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摄影家镜头里的中国——林林总总的变迁，悲欢离合的容貌

斋藤康一是当代日本摄影界人物肖像照领域的泰斗，他长期在《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等日本主流媒体的刊物上主持作品连载，曾跟随众多当代日本名人拍摄了许多经典作品。个性谦虚温和、平易近人的斋藤康一，容易获得被拍摄者的信任，加上他温馨的影像风格，善于表现出被拍摄者自然人性的一面，使得他的作品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1965年首次访华，穿着军大衣的斋藤康一在延安

斋藤康一还是日本摄影界里少有的“中国通”。1965年秋天，在偶然的机遇下，他参加了日中两国青年联欢活动，踏进当时被外界视为神秘大地的中国大陆，留下了近百卷胶片的照片。

1965年，广州

斋藤康一从小即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这跟他祖父的教导有关。1935年出生东京的他，成长于二战时期的日本社会，在日本国内弥漫着对中国强烈敌意的那个年代，斋藤的祖父在家里私底下告诉他“自古以来中国拥有伟大的文化，是一个了不起的邻邦，本不应该跟他们交战的”，然后偷偷地教他中国的古典精华。或许早年受到祖父熏陶的缘故，斋藤康一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朦胧的钟情与好奇。

北京街头，1965

 斋藤康一通过实际的参访，开始对中国拥有浓厚的兴趣，回国以后一直期待有第二次访华的机会。然而，来年中国大陆即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连跟中国特别亲近的外国友人也很难去大陆境内，何况是当时还年轻，也没有社会主义政党背景的斋藤康一自然更不可能有访华的机会。

斋藤康一

    目睹了“文革”最后一年的中国

直到1976年，斋藤康一好不容易等到第二次机会。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日本新兴佛教团体“创价学会”旗下的“民音（民主音乐协会）”邀请上海京剧团飞日本表演。上海京剧团安排于1976年5月在日本开演，民音方面先于4月间派媒体代表团到上海做采访宣传工作。斋藤康一以日本四大新闻媒体所组成的采访团之摄影师的身份，第一次搭机直航中国大陆。

上海几许萧瑟和冷清的街头，1976

1965年，斋藤第一次访华时，日中双方的邦交尚未正常化，访问大陆的大多数外国人，要先飞往香港，再经过罗湖海关才能够进入大陆。1972年，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4年9月，日中定期航线终于开通。1976年，包括斋藤康一在内的日本媒体代表团，从东京飞往北京，再转中国国内航班机到上海，开始采访之行。

上海京剧团一名成员在家中指导孩子清唱，1976

斋藤对重逢久违十一年的中国大陆有着高度期待，但他所看到的1976年大陆百姓的表情和1965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1976年4月周恩来逝世没多久，也就是四五事件不久后。斋藤说：“在上海，看到一位学校老师站在两轮拖车的上面打鼓指挥学生们，老师的表情很明显地流露出疲倦，他打出来的节奏和声音，一点都没有活力，跟十一年前朝气蓬勃的社会氛围大大不同。目睹这些，我很震惊，印象也特别深刻。”

上海女兵进行操演的情形，

此时为文革前一年，政治气氛日益浓厚。

上海京剧团赴日本表演的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因此，斋藤的主要任务就是拍摄京剧团的照片。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体现数百年来的中国传统舞台剧的精髓，大搞“破四旧”和“立四新”的年代，这些传统艺术到底被如何改造？他们的处境如何？特别是1965年，斋藤第一次访华时，访问过上海京剧团。因此，过去十一年之间，京剧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斋藤对这些问题特别感兴趣。

上海京剧团正在排演革命现代戏《战海浪》，1976

斋藤试问团员，以前看过的传统戏服现在放在哪里？团员回答说，那些已经全部都烧掉了。由于斋藤在日本采访过无数艺术家，非常了解舞台演员演戏的本能，打死都不相信这些团员说的话。他判断，或许到了排练场就能看到被改造前的模样，于是他特别提出要到排练场拍摄的要求。

上海京剧团一开始婉拒斋藤的要求，但斋藤非常坚持，最后京剧团只好妥协，在舞台上铺好厚垫，让斋藤拍摄短暂的排练，适度满足他的要求，但坚决不让外国来宾看到后台。对此斋藤也没办法，决定不再为难京剧团，只是默默地拍摄临时的排练。上海京剧团的一举一动，都忠实地反映着教条生硬的“文革”末期的社会氛围。

采访的同时，斋藤不忘忙里偷闲，跑去市井小巷拍摄普通百姓的照片，虽然数量有限，不过还是成功地捕捉到“文革”末期的社会景观，目睹了死气沉沉、极度疲倦的中国社会。斋藤心中萌生一般好奇：这样被压抑到极点的中国社会，将来会走向哪里呢？

