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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围城里的打工人,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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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要谢幕,他们不想做只看见黑暗的人

封面图源: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文 | 顾翎羽

编辑 | 余乐


“考出了CPA(注册会计师)就赶紧走。”


在普华永道工作三年后,夏宇刚刚把简历挂上招聘网站,猎头便邀约不断。甚至,他没正式确定offer就先发起了离职申请,也没丝毫要和同事吃顿告别饭的念头,因为“一起入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当睡眠变成一种奢望、工作时长从8个小时上升到18个小时;当体重直线上升、体检单拿到手也不敢看,夏宇的及时止损代表了众多职场新人对进入四大的定义:这是一份绝佳的跳板工作。


“四大”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简称: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安永,它们曾一度是各个专业学生心中的就业灯塔。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乘着金融业高速发展的东风,名门学子对其趋之若鹜。一位北大校友回忆,当时,获得四大offer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里挂横幅炫耀”。


2000年,北京房价平均约是4600元/平,一个刚入职的四大人一个月可以买得起一平米,四大还可以解决户口。20年过去了,北京全城二手房价约为65000元/平,四大新人的工资仅能买得起1/7。


各行各业的工资都在涨,对比物价,四大的起薪几乎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现在的名校毕业生已经有些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去了四大……


“黄金时代结束了,”夏宇不无怀念。出身内陆小城的他刚刚在这一行工作时,一切都闪耀着锦绣人生的光泽。那种群体性的骄傲感,正伴随外企风光不再、市场供过于求、内资事务所的崛起……泥沙俱下。


一个时代要谢幕,他们不想做只看见黑暗的人。



01 

吞下那口救心丸


“速效救心丸,有吗?”


来自合租室友的消息突然弹在了Rosie铺满数字的电脑屏幕上,她用早已僵直的目光扫了一下时间:三点半了,凌晨。


这是即将通宵加班的信号。


她一点不担心求助的室友。对这些外界戏称“熬夜铁人”的四大员工们来说,人手一盒速效救心丸不过是忙季的行业标配,何况,两个小时前她们还有过沟通:


“你还活着吗?”


“活儿没干完,哪里敢死???”


她和室友供职于四大中的同一家,过去,两人在不同的项目上天南海北地出差,住一个屋檐下一个月都可能见不到面。疫情开始后,居家办公让她们从未如此亲密地捆绑在一起——尽管各自在房间里,但两个人都叮嘱对方,务必留意着彼此要有点进出房间的声音。


“好怕自己就这么加班加着猝死了,都没人知道。”


这不是玩笑。Rosie正在超负荷运转。从某重点语言类高校英语专业毕业进入四大后的第二年,她已经当起了team leader(项目负责人),创造了整个北京所里的带队速度纪录。只有她自己心知肚明,这是因为团队里比她资深的员工都跳槽了。


Rosie的下班时间也因此从11点推到零点、1点、2点……在深夜街头打车,她难过地发现,这座已经生活了七年的城市里竟然没有人可以分享行程。


四大的状态分为忙季和淡季,她的人生也因此被切换成了两种模式:上班和考试。在这样的忙碌里摸爬滚打三年,她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放松过,即使是休假在家也要战战兢兢备考CPA。在四大,这是想升senior和manager的硬性条件。


CPA考试有6门,过1门可以多拿1000块钱,Rosie盘算着,多加1000块,足够她在现在租房子的小区里换一间朝南的卧室。


为了节省房租,Rosie现在的住处没有窗户。当然,这不是必需,她有时觉得连租房也不是必需,一连几个月出差在外是有的,在数个城市间飞来飞去,唯独没有回过北京也是有的;工作手机永远设置成强提醒,整个人连续不断打鸡血。


也有鸡血打不动的时候,第二年考CPA报了两门都没有过时,Rosie一拨头皮就能带下一大把枯死了的发丝。


四大收入的涨势已经大不如前。在财会市场上,四大正面临占据政策和价格优势的内资所的强势挑战。2019年,国内业务收入前5的会计所分别为普华永道中天、安永华明、德勤华永、立信、毕马威华振,这也是本土事务所立信第二次超过毕马威。而在前五名中,德勤同比下降了8.2%,跌幅也是已披露财报的内资和外资会计所中最大的。


