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死亡

2013年12月9日，13岁的贾希·麦克马斯（Jahi McMath）因扁桃体切除术入住了加州奥克兰儿童医院。她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家人认为切除扁桃体可以改善她的生活、睡眠和同学关系。每年，美国有超过50万人接受这一手术，绝大多数都没有出现并发症。然而，麦克马斯不那么幸运。手术结束后约一小时，她开始吐血。在深夜，她的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医护人员紧急为她插管，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蕾切尔·阿维夫（Rachel Aviv）在2018年的《纽约客》报道称，医生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恢复她的心跳和呼吸。

两天后，医生宣布麦克马斯脑死亡。然而，她的身体依然温暖，皮肤仍然柔软，她的家人对此表示异议。他们通过法律手段争取让她继续使用呼吸机。最终，家人通过GoFundMe筹集资金，将她空运至新泽西州，这是美国少数几个允许家属基于宗教信仰拒绝死亡宣告的州之一。在通过胃管供给营养和激素治疗的情况下，麦克马斯的身体继续生长，甚至还开始了月经。

2018年，贾希的家族律师宣布她因肝功能衰竭并发症去世。直到那时，也就是扁桃体手术后的五年，“各方才达成共识，认为贾希确实已经去世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生物技术与全球健康政策中心主任、校长教授米歇尔·古德温（Michele Goodwin）说道。“这确实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案件。”

而这并非唯一的案例。在过去的70多年里，宣布死亡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进步，如呼吸机和生命维持系统，使得区分“一个人”和“一具躯体”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现在，一些令人震惊的猪实验，以及一个名为OrganEx的先进生命维持系统，重新点燃了关于生命如何结束的长期争论。虽然OrganEx尚未在人类中使用，但它在猪体内逆转了一些与死亡相关的细胞变化。这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表明，当死去一小时的猪接入该系统时，它们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甚至还出现了运动反应。但这些猪还算是死了吗？如果这种治疗最终应用于人类，那么下一位贾希·麦克马斯会如何？

“死亡”延续

维持贾希·麦克马斯看似存活了五年的技术，就是现代呼吸机，它是对传统死亡定义的首个重大挑战。呼吸机在1950年代首次出现，它通过推动空气进入病人的肺部，挽救了那些无法自行呼吸的生命。但这也带来了一个伦理困境：如果一具躯体可以无限期呼吸，而不会恢复或腐烂，那么医生何时可以合法宣布他们“死亡”呢？

1968年，哈佛医学院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当时的死亡标准基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死亡的方式：当呼吸停止、脉搏消失，人就被认为死亡。然而，这个小组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大脑活动的缺失。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大脑控制着其他器官，包括呼吸。一旦大脑功能停止，就无法恢复。

这个决定的时机也并非巧合。就在1967年，医生们成功实施了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新的脑死亡定义除了减轻无意义的治疗负担外，还能为器官移植提供法律依据。如果一个器官捐赠者的脑死亡被确认，那么他们的器官就可以被合法取用。

1980年，一个名为“统一法律委员会”（Uniform Law Commission）的法律机构正式确立了脑死亡标准。自此，美国大多数州都采纳了这一标准。根据该法律，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人被认为是死亡：“循环和呼吸功能的不可逆停止”或“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大脑功能的不可逆停止”。随着时间的推移，脑死亡逐渐成为生物死亡的主流定义，医生们在2019年美国神经病学学会的立场声明中将其正式确定。学会93%的成员同意，脑死亡等同于循环死亡。

然而，极少数案例，比如贾希·麦克马斯的情况，显示出在脑部功能丧失后，医疗干预仍能维持人的生命多年。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和凯克医学院健康政策与医学伦理专家亚历克斯·卡普隆（Alex Capron）指出，如果确实有内分泌功能可以在没有大脑活动的情况下持续存在，那么现行的死亡标准或许是不完整的。而在科学家尝试逆转猪的死亡过程之前，情况已经变得更加复杂。

一个偶然的突破

耶鲁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尼纳德·塞斯坦（Nenad Sestan）研究控制神经元生长和连接的基因。为了进行这些研究，他从世界各地的脑库订购脑组织切片。大约八九年前，伦敦送来的标本因为航班延误而迟到了整整一天。缺氧几分钟后细胞就会死亡，这是塞斯坦在医学院上课时学到的基本知识之一。

