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我国首批9只基础设施公募REITs在沪深交易所上市，标志着公募REITs试点正式启动。当前，我国REITs市场尚处发展期，各个维度的政策正陆续出台、市场估值体系仍在形成阶段。本文重点探讨ESG理念对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意义与作用，探索如何在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展的全过程中贯彻ESG理念，以推动基础设施公募REITs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将ESG理念融入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的意义当前，针对基础设施公募REITs底层资产项目运营管理的考核指标和方法过于粗糙，考核评价以考量经营风险、所有权风险以及现金流风险居多，多数并没有明确体现出对基础设施公募REITs在运营底层资产项目期间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并且多数是对项目实施主体的考核要求，缺少定量化指标。ESG要素指标能够有效地协助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同利益相关方更好的聚焦项目建设和运营多阶段差异化关键议题，能够参与到基础设施公募REITs在全过程中帮助基础设施公募REITs实现绿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基于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发展还处于摸索过程中，及早的运用ESG管理框架能够为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未来与国际资本市场合作、出海发展打良好基础，进一步学习并借鉴国外REITs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方式方法，开展海外基础设施公募REITs建设项目。从环境（E）角度出发，ESG理念要求企业在指定投资策略过程中保证环境效益，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来说，参与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投资的主体主要有三类：机构投资人、底层资产所有人以及个人投资者。其中，环境因素对底层资产所有人的影响最大。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21〕958

本文是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参与绿金委环境信息披露课题组独立撰写的《环境与气候风险监管趋势研究》成果的摘要版。本课题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理论及实践基础出发，整合气候与环境风险的货币政策研究、宏观审慎政策研究和微观审慎政策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环境与气候风险监管在现状、发展趋势和不足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对比，分析提出我国应对环境与气候风险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对应建议，旨在助力我国监管完善气候与环境风险相关顶层设计、强化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一、气候与环境风险的理论基础（一）气候与环境风险的概念当前国际上广泛讨论的气候与环境风险主要以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为主。物理风险是指气候变化或环境变化带来的物理冲击所产生的财务影响及相关风险，包括洪水、干旱、热浪和飓风等极端天气、以及气候特征的突发性或长期性变化或污染事件带来的直接的财产损失和公共投资支出。转型风险是指向低碳经济转型在政策、法律、技术、声誉和市场方面产生广泛的变化，以满足与气候变化或环境变化有关的缓解和适应要求所带来的相关风险。气候与环境风险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给金融体系带来直接或间接的风险冲击。宏观层面，物理风险以极端气候、自然灾害等形式带来直接的财产损失和公共投资支出，转型风险则带来市场价格、生产力、劳动市场等的变化，通过对宏观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引发通货膨胀、经济萎缩、失业率提升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最终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带来影响。微观层面，气候与环境风险给企业和个人分别带来不同程度的收入和财产损失，这与宏观经济的影响叠加后，进一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二）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逐渐意识到有效管理气候与环境风险对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并已展开相应探索与实践，积极推动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对于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充分考虑气候与环境变化对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将相关风险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论探讨并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以体现，能够识别气候与环境因素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助于制定更稳健的金融政策和顶层框架。同时，通过NGFS等组织及平台，开展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研究及合作将有助于汇集各方力量共同解决气候与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通过加强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识别连带产生的包括经营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在内的各类金融风险，保障其持续经营的稳定性。此外，将气候与环境风险纳入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框架可以帮助其提升相关风险识别与管理的能力，加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二、监管在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在应对气候与环境风险上，监管主要通过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两种方式来采取相关措施，加强风险管理。其中，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主要关注于气候与环境风险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旨在解决整体金融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弹性，以及通过必要的政策手段和工具部署来降低或防范这些系统性风险。微观审慎政策框架则主要关注个体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与环境相关风险方面的安全性和稳健性，通过资本、杠杆率、拨备要求等指标进行监管，确保个体金融机构能够有效管理气候与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并吸收这些风险可能产生的未来损失。2021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中指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互补充而非替代的关系，其中明确建立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要素，包括宏观审慎政策目标、风险评估、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机制等。基于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框架，从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应对气候与环境风险的措施来看，主要可以从将气候与环境风险纳入审慎监管、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自身项目组合管理、解决数据问题、呼吁国际货币组织开展金融合作、支持经济活动分类法、实现与国际相协调的环境信息披露六个方面采取相关具体措施，发挥监管作用。

互联网发展给予人们看见更大世界、触及更多样化人群、感受更多思维碰撞的机会和场景。随着技术的进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也在改造着传统社会形态，带来了数字化的消费生活场景、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智慧的医疗系统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精准推送的“信息高墙”，塑造了信息传播受限的“圈子”式网络社群。每一个网络用户同时作为数据生产者，正与算法背后的网络平台共同经历并推动着新社会形态的演化。然而依托于大量数据和代码背后的问题是，所收集的数据本身存在用户受众的局限性、编码者也有着受限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本“刻板印象”，数字世界不被看见的人群将经受新型“隐形歧视”。正如基辛格等联合撰写出版的《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所述，人工智能将重塑人类社会秩序，不用去试图阻拦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但能找见机遇、发现问题，并尽量寻求和探索人机合作的新社会运作模式。本篇将围绕易被数字时代边缘化的“老年人”群体展开，关注在信息爆炸时代“数据缺席”的弱势群体。借清华大学政治系刘瑜教授2011年博客中一文，“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当前，ESG同样是互联网行业的热词，在“万物皆可ESG”的当下，如何将广义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纳入负责任人工智能技术中，解决数字化带来的年龄歧视等问题，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一、数字化时代的算法（一）算法是什么算法（Algorithm）指的是在计算或其他解决问题的操作中要遵循的一组有限规则或指令，在计算机科学为计算机编程的基础，用于解决从简单的排序和搜索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复杂任务的问题。其核心是创建问题、设定原则、明确求解目标。大量的数据、充足算力将是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关键。图1.

2024年5月27日，财政部研究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正在逐步建成，有助于促进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好地参与全球经贸投资活动、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ESG议题已成为全球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关注的焦点。随着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全球的关注度持续上升，ESG理念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成熟，其重要性也在中国逐步被市场所认识和接受。然而，国际层面ESG的发展也在近来出现诸多矛盾点。一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气候披露新规，旨在推动企业更加透明地披露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影响，另一方面，“反ESG”浪潮也在近两年涌动，部分资管巨头退出气候投资联盟，美国可持续基金反向流出。这些国际动态无疑对中国的ESG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分析ESG发展的矛盾点，探讨ESG在中国的实践路径和实际应用价值。

2024年尚未过半，极端天气事件就已经在中国以及全球多地频繁出现。参照诺贝尔奖得主日裔美国科学家真锅淑郎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二氧化碳浓度与全球升温”模型预测，极端天气会对未来人们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2023年，奥地利十几名儿童以“未能保护他们免受气候危机的影响”向奥地利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以保护他们的宪法权利。以“代际公平”为应对气候变化为体现的新型国际诉讼越来越多。当前，法律视角下的ESG实践，环境维度气候和环境虽占据较大的关注，但实质性诉讼和赔偿存在困难；社会维度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升，议题诉讼事件增加；治理维度的诉讼多聚焦企业/项目尽职管理各方面实际执行偏差、误导性披露等。

绿色金融体系可以从根本上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在顶层设计、产品和服务设计、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面临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问题改善等新挑战新要求。未来，要通过发展转型金融，加强气候风险管理，连接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结合，利用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等有效途径，推动绿色金融更好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绿色环保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之一。2023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并提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当前，经济发展范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传统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发展范式的变革延伸至金融体系，从根本上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在此背景下，本文阐释了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结合我国绿色金融取得的成效，分析了绿色金融体系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提出了发展转型金融、加强气候风险管理、连接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结合以及利用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等实现路径，以期为绿色金融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一、绿色金融体系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由过去的关注数量和规模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关注质量和效益的整合型增长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必须将绿色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过于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这虽然能在短期内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及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今的全球生态系统恶化、极端天气频发等现象即为明证。以此言之，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可预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四大战略任务之间层层递进、紧密关联。在新的绿色发展范式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全面考虑生态承载力，推动生态财富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形成良性可循环的互相促进机制。同时，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升至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范式的新高度。金融体系“绿色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向好”是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绿色金融体系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方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包括绿色金融政策和标准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风险管理体系、地方实践体系、国际合作体系和配套支持系统等。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其核心在于动员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通过金融手段有效抑制污染物排放，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成为当务之急。在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中，金融体系的“绿色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一转变将为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不仅能够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还有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竞争主动权。绿色金融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重目标的有效手段，更是适应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通过引入绿色金融机制，我国有望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走在现代化发展的前沿。这一转型也将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助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经研究明确了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这三大功能的发挥将有助于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其一，绿色金融的发展将切实为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实现“降碳、减污、扩绿”的多重环境目标，我国制定了多项阶段性计划，为实现相关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然而，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变同样需要巨量的绿色投融资资金，由此引致的投资缺口仅仅依靠政府资金恐难以填补，通过适当方式引入社会资金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主体将逐渐多元化，绿色发展的优势也将进一步凸显，吸引更多资金进一步流入绿色领域。其二，绿色金融能够识别并管理气候风险。近些年来，极端天气及重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风险的高频率出现并非完全偶然，而是与近些年来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近年来，我国一直积极寻求经济与能源转型，尝试对消极影响环境的行业进行重新定价。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一方面引导市场将对气候环境的影响纳入管理范畴，对相关风险进行识别，开展气候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同时引导规避相关风险。另一方面，推进相关企业的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倒逼企业转变发展模式。其三，绿色金融将推动形成反映绿色发展的市场定价机制，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为绿色发展提供定价机制，充分反映绿色资产的真实价值。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对绿色企业或项目进行识别，给予其一定的利率优惠。随着全国性碳市场的建立，基于碳交易所形成的碳配额抵质押等手段成为新的融资渠道。二、

Jr.(1978)的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绿色和棕色市场指数与基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否对不同分位数敏感。具体来说，本文运用以下分位数回归：其中，是系统性风险的衡量标准

