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COP28观点|国际合作部：COP28会议下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进展与展望
一、COP28会议下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成果
生物多样性损失对人类生活影响广泛，自然丧失加剧了气候变化，威胁粮食安全，并危害人类生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800万种动植物物种中有100万种面临灭绝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2年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概述了到2030年阻止和扭转自然丧失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生物多样性融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昆明-蒙特利尔框架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OP28 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倡导者 H.E Razan Khalifa Al Mubarak 表示：“确保自然的最完整和最全面的形式得到认可、支持和资助，作为气候行动的先决条件，一直是 COP28 主席国的首要任务。”在COP28 会议期间，主席国及其合作伙伴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新举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公布了以自然气候行动为重点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计划和伙伴关系，以落实《巴黎协定》和最近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包括：
卢拉·达席尔瓦总统和 COP28 主席团还宣布建立为期两年的伙伴关系，以便在贝伦召开COP30的时间内为大自然调动新的资源和政治支持。
COP28 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倡导者 Razan Al Mubarak宣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为自然气候项目提供1亿美元的新资金，其中首期投资 3000 万美元用于加纳政府的“弹性加纳”计划 。“弹性加纳”由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发起，加拿大、新加坡、美国和其他私营部门联合倡议额外提供了 8000 万美元的支持。
汤加总理奥法基瓦哈弗劳·索瓦莱尼 (Siaosi'Ofakivahafolau Sovaleni) 宣布贝佐斯地球基金向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P-SIDS) 提供1亿美元资金，用于“解锁蓝色太平洋繁荣计划”，以到2030年保护30%的水域和专属经济区的面积。
包括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Builders Vision 和 Oceankind 在内的一批慈善机构宣布在海洋复原力气候联盟(ORCA)下提供2.5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保护脆弱海洋区域、基于海洋的缓解努力以及气候影响研究。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确认为三项森林融资计划提供资金，包括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1亿美元、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6000万美元、为刚果共和国提供5000万美元，以通过可核查的碳信用额推动私人融资用于保护和当地发展交易。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 (Joko Widodo) 和挪威首相乔纳斯·加尔·斯托雷 (Jonas Gahr Støre) 提出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印度尼西亚开创性的 FOLU Net Sink 2030 计划。
亚洲开发银行与欧佩克基金、沙特阿拉伯、法国开发银行、法国和绿色气候基金的东盟催化绿色金融基金共同宣布了自然金融中心，这是一项新举措，承诺从发展伙伴筹集 10 亿美元， 计划到2030年再动员 20 亿美元的额外私人融资资金用于以自然为重点的气候项目。
这些自然气候计划还推动了先前承诺的进展，包括 COP26 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其中145个国家同意到2030年制止和扭转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以及去年12月商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前196个国家就共同框架达成一致，到2030年阻止自然全面丧失。
中国方面，11月30日和12月6日，COP28中国角分别举办了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机制”和“多利益相关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边会，探讨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有关进展。
二、中国生物多样性金融进展
中国已在绿色金融分类标准中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并在开发相关金融产品和推出支持生物多样性融资的生态融资机制等层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同时，中国也开展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计算和试点应用，为量化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提供了方法依据。但是，当前我国在生物多样性融资上的尝试和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仍需进一步深入。以下就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绿色金融分类标准、开发生物多样性相关金融产品、以及建立生态融资机制三个方面阐述我国在生物多样性融资中所做的探索和尝试。
首先，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是我国探索引导资金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一步。当前，中国已初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了现有的金融分类标准，并在《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年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中均已纳入了部分生物多样性相关内容。例如，在《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中，中国已纳入20多项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包括绿色农业、绿色渔业、天然林保护、森林资源培育、国家公园、湿地保护、海域综合治理、荒漠化治理、水生生物保护、矿山生态修复、地下水修复等。
第二，我国部分金融机构已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联的金融产品。主要产品包括银行信贷、保险、生物多样性主题的绿色债券、以及基金等。其中，银行信贷产品层面，2021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丽水市推出了把生态信用作为金融信贷前提的金融创新产品。比如“生态信用+金融”模式、“两山贷”、“茶商E贷”、“生态富民贷”等多个金融产品。保险产品层面，2022年5月，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矛盾冲突，推进保险赔偿工作有序推进，青海省印发《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保险赔偿试点方案》，确定首年度试点期间保险费为每年300万元试点期间保险费由省级财政负担；债券产品层面，2021年9月，中国银行发行了一笔两年期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募集资金5.8亿美元，用于中国本土陆地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产品层面，2017年，湖南张家界在全国首创以旅游行业为背景的“契约型私募”扶贫基金，总规模20亿元，采取股权加债权的形式投放资金，支持张家界户外精品旅游线路开发，为生态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地区探索地方经济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合发展的道路。然而，与国际金融市场上相比，中国的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创新实践还比较有限。这也是未来几年，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部门应重点开拓的方向。
第三，我国建立了多层级的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融资机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仍为政府财政支出，民间和国际资金的占比仍较低。因此，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也积极探索将生态保护与金融机制相结合，推出了以政策激励为主导，引导多部门资金参与的市场化生态融资机制，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其中：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机制建设上，2021年4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印发了《关于同意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的通知》确定了36个项目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工作，期限跨度为2021-2023年。2021年10月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发布了《关于推荐第二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目的通知》并批准了第二批试点项目。2022年3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囊括了采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及其他市场化方式运作的项目，推进并引导金融资金投入重大生态环保项目。
