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析|能源结构有序调整与绿色信贷政策调控
原文标题:能源结构有序调整与绿色信贷政策调控
原文作者:马理、张人中、马威、牛慕鸿
发表期刊:金融研究
一、研究背景
能源碳排放的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然而当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依然较高,消耗化石能源带来较多的碳排放,富煤、贫油、少气和以煤电为主的电力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与此同时,运用金融手段助力低碳减排已成为近年来重要的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能源的结构升级。
在推进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把握好政策的力度至关重要,调控力度不够或者用力过猛都难以达到好的调控效果。因此,探讨推动能源结构有序转型的政策最优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推动能源结构有序转型的传导机理,探讨推动能源结构有序转型的政策最优度,为有效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二、理论机制
本文模型设定的重要创新点在于同时引入高碳和低碳企业,在消费端,家庭部门的消费同时包含高碳企业的产品C1和低碳企业的产品C2,家庭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N代表劳动,M代表碳排放量。同时家庭劳动供给也由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两个部门复合而成。
企业部门的设定同时包含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设定的差异在于两者面临不同的融资约束。其中,高碳企业由于技术成熟,有稳定的生产经营模式,抗风险能力较高,信用等级也相对较高。而低碳企业由于生产模式和技术手段尚未成熟,风险相对较高,融资与偿债能力相对较弱。
企业与银行融资合约满足下式:
其中,v为商业银行获取企业信息的成本,对于高碳企业而言这一成本更高。ψ代表企业还款的临界值,由于低碳企业的风险较高,因此低碳企业违约的临界值要高于高碳企业违约的临界值。因此,在以上设定下,如果风险和收益一定,低碳企业将付出更高的利率。
贷款收益与成本满足下式:
设定如下式所示的融资溢价函数:
进一步联立得企业风险溢价的表达式,由于高碳企业运行模式相对稳定,因此在相同的杠杆率下,高碳企业的风险溢价要低于低碳企业。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的总量型货币政策,还包括支持绿色发展的绿色信贷政策,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M代表碳排放量,相关政策主要设定为盯住碳排放量的形式。
三、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模拟了总量型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模拟发现总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变量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较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于高碳和低碳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图1),其对于高碳行业企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低碳行业企业的促进作用,不利于经济的低碳转型。
图1 总量型货币政策对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随后,本文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模拟结果表明,一方面绿色信贷政策对于大部分的宏观经济指标均有正向的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低碳企业的产出、投资等指标,并有效降低低碳企业的杠杆率和贷款利率(图2)。
图2 绿色信贷政策对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的影响
最后,本文开展了福利分析,探讨绿色信贷政策的最优支持力度,研究产业结构、政策强度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图3)。可见,当低碳企业占比较低时,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不理想,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而当低碳企业占比较高时,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将具有不错的效果,社会福利将较大幅度增加,体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
图3 产业结构、政策强度与社会福利的相关性
原文摘要:
发展低碳产业有助于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但调控政策力度不够或“用力过猛”都难以达到好的效果。本文建立包含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的E-DSGE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低碳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差异化能源结构的背景下,针对不同调控力度的绿色信贷政策进行福利分析,讨论政策的最优度,推动能源结构有序调整。结果显示:在长期中,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是利国利民的必然选择,绿色信贷政策可以促进低碳产业发展,但短期内如果超过政策的最优度,可能导致总产出下降,降低居民消费和就业率。建议继续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降低煤电占比、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关注调控政策的最优度,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防止短期内出现经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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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文蔚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原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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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黄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