恶性压价的风气正在席卷。Rosie听说,德勤的一个项目组从毕马威处接手轮下来的项目,在普华永道和安永没有参与招标的情况下,对方报价仅有2018年的一半。


收入减少了,自然就要节约开支。通过对新人的“揠苗助长”,四大可以省下一笔人力费用。


不怪Rosie心虚。从入职培训起,就有前辈不断告诉他们要学会“掩饰心虚”:一年工作经验也要说有三年,回答不出客户的问题也要学会忽悠,这样才不会被甲方刁难。可是,在近年要求越来越高的审计质量前,Rosie疲于应付各种形式化审查。对方财务总监火眼金睛一扫过来,她觉得自己“如同一块案板上的猪肉,注一点点水都能被掂量出来”。


Deadline越迫越近,Rosie绝望地发现经理说很快会再有一个SA1来帮她只是画饼,事实就是原本6个人的项目被生生压成了只有她和另一个A2带着一个A1的“小朋友”去完成。


四大运行着一套严格的等级体系:尽管各家称呼略有不同,但通常分为5级,新人被称作A1(Associate Year 1),工作一年后被称为A2(Associate Year 2),在A2从业满两年,且通过公司考核和要求的CPA科目数量后可升为高级审计师(Senior Associate),根据工作年限的递增分为SA1,SA2和SA3;第三级是经理(manager),第四级是高级经理(senior manager),第五级为合伙人(partner)。

谁都想成为金字塔顶端的那一个。图片来源:《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疫情之前,这套等级体系的底层流动一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加快。公司不堪重负,员工同此凉热。


职级分明,意味着晋升透明,这是四大对年轻人的最大吸引力之一。然而,尽管如今工作几乎掏空了她,没有通过考试她依然无法升职,甚至会被delay(延迟升职)——疫情放大了这种可能。人员的流动变慢,原本透明的晋升因此微妙起来。


她想参与进这套庞大体系的运作,而不是永远被动站在底层。


她年轻,单身,好胜心强——堪称一个完美的四大员工模板,她也怀揣过走到金字塔顶端的梦想,这些雄心没等到她升到经理就已经很淡了。


剥开外表光鲜,审计也只是处在金融鄙视链的末节。同样是用命换钱,对比生机勃勃的科技互联网、风投机构、创业公司……无论薪水或前景,这里似乎都非佳选。


“谁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一边这样想着,她也只能在深夜里倒出瓶子里所剩无几的救心丸,不管是好是坏,能吞的,都吞下去。



02 

包工头的手下们


还能在这里多久?


Rosie想问,乔安也想问。


进入安永上海所的第二年,乔安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和外界格格不入的情商小白。聚会时她听着同学们激烈厮杀的职场故事,仿佛活在另一个真空:四大不需要平级竞争,也不需要挑战上级权威,因循守旧本身就是职业美德。


曾经,她也想和别人不一样。中学时,这个脑袋里装满了新奇点子的女生说想学传媒,无数的人告诉她,“别想不开。”


“咱得去稳定可靠的行业。”这个道理乔安在五线城市里当公务员的妈妈再清楚不过了。那时外企高光犹在,她妥协了。从高考志愿填报前些年最火的“中外合作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开始,乔安就在不断妥协,放弃和客户争辩流程中不合规的数据,放弃对经理完全不合理的要求提出异议。


内耗严重。工作的进度只能靠客户提供资料的速度来推动,乔安感觉不到任何工作的成就。一次,由于客户提供不了数据,乔安也无法给出相应的反馈,项目陷入了停滞。过了几天,已经扑在了其他项目上的乔安接到大老板电话询问其进度。


“毫无进展。我就这么干巴巴告诉他,毫无进展。”


当时她正处在多线并行即将崩溃的边缘。说完,乔安为自己的冒失懊悔不已,可是转机旋即出现了——在那句“毫无进展”后,上级没有来找她,客户也没有来问,那个存在的疑点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所有人集体失了忆。