历时两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4年3月6日宣布采纳通过了《面向投资者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提升和标准化最终规则》正式文件，对在美上市公司披露其年度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时需要涵盖的气候相关信息进行了规定。继SEC在2024年4月4日发布暂停令后，又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最终规则》的生效日期为2024年5月28日。本文对《最终规则》进行概览解读，为中概股企业开展ESG信息披露可能会受到的影响进行梳理，提供应对建议。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下，人们广泛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但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破坏和自然资源丧失的不利影响却缺乏认识。但若忽视生物多样性损失所带来的影响，将难以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为此，近年来很多企业和投资机构已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可持续经营管理目标。本文将立足于科学基准目标网络（Science

随着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各利益相关方对可持续信息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需要建立统一标准以提高整体披露质量。深交所、上交所及北交所于2024年2月发布征求意见稿，并于4月12日正式出台《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

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城市建设都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一环。一方面，随着性别平等的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力量等关键词逐渐变成热点，女性的处境和重要性逐渐被广泛讨论。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和气候变化日益加剧，可持续城市建设也提上日程。本文立足于可持续发展下的这两个重要领域，探讨了可持续城市建设中女性关怀与女性参与的重要性，结合目前国内外制度和实践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ESG在中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24年开年，我国三大交易所便于同日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征求意见稿》，以市场化运作支持并响应2023年由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的全面部署。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城市治理与产业升级、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同频共振，3月1日上海发布全国首份ESG区域行动方案《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3月15日北京印发的《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出“ESG试点”概念的建设。ESG作为平衡内外部需求、向善向好的思维框架，宏观可至国家观察，微观可至个人评价；人居友好城市氛围营造，是未来城市以人文为基底，还生活于民生，吸引高质量伙伴、发展可持续经济不可忽视的新动向和新趋势。由此，基于由来已久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概念，从城市ESG视角切入看城市与企业的共生转型，并以北京为例进行相关分析。

近年来，国际上除了在持续加强对来自范围1、2、3的碳排放的核算监管与披露要求外，对“避免排放”或“范围4”的排放的关注度也在显著提升，目前已有多个来自能源、通信、互联网等不同行业的企业实现了对其产品或服务所形成的“避免排放”的计算与披露。本文对“避免排放”的定义、披露企业、披露难点与意义进行介绍与分析，并对“避免排放”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202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对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部署上，李强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在今年年初陆续闭幕的2024年地方两会上，各地公布的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地将“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作为节能降碳领域的核心，而碳排放计量与碳足迹管理标准体系的建立作为推进“碳排放双控”、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成为了多地任务部署的重点方向。例如，海南省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要探索建立海南重点行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认证标准，开展碳标签试点；广东省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碳计量中心建设和碳足迹试点；安徽省报告明确要建立健全分市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推进全省“双碳”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河南省报告指出要落实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碳标签认证制度，筹建国家碳计量中心。近年来，国际上除了在持续加强对来自范围1、2、3的碳排放的核算监管与披露要求外，对“避免排放”或“范围4”的排放的关注度也在显著提升，目前已有多个来自能源、通信、互联网等不同行业的企业实现了对其产品或服务所形成的“避免排放”的计算与披露。本文对“避免排放”的定义、披露企业、披露难点与意义进行介绍与分析，并对“避免排放”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关建议。一、什么是“避免排放”？“避免排放”（Avoided

3月11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闭幕。在碳达峰、碳中和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第四年，双碳提案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各界代表纷纷建言献策，为进一步优化双碳工作路径，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形势和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在众多的双碳提案中，加快建立完善各类碳足迹的核算与管理体系成为多方代表的共同关注。本文将通过明晰碳足迹的定义，梳理以欧盟为代表的碳足迹政策实践，分析我国碳足迹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并为加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出政策建议。一、碳足迹的定义和国际进展碳足迹（Carbon

助力电力行业可持续发展3.IIGF观点|施懿宸、姜雨彤：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可持续发展鉴证国际标准》解读4.IIGF观点

ESG是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所有企业都应关注的三大优先事项。在我国，能源行业的碳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88%，其中电力行业占整体能源行业碳排放的42%左右。国务院总理李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推动分布式能源开发利用，发展新型储能，促进绿电使用和国际互认，”发挥煤炭、煤电兜底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全国政协委员章建华在提案中提出“需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我国监管政策也正不断引导电力行业向新能源为核心的新型绿色电力系统及行业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本文将主要围绕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情况、电力上市企业ESG发展现状及探讨在ESG理念下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就如何运用ESG信息披露进一步提升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一、电力行业碳排放相关情况我国电力行业以火力发电为主要发电类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火力发电量占比为69.95％，在电力行业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正不断增加，尽管水力发电量同比下降了5.58%，但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其中，上述二者的发电量分别同比增长了12.26%与17.17%，核电发电量也同比增长了3.71%，达到了4332.5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05%，同比增长高达3.06%，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表1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分别就2023年工作回顾、2024年主要预期目标及重点工作进行部署，“新质生产力”“扩大国内需求”“对外开放”“发展和安全”等成为其中重要内容。此外报告中特别提出“进是方向和动力，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特别是要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由此构成了理解、谋划、落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

3月4日及5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及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加快重点领域节能节水改造。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良性循环等要求，离不开金融支持。因此，更需进一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推进转型金融发展，以更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024年1月11日，《中共中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培育壮大绿色低碳转型相关产业，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关键举措。建立健全推动绿色发展的产业目录和界定标准，是畅通绿色金融实践、支撑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发改环资〔2024〕165号，以下简称《目录》），包括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7类一级目录、31类二级目录、246类三级目录，更新了《目录》的解释说明，并就《目录》的应用实施作出安排。《目录》对引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相关产业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金融行业更好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一、凝聚共识，规范绿色金融等支持产业范围和内涵一是拓展《目录》支持产业范围。相比《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以下简称《目录（2019年版）》），首要变化是将目录名称由“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改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增加“低碳转型”标签，不仅体现了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低碳发展的突出重要性，也表明《目录》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绿色产业类别，也包括低碳转型产业类别。这一变化既有利于跟国际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的定义和分类衔接，也有利于满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要，为绿色产业以及传统能源和重点行业低碳转型等领域提供金融支持。二是为优化绿色金融标准提供依据。《目录（2019年版）》印发后，中国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等部门对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实现了绿色贷款领域主要绿色标准的基本统一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界定标准的统一。新版《目录》印发后，金融管理部门可按照通知要求，以《目录》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相关统计制度，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支持更多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领域。二、优化路径，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是关注产业低碳转型发展需要。《目录》是在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背景下修订的，纳入了更多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内容。比如将“节能环保产业”改为“节能降碳产业”，新增“温室气体控制”“重点工业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等内容，强化节能降碳协同推进；在“绿色服务”领域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源监测”“碳监测评估”等内容，满足碳排放监测等工作需要；新增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内容，引导传统行业和领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二是满足转型金融发展需要。转型金融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支持经济社会向净零排放和气候韧性转型的金融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近年来，金融系统积极支持低碳转型经济活动，不断丰富转型金融产品供给，为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效金融支持。《目录》增加了低碳转型产业有关内容，并鼓励有关部门以此为基础出台和完善有关支持政策措施，为研究制定转型类金融产品支持范围提供了依据和空间，将有力推动转型金融市场发展。三、对标国际，畅通国内外绿色标准协同渠道一是助力绿色金融和产业在国际舞台协同发展。绿色分类标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是政策制定、产品创新、评估认证、监督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推动绿色标准国际合作，逐步建立与相关国际绿色标准之间的互认机制，是在国内外绿色分类标准繁多、相应标准间兼容性有限的环境下作出的前瞻性布局。中国和欧盟联合推出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为绿色金融国际标准的兼容协同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录》的出台，为进一步探索中外绿色标准互认及国际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为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标准参考。绿色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鲜明底色，绿色金融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为符合要求的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境外地区开展的项目或活动提供金融支持，为我国企业承接“走出去”项目提供了指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发展阶段各不相同。金融机构可参考《目录》，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实际和法规政策标准等要求，合理筛选金融支持标的，为适合的项目和活动提供支持，展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担当。本文原载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明晰绿色低碳转型方向

随着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逐步成为全球共识，企业的ESG表现已成为评价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强调注重节能环保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将节能环保产业提升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同时，中央环保督察工作的常态化推进加速释放环保产业市场的需求。环保企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的重要力量，须加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更高质量的产业发展动能匹配日益趋严的生态环保监管需求，支持经济低碳绿色转型。本文将聚焦环保产业企业，以申万一级分类“环保”标签的四十二家企业为核心样本群体，深入分析2023年环保企业的ESG实践现状，探讨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期为推动我国环保企业ESG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一、环保企业践行ESG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契合环保产业作为我国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主要包括大气治理、水务及水治理、固废治理、环保设备、综合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环保企业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提供先进的环保设备、技术和服务，积极参与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不仅有助于应对气候与环境变化，如雾霾天气、城市河道水体污染、垃圾围城、土壤污染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为其他关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由于环保产业的天然属性以及产业链强渗透作用，相关企业能够为污染型企业提供环保设备和节能减排技术，进一步推动能源、化工等行业实现绿色转型，从而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保障，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2021年3月，“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3年8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提出对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污染防治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旨在进一步降低环保企业经营成本，支持其发展。2024年1月，生态环境部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环保企业仍处于发展机遇期。同时，环保企业也面临趋严的信息披露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ESG因素在企业运营和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ESG监管体系逐渐完善，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要求企业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对企业环境污染风险防控等提出更高要求。证监会、国资委、港交所、上交所、深交所等机构对企业信息披露要求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转向ESG报告，并逐步呈现强制化披露趋势。同时，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信息等专项工作及相关信息披露。表1

2024年2月8日，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沪深北三地交易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1号——可持续发展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统称《指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A股市场首次从交易所层面发布统一的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标志着A股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进一步规范化。本文将《指引》中的细则进行解读，并对征求意见稿提出相关建议。

