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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多,好心办坏事,中国芯片该走正道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芯谋研究 Author 顾文军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企业自主驾驶


文 | 顾文军

划重点:

1、领导关心是好事,但过度关心未必是好事。对高度专业的芯片来说,过多的插手最终可能添乱多过帮忙,干预多过指导,好心办了坏事;

2、与“有求必应”相比,现在中国芯更需要“无事不扰”;

3、芯片有其自身规律,很多问题并不是政府重视、领导批示就能解决。最终还得靠企业、产业的长期努力;

4、尊重企业家,就是尊重企业;尊重芯片产业规律,就是对中国芯最大的支持。

芯片是科技核心、大国重器,它的重要性早已达成共识,更被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和全面关心。这对帮助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解决卡脖子难题意义重大。

中国芯这几年能迎着炮火砥砺前行,承着重压茁壮成长,政府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但对芯片这个高度专业、全球竞争的高科技产业来说,中国芯现在最需要的政府支持是什么?或许值得进一步讨论。

写这篇文章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反复思考,斟酌再三。写了或许被认为不合时宜,政府关心产业,领导帮助企业是好事啊,何必“吹毛求疵”?产业红红火火,做做吹鼓手,或者闷声发大财就好了。写得罪人的文章,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何意义呢?但是,作为一个从业二十多年的中国芯片人,陪伴产业一路从弱小走来,一起度过漫漫黑夜,在中国芯即将走出黑暗看到黎明的时候,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它取得成功。

对它爱得深沉,才甘愿冒着风险,直陈问题,因为芯片兴亡,匹夫有责!


政府和产业既要合作

更要分工,彼此要有边界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这些年半导体取得巨大进步。但也有部分地方出现直接干预企业管理的问题。或许是执行层面领会上面领导的意图出现偏差,或许是对产业理解不够,或许是急于求成,有些地方政府或者相关官员过度干预企业,有些甚至恨不得自己上去操刀运营。结果好心办了坏事!

高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想法对产业大有裨益,但有些时候,在执行层面,基层执行人要么是理解不够,要么是专业程度不够,或许也有极小部分人夹杂私心,让领导的想法落地时出现了问题。何况国家也一直提倡竞争领域要由市场主导,不要过度干预。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好比汽车拉力赛中的后勤团队和车手:车手开车,后勤维护,各司其职,各擅其能。政府的任务更多应该在自己的职责和专业范围内为企业做好服务,做好保障,修好路,架好桥,加足油。看到“司机”开得慢,领导想急速赶超,这可以理解。领导可以坐在“后排”提醒,甚至可以坐在“副驾驶”上指导。但现实中,有的领导驾校都没上过,驾驶证都没有,交通规则都不清楚,却指挥司机开车。更有甚者,亲自上阵,心急之下一脚油门踩到底。这样下去,大概率超不了车,反而容易翻车!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

曾经某省领导拍着大腿要上某个半导体项目,指派得力行政干部为董事长,要资源给资源,要政策给政策,用全省之力来支持这家企业。但是这个董事长缺乏企业管理经验,产业经验为零,选择的技术团队能力不足,企业管理混乱,项目自然不可能成功。

两年前,某企业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成功,引来美国的关注和调查。公司高层积极展开相关工作,包括与美国相关方沟通,在其美国客户和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下,进展不错。但关键时刻,当地政府在未和该企业股东和管理层沟通的情况下,直接委派政府官员进驻企业并担任要职,结果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弹,认为公司要从市场化、国际化的运营改为国企运营,不少外籍高管和专家流失。而力主制裁该企业的美国政客立刻添油加醋,借题发挥。该企业的美国客户和供应商,再也不敢/不愿帮其游说。过了一年,该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企业立刻陷入困境。后来做出该决定的省领导因其它事情落马,但其错误决定给企业甚至中国产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却无法挽回!

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为此扼腕叹息,常对我说,尽管政府不派官员来,美国或许也会制裁它,但至少会有几年的缓冲期,那时候应对挑战会准备得更加充分。现在制裁提前几年,企业早早陷入困境,好好的一家企业直接面临生存问题。

该业界领袖说,如果政府在委派官员前,事先沟通,他至少能做好内部高管的工作,给出讲得通的解释,不至于人才大量流失,甚至还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他难以理解地问,政府支持企业有多种方式,为何要选择这种不做沟通、直接插手干预、给多方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错误方式呢?