乔安因此质疑这份工作的价值。四大是学徒制的。乔安开始做第一个项目时,带她的A2告诉她,他只能教给她自己会的内容,至于他也不会的东西,他们只能一起去找经理学。那是一位大着肚子的30岁女性。在四大,怀着孕的经理随处可见,这些更年轻时选择拼事业的职场精英,只有在有所成后才敢怀孕生子。


乔安知道,这也是四大晋升的微妙之处。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当上经理,但是经理之上的晋升将取决于多方因素。高昂的中高层人力成本支出已是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秘密,看不见的职业天花板一直在那里。


不过,在乔安看来,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四大每个人都是工具人,所有经理都有着相同的标签:持有CPA证书,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帮合伙人打工。“他们是高级包工头,底下有几个小包工头,小包工头底下有一些工人。他们教他们会的,我就去执行我会的。”


她形容自己陷入了一种“自杀螺旋”:用圆珠笔在列队前进的蚂蚁周围画一个圈,蚂蚁只会在圈内打转。“他们靠气味认路。圆珠笔的气味让它们只想远离,可是圈外的气味又让它产生了认路的怀疑。”蚂蚁一旦陷入人为的圈之后,就会一直围着圈打转直到生命的尽头。


乔安不敢想象,如果一直以一套刻板体系去工作,还能回得去瞬息万变的外界吗?


她开始尝试给媒体重新投简历,只是夜深人静,邮箱页面一遍遍弹出“自动保存至草稿”的提醒,她的指尖僵在键盘上,连自我介绍都一个字写不出来。



03 

“会计村”的人生梦想


蒲黄榆,北京地铁5号和14号线的换乘处,西边是矜贵的永定门,东边是朴实的方庄。就在这么一块东城和丰台的过渡区域,在墙漆剥落的六层板楼和不远处高楼林立的天际线之间,上了年纪的大爷们摇着蒲扇下着象棋,房产中介骑着电动车横冲直撞,年轻妈妈左手拎着孩子书包,右手牵着宠物的绳子。孩童的嘻闹声、刹车声、猫狗的叫声不绝于耳,市井喧嚣从清晨持续到深夜。


因为租金便宜距离又近,北京的四大新人租房通常首选这里,坊间也就有了戏称:“会计村”。地铁从职场所在的东单过来只有四站,列车平均三分钟一班,日复一日摆渡着这些似乎不会疲倦的年轻人,和他们对锦绣人生热气腾腾的渴望。


城市繁华,打工人渴望容身之处。图片来源:《只是相爱的关系》剧照


不断有人搬离。有人离开四大了,有人还没有等离开四大就先离开了会计村,搬去了租金更高、环境也更好的东城、朝阳、海淀。


这是四大人最具象的诉求:过劳工作被认为是磨砺,他们想用最短的时间接受最全面的职业培训,然后升职或离开。运气好的跳槽时可以实现薪水翻番。


如今,已经是某投资机构合伙人的夏宇已经几乎要忘记了那段窘迫且辛苦的时光。他感谢前东家给予的一切:过硬的财会知识、抗压能力、系统工作思维,甚至“剥削”。“幸亏呆不下去了,否则我就会错过那波移动互联网红利。”


可是今时已非往日。四大“财会领域黄埔军校”的金字招牌正在褪色。


审计收入呈断崖下跌。一些低收入高风险的传统审计项目被砍掉了。以四大中的德勤为例。根据公开信息统计,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4日间,德勤中国辞任114家港股客户,其中,超90%的公司公告称辞聘原因为“无法就审计费用达成共识”。


会计师事务所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去年9月,德勤中国主席周志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截至去年5月底的财年中,德勤全球462亿美元收入的构成来自5个业务板块,占比最大的为管理咨询业务,比重为40.4%,风险咨询、财务咨询合计占比达19.6%,而传统的审计及鉴证服务仅占比22%。同时,审计及鉴证收入增速较慢,仅为3%,而管理咨询业务的增速则高达15%,风险咨询、财务咨询业务的收入增速亦超过8%。


个人发展系于市场环境。职业前景不明朗,乔安预感到了自己的离开。并非在招聘市场上无人问津,只是向她抛出橄榄枝的还是以会计所为主,她接到一家内资所的电话,对方开出的涨薪幅度让她觉得“受到了侮辱”。


四大在国内发展多年,流动的员工早已算不上奇货可居。


Rosie则已经做出了行动。她毅然跳去了一家互联网企业,新东家位于通州,和原来差不多的房租足够她在附近租下一整套高层loft。


这里工作简单,在四大建立起的业务能力让她比任何一个新人工作都得心应手。“甭管几点下班,至少现在能看见上午的太阳了。”她对新领导说。“王府井人多楼多,就没有一片完整的天空。“


对方就笑了,“也许,你看得还不够远呢?”


