伤害：变性运动政治的女权主义分析（2014）》一文的作者、学者希拉•杰佛里斯（Sheila Jeffreys）坚持这一观点，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变性运动。纵观整个历史，杰弗里斯认为，男性一直统领着女性及其生殖生物学。她认为这种模式正在被变性女性所重复着。”这是“男人权利的又一章，试图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生殖过程。女性应该假装她们的身体并不重要。”

作为回应，变性运动谴责杰弗里斯是一名“TERF”或者说是“反对变性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变性活动人士认为杰杰弗里斯及那些和她同样思想的人，拒绝承认已经遭受可怕歧视的少数群体，而目前生育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

性取向

Chip Zdarsky

有些个体终身都遵循与自身性取向稳定一致的吸引力模式，但对性流动人群而言，"取向"这个词语着实概括不了他们的性吸引法则。

乡村直男之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伙伴性行为”？

刺激脑隔区、捣毁前额叶、电击头部……这些都是同性恋曾遭遇的“矫正治疗”……

心理学 PSYCHOLOGY

bevsi/Tumblr

超越性取向：性的流动

   Ankur Paliwal

利莎·戴蒙德（Lisa Diamond）做的第七次采访，是她印象中最好的一次。当时她应征了康奈尔大学的“Subject 007”计划，在那儿研习课题“那些被其他女性所吸引的女性如何看待自身的性别认同”。1995年的某个黄昏，她在学校会议室里坐定下来，调整好状态，准备向采访对象提出第一个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在性别认同谱上，这位 007 认为眼下她在哪里呢？受访女性说，她不知道。她对戴蒙德说，自己从出生以来一直都是异性恋，直到上周，她猛然发觉自己爱上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女人。她们做过几次爱，她感觉很棒。戴蒙德的任务之一是依据受访者的自我认同给她们归类——既然 007 说不确定，戴蒙德就把她归入了“未标签”这一分组。

两小时后访谈结束，007 离开了，戴蒙德初步总结得出：这名女性在后续跟踪采访里会以双性恋的身份认同来发声。但她并没有如此。自从这次访谈互动开始，戴蒙德逐渐意识到她对性别认同的观念需要调整。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性取向固定不变，就像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这些分类所表示的那样，然而有些人的经验恰恰是不断穿梭在不同性别的吸引里，并不完全符合任何一类固定性取向。事实上，在戴蒙德的访谈对象分组里，多数都是如此。

她还访谈了其他 88 个被试者，让每个女性都填写一张饼图，以百分比形式标记出自身的性吸引有多少指向女性，多少指向男性。当戴蒙德在两年后进行后续调查时，她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她们在饼图上标记的比例有所变化，而且有 32% 的人修改了自己性别认同的标签分类。

在飞往洛杉矶拜访父母的航班上，当戴蒙德正专心读着采访逐字稿、做笔记的时候，她的“aha”瞬间（顿悟、灵光乍现的瞬间）突然不期而至了。她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期待着、也强迫着一个传统的“出柜”故事发生：主人公会揭下过去伪装的性别认同，而后展露出真实自我。但现实中“这并不是人们真实的表述”，戴蒙德回忆后才发觉如此。

戴蒙德重读了逐字稿，发现很多被试者在（改变取向）之前并没有一直误解自己的性别认同。她们只是从一个真实且持续的认同（标签）移步去到另一个同样真实持久的身份认同。

戴蒙德每隔两年会回访这些女性，每一次她的假设都多了些新的证据支持。“她们在各种可能的方向上不断前行着，”戴蒙德说。2005 年，也就是研究开始的 10 年后，饼图仍在不断改变，67% 的女性至少改变了一次性别认同。很多曾把自己归为“女同性恋”的又把自己放回了“未标签”分类下；很多起初不希望被分类的女性接受了“双性恋”身份认同；还有一些“未标签”的女性变成了“女同性恋”或“异性恋”。

这些认同变化往往是由某一段亲密关系促成的。如果连续两年以上和同一种性别的人建立亲密关系，007 自我认同为“异性恋”。有些女人提到，她们的同性爱慕对象始终只有过那么一个人（“只爱过她一人”），但也确实不算很直；还有女性在 40 岁左右的年纪爱上了最好的女性朋友，开始建立同性亲密关系；而有些弯了很久的女性开始和异性交往。