然而，塞斯坦发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几次，研究人员忘记及时将脑组织转移到实验液体中，但塞斯坦仍然从中恢复出活细胞。所以，当那个延误的标本到达时，他让一名博士后同事将其切片，放入含有细胞营养液的培养皿中。他说：“或许还有活的东西。”

果然如此，细胞开始生长。为了确保不是偶然现象，他们又重复了一次实验，再次成功。塞斯坦开始思考：如果可以从死去的脑中保存活细胞，为什么不试试复活整个器官呢？

通过各种泵、加热器和过滤器循环一种特制的血液替代物，塞斯坦和团队设计出了一个现在已经获得专利的灌注系统，称为BrainEx。他们取得了惊人的结果。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团队描述了BrainEx如何在屠宰场取来的猪脑中恢复关键功能。猪死后四小时，神经元重新开始活动，血管恢复了功能，脑部免疫细胞也恢复了运作。

在BrainEx论文发表后，许多科学家和医生纷纷联系塞斯坦，提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尼纳德说‘我们确实应该尽可能地一次性回答更多问题，尝试在整个身体上进行实验’。” 在塞斯坦发布BrainEx研究前不久加入耶鲁实验室的研究科学家大卫·安德烈耶维奇（David Andrijevic）博士说道。

实验中，心脏的电活动在没有进行胸外按压或其他干预的情况下自发恢复了跳动。从BrainEx扩展到全身版本，实验室将其命名为OrganEx，这一过程充满挑战。相比单独的大脑实验，全身实验需要应对血液凝固和免疫反应等问题。整个系统的改造花费了大约三年时间。

OrganEx的核心原理类似于体外膜氧合（ECMO），也就是所谓的生命支持系统。它有一个泵来模拟心脏功能，还有一个氧合器模拟肺的功能。但OrganEx系统还包含一个血液过滤装置，以及额外的泵、管道和传感器，用来实时测量代谢物、气体、电解质和压力等。系统中注入的液体混合物包括一个用来纠正电解质和pH值失衡的启动液、来自牛的血红蛋白用于携带氧气，以及大约十二种药物——抗炎药、抗氧化剂、抗组胺药、抗生素和几种神经保护剂。

简单来说，OrganEx在传统的ECMO基础上增加了某种细胞级别的生命支持系统。它还通过更慢的方式复苏身体。当细胞长时间缺氧时，突然连接新鲜血液会导致应激反应和损伤，最终可能杀死细胞，这被称为缺血再灌注损伤。相反，你需要的是一种缓慢的“再生”过程，以更温和的方式复苏已经开始死亡的细胞。如果这一过程可行，医生可能能够延长动物的死亡时间，并在此后进行复苏。这也可能让更多的器官从更多的遗体中得以恢复，供器官移植使用。

塞斯坦半开玩笑地说，这简直就是“‘类固醇‘版ECMO”。OrganEx确实包含了一种类固醇——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不过这并非健美运动员会用的那种。

猪已死亡

当塞斯坦和他在耶鲁的团队准备对猪进行OrganEx实验时，他们预料到这将是漫长的一天。准备溶液和机器花了大约五个小时，而对10只猪进行监控和测量又花了七个小时。他们一次处理一只动物，每只猪都被镇静并完全麻醉。科学家们在每只猪的胸口打了一个一平方英寸的小洞，插入一个微小的电极，触碰其心脏以诱发心脏骤停。两个监视器——一个用于心脏活动，另一个用于大脑活动——都显示平线，意味着这些猪已经死亡。

一个小时过去了，真正的测试开始了，科学家们将每只静止不动的猪连接到OrganEx系统，或作为对照，连接到标准的ECMO系统。实验计划运行六个小时，但最明显的变化在大约半小时内就出现了：连接到五只OrganEx处理的猪中的四只的心脏监视器开始显示出活跃信号。屏幕上开始出现有节律的波动线。“当时我们都在想，哇，这时候该怎么办？” 安德烈耶维奇说。这些心脏的电活动自发恢复了，没有进行心脏按压或其他明显的急救措施。

研究人员仔细观察猪胸部的小洞。“我们亲眼看到了。” 安德烈耶维奇说。在所有显示电活动的OrganEx猪身上，心脏本身明显在收缩。（在ECMO对照组的五只猪中，没有任何电活动或心脏收缩。）

在经过六个小时的灌注后，研究人员给猪注射了安乐死药物，并断开了机器。他们在显微镜下检查了这些猪的主要器官组织，包括心脏、肺、肝脏、肾脏和大脑。与ECMO处理的猪相比，OrganEx处理的猪的细胞形态和组织结构明显更好。其他测试还显示，经过OrganEx治疗后，某些细胞修复基因的活性得到了恢复。

