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评论｜是时候承认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了？
你走得很快，上班迟到了，进地铁的队伍几乎没有移动。一个人走得很慢，拖住了后面的人，你很恼火。然后，你瞟了他一眼。他走起路来像个老人。你倾向于宽容一点，毕竟他走不快了。你又看了看——不，他不老，只是喝醉了。即便他现在就酒醒，也太晚了，但你突然想到，他之前可以不喝醉。现在，你又恼火了。
但为什么我们要就此打住，不往下想呢？这里到处都是酒吧，到处都是烈酒广告牌。天越来越冷，而你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度——一个寒冷而纵于享乐的国度。每个人都喝酒，他怎能不喝呢？那么，我们何不接着往下想？你是个宽宏大方的人，你想知道他是否度过了糟糕的一天、一周、一年或一生——遭受那种明显是酒瓶才能让其稍作喘息的痛苦。你能确定他不是出身于酗酒的家庭，对抵抗酒精束手无策，只能任其蛊惑吗？
你还可以更进一步。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位法国老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和他无所不知的“妖魔”。如果这个妖魔知道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在某一时刻的位置，他就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每刻——这也是未来完全由过去“决定”的另一种说法。当然，“拉普拉斯妖”只说明了一个论点，它可以用更悲观的措辞来表述：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法则和宇宙曾经的样子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们注定要做我们实际上做的事。
哲学家给这个令人不安的假设一个不讨喜的术语：“因果决定论”（causal determinism）。它也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默认假设。如果这个想法意味着，我们的行为都不是我们所谓的“自由”，那它就很重要了。如果科学告诉我们要做决定论者，而决定论又与自由不相容，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放弃评判人们做他们注定要做的事情吗？
- Chris Silas Neal -
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现在是时候接受决定论的真相，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自由意志”了。接下来呢？在著作《决定论：生命没有自由意志》（Determined: Life Without Free Will）的开头，萨波斯基就敢于思考那些难以理解的话题，并以对其近乎狂热的程度列举了他的异见：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不应被责备的——或者同样地，任何人做任何事也是不应被称赞的。萨波尔斯基写道，没有人“赢得或有权得到比别人更好或更坏的待遇”。普通人的情感（怨恨与感激、爱与恨）在其正常形式下几乎都是非理性的： “憎恨一个人就像憎恨龙卷风一样毫无意义，因为龙卷风不是有意将你的房屋夷为平地的。”这种说法的实际含义其一在于，既然没有人应该为任何事情受到责备，那么司法正义就不应该牵扯到惩罚。基于此，他试图不带评判地看待人类。他认为，自由意志怀疑论者都是“更少惩罚，更多宽容”的。
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的新书《决定论：生命没有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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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M. Sapolsky
他的推理步骤并不陌生：如果一切都是决定好的，就不存在自由；如果不存在自由，就不存在道德责任。科学告诉我们，一切确实是决定好的，因此，没有自由；因此，没有责任。我们注定会同意这个观点吗？
作为一本由神经生物学家撰写的书，《决定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试图捍卫争论中的一部分，它们处于这位科学家所擅长的知识范畴之内：我们当代最好的科学已经证实了决定论的真相。萨波斯基从原子到文化的各个层面解释了我们的所思所为都是由自由意志以外的东西造成的。比如说，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出生时的九个月关键期。他写道：“由于孕期压力，来自母亲的大量糖皮质激素浸泡了你还是胎儿时期的大脑，从而增加了你成年后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你以为你的抑郁症是婚姻失败造成的。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早就注定要发生。与其说我们责备的方向错了，不如说，责备，从严格意义上说，从来就没什么真正的意义。
- Luisa Jung -
生物化学只是证实了萨波斯基的信念，物理学也是如此（尽管他更谨慎地探索了一门学科的奥秘，这门学科的要求至少和他自己的学科一样高）。历史学也是如此：萨波斯基认为，我们人类过去历史的细节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文化是和平的，有的文化是好战的，有的文化是一神教的，有的文化是多神教的。