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上，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将建立稳定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补偿机制。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上，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鼓励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该意见也提出加大绿色金融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开展和探索“生态资产权益抵押+项目贷”模式，支持区域内生态环境提升及绿色产业发展；鼓励银行机构加大对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探索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和模式。2021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明确了给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的政策措施，包括规划管控、产权激励、资源利用、财税支持、金融支持等五个方面。
三、生物多样性金融展望
我国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存在资金缺口大且资金来源不足、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和披露政策不完善、以及相关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在国际层面，针对上述我国存在的部分问题已有了一些解决方案和相关实践，值得我国进一步探究、分析和借鉴。
（一）通过投融资手段和金融产品创新，减少资金缺口
虽然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居世界前列，但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融资规模很小，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层面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
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拓展现有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纳入生物多样性内容，或通过制定生物多样性金融分类标准以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和边界，以引导资金流向相关产业。同时，公共部门也会通过财政措施激励私人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机构也在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创新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创新性地开发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债券、贷款、基金和票据的金融产品。通过上述三大方式的结合，引导、促进、激励资金流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弥补资金缺口。
首先，分类标准制定方面。《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案》引导资金流入其六大环境目标，其中水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目标明确涉及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成果，而其他目标也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产生影响。然而，当前阶段的欧盟分类法对经济活动的识别主要是对于碳密集型活动的识别，其目标缺乏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关注。并且由于没有相关指标能捕捉和规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设计生物多样性技术筛选指标带来了困难，导致了在应用方面很难评估生物多样性结果与分类意图的一致性，需要依赖定性分析和专家判断。
第二，公共部门推出财政政策激励方面。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融倡议（BIOFIN）的支持下，非洲塞舌尔群岛的有关部门正在建立一个可行财政框架，以便私营单位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进行高质量的投资，包括在认证支出、员工工资和其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支出方面进行减免税收。南非管理计划通过在保护机构与土地所有者之间达成协议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且该计划得到了生物多样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避免由于土地管理限制造成的生产收入下降的潜在损失。
第三，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上已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包括生物多样性债券、贷款、基金、票据。其中，生物多样性债券最具关注。2022年3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宣布将发行1.5亿美元的五年期债券，用于保护南非的黑犀牛，因此该债权也被称为“犀牛债”（Rhino Bond），该债券是世界上首个专门用于保护某一特定物种的金融工具。
在生物多样性贷款层面，主要的方式是将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与现有的贷款产品相结合。例如， 2020年，秘鲁市政储蓄和信贷银行联合会（FEPCMAC）在BIOFIN的支持下开发名为“BioCredito”的新型绿色小额信贷产品，旨在促进有助于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商业活动。
生物多样性基金层面，2018年在墨西哥，投资咨询公司SVX Mexico、BIOFIN与墨西哥自然保护基金合作成立了再生投资联盟，以促进投资流动，并提高各保护组织和被投资方的能力。其投资对象将包括在渔业、农业、林业、旅游业、水、牧场、景观管理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可持续经营的公司。
生物多样性票据层面，2014年12月，瑞士信贷和英国公司Althelia Ecosphere合作推出了自然保护票据（Nature Conservation Notes），投资于可持续农业和自然保护，增加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当地居民的收入并保护相关物种。
（二）构建并完善针对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分类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
在分类标准方面，我国尚未针对生物多样性金融出台针对性的、明确的、全面的分类标准，相关的标准仍涵盖在现有绿色金融的分类标准中。与之相比，欧盟在2020年6月正式发布的《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案》（EU Taxonomy）中，欧盟将生态多样性及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作为单独的一大目标明确列出，并对相关经济活动进行了界定，形成了生物多样性金融分类的框架。2022年3月，欧盟委员会可持续金融专家组发布了针对《法案》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相关目标的详细技术指引。2023年，欧盟针对该《法案》推出了48个新的经济活动和认定标准的集合，其中2个直接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相关，对该目标项下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扩展和进一步细化。
在信息披露方面，我国尚未出台明确、全面针对生物多样性信息的披露框架和细则。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相关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已取得初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政府在探索生物多样性披露的标准和框架。在披露框架和规则制定层上，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 Board, CDSB）的CDSB框架下生物多样性相关披露应用指南 、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NFD）的披露框架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GRI 304：生物多样性2016标准等。在披露实践上，虽然已有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的实践，但整体而言披露机构数量较少，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认知不高，披露数据仍有限且尚难以量化。完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对于金融机构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当前国际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披露标准制定上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在披露实践中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研究和能力建设
生物多样性金融还面临着能力建设和跨领域人才培养的挑战。现阶段生物多样性金融的研究工作多处于理论阶段。为了满足生物多样性金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设需求，跨生态环境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将为未来发展生物多样性金融积蓄力量，相应的人才培养工作既是当下面临的挑战也是未来发展的基于。
当前，日益活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国际合作和交流，为后续能力和人才培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NGFS-INSPIRE于2021年4月设立了关于“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的联合研究工作组，并在2021年10月和2022年3月分别发布了研究的中期和最终报告，对生物多样性相关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和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当前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相关金融风险方面仍需要方法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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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魏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