所以，这些人到底是弯是直啊？这个问题或许本来就问错了，戴蒙德说。“长远来看，女性的性别认同倾向于发展成更有流动性的图景。标签有时候解释不了她们复杂的真实体验。”戴蒙德认为，这些女性的性是流动的。

性流动性，和同性恋、异性恋这些单一维度截然不同。“流动性允许人们能跨越自身认同，” 戴蒙德说。有些个体终身都遵循与自身性取向稳定一致的吸引力模式，但对性流动人群而言，“取向”这个词语着实概括不了他们的性吸引法则。

coming soon

社会学 SOCIOLOGY

Mik4g

为什么乡村直男之间会有性行为？

Jesse Singal

很多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除了偶尔的同性性遭遇，这些人都是彻彻底底的直男，而且相当传统——他们有家室，拥抱各种男性规范，诸如此类。实际上，他们能够划分自己的性生活，以防止自己的公共身份被模糊化或复杂化。社会学家们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类如何解读有关身份认同、性欲和文化期望的难题。

去年，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并非同性恋：白人直男之间的性》，其作者是来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性与性别的教授简·沃德（Jane Ward）。在这本书中，作者探索了所谓“直人同性性行为”比比皆是的各种亚文化——不仅有你期望的军队和兄弟会，还有自行车帮派和保守的郊区，以更好地了解有过这种遭遇的受访者如何体验和解释他们的性吸引、身份认同和约会。但不是所有直的男男性接触者获得了同样的关注。俄勒冈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托尼·席尔瓦（Tony Silva）在一篇关于性别与社会的新论文中指出，一个相对被忽视的群体是农村白人直男。

席尔瓦试图找到更多关于这类人的信息，因此他从Craigslist的男男偶然性接触讨论版上招募了19名男性，采访了他们大约一个半小时，提问有关性习惯、性生活以及身份认同感的问题。这些人都来自密苏里州、伊利诺伊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或爱达荷州的乡村地区，这些地方都以“社会保守主义和主要白人群体”而闻名。样本中有14人在50岁以上，因此有点偏斜，而且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只是直人，少数人回应为“直但双，但更直一些”。

既然这是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认识到席尔瓦招募的特定男性不一定有代表性十分重要。这些男人只是在Craigslist上看到了一则广告，继而同意参与学术研究项目。但席尔瓦的研究没法就直人男男性接触者的这个子集或者将他们作为整体盖棺定论，仅仅通过聆听这些人的故事，将之与沃德及其他研究者揭露的叙述比较还远远不够。

具体来说，席尔瓦试图更好地理解“规范性乡村男性气质”和这些男性的性遭遇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习俗和规范定义了农村男性。他介绍了一个非常有趣和吸引人的概念“bud-sex”：

沃德（2015）在城市和军队的背景框架中调查了白人直男之间的性，将其视作增进关系和建立男子气概的方式，它让彼此之间更像“兄弟”。卡里洛和霍夫曼（2016）将他们的主要城市参试者称为“弹性异性恋”，鉴于他们完全或主要被女性吸引。虽然这项研究的参试者与这些群体重叠，但他们也以稍许不同的方式构建同性之间的性：不是作为联结城市“兄弟”之间的机会，而是时不时地作为一种新颖的性追求，因为他们跨越了整个性吸引频谱。相反，正如席尔瓦（即将出版）所探讨的，通过对同性间的性进行非传统的解释，受试者们巩固了自己的“直”：“帮助好友解决困难”，减少“欲望”，行使对男性不带性吸引的性欲，减除一般的性需求，且或将这种行为解释为作用在性吸引上的方式。“bud-sex”抓住了这些解释，也考虑到受试者如何进行性行为，以及他们都与谁有性关系。参试者与其他男性之间的这种具体类型的性，即bud-sex，巩固了他们的乡村男性气质和异性恋取向，并将他们与其他男男性接触者区分开来。