我们为什么抗拒真相？部分原因是我们善于编造“自己说了算”的故事。萨波斯基提到的一个实验表明，当人们在散发着恶心味道的房间里考虑同性恋婚姻时，他们的态度会比较冷淡。这种效果与某些气味激活大脑岛叶皮层的方式有关，正是这种气味让我们对馊掉的食物感到恶心。但被试知道自己脑子里在发生什么吗？萨波尔斯基写道：“问问被试，嘿，在上周的问卷调查中，你对A行为没有意见，但现在（在这个有异味的房间里）你却有意见了。他们会声称，是最近的某些洞察导致了他们改变，虚假的自由意志及有意识的意图亮了起来，让他们决定A行为终究是不对的。”他们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却又渴切地把自己当成玩家。
萨波斯基的总结精炼而生动，他那求战心切的语气极具煽动性。不过，他并没有断言任何一项研究都能证明不存在自由意志。相反，他说：“所有这些学科共同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了同一个终极知识体系。”最终，“没有一丝缝隙可以塞进自由意志”。
不过，令他恼怒的是，许多诡辩家对自由意志怀疑论持怀疑态度。在2020年对学院派哲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60%的哲学家（这在一个对共识过敏的行业中，是惊人的多数）不同意决定论否定了自由意志。萨波斯基说，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对自由意志持怀疑态度，他看到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反直觉结论，而哲学家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他们倾向于认为，决定论与自由相容，因此也与道德责任相容，因此也与责备、感激等相容。
*译者注
归谬法，又称反证法，通过将一个命题推导到荒谬的极端来反驳这个命题的逻辑推理方法。
这种令人愉悦的协调，其专业术语是“兼容论”（compatibilism）。也就是说，兼容论者同意我们的行为是被决定好的，但他们否认，这一事实会导致对人类行为任何重要意义的怀疑。萨波斯基对此不屑一顾。他把一些最尖锐的文字给了这些“内奸”，他声称这些人的论点 “可以归结为三句话”：
a. 哇，神经科学取得了这么多了不起的进展，这一切都强化了一个结论，即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
b. 其中一些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能动性、道德责任和该当性*概念提出了挑战，以至于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不存在自由意志。
c. 不，自由意志依然存在。
*译者注
该当性（deservedness），法学术语，源于报应主义，论证刑罚均衡的理论。在现代刑法体系内，“该当”指依据主体行为的性质、严重性程度以及考虑主体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主体应得的和相称的奖赏或者惩罚。[刘军. "论罪刑之该当性." 法学论坛 26.1(2011):7.]
这样的简述公平吗？萨波斯基显然认为，哲学家应该从科学成果（客观的、外在的、公正的）入手，问一问它们对我们天真的、前科学的自我概念意味着什么。如果来自外部的科学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我概念是令人困惑的，那就更糟糕了。然而，还有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内而外。
在采取这种方法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他是一位兼容论哲学家，其论点在《决定论》中没有出现（萨波斯基在他的盟友名单中提到过他一次，显然是想到了他的儿子盖伦）。在斯特劳森看来，我们所标榜的“自由意志”，只能从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我们日常评判他人和自己的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理解。
让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愤怒，有时会怨恨，有时也会处于幸福时刻，心存感激。而“我们是位于巨大因果链中的物质生命”，这一事实是否会使这些反应——斯特劳森称之为“反应性态度”（reactive attitudes）*——变得毫无道理？无论如何，在完全放弃这些反应的同时，我们还能过上可理解的人类生活吗？
*译者注
“反应性态度”指人们对其他人针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所做出的自然反应。（Peter F. Strawson, “Freedom and Resentment”, in Free Will, edited by Gary Watson, Oxford,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7.）
真正麻烦的哲学怀疑论形式（比如，关于道德要求的权威性、利他主义的可能性、政府的合法性）之所以麻烦，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不拥有这些信念的情况下，依然能生活。如果我们舍弃那种信念，即让他人和自身对所做之事负责，我们还能生活下去吗？试试看吧！我们总是在一声声“对不起”“谢谢”或“你怎么敢”中远离重蹈覆辙。尽管萨波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长期的信念，但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感情。他写道：“对我来说，在看待人类时不做评判，不认为任何人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生活中不怀有仇恨或特权观念，这是我的道德义务。但我就是做不到。”他与他看待世界的理论总是错位：“当然，有时我也能近似地做到，但我对事件的直接反应，与我认为唯一可接受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一致，这种情况很少见。相反，我通常会失败得一塌糊涂。”如果连最伟大的怀疑论者都无法践行他的怀疑论，那么我们又该多严肃地对待这种怀疑论呢？