得益于2022年8月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2023年用水权交易市场取得较大进展，中央与多个省市均出台相应政策推动其发展；市场交易方面，2023年用水权市场交易量、交易金额和交易笔数均实现大幅增长，在开展用水权融资方面更是表现亮眼，用水权质押贷款有了较多市场实践。但仍存在取水许可管理不规范、整体价格较低、用水权金融产品单一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用水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提出建议。一、政策进展2023年2月，水利部发布《2023年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提出要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落实《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加快用水权初始分配和明晰，规范开展区域水权、取水权、灌溉用水户水权等用水权交易，加强用水权改革跟踪指导和经验总结推广，把用水权改革纳入水资源管理考核，为全年用水权相关工作确定基调。2023年3月，水利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受水区全面节水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化用水权改革，逐步明晰受水区各区域水权和取用水户取水权，推进区域水权、取水权、灌溉用水户水权等用水权交易；创新水权交易模式，探索将节水改造和合同节水取得的节水量纳入用水权交易。2023年7月，水利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广合同节水管理的若干措施》，鼓励开展用水权交易，逐步将用水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支持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对节水型灌区、节水型企业、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水效领跑者，以及从事节水的产业、项目与服务等给予绿色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节水服务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2023年9月，水利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提出积极开展用水权交易，将节水改造和合同节水管理取得的节水量纳入用水权交易，推动非常规水源市场化交易；完善用水权交易激励和投融资机制，落实交易收益分配制度，保护节水参与方合理收益权利。2023年9月，水利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工作的意见》，明确推进用水权改革，建立健全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相关制度，完善用水权交易机制，推进统一的全国用水权交易系统应用，推动区域水权、取水权、灌溉用水户用水权等市场化交易；鼓励通过用水权回购、收储等方式促进用水权交易。在金融支持方面，早在2022年5月至7月，水利部已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指导意见。2023年4月，水利部与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在融资服务方面，积极探索用水权加采砂权等多种组合收益权抵押；在创新产品模式方面，重点围绕用水权等探索创新环境权益抵押、产品订单抵押等融资产品，反映了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支持用水权市场建设。在中央对用水权市场发展的重视和引导下，2023年多个省市出台用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推动地方用水权交易的发展。例如，在2022年重庆市《关于推动重庆市用水权交易的指导意见》（渝水资〔2022〕4号）推动下，2023年重庆市开州区、南岸区、永川区、巴南区等区纷纷颁发其水权交易管理办法，对用水权的交易、监管等进行明确；2023年4月，山东省水利厅发布《山东省水权交易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对水权认定、平台交易、自主交易、水权收储、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明确，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的作用。此后，山东省泰安市、商河县、烟台市先后发布当地水权交易管理实施办法，有序推动各地发展水权交易市场。图1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在“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双碳”目标下金融业务的开展存在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广东这一经济大省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广东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的发力点又在何处？如何进一步支持转型金融在广东市场高效落地？值此之际，南都·湾财社特别策划推出年度策划“广东金融的五篇大文章”，通过行业观察、高端访谈等方式，聚焦广东金融创新亮点，展望新年开局。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教授，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从广东省既有实践来看，广东省绿色金融路径更加聚焦市场开放与建设，对于绿色金融工具的运用与创新趋于多元且成熟，绿色贷款余额常年稳定在全国首位，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在内的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且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在国际合作方面更加领先于其他地区。随着首批绿金改试验区的试点收官，在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框架指导及“双碳”目标布局的深度落实下，广东省仍需继续注重政策端与市场端的细化探索，此外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加强与香港、澳门的绿色金融联动，引导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南都·湾财社：2020年，我国首次提出“双碳”目标，金融业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您认为在“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和可持续投资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施懿宸：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绿色金融体系发展主线，也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逐步转入深化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战略下，支持“双碳”目标落实已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双碳”目标已融入绿色金融政策部署内容。国家层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定调了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总体方向与要求；地方层面，各地方近两年已陆续发布地方碳达峰路线图及实施规划，明确地方发展重点方向；产业层面，包括财政部、科技部等部门业已发布专项支持性文件，工信部也对“双碳”目标落实过程中高碳行业转型发布指导，政策目标的提出与政策环境的优化均有助于绿色金融深化发展。另一方面，支持“双碳”目标的绿色金融产品多点开花。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代表的已相对成熟的绿色金融产品陆续围绕“双碳”开展创新，包括碳配额质押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在内的新兴信贷产品层出不穷。同时，以“碳中和”“转型金融”“ESG”为主题的贴标绿色债券逐渐成为债券市场热点，以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等形式帮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其降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从市场表现来看，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28.58万亿元，占全部本外币贷款余额11.93%，规模居全球首位。截至2023年末，中国境内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存量规模近3.5万亿元。其中，2023年中国境内新增贴标绿色债券规模超7800亿元，约占各类债券当期余额1.11%，约占信用债当期余额4.14%。同时保险、基金和信托等领域也萌发创新动力，通过碳汇指数保险、碳中和基金、碳资产投资充分发挥行业优势为企业在低碳投融资、气候风险损失补偿与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此外，在配套机制落实方面，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融合程度逐步加深，市场主体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进一步提升对碳排放、能耗污染等数据的挖掘与监测能力，并由此催生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目标的新模式，扩大绿色金融的精准服务范围与服务细化程度。南都·湾财社：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再次强调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在您看来，“双碳”战略对于高质量发展有何重要意义？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双碳”目标下金融业务的开展存在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施懿宸：在全球遭遇疫情冲击、经济与产业发展疲软的背景下，“双碳”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将为我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驱动经济发展催生绿色新动力。“双碳”目标对我国低碳发展具有引领性，可通过绿色低碳与转型升级实现环境质量提升与产业蓬勃发展的双重效应，提升产能质量、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双碳”目标对重点耗能行业降碳减排的强制要求，倒逼行业转型的同时，通过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其他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体系的建设，也能够进一步激活金融市场的潜力，通过更市场化的金融创新推动行业发展。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目标的挑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一是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的市场活跃度仍有提升空间。基于金融机构自身盈利性、流动性与安全性的需求，当前绿色金融服务“双碳”市场的服务机制、需求空间及保障措施仍有待健全，标准化、制度化的规范性引领有限，市场主动性不高或过度集中于个别领域，缺乏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支撑。二是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的基础仍然薄弱。如绿色金融较难精准识别资金投放的环境效益，多地尚未建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大多数绿色金融产品还未与企业碳排放、碳足迹挂钩，叠加环境效益核算方法学的不健全导致信息获取困难、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尚处于初期等，使得精准服务“双碳”的基础仍待增强。三是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的人才基础不足。与传统金融服务不同，绿色金融除需要具备金融、财务等相关领域知识外，对环境、资源等领域知识也提出更高要求，传统金融人才结构难以全面满足新兴要求，导致在绿色金融识别与创新方面存在困境，绿色金融深化发展面临瓶颈。南都·湾财社：2023年以来，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写入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政府工作报告，绿色日益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也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广东这一经济大省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广东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的发力点在哪？施懿宸：“以点带面”的试验区模式是我国推进改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快速、有效的路径，可在资源有限、区域差异、经验匮乏的条件下更为自由、全面、高效地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与绿色金融市场服务创新的路径尝试，降低试错成本，快速形成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作为我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一，在过去五年的试点实践中始终保持着全国领先地位，绿色金融体系与机制较为健全、政策引导与市场联动效果较好、市场发展积极等成效，探索形成自身因地制宜、具有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从广东省既有实践来看，广东省绿色金融路径更加聚焦市场开放与建设，对于绿色金融工具的运用与创新趋于多元且成熟，绿色贷款余额常年稳定在全国首位，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在内的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且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在国际合作方面更加领先于其他地区。而随着首批绿金改试验区的试点收官，在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框架指导及“双碳”目标布局的深度落实下，广东省仍需继续注重政策端与市场端的细化探索，一方面持续性推动绿色金融在除广州市、深圳市之外的其他地级市落实，平衡各市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调整绿色金融由省及市扩面细化；另一方面逐步由“政策激发市场”演变为“市场引导政策”，发挥自身相对成熟和活跃的市场机制，结合绿色金融内涵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大对气候投融资、转型金融、蓝色金融等领域的探索，借鉴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的成熟经验推广更多元金融体系的模式探索工作，激活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股票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服务创新与产品激励。此外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加强与香港、澳门的绿色金融联动，引导跨境资本自由流动。南都·湾财社：农商银行与地方经济血脉相连。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您认为广东区域的地方农商银行该如何“点绿”成金，“贷”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施懿宸：从广东省辖内金融机构的既有实践情况来看，截至2023年9月累计已有超200家广东金融机构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广东省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方面已有较好发展基础与能动性。下一步，紧扣服务“双碳”主线，围绕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机遇与挑战，广东省地方性农商行可紧随辖内国有大型银行及部分绿色金融领域较为活跃的商业银行的步伐，一是持续推动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服务创新，通过出台“双碳”规划、落实绿色信贷服务模式、借助国家及省市激励措施的方式开展产品实践，进一步提升广东省绿色金融市场效能。二是联动绿色、转型类产业，为企业提供系统化金融服务，结合当地产业结构分别梳理绿色及转型的产业和产品清单，立足绿色与转型视角为产业企业提供细化的差异化服务，同时尝试引入大数据、物联网等金融科技手段为金融服务及风险管控提质增效。同时，可聚焦农林牧渔等普惠小微主体，探索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有机融合与产品实践。三是遵循绿色金融从业人员要求设立内部绿色金融阶梯化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外引内育培养“绿色+”复合型人才，建立内部激励机制，激发金融机构人才储备与引进的活力，进一步增强人员创新意愿，为行内储备和培养有助于绿色金融服务的人才。四是探索推广ESG服务体系，依托ESG管理理念加强内部组织架构、运营活动的低碳优化，提升内部管理与协作效率。南都·湾财社：随着绿色转型加速驶入“快车道”，业界愈发关注转型金融发展。此前央行也曾提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您如何看待转型金融的意义与前景？当下转型金融还有何痛点待解？对于广东金融业而言，又将如何进一步支持转型金融在广东市场高效落地？施懿宸：转型金融是对“双碳”目标提供的有力支撑手段，也是我国多元化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有效弥补绿色金融对重点降碳减排部门覆盖不足的问题，引导资金关注和支持产业及企业的降碳转型活动，防范转型风险的发生。根据中财大绿金院对“双碳”目标部署的研究分析，不同阶段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业有各自特点：在2030年前以支持产业有序达峰为主线，同时需要转型金融支持高碳行业为代表的领域率先科学达峰、绿色金融支持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绿色领域加快发展。在2030至2060年阶段以新旧动能转化为核心，一方面以转型金融为支撑大力推动高碳行业快速有效减排，缓解降碳压力；另一方面通过绿色金融推动碳抵消、负碳等绿色清洁工艺和技术研发，全面布局产业绿色化发展。在2060年实现全社会整体低碳化结构性转型，同时绿色金融也会成为社会服务主基调。目前，由于转型金融市场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产品服务种类仍较为单一，同时监管措施、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在不断完善。最现实的挑战是当前的计量方法学与转型效益验证机制仍有所欠缺，难以评估转型的可行性、科学性等，将使得“假转型”的风险难以监管，反而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此外，由于转型债券等转型类产品对企业规模、资质和转型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当前转型类产品服务主体仍集中于高碳行业中的大型国有背景企业和行业龙头，中小型企业运用转型类产品的范围较为有限。结合部分地区在转型金融领域的实践，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广东发展转型金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探索尝试：一是加快地方转型金融顶层文件的建议出台，在《G20转型金融框架》的借鉴指导下，明确转型金融支持的具体领域与方向。二是推动地方转型金融配套机制的建立完善，从配套设施、外部监管、第三方评价等方面增强转型金融体系的落地性与完整性。三是强化对创新性转型金融产品的探索应用，借助广东省自身在绿色债券、绿色保险、跨境交易等方面的先进发展优势，加大对转型债券、低碳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转型金融产品的研发实践，并吸取国际探索转型金融的最新成功实践经验，丰富转型保险领域的探索，推动绿色转型投融资市场的扩容与服务质量增强。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目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意义重大。生态产品（Ecological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加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推进可持续发展越发紧迫。企业是推动碳减排的关键力量和落实减排任务的主体，在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是当前全球企业制定碳中和目标时采用的主流国际标准，可以为企业“减碳”目标引入一套统一的评定体系，为企业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指导。为发挥企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支撑作用，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业务模式明确量化目标，制定科学可行的减排目标，以确保减排行动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本文将通过介绍科学碳目标倡议的定义及流程，分析当前国内企业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发展现状及案例，为企业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一、科学碳目标（SBTi）定义及流程（一）SBTi的定义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在国家“3060”战略以及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目标指引下，集中式与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发展极为迅速，海量异构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分布式能源具备灵活性强、易与负荷互动以及能效利用合理等优势，但其发电效率的不稳定性，存在大规模直接接入后影响电网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风险。同时，大部分分布式能源单体容量小、数量多、接入点分散等特征也将给电网调控与电力市场维持稳定带来不小挑战。通过引入虚拟电厂（virtual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稳步推进，绿色金融在信贷、债券、基金等领域都有了长足发展。而期货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绿色期货目前也已经成为期货行业发展的重要增量。随着绿色期货品种的不断扩容以及期货经营机构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入加大，未来期货行业的绿色步伐必将继续加快。本文主要立足于绿色期货这一新型绿色金融衍生品，介绍绿色期货的定义、种类以及发展的必要性，由此分析国内外绿色期货的发展现状和典型案例，同时结合我国绿色期货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提出我国绿色期货发展的建议。一、绿色期货的定义与种类（一）绿色期货的定义与种类绿色期货是指以环境友好、低碳、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期货合约。它是在传统期货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衍生品，旨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农产品期货、绿色金属期货、新能源期货等。在国外期货市场上，绿色期货品种除最常见的农产品期货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碳期货、天气指数期货和巨灾指数期货等。其中，天气期货主要包括温度指数期货、霜冻指数期货以及降雪指数期货，巨灾指数期货主要包括ISO指数期货和飓风指数期货。目前在我国期货市场上已经推出了一些绿色期货品种，主要包括豆粕期货、玉米期货等农产品期货，工业硅期货、碳酸锂期货等绿色金属期货，低硫燃料油期货以及可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棕榈油期货和菜籽油期货等新能源期货。（二）绿色期货发展的必要性在“十四五”时期，作为现代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期货市场应着力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开拓期货业务新领域，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同时应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助力新能源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来看，我国期货行业的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期货行业发展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借助期货市场引导我国的实体企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期货市场作为定价和管理风险的重要场所，具有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在服务经济转型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来说：一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期货市场交易机制通过交割月交割和保值对冲，能够促进市场上资源的有效流动，为交易者提供安全、准确、迅速成交的交易场所，市场参与者可根据自身企业经营实际需要，合理选择需要交易的期货合约，从而达到优化资源在市场中的配置，实现市场交易的高效率运行。二是帮助新兴产业建立客观公正的定价机制。期货价格是参与者在交易所集中交易中形成的，比现货价格更真实、更权威，并且由于期货参与者带着不同的预期进行交易，交易结果代表着市场对未来价格的看法，因此，发展绿色期货对于新兴产业定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新能源产业需要的氢能、锂、镍、硅、钴等，上市相关期货品种可以通过公开竞价产生公正透明的期货价格，为现货市场的生产经营提供参考。三是帮助企业优化风险管理体系。随着绿色产业的发展，企业面临的价格风险和波动性增加，绿色期货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帮助企业稳定经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企业可借助期货工具规避现货市场价格风险，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从而减少绿色转型对企业本身经营的冲击。目前，我国不少期货公司已经开始关注绿色领域并积极进行绿色产业布局，深入开展相关产业链研究，并为企业提供场外衍生品服务以冲抵价格风险。总之，绿色期货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绿色期货品种的不断推出，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从而实现绿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发挥期货市场的优势，为企业提供更多有用的风险管理工具。二、国际绿色期货市场发展现状（一）国际绿色期货市场现状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国际市场对绿色期货的需求逐渐增加，国际绿色期货市场发展快速。在国外，许多期货交易所开始推出绿色期货品种，并不断进行绿色期货品种创新，以满足市场对可持续性衍生品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服务绿色产业和应对气候变化，比如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的天气指数期货，欧洲气候交易所推出的碳期货等。表1

