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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的这两年

不止十一人 财经十一人 2022-03-23

无团可带的日子里,旅游从业者艰难自救


文|杨立赟
编辑|余乐


又是一年可以预见的“就地过年”。


截至2022年1月5日,全国现有新冠确诊人数为6125人,中高风险地区88个。文旅部明确要求,2022年春节期间,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2022年3月15日之前,除了与港澳相连的口岸城市,其他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业务全部停止。


过去的一年,旅游人曾无数次以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然而不断出现的局部疫情,造成的是一次次的“熔断”和一次次希望的破灭。这一年,许多旅游人做得最熟练的工作就是退票——疫情不断来来去去,促使大家都成了退改签的熟练工。


已持续近两年的疫情,对旅游业构成了沉重而持续的打击,尤其是出境游和入境游业务几乎全面停摆。“很多大旅行社以前在口岸城市租下一层楼,有几百号人,现在都解散了。”老旅游人老陆说。


许多公司和从业者的生计都成了问题。这两年来,老陆看到不少过去在行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变成了“老赖”——旅行社资金断裂了,欠了供应商的钱。银行无法支持放贷,政府对旅游业的补贴和支持也在疫情之下大幅削减。“疫情对他们的打击,叫做团灭。”


疫情的不断反复中,无论是行业命运还是个人命运,都处于不可预测且失控的状态。在失控中,有人转行卖保险、卖水果,有人去给超市和快递公司打零工,也有人用战略性亏损的方式坚守梦想,甚至还有人因为疫情而终于等来自己的机会。旅游人在无常的命运中不屈地等待春天,行业也悄然进行着升级。



做代购、搬快递、卖水果,心还在旅游业


1997年,老陆大专毕业后加入江苏一家国营旅行社,第二年开始带出境旅行团。“我的事业和中国出境游市场发展同步,一开始带新马泰,后来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又带了欧洲、日韩、非洲团。”


老陆曾经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感到很满意。“做出境游有一定的门槛——必须有导游证和领队证。1997年导游证要求大专文凭,当时考律师证也只需要大专文凭。2001年的时候,我的年薪是本地公务员的三倍。”


随着出境游市场的成熟,条线越来越细分,从2013年开始,老陆专注于“澳大利亚-新西兰”路线,直至疫情暴发。2020年1月,是他最后一次带团去澳大利亚。


2020年1月24日旅游全面停止,直到8月,老陆都没有复工。“我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但是只有三个月时间停工,大家当成放假,还挺开心的。”而现在,不仅是不开心,是生存危机。


老陆说,旅行社利润的蛋糕分成三部分,入境游利润只占10%,出境游占50%,还有40%是国内游贡献的。疫情之后只剩下国内游的40%,局部疫情不断,跨省游停摆,国内游里也就只剩下短线游了,而这部分市场的利润只占疫情前全部利润的20%。


“越是大的旅行社越是难生存,因为以前以出境为主,现在要转型是很吃力的。去抢小旅社的市场。这是很难的,面对的客户不一样了。”同样的,带惯了高端出境旅游团的老陆,转做国内短线游亦有诸多不适。


疫情前,老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自信,房贷只做了五年;疫情后,他尝试和银行沟通把贷款延长到十年,但是被拒绝了。目前,每个月1万多元的房贷是靠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妻子支撑。老陆卖掉了2010年购买的黄金,补贴家用。


现在,老陆时常在朋友圈发一些境外免税产品的信息,为熟客做代购。“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出境游,在境外有些资源,免税店的员工和境外地接导游都需要生存,大家抱团合作。”老陆很清楚这样的代购可能涉及到走私问题,他感激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国家也知道我们难,现在不想严管我们。”他又很失落地说,“以前我带团去国外,都是客人求着我代购,我常常说行李箱放不下还懒得带呢。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会想这么做?”