因此，如果萨波斯基无法选择自己的思维方式，那么尝试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思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尚不清楚他怎么会赞同他所宣称的“严格不相容论”（hard incompatibilism），并相信这样的古老秩序残留是“道德律令”。只有当一个人有能力做出选择时，他“应该”做某事的想法才有意义。
对斯特劳森来说（就像他之前的康德一样），因果的说法与选择的说法间的区别，在于看法不同。我们永远无法摆脱那些“反应性态度”，也不应该试图摆脱。但这并不是对决定论的否定；正如斯特劳森所说，我们有时可以“达到一种超脱于所有自然态度和反应的境界……以一种纯粹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他人（甚至是自己，虽然这肯定会更加困难）——把单个的他人或所有其他人都仅视为自然生物，他们的行为、行动和反应是我们可以试图理解、预测甚至控制的”。
十来岁男孩的父母总是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是把他们的后代看成受激素驱使而做蠢事的生物，另一种则把他们看作理性的人，应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男孩会学会放过妈妈可能是更年期的怒气爆发，并理解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爸爸偶尔会忘记事情。在大学某个外出的夜晚，他们还将学会辨别，什么时候还可以劝说越来越醉的朋友叫Uber回家，什么时候只能把他从地上抱起来，像塞笨重的床垫一样把他塞进Uber里。
- Chris Silas Neal -
萨波斯基认为“唯一可接受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是我们有时会采用的方法。但我们真的应该一直用这一种方法吗？物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有和那张床垫一样的物质和能量。生物化学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神经科学也是如此。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解释模式都以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人是一个因果系统，并与更大的因果系统息息相关。但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当我们面临一个决定时，我们很少倾向于等着看系统如何进行。相反，我们会像萨波斯基发现自己被迫所作的那样——继续日常的活动，打开厨房的橱柜来决定（或着给“决定”加个引号也行）要喝什么茶。
几分钟后，水壶烧开了。为什么会烧开？考虑一下这些回答：因为我想要一杯伯爵茶；因为现在是英国的下午茶时间，我们这儿就有这种习惯；因为水分子已经达到了特定能量状态。我们必须在这些说法中做出选择吗？难道它们不能都是真的吗？
值得称赞的是，萨波斯基抵制了从本体还原论（正确的观点是，我们都是物理的，受物理定律的支配）到方法还原论（错误的结论是，物理学是唯一能解释任何事情的学科）的谬误。明智的是，他并不认为历史学、心理学或人类学只是“我们是物质、分子的存在”这一硬道理的装饰窗。萨波斯基认为，精神状态和神经生物物理状态“不能分开——它们只是考虑相同过程的两个不同概念的切入点”。两者不同，但显然是平等的，谁也不能凌驾于谁之上。那么，他为什么排斥第一人称的解释，即我们“相信”“想要”“意图”和“决定”呢？
可能是因为他的“自由意志”概念并不是我们实际使用的概念。萨波斯基时不时意识到，争论的各方可能是在各说各话，于是他试图澄清自己的术语，尽管这有点勉强。在本书的开头，他问道：“什么是自由意志？唉，我们不得不从这个开始。”
接下来的内容不是定义，而是挑战。萨波斯基请我们想象一个人“扣动了枪的扳机” ，这是一种描述。另一种描述是“他食指的肌肉收缩”。该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食指肌肉受到了一个神经元的刺激”，而这个神经元又“受到了上游神经元的刺激……以此类推”。然后，他抛出了一个难题：“给我展示一个神经元（或大脑），如果它行为的产生与其生物性过去的总和无关，那么就本书的目的而言，你就已经证明了自由意志。”
- Sofie Lee -
萨波斯基的修饰语（“就本书的目的而言”）表明他认识到，“自由意志”对其他人可能还有别的含义。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认为已经被推翻的东西是否会被人们严重误解——萨波斯基的自由意志概念，是否就是“我们”在日常中使用的概念，即我们在日常中责备和感激、喜爱和憎恨时所指的自由意志，是否和专家所指的自由意志相同。