这种同性恋巩固异性恋和传统乡村男性气质的观点当然违反直觉，但是当你读到席尔瓦采访的具体发现后，会注意到一些问题。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男性气质是“男人理解自我的核心”。席尔瓦从其他研究者那里引用了这个说法，他指出，乡村男性气质指引乡村男性的“想法、口味和践行。它向他们提供基本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影响他们对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梳理。”几乎所有直的男男性接触者身上都存在这样的矛盾：这些人怎么能和别的男性有性关系，而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却不受威胁？

coming soon

医学 MEDICINE

同性恋“治疗”黑历史

 Eon-SF

刺激脑隔区、捣毁前额叶、电击头部、注射激素……这些都是同性恋者曾遭遇的“矫正治疗”。

“我每天都想自杀。”

1970年，一个24岁的年轻小伙子在新奥尔良接受了一项手术――电极穿过他的头颅，刺激脑隔区产生高潮反应。包裹特氟隆（聚四氟乙烯）涂层的不锈钢电极植入到这位病人的九个大脑区域，并连接到一个供病人操控的设备上。设备上有着三个按钮，每按一下，电极就在他的大脑深处产生一秒钟的刺激。

这位病人被称作B-19，一直被颞叶癫痫、抑郁症、自杀倾向和毒品滥用所困扰。而这次手术的目的并非让他摆脱那些伴随一生的痛苦病症，而是试图让他从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20世纪初开始，很多人坚信同性恋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第三性”，而这时距离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将同性恋移出精神障碍还有三年。

B-19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家里还有一个19岁的妹妹。从高中辍学以后，先后换过几个工作，19岁时入伍。服役一个月后，他因诊断出“同性恋倾向”被逐出军队。他还有着长期服用毒品的经历，手术期间仍面临持有大麻的指控。他抑郁，焦虑，拖延，自恋，自哀，有自杀倾向，生活混乱。

B-19可以通过按下三个按钮让自己的大脑得到快感，每次都需要戴着这个深脑刺激器3个小时。这个设备的第一个按钮可以每次刺激脑隔区1200次，第二个则是1500次，第三个是900次。医生在B-19面前播放“展示异性性行为前戏和交合”的电影，在此期间，病人可以通过控制电极刺激大脑继而获得愉悦。

B-19大脑中电极的放置位置，Pleasure And Brain Activity In Man, Robert G. Heath, M.D., D.M. Sci,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72

“每当将设备从他身上拿去时，他都会反抗，乞求再多刺激自己几次……病人报告称感觉到愉悦、机敏和温暖（友善），有性欲，且强烈地想要自慰……”一篇1972年发表的论文这样描述。

接下来，B-19声称想要和异性发生关系。

这篇论文的作者以及执行这项手术的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他因致力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对脑隔区的痴迷而闻名。罗伯特·希斯是美国杜兰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部的创办者，其研究受到CIA和美国军方的经济支持，他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监狱志愿者”以及黑人（希斯声称“黑人到处都是而且是非常廉价的实验动物”）。

希斯最受质疑的研究是他于1956年宣称发现了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他将其称为狂乱素（taraxein），当然事实证明狂乱素并不存在。同样，希斯的脑电极刺激实验也被认为“可疑且不稳定”。

为了进一步对B-19进行“治疗”，希斯雇佣了一名21岁的妓女参与实验。在希斯的论文中，该异性的参与似乎证明了B-19的性倾向发生转移。在与查尔斯·E·摩恩（Charles E Moan）合写的论文中，希斯声称B-19和一位已婚妇女有着长达10个月的关系。然而希斯也承认，B-19曾两次和同性发生关系，但那只是因为他需要钱。尽管如此，希斯的实验仍然留下许多疑问，脑隔区刺激和转移同性恋倾向有什么关系？它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至少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来看，同性恋不能被当做一种疾病，“治愈”同性恋的说辞也毫无根据。但在击倒“同性恋可被治愈”这个拦路虎之前，医学史上还曾进行过更多骇人听闻的实验，而有些手段直到近几年才被法律禁止。在“同性恋矫正”的受害者名单上，“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除此之外，还有更多默默无名者遭受过各种非人治疗，其中包括广受诟病的厌恶疗法（其手段有电击、注射让人产生恶心和呕吐的“阿扑吗啡”类药物等）。