还有的政府看到企业发展得不好,或者企业内部不稳定,忧心忡忡,便想出手。这种关心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我也很敬重这种愿意解决问题的领导。但换个角度来思考,企业出现这种情况,真正本质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企业自身之外,外界的干扰、插手是否也是原因呢?

作为旁观者,这些年清楚地看到,有的企业内部出现内部问题,其实多是外部插手的结果。外面的多方干预和多方角力,最终投射到企业治理上。婆婆说东,公公说西,不同部门、委办,以及各个地方政府各有主张。企业内部的人,乘机找靠山,拉关系,组帮派。企业内部不再是以企业利益为重,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这加剧了内部分裂和对立,使得问题更加突出。当插手形成习气,多头干预成为平常,最终会严重危害企业治理结构,导致企业问题变多,乱象不断。结果这让更高层领导看到企业会有大问题,继而更大力度地来干预企业。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恶性循环。

半导体是一个高度专业,技术主导的科技产业,熟稔产业规律和精通企业管理是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领导在看似关心企业之前,先要问问自己,在企业管理和产业经验方面,能否胜过企业家?好心能否办成好事?一番辛苦之后到底是帮了忙,还是添了乱?

政府关心企业可以在战略上指方向、定指标、提要求、下任务,做好考核、用好激励,但在战术上要信任企业,放手企业。政府和产业既要合作,更要分工,二者之间有交汇之处,但主旋律还应是各司其职,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高科技产业!


尊重企业家就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

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尊重市场经济,支持芯片产业。其实尊重企业家就是最大的尊重市场经济,最大的支持芯片产业。放手让企业运行在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下,让企业按照股东会、董事会和企业的意愿发展,让企业家心无旁骛、倍感信任地做事,这才是对中国芯的最大支持。

芯片产业有其特有规律,并不是说有领导的重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可能领导推企业一把,企业可以快跑几步,但中国芯的征程是一场马拉松,必须按运动员自己的节奏来跑。

就像家庭教育,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规律。领导也要作有界限、会放手的“家长”。这不禁让我想起业内另外一位业界领袖常给我讲的他总结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学写字,旁边围了一圈大人,小孩刚拿笔,爷爷要孩子先写横,奶奶要先写竖,爸爸要先写撇,妈妈说先写捺,大人们吵得不可开交,孩子不知所措。况且,在半导体这样一个高科技、高度复杂的行业,在企业管理和产业经验上,官员与企业家相比,谁是小孩,谁是大人?希望这只是个故事。

产业发展靠企业,企业成长靠企业家。企业家是中国芯突围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最稀缺资源。在芯片领域,十年培养一个优秀工程师,二十年培养一个专家,二三十年才可能培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中国半导体企业在现在这批企业家的带领下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正是因为这种进步成长,让美国感受到被中国企业追赶的压力,才不断制裁中国企业。从侧面来看,这是对手的认可,也能说明中国半导体企业这些年的进步。所以要肯定现在这批半导体企业家的成绩,要加倍珍惜这些企业家,为之创造良好的、受尊重的发展环境。



相比“有求必应”

中国芯更需“无事不扰”

宏观层面的尊重之外,在微观上政府与企业的互动中,也要给企业创造一个安静的发展环境。哪怕企业短期有起伏,也不宜贸然插手。市场竞争极其残酷,再优秀的企业出现波动也是正常,何况现在芯片产业备受关注,企业被各界拿着放大镜来关心,再小的问题也会被放大。对芯片产业,市场经济依然是最有效、最高效的运营模式。

在这二十多年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优秀的企业多是高度市场化的企业。为何如此,原因值得深思。企业治理自有董事会、股东会来负责,企业会根据市场反馈做出专业调整。当然作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可以给企业下达相关指标和任务,但这更应该在宏观层面。

不禁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某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会发现该公司的总经理有问题,决定将其罢免,于是股东准备召开董事会,按正常流程将其换掉。但该总经理却积极运作,拉关系,找领导,打招呼。最终在某领导的干预下,该企业计划召开的董事会屡屡作罢。最后这名总经理东窗事发,被发现他甚至连国家战略的科研经费也敢贪污!这还是一个小公司,股东和董事会在外部的干扰下,都无法将出了问题的管理层免掉,如果是一个各方都很关切的更大体量的公司,各方都进行干预将会如何?

