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谎言重复了一千遍时，谁能保护我们的真实记忆？

公投投票站前，实验人员向议题的支持者讲述了反对者阵营中的负面新闻，支持者们也纷纷主动报出更多细节，浑然不知这些新闻纯属虚构；法庭上，目击证人发誓他们在惊惶中看到的就是被告，直到十年后新的证据浮出水面；审讯室里，无辜的人听完警方第五遍绘声绘色的叙述后，开始相信自己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是“蜡板上的刻痕”，可比起硬邦邦的蜡板，橡皮泥之类的材料或许更适合这个比喻——毕竟，和橡皮泥一样，记忆有着惊人的延展性（malleability）。在新的经验和误导性信息（misinformation）面前，已有的信息对各类暗示无比易感（suggestible），任其填补不存在的细节，乃至凭空创造整段事件。

成为一名邪恶的“记忆篡改师”，需要掌握哪些技巧呢？一方面，你需要了解长期记忆：提取情景记忆时，大脑皮层相应的感觉区域会被激活，进行所谓皮层上的复现（cortical reinstatement），如同观看事件的回放一般。回忆过后，该段记忆将经历再固化（reconsolidation），这一过程使其更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有研究显示，重温一段经历，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巩固这段记忆，但那些被提取的细节也更容易遭到误导信息的篡改。戈培尔所谓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大抵就是这一原理吧：反复的宣传，将错误的记忆和认知植入德国民众脑中；同时，其他信息渠道的消亡，使得这些错误记忆难以被更正。

另一方面，“记忆篡改师”还需要明白“源记忆”（source memory）的概念，保证你的目标会将取自你这一方的“记忆”与来自自身感官体验的记忆混淆：源监控框架（source monitoring framework，SMF）认为，在记忆提取时，大脑会根据记忆的特点判断其来源——是真实体验，是想象，还是他人的叙述？举例来说，更加清晰的记忆更有可能是真实的，而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的记忆更有可能来自想象。另外，根据回忆时具体需求的不同，我们的“监控系统”也会采用不同的标准判断记忆的真伪——证人往往会更加注重细节，而接受心理治疗者就不一定了。因此，“记忆篡改师”需要让被“植入”的记忆格外生动，同时也不能引发受害者的怀疑。

回过头来，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我们作为海量信息的受众，又将如何保护自己的现实，形成准确的记忆呢？是否有一些简单的小窍门，可以让人对误导性信息保持警惕？脑成像技术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乃至区分真实和虚构的记忆？近日，来自费尔菲尔德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并特别关注预警的保护性作用。

 图一：Karanian et al.（2020）所使用的实验方案

他们的行为学实验如上图所示：每名志愿者都会观看一段黑白默片，内容是一伙人抢劫珠宝店的过程，期间没有任何对白。随后，他们会接受一组记忆测试，考察再认记忆（recognition memory）。这一测试旨在促进记忆提取：那些被重复激活的记忆，将更容易被误导信息影响。接下来，所有人都会收听一段音频，里面讲述了默片中发生的事。有些音频会趁机引入误导性信息，例如把“有人移动了那尊花瓶”说成“有人移动了那只碗”。所谓“预警”，就是告知一部分志愿者说，“这段音频的来源不明，因此其准确性无法核实，请仅根据视频内容而不是音频内容回答（之后的记忆测试）”。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预警是在音频播放前给出的，还有一些是听完后才说明的。最后，志愿者们又完成了一组记忆测试，其结果将体现误导性信息和预警的作用。同时，另外一批志愿者还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中完成了这些实验。

放到实际情境中来，我们或许可以把志愿者们看做法庭上的目击证人：他们见证了这次犯罪，但同时也从新闻、他人的复述乃至公诉人对此事的描绘中得到了不同版本的“事实”。显然，上述三种“后来居上”的信息，可能会篡改真实的记忆，并影响证词的准确性。同时，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乃至法庭上的反复询问，就类似于实验中的第一遍记忆测试，让特定的记忆变得更加不稳定。最后，预警就好像一段善意的提示，旨在提醒他们不要轻信其他来源，只报道自己所见。

 图二：行为学实验结果，预警对误导信息组的表现有显著影响（Karanian et al., 2020）

实验的结果（图二）显示，这样的预警是有效的：与没有得到预警的人（no warning）相比，得到预警者更少受到误导信息（misleading）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误导信息播放前还是播放后，预警都起到了保护作用。从理论的角度看，这或许说明预警是在记忆提取期间发挥其功效的，在编码误导信息前就预警并没有提升保护作用。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即使目击证人们从媒体或者公诉人处接触到了误导性信息，如果司法程序中能加入适当的提醒，也可以帮助他们对抗虚假记忆。推而广之，人们在阅读“假新闻”时不一定能立刻判断出其真实性，但只要事后能明白这些来源有多么不可靠，也依旧能形成正确的记忆。