Malika Favre

 情欲 

让我们（还有其他人）情潮涌动的事物常常听起来离奇而不可思议。乍一看，长筒雨靴、套头针织衫、停车场，似乎都与清醒意识中的性感毫无关联。但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事物可以成为情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约会对象看着你哪里可以表明萌生的是真爱还是欲望……坠入爱河可以引出不仅和吸食可卡因相同的快感，而且还影响大脑的智力区域……如果性交带来的刺激足够强烈，这种持续的节奏能够传至整个大脑，并使其他感觉变得迟钝……

THE BOOK OF LIFE

简明情欲原理

A Brief Theory of Sexual Excitement

让我们（还有其他人）情潮涌动的事物常常听起来离奇而不可思议。乍一看，长筒雨靴、套头针织衫、停车场，似乎都与清醒意识中的性感毫无关联。但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事物可以成为情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这些情欲唤起元素的不可思议之处不仅仅在于它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它也会在亲密关系中带来麻烦。我们该如何启齿，告诉爱人我们想要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会深深困扰于自己的激动和颤栗将指引我们去向何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坚决反对残忍和暴力，而在幻想中我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对被持枪入侵者袭击的想法感到很兴奋。

弗洛伊德是最早认真对待我们关于性的困惑和担忧的人之一。他帮助我们认真看待性，坦诚面对它奇怪的方面，这很好。但他这么做的成本很高。他对我们为什么兴奋的分析与理智能想出的一切缘由相违背，往往涉及深埋在童年的线索，让我们觉得自己如此怪异以至于不知不觉就去抑制这些想法。结果经弗洛伊德之手，性比以往显得更危险更奇怪，也因此更难以对餐桌对面的爱人开口、更难以一种听起来理智的方式表达。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神秘或羞耻可言。性兴奋很好理解，也并不与理智相冲突。它和我们在其他领域想要得到的形形色色的东西一脉相承。尽管我们的欲望之热切有时候听起来怪怪的（甚至可能令人不快），事实上它背后的动机是寻求美好的东西，追寻一种拥有理解、同情、信任、一致、慷慨与善意的生活。将我们点燃的那些东西，在本质上几乎总是在解决我们的忧惧、在象征我们希望事物呈现出的样子。

Matthew Heckart

研究 STUDIES

真爱还是情欲,一切尽在眼中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眼球运动，发现受试者如何体验真爱或性欲感觉的模式。在此设想中，观察者们主要凝视一对能唤起真爱之感的夫妇的面部。

具体而言，约会对象看着你哪里可以表明萌生的是真爱还是欲望。这项研究发现，若观察者视陌生人为浪漫爱情的潜在配偶，眼球会集中在这人的脸上；如果他或她感到性的渴望，观察者凝视更多的是对方的身体。该自动判断可发生在半秒之内，从而产生不同的凝视模式。

尽管关于一见钟情或者人们如何坠入爱河的科学，目前所知甚少，这些响应模式则首次表明，自动注意过程可能从对陌生人的欲望中区分爱的感觉。

一见钟情不过是持续五分之一秒的脑子进水

雪城大学教授斯蒂芬妮· 奥提格的meta分析研究揭示了坠入爱河可以引出不仅和吸食可卡因相同的快感，而且还影响大脑的智力区域。研究人员还发现坠入爱河只需约五分之一秒。

奥提格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人陷入爱情的时候，大脑12 个领域串联工作，以释放兴奋诱导化学物质，如多巴胺、催产素、肾上腺素和后叶加压素等。恋爱的感觉也会影响复杂的认知功能，如心理表征、隐喻和身体形象。

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问题：“爱出自真心还是真脑？”

性高潮的确会使人如梦似幻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性交的节奏使得人们失去知觉和控制。

这也被称之为“神经振荡-外界节律同步化”（具有特定频率的节律性刺激能同步大脑内相应频率的神经振荡, 使神经活动与外界刺激发生相位锁定—译者按）。这项研究认为，如果性交带来的刺激足够强烈，这种持续的节奏能够传至整个大脑，并使其他感觉变得迟钝。

这种同步可以创建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减弱正常的自我意识，使我们在那个时刻“失去自我”。我们在性恍惚期间进入感觉吸收的状态，这可以建立一种有助于触发高潮体验的强度。