他对自由意志的定义，或者说他提出的代替该定义的检验标准，体现了德国出生的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在20世纪50、60年代倡导的一种方法。卡尔纳普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伟大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哲学应该是科学的婢女，普通语言（ordinary language，即日常语言）是松塌的、不可靠的；他认为哲学家应该以更精确的方式重构或“阐释”普通语言的用语。以“温暖”这样的普通语言用语为例，我们理解这个词是与我们的感觉有关的，而科学术语“温度”与“温暖”不同，它是一个定量概念，可以用在科学公式中。卡尔纳普认为，我们最好用第二个词来代替第一个词，或者，无论如何，用第二个词来定义第一个词。当温度升高时，某物就会变暖，而房间的温度与单纯的“温暖”不同，它可以通过温度计得到精确而客观的定义。
本着实证主义精神，哲学家或科学家可以用某种确定的主张来取代“我们有自由意志”，而这种主张可能会被实验证据所支持或削弱。但是，如果我们要让实验结果，以及它们所支持的雄心勃勃的论点，推翻我们日常赞美、指责和惩罚的实践，那么科学解释最好能足够接近于支撑这些实践的日常概念。否则，正如斯特劳森（卡尔纳普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批评者）当初所反对的那样，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我们只是在改变话题。
萨波斯基可能希望我们用一个新的、经过改进的概念来取代我们的日常概念，尽管这个概念一定是复杂而令人困惑的。但他需要为我们这样做提供充分的论据。换句话说，如果这不是我们一贯使用“自由意志”概念的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像这样使用它吗？我们很少问这个问题。也许这是因为“自由意志”无论好坏，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通语言用语。与其他宏大的抽象问题一样，我们对自由意志问题的公开观点，很少能恰当地反映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真实想法的复杂性。
正如萨波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理智且人道的理由提醒自己，“有些人的自制力和自由选择行为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差得多，有时，我们所有人的这些能力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差得多”。但萨波斯基和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持怀疑态度的同道中人却想毁掉我们的日常实践；他们坚信，我们在日常言谈和行为中留下的无数细微差别迹象并不重要。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得到了什么，我们其实一无所获。
毕竟，一旦我们放弃了自由意志，我们就必须承认，从来没有人故意（或自愿/蓄意/有意）做过任何事。恶意与偶然、自愿与被迫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没有任何事件是真正的行动，除非是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木偶潘趣杀死朱迪*是一种行动。除了这种最简单的情况，我们从来都不是“能动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在行动，事情在发生。仅此而已。
*译者注
潘趣和朱迪（Punch&Judy）是一部有近400年历史的英国传统木偶剧，主角是潘趣和他的妻子朱迪，剧中每个场景都描绘了两个角色之间的互动，最典型的场景是潘趣和通常作为潘趣受害者（如被他用木棍打死）的角色互动。
然而，我们还是要问，在我们平时漫不经心地谈论自由意志时，这种“无因果”的理想状态是否就是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不是，那么坚持将其作为适当的标准，正如斯特劳森曾经说过的那样，“就像向一个说着（边叹了口气）自己希望了解人类心脏运作的人，提供一本生理学教科书一样”。
碰巧的是，卡尔纳普自己对“自由选择”的定义或阐释，就是为了与决定论的真理相一致而设计的。他写道，自由选择“是指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各种候补的行动方案的后果，并选择他更喜欢的方案而做出的决定”。他认为这样理解的自由选择与最严格的决定论并不矛盾。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没有决定论，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的因果关系，就没有自由意志。他指出，做出选择的意义在于它会产生后果。不确定性（如果量子层面的那种存在侵入人类生活的介观层面）将以纯粹的随机性取代我们的能动性，这不是任何人对自由的理解。
尽管如此，如果说萨波斯基的激进修正主义可能会彻底消除道德词汇，那么传统的兼容论者则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犯错：他们可能会否认我们改良道德判断实践的基础。因此，我们可能想问一问（以实用主义而非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兑现价值”*这种实践用途，是如何援引自由意志的。忽略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许多说法，关注我们的所作所为。通过关注我们的实践，我们可以进行更有益的探索：我们需要自由意志来做什么？
*译者注