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做好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能力，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国资委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是继5月初国资委《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后又一有利新规。《通知》旨在通过完善绿色债券融资支持机制，助力中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国家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示范、引导、带动民营经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我国央企行业分布情况中央企业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支柱。在广义上，中央企业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垄断产品和竞争性产品，包括军工、石油、一般工业等行业；二是由金融监管局、证监会管理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包括烟草、铁路客货运等。在狭义上，中央企业是指由国务院或委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据2023年11月国资委最新披露的名录统计，我国共有97家央企。从央企行业分布来看，央企广泛分布于31个国民经济2级分类行业，在能源、制造、建筑、交通等“双碳”目标下产业转型的关键领域均有涉及。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批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分布企业较多，分别占央企数量比例的10.31%、9.28%、8.2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能源行业也有涉猎，合计占央企数量比例的7.22%，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是“双碳”目标下提升经济结构发展韧性中的重要举措。从央企资本面来看，据披露数据显示，50%的央企注册资本超200亿元，近15%的央企注册资本超1000亿元；50%的央企市值超2000亿元，近20%的央企市值超5000亿元。图

作为交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智能交通在提升交通效率，保障安全、服务公众等方面成效显著，是未来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智能交通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交通拥堵和污染，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智能交通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构建三大运行层次：信息采集层、信息传输层和信息处理层。这三大运行层次需要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支持，因而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投资支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智能交通行业的国内外技术发展、实践经验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智能交通行业发展的相关对策和建议，以保障和促进智能交通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升级。一、国内智能交通发展现状及相关政策梳理（一）国内智能交通发展现状智能交通指的是智能交通的运作系统，也被称为智能运输。它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地应用于运输、服务控制和车辆制造，并加强车辆、道路和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种安全、提高效率、改善环境和节约能源的综合运输系统。该系统通过人、车、路的和谐密切配合，提高运输效率、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路网容量、减少交通事故、节约能源以及降低环境污染。现如今，智能交通系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航空运输与海运智能化等。此外，共享单车、网约车、分时租赁、充电桩等装置，就是运用资源共享系统在交通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在桥梁、隧道、浓雾、风雪等高风险地带扩大监控范围，在道路交叉口上设置电子警察、高清卡口、车牌抓拍、信号灯等对来往车辆进行引导，从区域监测方面不断迈向智慧化。除此之外，还有电子公交站牌，自动售检票系统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等技术。这些智能交通系统将信息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术应用到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从而使其管理更高效，在提高其运营、维护、安全和服务水平的同时降低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可用性和可靠性、实现网络化运营调度、采集多源客流监测数据。通过构建智慧客流分析及预测系统、提升机电设备、车辆和轨道设施的自动化检测和诊断水平；促进设备设施的维保由“故障修”“计划修”向“状态修”“预测修”转变、实现安全保障工作的智能化、实现服务的便捷化及人性化。另一方面，智能交通系统也聚焦于可持续化发展，在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采用了各类节能设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如节能型照明光源及智能化控制系统、列车再生制动能量的吸收和利用、列车的“节能惰行”运行模式、列车的轻量化、永磁牵引技术的应用、根据环境感知实时进行变频调节的通风空调系统等，为节能评估奠定了良好基础。（二）国内智能交通相关政策梳理为实现交通强国的目标，研发智能基础设施必不可少，在智能终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政策支持力度也较大。国家层面上，早在2001年中国就提出《中国智能交通系统体系框架》，明确智能交通的8大领域，34项服务和138项子服务，为智能交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出台多项政策，继续大力推进智能交通发展。2021年9月，交通运输部下发《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2022年1月，再次下发《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交通设施数字感知，信息网络广泛覆盖，运输服务便捷智能，行业治理在线协同，技术应用创新活跃，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数字交通体系深入推进，“一脑、五网、两体系”的发展格局基本建成，交通新基建取得重要进展，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将构建基于北斗、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在交通运输领域开展创新示范应用，助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应用。“十四五”时期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第一个五年，也是信息技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十四五”规划中独立篇章专门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并将智能交通列为“数字化应用场景”专栏首位，确保数字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随着《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发布，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有望迎来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公司有望迎来机遇。地方层面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截至2023年2月共有31个省市发布智能交通“十四五”专项政策。如广东省以“远近结合注重落地、承上启下跨界协同、因地制宜点面结合、动态修订跟踪评估”为原则发布《广东省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新建改造扩建智能高速公路达到1000公里，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覆盖率达30%，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管理试点10个以上，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示范工程5个。随着这些项目的落地，数字化的管理方式将带来更高效、精准的交通运营和管理，有助于优化交通资源配置和交通流量调度，也将吸引更多相关产业的参与和投入，形成数字交通产业链的良性循环。从智能交通设备制造到数据分析服务，从导航系统提供商到交通运营管理平台，相关企业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数字交通产业的发展。表1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绿色发展持续深化，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实现了突破性进展。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是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五大支柱”之一，不论是《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还是《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均对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提出了要求。中国作为全球绿色金融引领国之一，积极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在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中国积极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机制下引领绿色金融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组，2021年，该研究小组升级成为常设的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G20