干预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干预的结果大概率会与出发点背道相驰。产业自有其规律,公司治理自有其逻辑和章程。应该在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治理框架下,尊重企业的运行机制,各行其责。

上海政府处理政企关系有一个著名的八字方针“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准确地总结了政府与企业该有的关系。

这八个字更符合当下政府支持芯片的边界,也更能厘清政府与产业的边界。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这些有求于政府的自然靠政府,但企业管理、技术攻关、良率提升、市场开拓、改善运营、降低成本,还是得靠企业!企业的问题到底是体制问题/机制问题还是技术问题,这二者不能混淆,并且前者也解决不了技术问题!

中国芯片的难题,无论是解决卡脖子还是业绩提升,政府大概能解决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还是得靠企业和产业自身!现在对半导体企业的关心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相比“有求必应”,中国芯片现在更需要的是“无事不扰”。



积极有为,更要专业有为

目前全球芯片产业已经进入产业政策对抗阶段,政府是产业发展的总指挥,必须积极作为。

对中国芯而言,既需要积极有为,更需要专业有为。

为推动美国芯片发展,美国政府任命了24位来自业界的专家加入工业咨询委员会作为政府智囊。其中应用材料前首席执行官担任委员会主席,其他如德州仪器首席技术官,高通工程副总裁,ASML技术副总裁兼技术中心主任,英特尔执行副总裁,新思科技首席安全官,微软技术副总裁等一线大厂的高管和专家作为专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企业家、技术专家。

对此有位产业领袖总结,美国支持半导体的模式是拜登出任总司令,带着一帮野战军司令(美国设备、软件和芯片制造巨头企业的高层)来作战,而我们之前好像是几个处长带着几个大学教授来迎战。或许这个论断有调侃之嫌,但也值得我们深思。这不禁让人想起国内产业界的一个感慨:为什么美国制裁中国那么专业和精准:DRAM的18nm、NAND存储的128层,逻辑工艺的16/14nm,算力的4800tops,这些专业数据如果不是细分领域的专家,都未必十分清楚。

以上每个技术节点都精准卡位中国芯,是美国的官员专业吗?肯定不是,仅靠美国政府是拿不出这么狠辣的制裁方案。美国对中国芯片实施制裁我们坚决反对,但其运作方法,却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同样,我们也应该专业应对,以国内主要半导体企业的企业家为主体,协同学术、贸易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产业咨询委员会,为政府提供专业建议,协助政府拿出专业的产业政策,帮助企业上前线、拼刺刀。

其实最大的专业应对,还是各司其职。美国政府看到美国半导体发展缓慢,对此不满意,他们是通过立法、组建咨询委员会、减税补贴等建设公共环境的举措来发展半导体,并没有派人坐到“司机”位上去。譬如英特尔逐年落后台积电,美国政府肯定“怒其不争”,但也没有出手拿掉英特尔的CEO,更不用说空降一个政府官员出任CEO。


反思、自勉与共勉

2002年我进入半导体,到现在已二十多年。经历过产业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

2000年代初产业冷冷清清,缺乏关注;

2008、2009年大量企业破产,行业萧条;

近几年中国芯又遭到美国疯狂制裁。

这些都没有改变我对产业的热爱,更没有动摇过我对中国半导体的信心。作为一个产业分析师,二十多年里我每天思考的都是产业如何更好发展,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中国半导体能取得成功。作为一个研究产业的机构,在资本泛滥的当下,依然保持内心平静。

未来十年是中国半导体关键十年,即便放到历史长河中来看,这十年也不比中华民族任何一次兴废继绝逊色:在窗口期内,半导体发展好了,中国就能冲破藩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发展不好,前沿科技就会长期落伍。我们就要继续受制于人,甚至长期受制于人。

毋庸置疑,大家都想让半导体产业发展得更好,但只有做事的决心是不够的,我们有无数好心办坏事的教训。我们还要有虚怀若谷,尊重规律,尊重专业,尊重市场的觉悟。我们要多一些愚公移山、少一些另辟蹊径;多一些砥砺前行,少一些弯道超车;多一些埋头苦干,少一些口号强国。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路,把踩下去的每一步都留下脚印,把路走扎实才是半导体自立自强的捷径。

(原标题为“解决卡脖子难题,中国芯最需要的政府支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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