OrganEx 的效果非常显著，其中一些变化肉眼可见。经过处理的猪没有典型的死亡迹象，比如尸僵和尸斑。塞斯坦说：“这只动物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相信我，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当被问及实验过程中还有什么其他发现时，安德烈耶维奇停顿了一下，显得有些难以措辞：“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是……我不确定你是否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尝试过，呃，不太……当然，我们提到过……那些‘动作’。”

安德烈耶维奇和同事在灌注过程中进行了一项常规操作。他解释说，在为大脑成像做准备时，他们将一根导管插入猪的颈部，并将造影剂注入颈动脉。这是为了在X光下更清晰地看到血管。

然而，当造影剂通过导管注入时，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这块70磅的肉块似乎转了下头。安德烈耶维奇说：“只是几秒钟，并不像动物试图站起来走路。” 但这也不是简单的抽搐。他称其为“复杂”动作，并表示这表明OrganEx灌注可能恢复了神经肌肉接点，即神经和肌肉纤维的连接处。

“这意味着什么？”他问道，“我们也不确定。”

“生命延续”

科学家们仍在努力理解OrganEx的研究结果。这些实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距离对人类医学产生影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从细胞层面来看，研究可能表明死亡的过程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迅速或终结。例如，对于一个因心脏骤停倒下、在地上躺了10分钟的人，这些结果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他们真得“死了”吗？

如今，如果某人的心脏因疾病或心脏病发作停止跳动，他们只有10%到20%的机会活着离开医院。纽约大学朗格尼移植研究所的移植外科医生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A. Montgomery）博士对此深有体会。2018年，在他自己的医院接受心脏移植之前，他因遗传性心肌无力曾七次因心脏骤停需要复苏。

蒙哥马利开始思考像他这样的死亡是否可以“逆转”。人们可以设想在心脏骤停后，使用OrganEx代替ECMO来进行干预，“在重新启动心脏并让温暖的血液流向大脑之前”，他说。这样一来，如果能够避免ECMO可能引发的再灌注损伤，存活率可能会提高。

然而，所谓的“可逆性”正好触及了关于医学上如何定义死亡的核心争议。根据《Daily Beast》最近的一篇文章，当“统一法律委员会”在2023年3月通过Zoom会议再次讨论死亡标准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称其为“不可逆的”还是“永久的”？芝加哥洛瑞儿童医院的生物伦理学家希玛·沙阿（Seema Shah）指出，如果可以在细胞层面恢复功能，那么很难知道“永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让我们对现有的许多医学实践产生了质疑。”她说。

别以为这听起来只是思想实验，实际上，这关乎医院每天面临的艰难抉择，这些决定与患者是否真正、彻底死亡密切相关。比如，医生应该花多长时间抢救一个垂危的病人？他们需要使用哪些技术？何时可以将器官用于捐赠？“如果你想移植一颗心脏，等待的时间越长，损伤就会越严重，”沙阿指出。“但如果这颗心脏可以在另一个人的体内工作，那么问题就变成：为什么这颗心脏在原主的体内不能继续工作？”

医疗团队在面对巨大压力下必须迅速作出这些决定，这意味着与年龄和种族相关的健康差距可能会浮现出来。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和其他健康组织的报告已经记录了这些差距。以贾希·麦克马斯为例，她是非裔美国人，而她的父母曾指控医院在她死前的抢救过程中存在医生疏忽。贾希的祖母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向作者表示，“如果医院表现得更有同情心，我们还会争斗这么久吗？”家人很难相信她已经去世，部分原因可能是医生在抢救她时似乎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即便OrganEx可以在人类中使用，它几乎也不会对麦克马斯的情况有所帮助。然而，我们可以设想未来这种技术可能用于在家属反对的情况下保存器官，或者在使用时为时已晚，或者根本未经使用。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系统在挽救一个亲人的过程中导致类似于耶鲁研究人员在猪实验中观察到的头部运动，其影响会有多大。最终，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正确决定，可能并不取决于开发新技术的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学者和法律体系。正如沙阿所言：“我们用来定义死亡的标准，是基于法律构建、社会判断，还是生物学事实？”

目前，死亡通常是基于大脑功能的缺失。然而，回顾医学史，你不需要走得太远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或许连死亡也不是。

作者：ESTHER LANDHUIS

译者：EY

封面：Death and Life by Gustav Klimt

原文：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a42216404/is-death-reve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