2023年12月13日，历时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正式闭幕。作为完成《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的缔约方大会，同时也是由OPEC成员国主办的大会，本次会议吸引了超过11万人注册参加，两倍于COP27埃及气候变化大会的人数，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气候大会，国际社会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COP28是关乎全球气候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关键节点，但由于气候危机的严峻性、全球经济的压力以及地缘政治议题的敏感性等众多因素，本届大会的召开面临复杂的全球环境背景。即使如此，COP28依旧实现了在化石燃料转型、损失与损害、全球适应目标、气候资金、甲烷减排、性别与健康等议题方面的显著进展，达成了最终的“阿联酋共识”，标志了化石燃料终结时代的开始（Beginning

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闭幕，全球对气候变化议题进一步聚焦和探讨。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推动COP28完成《巴黎协定》下的首次全球盘点，总结了成绩和缺口，特别是进一步巩固了全球不可逆转的绿色低碳转型的趋势，为未来指明了方向，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强有力的积极信号，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2023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一般披露要求》（IFRS

农业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深度联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二十八届缔约方大会（COP28）近日在迪拜举行，农业与粮食安全作为延续自COP27《沙姆沙伊赫实施方案》的一大重要议题，再次成为本轮主席国提出的九大倡议之一引发新一轮探讨。12月10日，COP28主席国阿联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共同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沙姆沙伊赫联合支持计划，帮助各国释放资金以支持农民、粮食生产者和小型农业企业等，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保障农业生产。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始终将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农业领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全面助力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绿色金融的发展为农业领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坚实支撑。一、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现状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物质性保障，促进农业产业良性发展也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在生产过程中因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损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人类健康，绿色农业的重要性逐渐显现。绿色农业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保障农产品、生态和资源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步增长的生产方式。绿色农业涵盖农业生物学技术、轮耕技术、营养物综合管理技术和生态物质循环等诸多领域。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绿色农业还可以细分为绿色动植物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黑色农业、菌类农业、设施农业、园艺农业、观光农业、环保农业和信息农业等。2021年8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首次提出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实施农业“三品一标”行动，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循环发展，随后更多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政策也逐渐发布。表1：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政策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二、绿色金融有效助力绿色农业的发展绿色金融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赋能绿色农业发展。绿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尤其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需要更多中长期资金的参与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与传统金融业务相比，绿色金融更加关注生产过程中资源高效利用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表现，并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将项目收益性与绿色化程度加以统筹考量，以具有较强针对性指标约束及融资效率方面的优惠条件平衡匹配资源供给，从而提升农业产业的绿色化程度。同时，针对绿色农业各细分门类的差异性及不同品类的发展特点，绿色金融通过模式及产品创新，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以多元化的方式支持产业绿色化发展。譬如，绿色信贷通过创新抵质押方式、建立多层次的担保体系等，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农业各个领域，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困难。另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农业水利建设、农村环境改善、产业巩固帮扶、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科技发展、农村电网建设等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实现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多项宏观政策目标。绿色金融发挥风险管理功能提升绿色农业韧性。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一方面，绿色金融通过建立科学的农业风险监测和管理指标体系，对农业风险进行识别及量化，帮助经营主体做好风险防范准备，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方面的资金注入，提升农业产业生产效率，增强主体应对风险的韧性。另一方面，通过保险及担保等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帮助经营主体增强对市场及社会领域相关风险的适应能力。通过创新建立绿色农业保险体系和绿色农业风险保障基金等方式，如设计“农业保险+订单农业+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风险管理工具，将农业主体、农产品和企业组合成风险共担体，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绿色保险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地力保护、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具体包括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责任保险、耕地地力保险、农作物价格（收入）保险、林业碳汇指数保险等。绿色金融通过引导激励机制提升农业主体的绿色发展意愿。一方面，在相关政策支持下，绿色金融通过提供具备吸引力的利率优惠及服务便利，吸引农业生产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向绿发展。譬如通过政府补贴和优惠引导，减少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面源污染；培育和扶持绿色农业主体发展，扩大绿色发展覆盖范围；通过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村农户的绿色金融意识，整体提高绿色农业的发展意愿等。另一方面，绿色金融通过对绿色农业技术创新的全面支持，不断推进农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应用。如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降低经营主体的创新风险，使成本较高的绿色农业技术创新能够享受到专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咨询服务及知识产权保险等服务，进而降低经营主体的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意愿及创新效率，促进绿色农业技术的发展。通过绿色信用和绿色投资的方式，助力农村电商、农村旅游等农业经营模式的开发和增长，扶持和培育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经营产业，推动农业绿色化现代化发展。三、当前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的问题目前，绿色金融在农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方面的推动力持续增强，但仍有不足，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绿色农业范围不明确。目前我国关于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的口径存在差异，不同部门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了不同的指导意见，导致绿色金融资金投放的精准度受到影响，难以达到最优配置。从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银行划定的绿色农业范围角度来看，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区域农商行对于绿色农业的支持重点不同且整体覆盖范围不全，导致部分绿色农业领域缺乏相应的金融工具和措施；从商业银行运营角度来看，标准的缺乏和地方农业结构的不同导致绿色金融对于绿色农业的支持重点不明。总体来看，绿色农业重点领域资金缺口仍然较大。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足。在绿色农业项目的识别和认定方面，金融机构缺乏绿色农业项目的标准和价值评估体系；在信息披露方面，金融机构很难对农村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和风险因素进行衡量和判断，信用风险较高；在抵（质）押物方面，农村经营主体的自有资产十分有限，且抵（质）押物的流动性和价值均有待考量，金融介入基础不足；在减排效应方面，农业绿色发展所减少的碳排放和环保效应在现有的核算和统计方式下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在数字化水平方面，农村金融建设数字化水平仍有待提高，难以通过科技金融手段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和规划以降低服务成本。绿色农业产业存在高风险性和低获利性。农业产业具有长周期属性及风险脆弱性，且农业产业的风险分散机制尚不健全，绿色金融的支持体系不够稳健。首先，农业的生产普遍会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农户的种植周期长且种植地域集中，风险抵抗能力弱；其次，绿色农业技术的研发风险高，在金融支持绿色农业技术研发方面，存在技术前期投入大，沉没成本高等问题，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意愿较弱，会导致金融机构加强对于绿色农业的标准审核，减少绿色农业技术的资金可获得性。普遍来看，农业产业的获利性较弱且周期较长，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强，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政策扶持和金融创新加以助力，在气候风险的危害逐渐加大的背景下，绿色农业发展对政府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对策与建议为进一步增强绿色金融在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推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作用，助力绿色农业发展。明确绿色金融支持的绿色农业重点范围。首先，完善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的标准体系。标准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明确范围和边界，精准引导金融机构服务绿色农业主体。其次，金融机构识别优质绿色农业企业和项目成本较高，政府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推动相关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效率。最后，应当鼓励金融支持绿色农业重点领域如清洁生产和低碳发展等。在清洁生产方面，可加强对有机肥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推动农产品行业绿色转型。通过使用资金配置、信贷约束等方法，引导农作物生产者使用有机肥料。从低碳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可以增加对绿色良种繁育、绿色农房建设、绿色农业技术创新等的投入，通过贷款和投资支持，鼓励农民购买和使用绿色良种，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和补贴政策，鼓励农民进行绿色农房改造，加大生产生活各环节中的新能源应用，推动农村建筑的低碳化升级。加强农村金融基础建设，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探索金融科技在农村的更多可能，鼓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绿色农业方面的创新应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绿色信用体系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增强绿色金融资金对接能力；鼓励地方构建绿色农业项目库和建立农业项目价值评价体系。构建项目库能够促进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农业项目，推动传统农业企业绿色转型。对于项目的价值评价有助于推动绿色农业项目孵化和培育，也可辅助金融机构对农业领域绿色项目的识别和资金投放；积极推动农业碳减排的核算技术开发，鼓励创建碳收储平台，助力将农业生态转化为经济价值，畅通绿色金融服务道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运行提供保障，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结构，进一步实现金融助推绿色农业的发展目标。推进服务绿色农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创新。针对绿色农业发展面临的高风险性和低获利性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应当有的放矢，加大产品创新力度，通过多种方式解决绿色农业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例如，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绿色农业信贷评审标准，引导涉农企业和生产者关注环境检测、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同时，可以因地制宜设立绿色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绿色农业产业基金等，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对绿色农业项目给予倾斜。银行可以在绿色信贷产品的基础上，开发涉农绿色专项贷款，帮助企业或农户更低成本的获得资金；保险公司可以开展产品创新，通过天气指数保险等绿色保险产品，帮助农业主体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增强绿色农业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多渠道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相关文章：1.IIGFCOP28观点|万秋旭、张家翊：应对气候变化下推动公正转型的思考——以德国鲁尔区为例2.IIGFCOP28观点

生物多样性损失对人类生活影响广泛，自然丧失加剧了气候变化，威胁粮食安全，并危害人类生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800万种动植物物种中有100万种面临灭绝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2年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概述了到2030年阻止和扭转自然丧失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生物多样性融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昆明-蒙特利尔框架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OP28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召开会议，围绕生物多样性金融展开讨论。一、COP28会议下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成果生物多样性损失对人类生活影响广泛，自然丧失加剧了气候变化，威胁粮食安全，并危害人类生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800万种动植物物种中有100万种面临灭绝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2年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概述了到2030年阻止和扭转自然丧失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生物多样性融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昆明-蒙特利尔框架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OP28