老陆还尝试过其他“混口饭吃”的办法。2020年,他曾经去快递公司打零工,晚上7点到岗,在流水线上分拣快递,一晚上都在搬货,一直做到早上四五点钟,一晚上赚100多元,只做了两个晚上就吃不消了;他也去过24小时便利店打短工,一小时16元,“有活儿就喊我,晚上去给便利店卸货、上货”。老陆很不适应,2020年8月,国内游需要人手,他又回来了。


“我45岁了,这个年龄很尴尬,大多数单位不需要这个年龄的人,如果35岁以下,还可以考虑换行业。我从来没进过工厂、没坐过办公室,还有15年才退休,还得在这个行业混下去。”说这些的时候,老陆很平静。


另一位老旅游人苦撑了一年多,最终还是离开这个行业。曹成在旅游行业有18年的从业经验,从杭州的一名地接导游做起,疫情前担任深圳万众国旅的营销总监。


“我一直在坚持,疫情之后还换了一家旅行社,从出境游转到国内游,可是收入实在太低了,没办法支撑家里的开支。”曹成的月收入从疫情前的2万元减少到5000元,并且极其不稳定。一个月家庭开支至少1万元,他只好尽量减少在外就餐、游玩,夫妻俩也不买新衣,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2019年10月,曹成带团在南非好望角旅游

“疫情之前我老婆不工作,现在她也想办法赚钱。父母也会给我们一些补贴,但我们心里是不舒服的。”曹成慢慢意识到,疫情是一场持久战,2021年7月终于决定彻底转行。


他现在的正职是卖水果。“我家就住在水果市场旁边,跟着朋友一起做水果批发,做社区团购的团长,自己建群、发名片、加微信,集合一些订单之后去市场批发,然后一单单地送货。上午配货,下午送货。每天30多单,一天能赚200元-300元。每周六休息一天。下雨也送,刮风也送。”


2021年,曹成离开旅游行业,目前从事水果批发生意,努力撑起家庭开支,辛苦但充实


曹成说,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辛苦,但是更充实、安全感更强。“我对旅游业有很深的感情。在这份工作中能看到世界,学到很多地理、人文知识。我的心还在旅游业里,但是不能再留恋过往的东西。我有两个女儿,我需要撑起这个家。有太多无奈让内心焦灼。”他说。



“有人希望疫情久一点能抄底,我们更要坚持下去”


从成都春熙路上的“近未来美术馆旅舍”露天平台,可以看到对面IFS大楼上著名的“熊猫”艺术装置。这是“近未来美术馆旅舍”的第三家门店,在疫情之后,顽强地开业并且艰难地维持着经营。


“近未来美术馆旅舍”是一家连锁青年旅舍,除了共享住宿空间,还搭配了艺术空间,邀请成都本地的“野生艺术家”参展。


这家旅舍拥有一个非常学院派的合伙人班底——他们出身人类学、心理学、艺术策展。其中的核心人物吴子千,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其他四位合伙人都是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


2017年,第一家“近未来美术馆旅舍”在成都落地,定位高端青旅。疫情前,这一家门店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净利润率接近40%。在这样的势头下,2019年吴子千招兵买马,规划了二店和三店。“我们测算的模型,三家店年收入能达到1000万元。”他说。


在两家新店装修接近尾声之时,疫情来了。


两家新店分别拖延了近半年,最终顽强开业,但不可避免地巨亏。吴子千站在春熙路这家门店的露台上,望着楼下成都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背后却是日复一日的亏损,身边的青旅也在一家家倒下。


“局部疫情不断,仅仅是2021年初就闭店两个月,但是团队要养着,三家店十来个人,我们坚持发基本工资,离职率非常低。”吴子千说,目前维持运营的办法主要有两个:欠款和借贷。三家店的房租一共200万元,房东同意缓缴;同时,一些企业输血120万元。


“每一天都在希望和绝望的反复中度过。我早上起来充满希望,中午财务总监告诉我要付房租了我就绝望了,下午巡店的时候,我必须让伙伴们觉得我很乐观,晚上回家继续想办法找人借钱。”


吴子千说,疫情后的生意像过山车。2021年7月,成都市场整体回升,三家门店入住率回升到70%,月收入达到60多万元。“当时我充满信心,一旦疫情过去,我们很快就能回本。但是7月底成都突然出现疫情,8月房价比7月降了一半,一个床位只卖30元,去掉交给平台的佣金,到手只有20多元,但是入住率也只有40%,三家店收入只有20万元。”


