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观点 | 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的研究价值
一、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的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各种新社会组织、非公经济、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于社会工作相关事务职责分散在不同党政部门，缺乏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统筹协调，社会工作的各方力量难以形成合力并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需要加强各方社会力量的组织协调，以实现慈善资源的高效配置及有效落地。2023年3月16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文公布，中央社会工作部正式成立。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对于形成合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21年8月17号第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提出，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就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意味着“三次分配”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并进入实践操作阶段。在2021年6月国务院就已经在浙江试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
根据《慈善法》有关规定，“慈善”指的是“大慈善”，既包括扶贫、济困等多种慈善形式，也涵盖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生态环境等多类社会公益事业。这一模式是以自愿性为基本原则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通过政府、捐赠人、非营利法人等主体，形成多渠道多样性多元化的慈善生态环境，共同服务于社会福祉，实现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大慈善”生态环境中，从宏观层面出发，慈善资源流动贯穿于三次分配场域之中；从中观层面来看，慈善资源配置机制融入统一大市场之中。而金融手段则为慈善资源流动的社会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2年金融街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表示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需要切实做好多个方面工作，特别提到“金融系统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努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及“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以更加优惠的价格，为公益组织、慈善活动提供融资、结算、风险保障等金融服务。”
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认为新慈善应该拥有更广泛的资金来源、更强大的杠杆力量，同时更关注成果。其著作《慈善新前沿》重温“慈善”这个古老词汇的历史意义，摒弃它聚焦于赠款或资助的有限性，重点强调通过多种工具和方法将私有资源转化为公共福祉，特别是金融工具之于慈善的创新应用。近年来，“慈善+金融”已成为关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人们的热门话题。金融机构和非营利法人借助各种前沿工具实现慈善资产快速整合，这为慈善金融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依据。面对慈善带来的增量市场，金融机构战略性长期投入慈善领域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义利并举。在经济收益相对清晰的前提下，重视慈善活动的具体社会效益及其测算，利用金融思维提高服务质量，是慈善金融创新的重点。这包括发挥金融手段的“杠杆效应”，为慈善组织进行保值增值投资提供势能，以及将“成本－效益”思维嵌入慈善活动中。站在历史发展的拐点，我们在开展慈善金融的相关研究时，既要融入金融的真正内涵，也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开展系统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
二、中国特色慈善金融内涵分析
（一）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立足于金融本质
慈善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三大类，其中，慈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现金、股权、债权、证券（股票、债券）、保险、基金、信托、衍生品等[1]。广义的慈善金融就是慈善资产在形成、管理及运用等全生命周期中的各种金融活动的总称，是产业金融在慈善行业的细分，包括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业务活动为客户提供的融资投资、储蓄、信贷、结算、证券买卖、商业保险和金融信息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社会各主体秉承自愿原则，在社会价值驱动之下以市场机制为平台，围绕以人为本，兼顾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所做出的投资规划，涉及捐赠前的慈善性投资及战略慈善规划服务；捐赠中的架构搭建、尽调、协议签署等服务；捐赠后的慈善资产管理，包括保值增值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管理的监督和管理等。
（二）中国特色慈善金融根植于中华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为善思想、墨家的兼爱说、佛家的慈悲理念等，特别是以仁为本的人性论、成贤成圣的人生理想及追求大同的社会理想，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慈善的亲友相济、邻里互助、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等各类民间实践，促成了慈善与各行各业的相容性底蕴的形成。慈善金融的理念与实践也是由此孕育而来。百年前，在金融领域，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先锋对社会底层人民疾苦的怜悯，推动了其慈善金融的初衷与探索。“耕牛贷款”和“种子贷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根据地信用合作社进行的一种贷款形式；以服务社会思想为指导的近代民族银行家所开设的“一元储蓄”和“农村合作社贷款”；晚清状元实业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理念开办了“小额工资储蓄”等等。可见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的出现，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因此，中国特色慈善金融根植于中华文化，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中国特色慈善金融受益于科技力量
我国慈善事业高速发展得益于互联网的助力，新兴数字科技的交互有助于公益慈善行业快速发展。慈善金融数字化可以分为“金融+数字化”以及“慈善+金融+数字化”等。
“金融+数字化”即金融活动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金融活动的重要方向，通过将金融产品数字化可以进一步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类型，提升金融与各领域的可及性。