Rune Fisker

数字时代

网络约会时代，约会对象的选择比海里的鱼还多。选择越多，如设想的那样，就越有可能找到与你是天作之合的另一半……

我们生活在约会革命的初级阶段。在网络中，亲密关系的触手可及影响着它的质量……

书评 BOOK REVIEW

Rune Fisker

为何App时代的约会如此困难？

Judith Shulevitz

Judith Shulevitz

美国记者，作家，文化批评家，《新共和国》杂志科学编辑，《纽约时报》撰稿人，在《纽约时报书评》和Slate上撰写专栏。著有《The Sabbath World: Glimpses of a Different Order of Time》。

对美国人而言，约会对象的年龄层集中在十四岁至将近三十岁。期间的十五年，近乎是人一生的五分之一。然而，占据人生之久，影响之深的约会，却很难被精确定义。尽管约会一词的历史远超一个世纪，但今天，我们依然难以确定它为何物。在众人的笑闹撮合下，六年级的学生宣布约会，随后小情侣们手拉手去吃冰激凌。二十多岁年轻大学生的约会开始于上床。约会可以指任何亲密关系：排他的，不排他的，短期的，长期的……如今，得益于手机App的发达，约会家族又增添了新成员：微醺之时动动手指，从手机屏幕上翻牌子，选择约会对象。

约会的目的与它的定义一样捉摸不透。二十世纪上叶之前，约会开始于拜访某人。当然，是男人们去拜访女性。人们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这种约定成俗的方式。未来的丈夫默默为自己未来伴侣的家人打分。与此同时，女方的家人也在审核小伙子，看他配不配得上自己的女儿。历史驶过二十世纪，尽管上述各怀心思的交锋变得无足轻重，但哪怕是轮胎修理工都希望能早点敲定婚姻这桩买卖。五十年前，72%的男人和87%的女人早于25岁结婚。但到了2012年，一切都被逆转了：78%的男人和67%的女人在25岁时还是单身贵族。

传统社交习俗的流失对结婚率的下降功不可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媒介时代人们的第一次婚姻整整迟了6年。2000年的时候，克拉克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发明了一个术语“成人初显期”，形容人们结婚之前漫长的约会阶段。曾经，约会为了抵达婚姻殿堂；今天，约会就是约会，不为别的。

但是，断断续续的交往以及在别人床上兜兜转转并不如我们想的那般有趣。如果你是使用在线约会服务大军的一员（三分之一的人用过类似服务，他们是对伴侣昂首以待的单身者），那你对如何开始约会驾轻就熟。Tinder的开发者们将app的界面设计成卡牌游戏的样式，这一点与靠登记无数用户信息来创建繁琐档案的okCupid大不相同。但是给别人打分以及被别人打分都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

某种意义上，在线约会与那些靠名声招揽活计的自由职业者并无不同。你要爱惜身上的羽毛，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来经营。正如莫伊拉·韦格尔（Moira Weigel）在她的新书《爱之耕耘：约会的发明》（Labor of Love: The Invention of Dating）中所写，最糟糕的约会“就像打零工或干一份无薪实习，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只能从中积累点经验。如果你颜值颇高的话，还能蹭吃蹭喝。”

在《未来性爱》（Future Sex）这本书中，艾米丽·威特（Emily Witt）坦率地对当前通行的性习俗进行了拷问：“过去，我没有寻到多少性爱，但当我发现自己拥有性自由时，我却开心不起来。”

我们生活在约会革命的初级阶段。在网络中，亲密关系的触手可及影响着它的质量。尽管不能确切描述这一切，但威特和韦格尔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视角。首先要声明，她们不是老古板，但也不属于新新人类中性别流动的那一波。她们三十出头，是不折不扣的直女。同时，她们也是最后一代没有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人。不过她们正努力赶上并融入技术的潮流。

心理学 PSYCHOLOGY

当代爱情的两大难题：和谁约？约几次才能找到真爱？

Elizabeth Svoboda

Elizabeth Svoboda

科普作家，现居美国加州圣何塞，著有《何以称雄：关于无私的惊天科学》（  What Makes a Hero: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Selflessness）一书。