改革开放启动，社会朝气蓬勃

“文革”终于正式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斋藤康一开始积极地往返日本和中国之间，有时以私人身份参加旅行团（当时，中国政府原则不开放外国人的自助旅行，只有特定的旅行团有办法申请中国签证），有时会通过受邀于日本或中国的单位主办的活动，尽量找机会去访问。

北海公园，小朋友们春游 （北京 1978）

斋藤每次来都带几十卷底片，他几乎跑遍了中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还有哈尔滨、呼和浩特、拉萨以及云南等边远地区。他所拍摄的内容和对象非常丰富，从人物肖像到名胜古迹，包含了淳朴的乡村和多变的城市。这段时期，他快门下的中国社会朝气蓬勃、充满魅力。

淮海中路附近，阴雨天中的行人 （上海 1983）

清真大寺前广场（呼和浩特 1979）

斋藤特别关注城乡景观和底层百姓生活的变化。他生长于东京，会以直觉观察城市生活的变迁，因此很自然会拍摄中国城市的生活。至于乡村的变化，有时虽比城市还要鲜明，少数民族的生活、著名名胜古迹等都很吸引人，但那部分的变化有时看来大同小异。

因此，斋藤决定反复造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记录市井庶民的点点滴滴，捕捉时代变化的细节。同时，斋藤也费足心力追踪苏州、杭州等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型古老城市的当代演变。

小巷里，小女孩在户外做功课 （杭州  1983）

午后的阳光洒落在街道上，树影摇曳，穿流着下班回家的自行车潮（苏州 1985）

斋藤康一不只用相机记录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各地的变化，同时也敏锐地通过自己的耳朵捕捉社会的变化。

穿戴漂亮的小女生 （苏州 1985）

街边小贩，传统的小杂货店曾是这座南方商业城市的特色之一  （广州  1986）

路边休息聊天的妇女们  （扬州 1988）

普化寺外，一名男子骑着脚踏车在木制桥墩上过河

（山西五台山  1991）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百姓的服装明显多元了，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变得活泼，同时百姓的思想也逐渐改变”，这就是斋藤的心得。

他举例说，1965年和1999年的两场国庆大典给他带来的不同感受。1965年的中国，虽然还很穷，但处处充满着建设新国家的喜悦，百姓的士气也非常高昂，国庆当天的游行队伍进行得非常整齐，过了天安门广场后还秩序井然。

参加中国国庆的日本青年，1965

到1999年，建国50年国庆大典的氛围和1965年大大不同，庆典虽然华丽壮观，但整体的气氛缓和很多，游行队伍过了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放松了，之前的紧绷氛围再不复见。斋藤康一认为，改革开放的进展带来中国经济的大幅成长，百姓的所得逐年提高，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同时因为整个社会相对富裕起来，百姓的紧张情绪也慢慢地驰缓下来，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重视中国人四十年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照相机几乎是昂贵奢侈品的代名词，拥有相机的中国家庭并不多。根据斋藤康一的回忆，在早期中国的观光景点，一定会看到出租相机的从业者，旅客买底片的同时，跟租相机者花钱借用相机，和家人、跟朋友摆个姿态拍各式各样的纪念照，拍完后把底片拿去洗。

天安门广场，国营拍摄点及等候拍照的军人

当时，在大陆的景点周边可以看到，不少旅客拿着刚洗好的照片边看边走的样子，斋藤感受到大陆百姓对照片的爱好。除了在相馆或景点拍摄的纪念照之外，大陆百姓手里自己拍摄的照片数量很有限。

一名衣着西装拍照的本地男子引起围观，社会气氛微妙地改变  （兰州 1979）

至于社会生活照片，官方提供的宣传照片都是固定风格的摆拍，以作为宣传用，不太可能去拍摄自然状态的百姓生活。

长安街清晨，几辆载满废品的三轮车  （北京 1978）

在这种情况下，斋藤康一凭着摄影师的好奇心和艺术感，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的中国街头生活，包括北京胡同里凌乱的民居、上海石库门的窄巷的居所，还有许许多多拆到一半的老建筑。林林总总的城乡变迁、居民悲欢离合的容貌，共同交织成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进行曲。

北京  1965年

斋藤康一的中国摄影作品，仿佛四十年来中国人的肖像，逐一走过眼前，看似久远，实际上重现了四十年来中国人所走过的路，自是无比的熟悉和感念。

文字 / 《老照片》 本田善彦

图片 / 网  络

编辑 / 小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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