“慈善+金融+数字化”是慈善金融活动的数字化运作。慈善金融活动的数字化运作有助于加快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运作体系和风险控制手段。一方面，有助于慈善组织通过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更加透明、高效地对慈善资产进行保值增值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区块链技术等金融科技手段，来记录慈善资金流转信息、慈善援助信息等，形成对慈善组织的数字化社会监督机制，以此提高慈善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最后，第三方机构在进行慈善战略规划服务时，也可以通过金融科技的手段建立风险管理监测机制，实现规则策略、模型算法的集中统一管理。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各类风险管理系统，将数字化风控工具嵌入慈善业务流程，帮助慈善组织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风险，保障捐赠者的资金安全。
三、中国特色慈善金融在战略慈善中的实践表现
图 1慈善金融全景光谱图
中国特色慈善金融在战略慈善中的表现可以按照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部分划分。
战略慈善前期为慈善性金融进入非营利领域的准备阶段，委托人基于企业ESG、上市规划、“走出去”等或家族传承、家国情怀等多种因素进行着眼未来的慈善规划；第三方金融机构在此阶段主要负责慈善性投资以及慈善战略规划服务，具体包括基础背景调研和战略慈善设计等。
战略慈善中期慈善资产已进入保值增值投资的架构搭建过程，这一阶段的慈善资产包括由慈善性金融转化而来的慈善财产、直接捐赠的慈善财产、订单信用贷款收入和通过慈善信托捐赠的慈善财产，第三方金融机构在此阶段主要负责整体架构的搭建与落地，不断匹配合适的资源丰富金融工具的整体架构，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好资产稳定性的风险防控工作。
战略慈善后期为慈善资产的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阶段，通过对慈善资产的管理使得慈善组织获得一定的经营收入，不断扩大第二阶段中慈善财产的基础规模，实现慈善组织财产的“自我造血”，这一阶段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慈善资产管理包括保值增值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管理，以实现资产的正向循环。
四、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为现有金融和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将拓展“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深度。“三次分配”理论是由厉以宁教授在1992年《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慈善金融理论首先将从金融的中介、配置和聚集功能入手，研究慈善深度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调节过程的重要作用。其次，非营利法人出于保值增值投资需要而形成的慈善资本将会成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资金来源，他们的决策、偏好、行为将为“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
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将为慈善金融的成果本土化拓展研究深度。萨拉蒙教授曾论述慈善中的“杠杆效应”，即利用金融手段发挥慈善的“杠杆效应”开拓未来慈善和社会投资的新前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众多样本都将为慈善金融地在中国本土的研究落地提供研究资料，进而形成有典型意义的研究成果。
2.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化提供了更和谐、可持续的指向
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关注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弥补了过往金融研究的“以利为先”的取向局限。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ESG为引领的金融改革表明金融向善的发展趋势。慈善金融作为金融社会责任的高线，将为金融研究系统的完善和结构优化，建立符合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要求的金融发展理论和体系，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重要指征。
（二）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高度关联，理论意义建立在实践意义基础之上，实践意义又必须为理论意义所统领。中国特色慈善金融研究的理论意义引导政府创建更有序的金融实践环境，非营利法人更有效利用金融工具提升绩效，社会力量更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有为监督下，金融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的国家机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金融领域和社会工作的关注。若能在慈善金融中，对政策、监督、评估体系都做好系统性风险控制研究和路径引导，将释放慈善事业更大潜能。
有效供给下，金融在引导非营利法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建立快速通道。现有非营利法人的资产保值增值投资收益低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中金融产品缺乏适配性，金融人才匮乏。从对捐赠人负责的角度出发，非营利法人偏向于选择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且缺乏内部专业识别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金融服务机构在理论支持下，丰富产品设计、拓展服务范围、创新业务模式，甚至细分客户群体，将为非营利法人的保值增值提供更有效的金融规划。在慈善领域的金融创新也将反哺金融机构的核心业务能力，提升业务规模。
义利并举中，金融在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慈善+金融”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互影响叠加、正向相向而行的机制，金融收益促进慈善扩大资金来源，慈善基因为金融注入文化资本力量。如信银理财携手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推出的慈善理财产品——“信银理财金睛象项目优选（同富）系列封闭式理财产品”，它在设计上打通了理财产品与慈善公益的结合点，投资人在购买特定慈善理财产品时，可以将部分理财收益作为捐赠款直接转至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账户，用于支持各类慈善项目和公益活动。 [2]
慈善金融作为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已成为全球金融创新和公益变革的新趋势。在慈善金融研究中，顺应人类需求向往，顺应社会运行逻辑，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将为增强社会领域投融资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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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高皓.慈善金融：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制度创新与关键能力建设[J].清华金融评论,2022,No.100(03):51-54.
[2]信银理财两周年：探索实践“金融+慈善”新模式慈善理财产品规模逾11亿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2-05/16/c_1211647518.htm
作者：田 婧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艺术品金融与慈善财经研究中心主任
张舟帆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新媒体编辑：刘芋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