网络约会时代，约会对象的选择比海里的鱼还多。譬如，在因此得名的约会网站“好多鱼” (Plenty of Fish)上，你大可在网站上“围观”数以百（千）计潜在对象的“个人传记”，然后再决定你要主动联络的对象。这么自由的选择，意味着更容易找到真爱——嗯，至少许多单身贵族这么认为。选择越多，如设想的那样，就越有可能找到与你是天作之合的另一半。

然而，许多单身贵族也正意识到，较少的选择下也能找到特别般配的人，而且还不用因为人多挑花了眼而焦虑。我的老朋友香农·惠特克(Shannon Whitaker)，美国匹兹堡地区的一名家庭内科医生，是在“e和谐”（eHarmony）上找到的真爱，该网站要求用户填写一份详细的匹配度调查，然后向用户推送一定数量的匹配对象，每次推送的对象数量由几个到十几个不等。

惠特克注册的两个星期后，她发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士。他们一见如故，第二次的约会竟然长达11个小时！约会几个月后，他们就已经开始谈婚论嫁。惠特克又惊——又喜——找到一生挚爱竟如此简单。约会网站上有着无数的选择，“网站上肯定会有很多人并不适合我。”她说道，“我不觉得我会愿意逐个筛选——那简直是大海捞针。”

香农能在约会网站上收获真爱，对此美国史瓦兹摩尔学院社会理论与社会行为教授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并不觉得意外。施瓦兹多年来一直在强调，限制选择能够持续地带来更好的效果。他认为，选择太多会让我们不知所措，甚至让我们郁郁寡欢——这便是他所说的选择悖论。施瓦兹还提到，选择太多其实让约会更“累人”而不是“喜人”。

在一项绰号为“果酱研究”的权威研究中，杂货店里需要权衡24种不同美味果酱的顾客，较之只有6种选择的顾客，前者的实际购买欲望更低。此外，那些选择范围更广的顾客，其实对于实际购买的果酱也更不满意。

施瓦兹解释道，问题在于，当你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你可能给自己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期望做出万无一失的选择——而当选择一旦不如预期，你恐怕会更加失望。“即便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最终也会失望。”施瓦兹如是说，“你深信不疑的是，即便你的选择无误，你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这一观点基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著作，他们的研究表明，“失去”的悲伤远比“得到”的喜悦来得更强烈，施瓦兹还说，当我们眼前有着许多选择的时候，预期里更多选择所带来的喜悦，会被可能做出错误选择的潜在失望抵消。

自2004年施瓦兹发表了《选择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一书后，科研人员们对于选择太多会使我们的精神不堪重负这一观点争论不休。当瑞士日内瓦大学认知与消费者行为学教授本杰明·谢伯翰（Benjamin Scheibehenne）着手重复“果酱研究”时，发现并没有证据支持顾客的选择越多，他们的购买满意度就越低这一说法。

“单靠选择的数量，想要给人带来折磨、困扰或是沮丧，还是比较困难的。” 谢伯翰如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很善于应对（选择多的情况）。”他还指出，如果丰富的选择真如施瓦兹和其他专家所说的那般让人麻痹，那么人们在遇到“每天穿哪件衬衫”和“午饭吃什么”这些日常问题时，就会常常感到困扰。

相反，谢伯翰主张人们通常避免让自己惊慌失措，通过使用一种简单粗暴的心理柔道，即使用某些捷径来限制选择——无论是给予特定因素更高的权重，还是纯粹跳过某些现有的选择。

“如果存在更多初始的选择，所有的决策者则必须校准他们的过滤流程。”谢伯翰说。他还认为有意识地使用把视野缩小的方法非常明智——无论是通过约会网站的匹配度公式还是编造属于自己的本能直觉法则。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他补充说，“通常最后会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较好备选，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不再惊慌失措了。”

谢伯翰和施瓦兹二人在限制选择是人类天性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令他们产生分歧的是，拥有大量的初始选择是否会催生不满足。谢伯翰的研究给出了“否”的答案。而施瓦兹则反驳说，我们通常喜欢无限制的选择，我们窃以为无限制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不一定总能成真。“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想要选择。”施瓦兹写道，“而我们却不一定会喜欢我们最终得到的。”