兑现价值（cash value，又译作现实价值），是由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其同事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共同提出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观念，詹姆斯认为，一个明确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所有实践后果。也就是说，他不关注概念的定义，只关注概念是否在实践上起作用，例如他认为，“如果‘上帝’这一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么它就是真的” [Gunn, Giles (2000).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Group. pp. 119–132.] 。
请考虑这些问题。当我发现一个学生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扭伤了手腕，我对她的回复会有什么变化？当我发现向我扔水果的人只有两岁时，我该如何应对？当我得知被告在童年受到虐待时，我还该如何去强烈要求判处严厉的关押？一个人跳进水池和被推入水池有区别吗？踩到香蕉皮掉进水池和喝醉酒掉进水池有区别吗？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问，当事人有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但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似乎破坏了自由意志运作的因素：运气不好、不成熟、环境、胁迫、意外和无能为力。当正反两方面的差异如此悬殊时，我们就很难相信真的存在一种叫做“自由意志”的东西，很难对它存在与否进行有意义的辩论。
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在一篇题为《为理由辩护》的论文中指出，尽管将“自由”视为需要阐明的正面术语很有诱惑力，但我们倾向于使用它来排除这些杂七杂八的反义词。自由只是没有理由的另一种说法。本着奥斯汀的精神，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完全不再谈论自由意志，而是更具体地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会损失什么吗？你告诉我：“他的行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他是被人用枪指着吗？梦游了？嗑药了？”你说：“哦，不，我只是说他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也许你一开始就该这么说。也许，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件事需要我们有“自由意志”才行。
- Sofie Lee -
萨波斯基最有说服力的段落提醒我们，随着我们对自身某些事实的理解不断深入，我们在实践中做出了许多渐进的改变。当我们了解到癫痫病并非“由某人自由选择的邪恶所导致的”恶魔附身后，癫痫患者的境况就有所改善。一旦人们认识到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一种生化失调，而不是母亲错误教养的产物，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的境况就会好转。我们目前的一些道德观念和假定，可能也会显得同样让人困惑。我们现在可能在责备一些人，而对这些人，我们更好的态度应是保护、容忍或者干脆回避。
或许，原谅他们会更好。毕竟，这也是萨波斯基为他的新道德观所提出的部分理由：自由意志怀疑论者“更少惩罚，更多宽容”。他可能会说，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但他不可能真的是这个意思。宽恕和复仇一样，是一个只能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的概念。如果自由意志怀疑论意味着永远不必说对不起，那么也就意味着永远不会得到宽恕。萨波斯基的宽恕伦理要求我们保留一些传统信念，即相互问责的观念。
兼容论哲学家的传统项目是将决定论、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视为一个三位一体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并寻找调和它们的方法。怀疑论者看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得出结论：道德责任的整个概念都必须消失。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调和科学质询与道德质询。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更温和、更人性化的方法来彼此问责，这种方法会更认真地对待有关我们自己的事，那是我们最好的科学解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必跟随怀疑论者得出“最好的道德就是没有道德”的结论，也能认识到，我们目前的道德仍然是一个“半成品”。
作者：Nikhil Krishnan
译者：绒球兔纸 | 审校：EON
排版：阿不鲸 | 封面：Sofie Lee
原文：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3/11/13/determined-a-science-of-life-without-free-will-robert-sapolsky-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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