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开幕。COP28主席苏尔坦表示：“COP28是所有缔约方齐聚一堂、拿出可行解决方案的时刻。我们必须准备好真正的答案以应对挑战，在2030年前减少220亿吨碳排放，加强全球气候韧性，调动必要规模的资金，以实现公正和公平的转型。”公正转型作为一项全球性挑战，聚焦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不平等性、资源分配不均、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等问题，是各国积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进全球适应目标共同达成的重要工作内容。本文以传统工业转型成功案例——德国鲁尔区为研究对象，探索该地区在公正转型方面的经验探索，以此为启示思考国内落实公正转型的路径。全文从鲁尔区历史背景和既往挑战出发，在政策立法、产业再就业、资金资助等方面梳理其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并就国内推进公正转型提出建议。一、公正转型的内涵及挑战（一）公正转型概念简析在推动社会经济从高碳转型至低碳的过程中，因传统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体系向更多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变，不可避免地将为地方就业规模、产业技能要求及工人收入稳定性等带来损失。国际社会相关组织持久地关注并致力于缓解转型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降低因延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对相关产业、工人造成的负面冲击。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COP16）正式关注到该方面并首次将公正转型概念纳入议题中。根据定义，“公正转型”即全面考虑工人和产业等各方利益，提高社会公正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该概念则被更加细化地规范为旨在缓解淘汰产业和失业对工人、社区的影响，创造全新体面的工作，形成绿色产业和健康社区的政策。2015年《巴黎协定》序言中称“劳动力公正转型及创造体面优质的工作”为必须考虑的“当务之急”。而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次缔约方会议（COP24）上通过的《团结与公正转型宣言》(“西里西亚宣言”)进一步肯定了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公正转型准则”。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我国在提出“双碳”目标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公正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强调：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公正转型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其关注度与重要性均不言而喻。（二）国内公正转型面临的难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电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建筑八大高排放行业的转型是我国落实“双碳”目标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但这八大行业存在一些共性使得推动公正转型面临挑战。一是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转型成本极高。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基础均影响了不同国家间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传统化石能源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推进能源过快转型可能使当地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挑战，使其绿色化转型更难以推进的同时，民众也可能承受更高能源转型成本而产生更多负面影响。以煤炭行业为例，煤炭行业生产量每增加100万吨，拉动就业人数增长0.7万人，而我国行业拉动力达0.9万人/百万吨以上，居全球煤炭生产国首位。我国煤炭行业规模本身庞大，据相关学者统计，为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仅煤炭行业失业人数将达到286万—390万人，每年失业人口68.52万—93.4万人，预计需1.35-1.84万亿元资金填补行业绿色转型的资金损失1。二是劳动人员实现平滑再就业困难。对于亟需转型的行业，我国虽通过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补助金、稳岗培训、失业保险基金等形式对相关行业职工开展安置补偿，2022年中央财政下达超1000亿元失业补助指导地方统筹就业支援与技能提升，但由于新旧发展模式、所需技能等不同，仅仅依赖补贴是远远不够的。原有工作的技能要求保持在较低水平，而因低碳经济转型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与失业工人技能并不能有效匹配，科技取代程度较高，致使大量失业流出人员难以平滑地实现再就业，受影响群体的再教育和安置机制成为一大难题。同时，八大控排行业多集聚在中西部地区，经济仍待加快发展，相关产业所在区域及当地企业就业承载力有限，可供选择和容纳的就业岗位和渠道有限。二、鲁尔区对公正转型的实践（一）德国鲁尔区转型现状概览鲁尔工业区曾是德国煤矿的最大集聚区，是德国强大工业的象征，在一百多年内从乡下农庄发展为涵盖近20个城市的工业带，并成为德国的钢铁和煤炭中心。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起随着能源危机带来的能源政策转变，世界煤炭和钢铁价格一路下地，强制性迫使鲁尔区陷入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人口外流的问题旋涡。鲁尔区乃至整个德国决策者、规划者和民众都意识到鲁尔区亟需进行绿色的颠覆性变革。为振兴鲁尔区经济，德国政府着手指导了鲁尔区开展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工作，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并扶持新兴产业。1968年，州政府出台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鲁尔发展纲要”，对矿区做出重点清理整顿并围绕主业延伸多元化产业链，应用信息技术融合工艺流程、过程控制、产品配方、信息采集、运行管理、市场销售、物流配送等，全流程改造传统产业。此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工业协会及工会等联合制定“鲁尔行动计划”，逐步强化电子信息、汽车、计算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主导权，降低鲁尔区对传统重工业的依赖。经过数十年持续性结构调整，鲁尔区已逐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建立起绿色高科技产业园、商贸中心和文化体育设施。（二）鲁尔区公正转型实操分析妥善处理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过渡阶段产生的劳动力问题，是低碳转型的难题，也是实现公正转型的关键。在推进新旧产业交替的过程中，鲁尔区针对劳动力从政策立法、产业就业、资金资助、技能培训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保障转型过程中的公平公正，防止因失业人口众多引发的社会动荡。政策立法层面，为确保劳工再就业落实程度，从国家到地方在退煤方案中都高度重视煤炭产区和产业从业者的公平转型，以国家立法形式确保转型进程的公平公正。德国议会于2020年通过《减少和终止煤炭发电法》与《加强煤炭地区结构调整法》，规定电厂关闭和向经营者、失业员工支付补偿所采取的程序，对人员的高质量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详细规划。产业就业层面，鲁尔区在处理老工业区的环境污染过程中吸引形成环境治理相关新集群，吸纳就业岗位和就业人数增加。地方政府还通过出资购地、修复生态、出售土地、招商引资等手段加快新兴产业园区的建立，如当地波鸿钢铁公司1951年曾拥有员工1万人，1970年关闭时由市政府买下公司土地所有权，并土地大刀阔斧改革。1980年该土地建起59个中小型企业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吸纳原钢铁公司3000多人就业，为新一批企业生产提供环境与安全。资金资助层面，以政府为主导对煤炭、钢铁企业提供充足资金支持。仅1966—1976年间政府已拨款150亿马克资助煤矿改造，至2018年鲁尔区关闭所有矿井，煤、钢等传统产业仍在持续收到政府通过降低投资税、补贴价格、低息贷款等提供的转型补助。2020年1月德国中央政府和鲁尔区就淘汰燃煤达成共识，斥资400亿欧元补贴四个主要煤炭开采州因能源转型造成的损失，包括给电厂运营商支付一定经济补偿、实现能源基础设施和电力系统的现代化、提供就业培训和安置服务等。2022年7月德国批准一项总额约为1775亿欧元的“气候与转型基金”，将为能源密集型企业、个人家庭因转型受到的影响提供支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使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相关企业及劳动者亏损降低至最小。此外，德国保险体系中将失业保险及补贴纳入基本险种。技能培训层面，鲁尔区特别重视对下岗职工的转岗培训，建立多个职业培训机构，对下岗和转岗人员进行新岗位职业培训。为保证失业者能够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德国政府建立了必要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缓冲制度，保证失业员工不会因此而使得整个家庭社会边缘化，能够维持当地居民适度的生活质量。（三）鲁尔区公正转型成效从鲁尔区的转型成果来看，鲁尔区已基本实现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迁移。1980年，鲁尔区的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53.1％，到2009年已降至28.9%。而同期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由47.0％上升到71.1%，行业转型成效显著（见表1）。目前在鲁尔区已有15万个规模不等的企业，多数为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达到所有就业人口的65％。表1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适应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然而，在气候适应行动本应随之加速的情况下，相关进展却在全面放缓。而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即使实现了《巴黎协定》的控温目标，剩余气候风险——在作出适应努力之后仍然存在的风险——也将持续存在，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和损害。因此，加速、扩张气候适应行动迫在眉睫。2023年12月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COP28迪拜气候变化大会举办之际讨论其备受关注的气候报告之一，即《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本文将基于此《报告》，探讨全球适应行动的进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需求与融资缺口，分析当前存在的损失和损害问题，并针对未来全球适应行动的发展提供策略建议。一、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进展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认识到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开展了相关适应规划工作，但适应规划的国家覆盖范围以及规划内容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依旧有待提高。自2000年代初以来，已准备国家适应规划（NAP）的国家数量逐年增加，截至2023年8月5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缔约方中，已有六分之五的国家制定了NAP。然而，随着大部分国家已完成规划建设，近两年实现NAPs全球覆盖的进展正在放缓。在制定规划文书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方面，大部分国家在适应规划的全面性、包容性、可实施性方面表现良好，且有77%的国家已建立了横向协调机制，如跨部委委员会；然而，纵向协调机制的发展尚未成熟，仅36%的国家建设了如协调国家和地方之间适应战略联系的纵向协调委员会或平台等，更少（32%）的国家制定了地方适应计划。另外，在监测和评估（M&E）方面，大多数国家普遍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来充分监测和评估其国家适应过程，只有49个国家（24%）拥有一个M&E系统，且目前的M&E活动更多侧重于监测而非评估，其中仅16个国家发布了评估报告，可能无法全面反映适应措施的实际效果和问题。图

2023年12月4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方大会（COP28）的资金日，关于气候资金的议题成为全场焦点。除了各界所关注的发达国家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ew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期间，卢森堡交易所（LuxSE）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主办了一场主题为性别金融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旨在全面阐述资本市场如何在推动全球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她力量”逐渐渗透到气候行动中的方方面面，女性群体的参与也越来越收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可。为进一步帮助女性参与到气候行动中，通过性别金融赋能女性发展成为了关键一环。本文将首先探讨性别金融的重要性，其次深入研究性别金融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演变，并从预算及投资两个角度分析目前中国市场在性别金融产品方面与国际市场的差距，最后为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通过金融手段助力性别平等给出建议。一、性别金融重要性及定义（一）金融助力性别平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性别平等是实现全球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目标5再次强调了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的重要性。然而，全球在性别平等问题上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近期，联合国妇女署和开发计划署共同发布的全球报告中显示，目前没有国家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仅有不到1%的妇女和女童生活在女性赋能得到高度重视及性别差距较小的国家，即近31亿妇女和女童，生活在女性赋能行动存在显著不足和性别差距较大的国家。缩小性别差距是助力全球GDP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妇女经济赋权不仅能够提高生产力，还能促进经济多元化，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在发达国家，提升女性就业率能够带来近6万亿美元的GDP增长[1]；然而，若进一步拉开性别差距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球GDP近16%[2]。然而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在经济活动参与方面面临着相对有限的机会。据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不到男性的75%[3]；女性在非正式、低薪或被低估的职位中的占比例则比男性更高；疫情及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失业潮，而妇女因此受到的影响更为深远，进一步扩大了性别差距[4]。此外，女性在金融服务方面也难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在世界范围内超过半数的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近十亿的女性无法获得银行提供的服务[5]。解决女性经济参与和金融可获性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着重支持妇女创业和就业，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到妇女在这方面面临多重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但不限于有区别的融资渠道、更严格的信贷要求、有限的数字化和金融获取资源、女性对金融知识的认知不足，以及缺乏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金融产品等。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社会和金融领域能够整体提高对性别平等问题的认知，积极为女性提供更专业、更易获取的金融产品和培训，并建立并完善支持妇女创业和就业的政策框架。（二）性别金融定义性别金融的目标是通过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以及性别视角的投资等方式，改善女性金融服务获取的难度，在经济上赋予女性更多的力量。深入研究性别金融领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妇女面临的复杂金融挑战，从而缩小经济机会和金融包容性之间的差距。性别金融是一系列旨在推动金融包容和性别平等的工具和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但不限于，1.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gender-responsive