然而,除了2020年曾经获得一段时间社保的减免,2021年这家公司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任何补贴。2021年底,社保基数上调,公司需要追缴2021年全年的社保差额。


吴子千和妻子通过抵押房产、借贷等方式,已经往项目里投入了600万元。“向父母借钱是最难开口的,宁愿跟朋友借钱。我的好朋友都已经借了一圈,很长时间我不敢和朋友聊天。有时候需要从花呗套现出来还一点钱。最惨的时候,我们的花呗都还不上。”吴妻说。


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地坚持着。吴子千说:“我们要做时间的朋友。即便在疫情下,我们的粉丝黏性也很强,12月一店办艺术展,每天有三四百人的流量。”他计划在2022年向大型酒店集团以及本地政府基金融资。


“2020年成都有一个老板想收购我们的三店,他说希望疫情能持续几年,就能够有一个好价格去抄底。”吴妻说,“这个想法更加验证了这个市场是被看好的,所以我们更要坚持下去,不能贱卖了。”



保持忙碌,直面有价值的亏损


刘建斌已经打算放弃对2022年的期待,直接展望2023年。


疫情以来,他已经受到太多次“毒打”,“心碎,流不出眼泪”。过去他总会在出国带团、考察时买些奢侈品,现在衣服、鞋子都是抖音直播上买的。


疫情前,刘建斌长期从事海外邮轮业务,疫情后转做国内游轮,创办了邮轮分销平台“上船吧”,承销长江上的“世纪游轮”。他对标欧洲的中高端河轮,把长江上传统的4天短线行程升级成7在至15天不等的长线,售价最高达18880元,算是对国内高端旅游需求的一种回应。


然而过去这一年,刘建斌在一次次局部疫情中被打击得麻木。在最初的计划中,2021年3月游轮就能起航,但受当时的疫情和“就地过年”政策的影响,起航时间推迟到6月。没想到,最后等来的不是游轮复工的开始,而是2021年局部疫情的开始。


“张家界、南京的疫情让我们的暑假市场戛然而止;后来的福建发生疫情,不出所料,国庆的市场很差。到了兰州疫情,对行业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已经被按在地上摩擦了,长江游轮有几班都是兰州客人的包船,全取消了。”刘建斌说,2021年他所承销的长江游轮发船近60个班次,取消的班次同样多。


“2021年已经被毒打了很多次了,已经很清醒了。有一轮疫情下,一个分销商不愿退单,不死心,还想等一等。但是如果到发团的时候临时取消,还要赔上客人的机票费用,不能存有侥幸心理。这不是救命稻草。”刘建斌说,“对于等待,我本来是乐观的,但现在明白盲目乐观没有用。”


在资金上,刘建斌的公司靠融资支撑着,疫情后已经亏损近1000万元。为了稳定军心,他只能多做一些新业务,让员工有事可做。“只要能打仗,就比较稳定,停下来就会军心涣散。”他把游轮线路延伸到华南,承销clubmed吉林的度假村、江浙沪周边高端酒店的预订。刘建斌坦言,周边游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但是春节前后跨省游被叫停,他必须让团队保持忙碌状态。“做这个生意赚的钱不足以覆盖团队的成本,但这个亏损是有价值的亏损。”


刘建斌预计,如果2022年旅游市场继续严冬,他将用周边游、咨询顾问的工作维持生命力,在蛰伏状态下做业务创新。“除了业务板块,还有技术板块,都在为未来做准备,一旦能开放出境游,我们搭建的分销系统,能马上和合作伙伴做系统对接。”他依然从积极和长远的角度看待这段时间——市场好的时候,大家想赚快钱,没时间做革命性的事;市场不好的时候,反而是创新的时机,是改变行业的时机。