有了行为学的结果，大家自然就会想：真实的记忆和虚假的记忆在神经层面会有什么区别呢？预警，又会对大脑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这里，研究人员们使用了一个继承自以往研究的“小花招”：实验中真实而准确的记忆应当只编码自视觉信息，而既有准确信息、也有误导性内容的讯息则通过听觉进入志愿者的大脑。这样，根据现有理论，在皮层上的复现活动，发生在视觉皮层的就很大概率同真实记忆相关，而发生在听觉皮层的则不然。诚然，要区分同一感觉内部的不同信息，对于功能成像来说是更加困难的，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可能更为常见：例如，劫匪之间的对话（准确）和律师的陈词（不一定准确）都是听觉信息，而目击到的面孔和证人需要指认的照片都是视觉信息。

 图三：功能成像结果，关注视觉和听觉皮层（Karanian et al., 2020）

当然，简化后的情形也理当可以揭示那些最基本的机理。果不其然，经历了预警的人，视觉皮层（如左图中所示的左侧枕叶皮层）会更活跃，且对于那些考察误导性信息的题目，这些志愿者的表现也可以被该区域的激活程度预测。右图中的听觉皮层则显现出相反的趋势：没有预警的人，听觉皮层激活更多，而激活更多的人也更容易被误导。因此，研究人员总结，他们所观察到的就是预警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改变回忆时皮层的复现模式，激活拥有可靠来源的感觉皮层，减少不可靠来源的神经活动。

但是，是什么让这些感觉区域的激活变得有所不同呢？从口头传达的预警到有选择性的回忆之间，一定有不少有待明确的环节。研究人员认为，预警或许可以让人们进入一个特殊的记忆提取模式，增加对各类信息来源的监控（source monitoring）。在源监控框架下，人们即使在回想时激活了一部分听觉信息，也可以在源监控的过程中将这些信息定性为“假消息”；而那些没有收到预警的人则不知道区分视觉和听觉信息的重要性，并因此将二者都判定为真，造成了源记忆（source memory）方面的混淆。

图四：探索性分析所发现的前额叶一区域的活动模式（Karanian et al., 2020）

 
不过，由于该实验成像方式在时间分辨率上的缺憾，他们并没有发现特别强有力的证据来。上图中展现的前侧前额叶（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表现出了和听觉皮层类似的模式，似乎与预警的缺失和遭受更多误导的影响有关，而前额叶的相关区域往往同源监控有关。对这一探索性的结果，研究者的猜测是，错误信息激活程度的降低，有效减少了前额叶的负担；而那些无预警组志愿者因为有听觉信息的干扰，才需要动用更多前额叶的判断。这不禁让人想到纽约大学的格什曼（Sam Gershman）关于大脑是一个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的论述：分析外界输入、完成皮层上复现的脑区可以充当“生成器”，构造我们的现实，而包括前额叶部分脑区的“判别器”将会执行源监控，确保这一重构出的现实能够满足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需求。当负责感觉与记忆的“生成器”因为预警而变得更加准确时，负责确定真假的“判别器”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看来，想要理解大脑确定现实、甄别虚构记忆的方法，并通过这些知识来消解人们对误导信息的易感性，实在还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看到，神经科学能够测量感觉皮层上与回忆相关的活动，而合适的预警可以改变这些活动，削弱那些误导信息的影响，最终提取出原本的记忆。即便如此，影像学的结果也不能充当对抗谎言、捍卫真相的灵丹妙药。认知层面的观察与发现，反而更具实际意义：实验中的反复测试和司法程序中的反复询问会让被提取的记忆更加脆弱，而合适的预警可以引导人们进行更为谨慎的源监控，关注事件发生时的感觉体验，并阻断事后二手信息的影响。总之，研究人性不是研究大脑如何运作：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警惕，学会考量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用这些行为与认知上的办法增强“免疫力”吧。到头来，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还需我们自己好好照看。

参考文献
Chan, J. C., Thomas, A. K., & Bulevich, J. B. (2009). Recalling a witnessed event increases eyewitness suggestibility: The reversed testing effe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66-73.

Gershman, S.J. (2019). Th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brain.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18.

Johnson, M. K., Raye, C. L., Mitchell, K. J., & Ankudowich, E. (2012).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true and false memories. In True and false recovered memories (pp. 15-52). Springer, New York, NY.

Karanian, J. M., Rabb, N., Wulff, A. N., Torrance, M. G., Thomas, A. K., & Race, E. (2020). Protecting memory from misinformation: Warnings modulate cortical reinstatement during memory retriev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Loftus, E. F. (2005). Planting misinformation in the human mind: A 30-year investigation of the malleability of memory. Learning & memory, 12(4), 361-366.

Murphy, G., Loftus, E. F., Grady, R. H., Levine, L. J., & Greene, C. M. (2019). False memories for fake news during Ireland’s abortion referendum.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10), 1449-1459.

作者：肖博文

编辑：阿莫東森

封面：Salma Al Ga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