2023年6月26日，ISSB发布了两份正式生效文件，对企业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2023年10月12日，TCFD在发布2023年状态报告的同时，宣布“已经履行完毕本工作组的职责并解散”，从2024年起将TCFD监督职责移交给ISSB，标志着IFRS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在气候投融资领域推出新举措，建立完善气候领域的国内与国际政策布局，一方面增加对外气候与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推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和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以气候议题为核心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气候投融资纳入产业发展与对外战略重点。同时，美国和欧盟积极影响联合国、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机制，以谋求领导气候治理方面的多方国际合作。本文旨在帮助我国梳理美国和欧盟气候投融资新动向及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发展合作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建议。一、美国气候融资与贸易保护措施动向自2021年1月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以来，拜登政府便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如宣布以“全政府”方式推行《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试图从气候角度撬动美国的国际地缘政治影响，随后，在通胀高企的困境中推出《通胀削减法案》（IRA），试图增加气候领域公共支出以遏制能源价格通胀，但引起了多国对其“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批评，为国际气候合作蒙上阴影。（一）《国际气候融资计划》目的与要点美国试图通过《国际气候融资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制定国际气候融资目标、重塑气候全球领导力。拜登政府在2021年4月22日正式发布的《计划》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规模较奥巴马时期增长一倍、适应资金规模增长为原来三倍的目标。具体而言，《计划》主要从五个方面开展具体工作：一是扩大国际气候融资并增强其影响力，包括提高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美国千禧年挑战公司等公共机构的国际气候投资规模，并加强对外技术援助等；二是调动私人资本，通过多边开发银行与双边合作等渠道强化美国官方各投资主体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筹集、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三是采取措施终止对碳密集型化石燃料能源的国际官方资助，包括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多边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促使其修订信贷标准，以引导资金远离碳密集型项目；四是参与国际信息披露和气候投融资标准制定，强化气候风险管理，推动资本流动与低排放、气候韧性路径保持一致；五是为了建立国际社会公信，提出要形成对气候融资的定义、衡量和报告的标准。整体上，美国不仅重视通过双边渠道扩大对外气候投融资规模，也注重通过参与并影响各类多边国际组织提高自身影响力，如向国际能源署等国际机构增加捐款，并在G7会议上先后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等。美国在各项计划中均强调与其盟友共同推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并聚焦气候变化领域，客观上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一定挑战。（二）《通胀削减法案》关键内容与国际反应美国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突破口推动通胀、经济下行、产业竞争力下降等各项问题解决。2022年8月16日，拜登在白宫签署了支出规模约为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以应对持续高企的通胀。如表1所示，《法案》预计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域投入3690亿美元，在提高气候韧性领域投入40亿美元，使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法案》支出部分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并作为应对能源通胀的手段之一。表1

绿色金融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我国幅员辽阔，绿色资源丰富，要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必须推动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和转化，在此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作用。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应当如何发力破局？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如何因地制宜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中小微企业是重要的碳排放源，如何着力推动普惠小微主体绿色发展、实现低碳转型？带着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期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各地推进生态价值转化工作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应当如何系统性解决这些问题？

水泥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之一，与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等关系密切。然而，受到城市化进程减缓、水泥生产成本上升、行业产能过剩等原因，水泥企业面临亏损扩大的问题。相对竞争力低、效益差的企业陷入了缩减规模或退出市场的困境。同时，水泥行业是能源消耗最密集的行业之一，其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因此，实现水泥产业的绿色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参考了国内外水泥企业成功进行绿色转型的案例，以商业模式、技术创新和市场整合为切入点，探讨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途径，以实现行业绿色低碳的经营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一、中国水泥行业的趋势和机遇（一）中国水泥行业发展现状概况中国是水泥的主要生产国，其生产总量长期超过二十多亿吨，长期位居全球总产量第一。水泥行业由于其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特点，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环境监测的重点行业。我国政府目前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用环境政策规制倒逼水泥企业进行水泥生产环节的节能减排、实施企业绿色优化转型，以期实现水泥行业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用优惠政策激励中国水泥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例如助推水泥企业收购合并与重组，优化企业生产要素结构，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水泥产品质量等，以提升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近年来由于国家城市化进程减缓，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减少、新开工面积逐年递减，兼之新冠疫情、极端天气、煤炭价格上涨等影响，水泥制造成本提高，水泥需求量也呈明显下行趋势。图

三年前，中国向世界作出郑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三年间，围绕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金融业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金融力量。回顾过去三年，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绿色金融取得了哪些耀眼的成绩？目前还有哪些问题待解？下一步绿色金融创新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是什么？如何进一步引导金融精准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金融时报》记者：今年是“双碳”目标提出三周年。三年来，金融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果和突破？王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推动下，中国坚持以绿色金融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杠杆作用，有力支撑着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主要为促进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推动绿色金融健康发展，对于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切实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为相关领域资金需求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重要支撑。那么，绿色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景和速度如何？ESG理念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中国质量万里行》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记者：请简单介绍下近年来我国绿色发展的成就？绿色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绿色则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个维度协同推进，践行绿色发展。降碳，是要高质量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减污，是要减少环境污染，打好蓝天、水源和土壤的保卫战，让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近年来，我国在治理污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成就。比如，北京现在雾霾天越来越少，“蓝天白云”的日子比以前多了；长江“十年禁渔”已经初见成效，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城市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期生活在黑臭水体旁的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增强；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优质水体增多。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当下城市绿化建设重要的目的之一，也是提高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手段。生物系统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多年来我国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比如，建设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等第一批5家国家公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血液。此前，人民银行已明确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基本内涵，即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与市场定价的“三大功能”，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监管与信息披露要求、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与市场体系、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的“五大支柱”。记者：目前，哪些国家处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前列？您如何看待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景和速度？存在哪些困难和难点？王遥：从全球角度来说，经济相对发达、金融市场基础较完善国家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较好。根据中财大绿金院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绿色金融相对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中国是唯一位于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绿色金融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始终在国家层面引领着全球绿色金融合作，在国际主流的绿色金融平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积极地支持国际绿色金融倡议，其自身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借鉴价值。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自上而下”地推动政策指引金融机构和企业向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过渡，通过“自上而下”的金融政策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市场探索相结合，通过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区域绿色发展成效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层面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探索有效路径，推动了中国绿色金融的高质量飞速发展，为国际层面提供了绿色金融“中国名片”。另一方面，中国兼顾污染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同步推进，根据其自身尚处于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时期，明确以“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在环境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技术突破等方面持续推动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也存在许多挑战。一是国际绿色金融标准亟待进一步协同，尽管目前中欧已经推动了双方绿色金融标准协同，但全球范围内的绿色金融标准在支持项目、约束范围、审核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际组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分类标准在支持项目上的覆盖面有所不同，绿色项目在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和存续期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差异，这增加了国际金融机构跨境投融资合作的成本。二是当前全球的绿色与气候投融资规模仍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在气候适应领域的资金仍旧显著滞后于减缓领域，距离实现向可持续、净零排放的世界过渡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引导更多的公共和私人资本流入相关投资以支持低碳发展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举措。三是全球绿色金融能力建设仍需加强，当前绿色金融发展需求不断增长和变化，对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金融机构角度，需进一步在环境信息披露、环境压力测试、气候和环境风险识别与管理、数据平台搭建等多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与时俱进地开展绿色金融工作。从全社会角度，应加强培养跨学科的国际绿色金融人才，服务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政策制定、市场实践等工作，为绿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夯实基础。记者：除去绿色产业，高碳产业的低碳转型，对于高质量发展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您认为在绿色金融外，还可以采用哪些方式和手段推动高碳行业的转型？王遥：绿色低碳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金融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仅要支持绿色产业，还要推动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升级。2019年，经合组织（OECD）提出“转型金融”（transition

2016年水权交易平台启动，我国开始开展用水权交易，主要包括区域水权交易、取水权交易和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三种交易形式，截至2022年末累计成交水量达到37.5亿立方米。用水权交易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为用水权融资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用水权改革为案例，分析其融资机制的进展，为其他地方的用水权融资提供经验借鉴。一、用水权融资整体情况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发展基于水权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2022年8月，水利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新水权交易措施，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协调，协同研究探索通过用水权质押、抵押、担保等方式，为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提供融资支持。总体而言，各省市专门针对用水权融资的政策较少，其他出台的政策中提及用水权融资的亦不多（见表1），但用水权融资已逐渐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此外，已有20个省出台水权交易政策，这对推动用水权融资具有重要作用。表1