疫情给了他们新的机会


疫情并非让所有人都无路可走。张锦鸿就找到了自己的机会,靠亲子房的设计装修迅速打开了酒店市场。


他所在的广州爱翼酒店设计发展有限公司从2000年开始做室内家居,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承接了三亚海棠湾红树林酒店的项目,给酒店做亲子房的改造。“亲子市场”当时在整个旅游业都还没有形成很强的概念,大多数星级酒店都没有捕捉到这一市场潜力。


因此,2016年至2019年这四年,张锦鸿并没能很快打入高端酒店客户群。“我们供应商要打入高端酒店很困难,能设计五星级酒店的公司都很厉害,我们只能打细分市场。但是疫情前,很多酒店还不知道亲子房是什么意思。”


直到疫情暴发。“国外出不去了,跨省也费劲,周边游的核心消费群体就是家庭。到了周末,小孩子在家待不住,亲子酒店是父母很好的选择。”他说。


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完美机会。张锦鸿也过了半年手足无措的日子。“疫情开始的时候,酒店都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很多酒店的人员都放假了,没人有心思理我们。”随着行业复苏,酒店也在疫情下重新寻找自己的出路。2020年9月,张锦鸿和广州四季酒店对接上,合作亲子房的改造,这令他感到惊喜。“五星级酒店还是以商旅为主,竟然会主动做亲子房,而且找到我们之前,四季已经做了十几间亲子房。”


他算了一笔账,一间亲子房的改造费用在25万至30万元,一年半到两年回本。“以四季酒店为例,平日价格大概是1500元/间,改完亲子房可以提高到3000元/间,周末更是高达4000元/间。”


不过这样的成本并非每个酒店都愿意接受,所以张锦鸿的公司提出一个“客户友好”的模式——自掏腰包为酒店改造,让酒店前期零投入,改造完3年内,抽取亲子房溢价的一半利润。三年之后亲子房内的物权和IP版权都归酒店。”


张锦鸿感受到,四季酒店项目是他打入五星级酒店圈子的关键一步。四季之后,他还为温德姆、洲际、瑰丽、文华东方等多家知名酒店做亲子房项目,已经改造了2000多个亲子房。


从业12年的旅游人芮扬也在转型过程中找到了新的机会。所有接受采访的旅游人都提到,最普遍的转行方向是中介和保险,芮扬就是其中之一。


芮扬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投身旅游业,在南京的中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做出境邮轮市场,接触过国外的各条线路、各种各样的船只,从采购、设计、产品包装到营销计划,精通产品全链路。


疫情前,芮扬在南京中北国旅有12年的行业经验


疫情暴发后,芮扬在家办公,每天忙着给分销商和直客退款。随着“躺平”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心里越来越慌。“国企照发4000元底薪,但是整体收入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时不时接受灵魂拷问,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当时看到邮轮的客户转发保险行业人才发展的计划,我想学一学。”


2020年5月,芮扬加入了保险行业。“这放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国营企业是很舒适的,让我去转型做主动型的销售,是不太愿意的。哪里来的客户,哪里来的资源呢?我也害怕压力。但是我不能浪费时间。”


在中宏保险,她开启了痛苦、但充实的转型期。一开始,芮扬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在保险行业,“很多人对卖保险的有偏见,看不起我们。但是只要踏出第一步,就不断突破。”一年之后,她已经拥有一个十几人的团队,收入恢复到疫情前旅游业的水平。


疫情后,芮扬转投保险业,找到了事业的新机会


这次转行,给她带来很大的改变。“以前在旅游行业整天忙着烦琐的工作,不会主动做规划,而且经常飞国外,心态很高傲。现在转到金融业,身边的人都比自己优秀,不会再骄傲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不断地突破自我。”


工作的要求以及作为团队领导的职责,芮扬认为自己变得更加包容。“以前国营企业做小领导,遇事还会情绪化;但是现在无法用原来的管理方式要求别人,现在天天笑嘻嘻的,有困难积极应对,都能过得去。”


疫情发生两年以来,她的朋友圈还是有一些旅游人天天哀叹,“天天怀念过去的生活,怀念也回不去。”她冷静地说:“只要有一颗拼搏的心,做什么都行。”


*文中老陆为化名


作者为《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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