关于选择悖论的争论仍然围绕着日常琐事：买哪款数码相机，去哪个热带度假点，在Netflix看点什么好。目前独立的研究已经揭示，要帮助人们获得真正需要的东西—— 一个可以与之分享人生悲喜的爱人——选择越少越好。限制选择的益处，在人类情爱世界里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观点

现在妇女期望一定程度的人身自主权，然而真是可喜可贺，技术已经找到了再一次物化我们的办法。

女性赤裸的身体是否被解放？一丝不挂是女性解放的最终解释？抑或女性赤裸的身体总是受限于两性话题的消遣？

假想一下：从全美随机抽取一千人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你觉得多少人会因感染艾滋而死？再假想一下，另外一千人驱车从底特律到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你觉得多少人会死于途中的车祸？在你看来，哪种情况的死亡数字更大？

性机器人可真是对女权主义的矫正啊，嗯哼？

Deborah Orr

性爱机器人：我们应该担心吗？诺埃尔·夏基（Noel Sharkey），谢菲尔德大学机器人科学名誉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担心。在切尔滕纳姆科学节上，这位学者警告说，虽然他“对性的态度相当自由”，他还是担心这样的机器可能造成对人际交往能力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消费者已经可以获得机器人性玩具了。神奇的是，这些机器性奴倾向于对妇女的粗略的模仿。我不认为这些造成女人样子的机器人是瞄准女同性恋市场的。

夏基尤其关注在机器人上面“失去第一次”的问题。我的天呐，这怎么可能！它们都是聊以自慰的精密机器。你觉得你会在你的、或者是你基友的右手上失去贞操吗？啊，既然你撸过还是小处男，那你就不会在一样东西上失去贞操，无论你做那件事是多么像真操。不管怎么说，关注点居然在贞操上，这人一定是个老古董！人们就是喜欢八卦第一次做爱。贞操是珍贵的商品，没了第一次就是被糟蹋了，这种想法就是轰隆隆地开倒车，女性的身份就是围绕着性和生育，其他的，啥都别想。你甚至能反省了一下，至少人们更喜欢与机器性交，这样可更不容易搞出人命来。呵呵！

尽管如此，这项发明毫无疑问令人毛骨悚然。夏基指出色情已改变人们，特别是男性对真实性伴侣的期望值。与此同时，年轻的女人，目前正等待市场出现一种机器人，它将去除她们所有的体毛——最好是在睡眠的时候——然后用芦荟汁浸润她们的身体。要是这机器叫做“甜言蜜语”，那可正合我意！但是，等等，我这个夏天还没穿过裙子呢，因为我今年还没学会和我令人望而却步的腿毛和谐相处。真实的女性腿部已经濒临灭绝，到处都是光滑的化妆品外挂用户。

是否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年轻妇女会感到压力，不仅仅来自于“你怎么不像苍老师”，还来自于“你的活儿怎么不如机器性奴”，毕竟那机器性奴可是召之即来，媚态永存呐！那肯定是女性在法律上有义务要这么做的，不管他们的丈夫是多么漫不经心、麻木不仁或是恣睢妄为，直到最这还是婚姻生活的常态呢。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敲黑板）！无论他们想要啥，都毫无质疑，很多男的骨子里就认为只要他有把儿，他就有权这么干。

没几个妇女有勇气和技巧，在表达对这种男人的糟糕性态度的恐惧上，像斯坦福性侵案中的受害者一样完美。但许多父母为他们熊孩子辩护他们卑鄙的罪行，选择的辩护和布洛克·特纳的父亲如出一辙：“20 分钟的动作”，对这一“动作”的受害人是怎么感受的，他们决计不会放在眼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么多人与特纳骚扰的“对象”站在一起，这届网民终于进步了。

女性裸体与女权主义

   Shahidha Bari

Shahidha Bari

伦敦玛丽王后学院浪漫主义学讲师。她曾给金融时报，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版增刊供稿。她的最新著作是《济慈与哲学：感性人生》（Keats and Philosophy: The Life of Sensations）（2012）。