近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为今后全国金融工作提出发展目标与要求：“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定调未来金融发展的主旨方向。会议在布局“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时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结合前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效推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有望在把握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要求下，使金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必要性及难点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将助力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农户在内的普惠主体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建设者，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以农业农村为例，农村地区是普惠金融的重要服务对象，不少专家学者都曾表达过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与必要性，譬如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温铁军，2022）；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特定区域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等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由此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等。为此可以明确的是农村经济中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这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所决定的，也是未来要丰富我国经济增长极所必须的，在城市资源逐渐饱和的趋势下，未来市场的更多关注点也将逐步向农村地区转移，要实现潜力的高效发现，则需要农村的生产要素、生产结构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配置与组合，以更适应发展需求的模式进行优化，而要实现资源的再配置，需要从人力、技术、资本等多个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调整，金融无疑是关键一环。资源配置本身即是金融的重要作用，发展普惠金融，即是扩展农村金融的可达性，为金融作用在农村的发挥提供基础。当前“多层次普惠金融供给格局逐步确立，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持续优化，服务普惠金融的信用信息体系不断完善，支撑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制度更加健全”，普惠金融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即具备了实施的基础；而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能够从绿色视角发现农村经济的价值，也能够引导农村经济立足更绿色化的方向发展，有着其独特的作用优势。从宏观上是比较容易理解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的必要性的，但在实践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普惠主体的绿色化发展与融资动力在哪里？类似问题的提出通常面临几个困境，一是农民、小微企业等普惠主体是不是具备绿色化发展的能力，比如面向农业农村、小微企业提出更严格的绿色发展要求时，农民、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不是能够满足，这种不能满足可能体现在潜在绿色发展成本的增加上，例如我们在开展绿色普惠金融融合的调研中发现，如果让农民去通过获取绿色认证的方式获得绿色金融融资支持，面对着这笔新增的认证支出，有限的收益下则会“劝退”普惠主体绿色认证的积极性。二是绿色普惠金融下金融机构的成本与收益似乎并不容易平衡，比如金融机构推进普惠金融时，其盈利性明显是有限的，在绿色金融尚处发展初期的阶段，如果发展绿色普惠金融，似乎金融机构的动力并不强烈。要破题现实的困境，从宏观来看需要立足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调整，从微观来看需要对普惠主体绿色发展根源的认识和对绿色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宏观层面，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转化的过程，在此阶段，传统注重“规模”“量级”的发展模式将调整，更加注重“质”的效益，包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考虑绿色、福祉、合作等可持续发展议题，中国经济增速也将由此前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化，这就要求市场主体以重经济质量的视角重新定义“利润”与“价值”的内涵。在微观层面，一是从绿色发展的根源来看，一旦农业农村、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的积极性会显著提升。那么普惠主体绿色发展的经济效益在哪里？《意见》中也给出了方向，这种发展增长的空间体现在农村通过多元化生产经营增加农民的长期财产性收入之中，也体现在农村通过散煤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生活环境绿色化的改造带来的未来发展潜力之中，以及小微企业通过生产方式的不断提升、创造更高附加值产品的经营之中。为此，找准普惠主体发展的路径、未来的增值空间，也就找到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的关键道路，同时除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外，以金融支持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优化同样是支持普惠主体发展的应有之意。二是从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来看，立足发展客观规律与发展主体的客观特点，普惠主体的绿色与大型市场主体的绿色、农村的绿色与城市的绿色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意味着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是一个“过程性”的金融活动，即要伴随着普惠主体的发展阶段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绿色要求，此时绿色金融不仅发挥着资源集聚的作用，其也通过提出一定的“绿色”要求助力普惠主体防范了非绿的风险。但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并不应该是被动等待普惠主体的绿色发展机会，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本身也将促进发展价值的发现。譬如金融的介入将对资源的交易与自由流动注入新的动能，因为流动性本身即是金融发展的重要要求，更好的流动性对于促进交易、科学定价等均有积极的作用，这也恰是农村经济加快发展所必须的。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是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土地、资源、人力等互动活跃起来，城乡发展的壁垒才能更好打破，由于涉及历史因素、发展实情等，要素流动的破冰需要审慎科学，但也正因为此，金融的介入也才有助于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发现要素自由流动的有效路径，在不断磨合中为要素的流动找到最佳路径。比如目前多个农村地区开展的基于林权、采砂权、滩涂养殖权等自然资源产权权益的绿色金融创新，以及基于农村土地开展的融资探索等，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没有办法完全通过资源的自由流动解决金融面临的潜在风险，但无疑相关绿色普惠金融的尝试正在引发对资源自由流动的更多探讨与探索，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激活了更多的沉睡资源，真正推动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找到更多机会。除了在推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外，绿色金融与普惠主体的融合也顺应了绿色产业创新的需求，加快绿色金融向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的集聚，对建立中国绿色产业的供应链基础、孵化新兴业态也将有积极作用。二、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关键领域目前绿色普惠金融已有诸多实践，未来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更要在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当前，浙江多地围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开展了探索，譬如台州普惠小微绿色金融应用场景“微绿达”平台，衢州围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开展的工作机制、标准体系、监测体系的创新；贵州在绿色普惠金融信贷产品方面的丰富等。相关探索在促进产融衔接、发现小微企业的绿色价值、完善小微企业的绿色行为积累基础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目前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还需要政策的引导与要求，市场的空间较为有限，但基于农村经济、小微企业发展中在产业升级及结构化改革中蕴含着的潜力与机遇，未来发挥普惠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作用仍有很大空间。一是要从战略层面找准普惠主体的绿色发展的空间，作为区域绿色普惠金融布局的重点方向。从农业农村来看，绿色发展的机会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从农业生态经济产业化中找到发展机遇，因地制宜将农村的生态资源向生产要素转化，以内生发展的动力支撑未来长期向好的格局，是农村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小微主体来看，绿色发展的机会在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的过程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从产业绿色化与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结合小微企业灵活性强的特点找到小微企业的发展方向，是绿色新动能的重要来源。二是要以综合性的要素组合形成推进普惠主体发展的闭环。产业、财政、金融、土地等不同要素在推动普惠主体发展中均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产业为基础，以财政为引导，以金融为媒介等，形成推动普惠主体的发展闭环，在其中找到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着力点，才能真正构建绿色普惠的良性闭环。三是要建立动态调整的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优化“以大代小、多点发力”的绿色普惠金融模式。如上文所述，绿色普惠金融是一个“过程性”金融，需要以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适应普惠主体绿色发展的新特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主体因地制宜“定义”地方绿色发展的主要内涵，允许地方在充分自主发展的框架下创新绿色普惠金融的主要范围，给予绿色普惠金融守正创新的自主权。同时顺应发展的规律，发展“以大代小”的绿色供应链金融，即顺应产业发展的规律与当前农村产业化的特点，通过农业农村供应链的支持、对龙头企业的支持等，以推动产业链的不断延展；发展“多点发力”的多样性绿色普惠金融，在产业、环境等多维度布局发挥金融与财政资金的作用，实现多要素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带来绿色普惠金融的更大效益。四是利用绿色普惠金融的流动性助力农业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在守正创新与风险管理中，实现新的突破与赋能。上文已经提出了发展金融对于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积极作用，但实践中相关壁垒尚未完全突破，造成了金融风险处置的难点，为此要在条件成熟、市场基础活跃、发展水平较为领先的地区率先探索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实践，譬如循序渐进突破自然资源权益的自由流转限制，在合理水平下以赋予农村资源以金融价值，以便进一步发现绿色资产的市场价值，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关文章：1.IIGF观点|孙瑾、李海佩：践行绿色贸易融资，促进绿色转型发展2.IIGF观点丨王遥：践行绿色金融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指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会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本文阐述了绿色贸易融资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绿色金融拓展交叉领域的内涵，通过分析绿色贸易和绿色贸易融资的政策与影响，为绿色贸易融资赋能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一、背景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国经历了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重大考验，“可持续”和“绿色”这两个词汇也因此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不断融入到经济领域。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际贸易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趋势，绿色贸易融资就是其中之一。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报告针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报告第十部分中强调，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李斌提到要提升金融服务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水平。绿色贸易融资作为支持绿色发展的创新交叉金融手段，通过推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有效配置，从而取得最佳（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通过引导供给侧进行绿色生产，推动消费行为的绿色化转型，从而很好地体现了其对环境保护以及⼈与⾃然和谐相处的重视与发展意义，是推动绿色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载体。二、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历程政策驱动因素助推贸易融资的“绿色化”转型，因此，国内要探索建立绿色贸易融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对采用绿色贸易方式进行的融资活动采取激励性措施，令约束性法律责任与激励性经济措施一起形成市场导向机制，同时引导公众参与，使相关机构有压力和动力去实施绿色贸易融资。[1]中国绿色贸易政策经历五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尚未起步，主要是对国际环境与贸易议题和政策进行跟踪并开展探索性研究。2000年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绿色贸易政策起步阶段，该阶段的绿色贸易政策主要以防御性应对中国加入WTO后的绿色贸易壁垒为主。“十二五”期末到“十三五”期初是中国绿色贸易政策发展阶段，此阶段绿色贸易政策开始寻求环境与贸易关系的协调融合。2015年，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9号)，明确提出“鼓励开展绿色贸易”。此后，商务部发布的《商务部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商资发〔2015〕313号)再次强调“支持天津市……鼓励开展绿色贸易”，对于探索开展绿色贸易指明了方向。“十三五”期末至“十四五”期初是中国绿色贸易政策深化阶段，绿色贸易政策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要求也越来越具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贡献者和引领者。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于发展绿色贸易已不仅仅是原则性表述，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包括“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进出口。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设计和制造，构建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和供应链，并采用国际先进环保标准，获得节能、低碳等绿色产品认证，实现可持续发展”，体现出绿色贸易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2]

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致力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等方面的作用。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改善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三农”等金融服务。绿色普惠金融作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手段，对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和维护国家金融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绿色普惠金融和ESG理念的相关内涵及关联性，通过分析当下商业银行借助ESG理念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的具体实例，展现ESG理念对于绿色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最后结合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为ESG理念赋能绿色普惠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一、背景介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推动我国普惠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发挥普惠金融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等方面的作用。2022年6月，原银保监会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提出银行业保险业应将ESG要求纳入管理流程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调了ESG理念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授信决策流程和信息披露中的实践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推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动力。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致力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首次在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服务中融入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为金融机构进一步探索普惠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的应用场景创新提供方向指引。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首次给出绿色金融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概念在2005年被正式提出，根据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由于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在发展中存在“绿而不惠、惠而不绿”的问题，绿色普惠金融的概念被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引导下，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服务中融入绿色低碳理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受到重视。图1

评估和识别女性小微企业的气候融资机会。为扩大项目影响力，同时为读者了解女性金融的相关研究和活动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将设立“G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