Rosie觉得耳熟,相似的话语她曾在不同的前辈处反复听过,“在这里很累,压力会很大,但是你会成长。如果你在企业里面去做某一个岗位,你可能锻炼的只是你某一个方面的专业的能力。四大是事务所,是你什么都要去做的,你什么知识都要去了解的。你得把视野放长远,不要在乎眼前的得失。”


长远究竟是什么?经理没有教给她。



04 

年轻的AI和老去的年轻人


一些线索指向很明确了。


夏宇曾经笑称,“在四大,最常见的是两年就离职的新人,离职原因多半是受不了加班。而能坚持过两年的狠人,并非能力强于其他人,多半仅仅是终于能忍受加班了。”


然而,真正的“工具人”不会疲倦。


在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客户变了,四大亦无法独善其身。2016年,德勤宣布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等工作,并于2018上半年推出产品。紧随其后,普华永道2017年开始为国内企业实施财务机器人计划。2019年,安永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租赁合同的分析,毕马威则建立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工具组合KPMG Ignite,用来分析和提取租赁或投资协议中的信息。


然而,智能的概念只是噱头,员工们心知肚明:现阶段AI作用极其有限,而且多是在“添麻烦”。


“我们正处在AI代替人工最痛苦的阶段。”供职于普华永道的林恩解释了这种“人工智能”和人工两套程序并行的痛苦。“如果人工智能很完美,那么按照设计好的程序将数据输入,按部就班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析结果。但是现在程序太初级了,而且是按照海外思路设计,不符合中国特别是大型国企的情况,我们需要自己先去走完一个完整的流程,再对照着去优化。”


“更何况在输入的阶段,目前有太多无法标准化的空间,机器怎么判断?”


一位金融科技行业的分析师表示,新技术颠覆行业的力度是超乎想象的,“比如区块链,如果内外信息通过区块链连接起来,审计甚至可以将目前所谓实质性程序完全砍掉,无须再执行将企业内部信息核对至外部第三方的工作。”


不过,在现阶段,技术尚且仅能在可重复性工作效率的提升上得到证明。2020年,据员工们透露,当德勤的项目组因年审结束后的文件归档期由往年的两个月被压缩到一个月而加班加点时,由于AI技术的应用,普华的归档期已经可以做到和年审同步结束。


在成都、重庆、佛山、大连这样的“人力成本洼地”,四大们纷纷建起了交付中心,招聘当地雇员从事低端繁琐的工作。


“等我们把这套AI程序调教好了,本来应该我们去做的事情就可以交给交付中心。”林恩的语气有点遗憾,不仅仅因为技术愈发强大。他认为更值得四大人警惕的事情潜伏在机器之后。“在这里呆久了,你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程序化的思维。这才是危险的根源。”


不用外界向他灌输对会计师前景表示悲观的信息,他在四大四年,感受到这里的衰落,但他认为促使自己离开最直观的原因只是“30岁的身体没法像20岁那么拼了。”前景毕竟还很遥远,他调侃这里仍是内卷之王,“现在进来的小朋友都太厉害了。”


就业竞争的加剧似乎要为一个就业性价比大不如前的行业拢住昔日荣光,但是工作内容就是围着钱转的林恩知道,价值在流动,人才不会留在没有价值的地方。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也许流动了,就有了价值。


“那你认为有一天自己会被机器人替代吗?”


“巴不得被替代。太痛苦了,你知道贴几千行数是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你们不会有要失业的恐慌吗?”


“可是,谁又会在这里干一辈子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为《财经》记者


顾翎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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