女性赤裸的身体是否被解放？一丝不挂是女性解放的最终解释？抑或女性赤裸的身体总是受限于两性话题的消遣？在《阉割的女性》（The Female Eunuch）的前言中，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畅想了一种可以让女性赢得“自由奔跑、随意喊叫、高声讲话以及不用并膝而坐”的女权主义。一年之后，顽皮又灵动的她在为一份特殊的“性报纸”《吮吸》拍摄自己的裸体海报时，也许心中所念正是如此，她的脚踝高过双肩，透过双膝的是眼睛里的倔强。

这是一种坚定自信的姿态，旨在绕开色情行业对女性身体不知疲倦的商业化。没有诱人的双乳和整洁的外阴，这张海报里，她的阴唇和肛门大大方方地露出来，自然，未经梳理。然而这也并没有与格里尔自由的观点相矛盾：女性可能会认为她同时拥有展示自己和嘲讽那些支配女性身体方式的权利。

在此之前，至少在20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对裸露的行为似乎有一种天真的好奇：从放纵淫秽且恶搞的英国喜剧《Carry On》系列，到体育裸奔者在板球场和网球场内狂奔欢呼的模糊身影。裸体的女性形式完美无害，就好像我们最终不会对性慌乱，不会对裸体反感，也不会被不平等困扰。坦胸露乳的女权主义的解放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利用身体作为政治宣言的一部分，利用引人注目且可见的形式，但是也要承认，当发生诸如性能力、生育控制、婚内强奸和家庭暴力这类问题，女性的政治生命和她们的身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裸露的身体是权利，是社会，也是政治。

到现在，20世纪女权主义者们的遗产似乎成为当代文化：女性的裸体很少再与抗争相连，而更多地被和业绩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的手段与目的以不同的方式激增，女性裸体和对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的诉求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模糊和混乱了。

coming soon

谈“艾”色变：性病污名化的危害

Brian D. Earp

Brian D. Earp

牛津大学科学与伦理研究员，黑斯廷斯中心生物伦理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在跨学科领域涉猎广泛，如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科学史、医学史、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其文章发表在《自然》和《大西洋月刊》等。

假想一下：从全美随机抽取一千人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你觉得多少人会因感染艾滋而死？

再假想一下，另外一千人驱车从底特律到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你觉得多少人会死于途中的车祸？

读者们，在你看来，哪种情况的死亡数字更大？

如果你是密歇根州大学特里·D·康利（Terri D. Conley）博士的一项研究的受试者，那么，你会说艾滋病带来更多死亡。事实上，受试者们估计每千人中有71人死于艾滋病，而仅4人死于车祸。

换言之，受试者认为，经由无保护性交感染艾滋毙命的概率，是三百英里驱车跋涉殆于车祸的17倍。

然而，这些估计大错特错。

美国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全美高速公路安全局的数据告诉我们，你死于车祸的风险比无保护性爱高足足二十倍！

为什么受试者的估计这么离谱？

康利及其同事认为，这一切与对性的污名化有关。当你控制不同行为的各方变量时，相比同样危险或者危害更大的其他健康问题，高危性行为受到了更严厉的指责。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被视作洪水猛兽。”康利在采访中如是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父母要对他们孩子的性行为进行“微管控”——“很大程度上怕孩子们得性病。”

与此同时，“家长们为孩子拿到驾照而欢欣雀跃，不会对孩子们驾车做任何禁止……家长们明白开车有危险，却想当然认为孩子们必须学会谨慎驾驶。”

康利认为这样的态度也该施加于性。

当然，这种说法有道德说教的意味。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清教徒传统。我将这种猜想诉诸哲学家肖恩·米勒（Shaun Miller），一位任职于马凯特大学的性爱专家。“我不能肯定污名化是否与清教徒传统有关。”他这样回答我，“但我确信污名化某种行为是道德批判的代理人。性从来都被与人的品行挂钩。如果某人患有性病，这暗示着他的品行同样败坏。”

ISSUE 03 SPECIAL EDITION

十一十二月特刊

性与性别  SEX&GENDER

策划 校对 编辑 排版 撰文

EON

翻译

EON，Rebecca，Bearkiii，武权

沈持盈，周一晴，黄玉杰，任yu芳

巧酱，Olli，赵一鸣，阿粟，吴逊

NEUREALITY  PRES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